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已經過去十八年了。
捷克流亡詩人米蘭。昆德拉曾說過：「人與強權的鬥爭，即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在一九六八年捷克布拉格之春血腥鎮壓事件之後，捷克統治者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要人民忘記這件事，而捷克獨立知識分子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要人民不要忘記這件事。
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之後的情形也是這樣。中共當局一再開動各種宣傳機器，極力掩蓋與迴避六四血腥鎮壓的事實真相。而海內外的許多有志之士，卻一直致力於「毋忘六四」的工作，儘管也有些人在配合殺人者，呼籲人們忘記這件事，忘記這一天。
六四血腥鎮壓事件雖然已經過去了十八年，但由於種種原因，許多事實真相至今仍然不明不白或爭議不斷。對於一起曾經震驚世界和改變了世界格局的重大歷史事件而言，這是很不應該，也是令人頗為痛心的事情。
本人作為一個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親身經歷者，尤其是作為一名在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接受過七年專業訓練的歷史文獻學者，有義務和責任為該事件留下一份可靠的歷史記錄。為此，在一九九零年三月初一個寒冷的深夜，我冒死游過海灣，穿過密布中共軍警的小島，爬過齊腰深的漫長海塗，遍體鱗傷地來到自由的彼岸。儘管自由是血淋淋的，但我依然由衷地感到慶幸，因為我終於獲得了自由發言的權力和機會，以履行自己作為歷史見證人和歷史文獻學者的神聖職責。
長期以來，本人念茲在茲，始終沒有放棄努力。直至今日，本人終於完成了本書的定稿工作，了卻了多年來的一樁心願。
本人曾在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就讀七年，先後獲學士、碩士學位，深受中國考據學傳統的影響，崇尚實證；後又在法律專門院校----中國政法大學任教，深知法律的尊嚴。在此，我謹以人格和良知起誓，本書所記敘的一切，都是歷史的真實，絕無絲毫的虛妄，無論何時何地，我都願意並完全能夠承擔一切責任。
本書的寫作嚴格遵循中國歷史學的傳統和規範，主要記錄本人的親身經歷，但由於個人的親身經歷總是有限的，不足以反映一個曾經引起世界矚目的重大歷史事件，因此本書中適當引用了一些身份可靠的當事人的回憶和其它相關的資料，凡是引用的部分都一一註明了出處。
本書主要記錄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的整個過程，時間從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中午開始，到六月四日上午十時結束。這是迄今為止最完整的一份記錄，也可以說是唯一一份記錄。本書初稿完成於一九九零年五月，字數約五萬字。從一九九零年六月至今，香港《當代》雜誌、美國《北京之春》月刊、美國《世界日報》主辦的《世界周刊》、加拿大明鏡出版社出版的《慾火重生-----「天安門黑手」備忘錄》一書，先後摘錄發表了本書稿一萬餘字的內容，題為「天安門廣場清場紀實」或「天安門事件的最後一幕」 。這也是目前海外各中文網站有關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事件完整記錄的唯一一篇文章。本書目前的字數逾三十萬字，內容更為豐富詳實，份量遠遠超過上述的這一篇文章。
本書不僅完整地記錄了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的整個過程，而且對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作了具體而突出的描述，例如：劉曉波、侯德健、周舵、高新絕食四君子與解放軍戒嚴部隊的接觸談判情況，柴玲、李錄、封從德等學生領袖從拒絕撤離到決定撤離的過程，六部口坦克追逐碾壓學生撤離隊伍事件，學生領袖郭海峰企圖燒毀天安門城樓一案的真相，醫務人員在槍林彈雨中捨生忘死搶救傷員、記者冒著生命威脅記錄歷史真相的英勇事跡，積極抗命的第三十八集團軍軍長徐勤先和消極抗命的第三十九集團軍第一百一十六師師長許峰的故事，立功受獎、升官晉級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等等。
本書也著重闡明了一些長期存在爭議或讀者感興趣、有疑問的問題，例如：1) 天安門廣場有沒有死人。本來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以外殺人和在天安門廣場殺人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毋需特別予以討論或說明，但由於在這個問題上長期爭論不休，許多讀者也心存疑問，因此本書具體敘述了北京農業大學學生戴金平和中國人民大學學生程仁興在天安門廣場遇難的情況。2) 清場過程中坦克是否曾經碾壓帳篷及帳篷中是否有學生。3)解放軍戒嚴部隊和公安部門銷屍滅跡，導致許多遇難者生不見人，死不見屍。4) 各個解放軍戒嚴部隊的進軍路線、承擔的任務和表現，明確指出陸軍第三十八集團軍在鎮壓過程中殺人最多、最為賣力，其次是空軍第十五空降軍。5) 解放軍戒嚴部隊向天安門廣場的進軍命令和開槍命令何時下達。
