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形形色色為中共所控制和滲透的政治勢力，特別是台灣國民黨上層媚共勢力和台灣反華台獨勢力，對辛灝年和《誰是新中國》一書進行長期全面圍堵、誣陷、批判、否定經年而不能「竟其功」之後，中共終於「挺身而出」，開始「大打出手」，對辛灝年及其《誰是新中國》一書展開了文革式的全方位「革命大批判」。
2005年5月21日，中共「《光明日報》之網站「光明網」，這家五十餘年來專門用以控制、批判、定性、摧殘知識分子思想和思潮的著名黨報，發表了中共化名「田雨」的寫作班子所纂寫的三十萬言書：「為新中國辯——辛灝年及其《誰是新中國》批判」。該三十萬言書，通篇赤裸裸地使用文革式的謾罵語言，並使用文革式大批判的極端下流手法，將辛灝年定性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指辛一心要幫助美帝對中國實行「和平演變」，是「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的喪家的乏走狗」，是「特務」——竟然與十年來台灣國民黨上層分裂勢力和媚共勢力曾先後並堅持誣陷辛灝年是中共匪諜「同曲同工」。中共更將《誰是新中國》一書定性為一部「妄圖挖我共產黨和新中國祖墳」的「奸偽之書」，批判該書是誣衊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歌頌獨裁者蔣介石是民族英雄、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可怕毒藥。因此，該三十萬言書，不僅要將辛灝年和他的「誰是新中國」一書同時「批倒批臭」，而且還要以「凍死蒼蠅未足奇」的無產階級革命氣派，絕不容許辛灝年這樣的人繼續存在於這個世界之上。
該三十萬言書在它正文前的摘要中寫道：
近兩年，一本20世紀90年代末出版於美國的所謂「歷史專著」——《誰是新中國》，在網上悄然瀰漫，雖然沒見出現「熱炒」的火爆場面，但炮製者辛灝年的自我遊說，黎安友（Andrew J。 Nathan）等鼓吹者的推波助瀾，以及一群不明真相者的輕信傳播，早已鬧得沸沸揚揚，甚囂塵上。他們或是心懷叵測，或是別有用心，或是對歷史無知，用荒唐與謊言為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政策，編織著誘人上當的陷阱，麻醉和毒害著心靈純潔的中國青少年學生，特別是在海外留學的中國青少年學生。同時也為中國近代史研究與教育，投下一顆毒氣四散的煙幕彈，在網路世界造成極大混亂，引起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和強烈不滿……
中共之所以終於下決心發表該三十萬言書，以求徹底批倒批臭辛灝年及其《誰是新中國》，固然是因為它布置在在海外和台灣的形形色色政治勢力對辛的誣衊和對「誰」書的長期圍堵與批判，因過於無力而不能逞其願；還因為胡錦濤反動集團在上台後開始執行了一條連江澤民也不敢執行的「旨在全面倒退的反動政治路線」——他們要借批判辛灝年和《誰是新中國》，來指責中共前領導人（指江澤民）「只沾沾自喜於自己的權力和所謂政績」，竟然說「《誰是新中國》是學術問題，不要批判和辯論，是放棄了我黨在思想戰線上的鬥爭……」。其目的，不僅是為了建立和鞏固胡錦濤反動政治集團已經到手的專制權力，而且是為了要在政治上全面倒退到毛澤東時代所進行的思想意識形態準備，與胡錦濤膽敢鼓吹「北韓和古巴在政治上一貫是正確的」，完全一致。