本書在圍繞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這個主題的同時，對復興門、木樨地、西單路口、天安門城樓附近等主要開槍殺人現場的情況也有大量的敘述，期望讀者因此能夠對整個六四血腥鎮壓事件有一個較為完整的了解。
本書還用相當多的篇幅敘述了北京各界民眾為了保衛天安門廣場，為了保護在天安門廣場和平情願的學生，奮不顧身地用血肉之軀阻擋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英勇事跡。為此，北京各界民眾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正如本人在書中所指出的：「我由衷地敬佩北京的工人弟兄們，他們雖然文化素質不是很高，也不善於辭令，但是，他們卻在關鍵時刻表現出驚人的英勇無私精神。實際上，在八九民主運動中，最具有道德勇氣、犧牲最慘重的不是學生，更不是知識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弟兄和市民。為了保衛天安門廣場，保護天安門廣場上和平請願的學生，他們一直在用血肉之軀阻擋著武裝到牙齒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浴血奮戰，奮不顧身。他們絕大多數人手無寸鐵，少數人手中僅有的『武器』，也無非只是些磚頭石塊和棍棒而已，與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衝鋒鎗、機槍以至於裝甲車、坦克相比，顯得多麼地微不足道！」時至今日，本人仍然認為，北京各界民眾視死如歸、捨身取義的精神，是八九民主運動留給歷史和後人最寶貴的遺產之一。
在完成本書寫作之際，本人特別要感謝的是不久前被中共當局以莫須有的間諜罪名判刑五年入獄的香港資深記者程翔先生。一九九零年三月初，在本墮胎亡香港之時，得到程翔先生和他的同事劉銳紹先生的熱情鼓勵和支持，寫出了關於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字數約五萬字的文章，並在他主辦的《當代》雜誌上首次發表。後來洛杉磯華僑韓媽媽捐助了二千美元的印刷費，由《當代》雜誌將這篇文章印成方便於送入中國大陸的小冊子。
最後，謹將本書獻給所有的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犧牲者、受難者和八九民主運動的參與者，同時也獻給我的八十高齡的母親。當年為了死難者，為了獄中的好友同道，為了向國際社會說明真相，呼籲營救，我捨棄了個人的大好前程，在一個只有攝氏七度的風雨之夜，九死一生地游過海灣，抵達自由的彼岸。對此，我永不言悔。但是，我始終捨棄不了親情，對守寡多年辛苦撫養五個子女成人的母親的愧疚之情日益深重。我知道，當年自己不告而別、遠走異國他鄉之舉，對母親的打擊和傷害有多麼地大。十六年了，我不僅不能對母親侍奉盡孝，甚至連見上一面都難以做到。我苦難的母親啊，您能原諒我這個不孝的兒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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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吳仁華，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二日出生於浙江省溫州市。一九七七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先後獲學士、碩士學位。一九八六年到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室主任、助理研究員。在八九民運期間積極參與各項活動，組織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第一次遊行示威活動，擔任新華門絕食請願區負責人，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受「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委託組織特別糾察隊赴天安門廣場維護秩序，經歷了中國歷史上最血腥的一夜。一九九零年七月流亡美國。現任《新聞自由導報》總編輯、中國憲政協進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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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動向》2007年5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