然而，這還不是中共終於下決心批判辛灝年及其《誰是新中國》的根本原因和目的。其根本原因，是中國大陸民間已經長達二十年的歷史反思運動，已經從根本上動搖了中共反動政權的歷史合法性；其根本目的，則是它要藉繼續竄改歷史來繼續欺世盜名，以求保住它權力的歷史合法性，以維護它已經愈來愈走向搖搖欲墜的反動統治。「不抗戰、假抗戰、甚至賣國通敵」的中共，在今年紀念抗戰六十周年之際，於全世界所做出的種種虛假表演，雖然在相當程度上達到了他要藉紀念抗戰來實行對外統戰的目的，但是，也正是因為二十年來，在海內外，特別是在中國大陸，已經湧現出了一批又一批因敢於反思歷史而勇敢揭露中共種種歷史謊言的優秀歷史著作，早已在大陸民間和海內外產生了十分廣泛的影響。所以，中共企圖繼續藉紀念抗戰來欺世盜名的罪行，也就成了「欲蓋彌彰」。而辛灝年的《誰是新中國》一書，正因為是這一歷史反思的學術尖兵，它不僅在歷史的事實上，系統地揭露了中共的歷史謊言；而且在理論上，徹底地否定了中共的共產革命；尤將中共釘在了專制復辟這一歷史和政治的恥辱柱上，確實是挖了中共革命和中共新中國的「祖墳」。所以，中共才在海外對辛灝年迄今圍堵不成、而《誰是新中國》一書又在中國大陸民間愈來愈獲得了廣泛影響和衷心認同之後，它才因深懷恐懼和痛苦，而不得不冒著鄧小平早就說過的「共產黨批誰誰香」的危險而親自上陣大開殺戒了。雖然它迄今只敢在國內秘密消毒，卻不敢在海外公開發難。
儘管中共在國內發表三十萬言書以批判辛灝年及其《誰是新中國》時，絕然不敢在國內同時發表辛灝年的《誰是新中國》一書，反之，甚至更加瘋狂地加緊了對該書和辛灝年所主編的黃花崗雜誌的封鎖。但是，本刊還是本著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的精神，在黃花崗雜誌網站全文發表中共對辛灝年及其《誰是新中國》的三十萬言大批判書全文，以饗讀者。裨能使海內外讀者都能夠對中共胡錦濤反動政權重操文革式革命大批判手段，及其反動、倒退、愚昧和下流的本質，產生更加痛切和深刻的了解。這對於我們堅持歷史反思，決心澄清歷史，為中國未來的民主化進程掃盡歷史的謊言和垃圾，無疑將會產生更大的推動作用。
【《 黃 花 崗》第 15 期訊】旅美中國大陸學者、《還原一九五七》作者魏紫丹教授日前發表長文，對中共借發表《為新中國辯》對辛灝年發動文革式大批判，提出反批評。而他提出反批評的重心，卻是揭露化名田雨的中共大批判寫作班子是在「打著紅旗反紅旗」。
他開宗明義地批評說：《為新中國辯》(簡稱《辯》)一文的作法，對共產黨來說是「反面文章正面做」；對他批的對象《誰是新中國》來說，是「正面文章反面做」；將二者合起來，從實質上來說，則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他接著指出，「辯」文把它的30萬言「摘要」歸結為三句話：一是「近兩年，一本20世紀90年代末出版於美國的所謂「歷史專著」——《誰是新中國》，在網上悄然瀰漫，雖然沒見出現「熱炒」的火爆場面，但炮製者辛灝年的自我遊說，黎安友（Andrew J﹒Nathan）等鼓吹者的推波助瀾，以及一群不明真相者的輕信傳播，早已鬧得沸沸揚揚，甚囂塵上」。二是「他們或是心懷叵測，或是別有用心，或是對歷史無知，用荒唐與謊言為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政策，編織著誘人上當的陷阱，麻醉和毒害著心靈純潔的中國青少年學生，特別是在海外留學的中國青少年學生」。三是「為中國近代史研究與教育，投下一顆毒氣四散的煙幕彈，在網路世界造成極大混亂，引起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和強烈不滿 。」但這三句話恰恰證明了該寫作班子是《誰是新中國》一書的一位聲嘶力竭的義務推銷員，是在「名貶實褒、名抑實揚、名拒實迎」地確證著該書所展現出的三大特點：一是「內容的真實性衝決了中共建築的謊言大壩」；二是「傳播的廣泛性實屬震撼人心，也震撼了共產王朝的統治根基」；三是「風格的創新使它在諸多歷史專著中獨樹一幟」。
接著，魏紫丹教授便從事實和理論兩個方面，針對中共三十萬言的文革式謾罵，逐一地予以了批判，特別對「辯」文是怎樣用「欲蓋彌彰」的手法，借對《誰是新中國》進行批判，來「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予以了極其透徹的揭露。
在該批判文章結束時，魏紫丹教授用情很深地說道：
新中國之新，新在國魂；孫中山先生創立的三民主義就是大中華民國的國魂。
辛先生之書，義正詞嚴，經緯交織，涇渭分明，親者快，仇者痛。
辛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日月當空，一身正氣，兩袖清風。
他還不無恢諧和風趣地以「駱駝在前進，狗在叫」的民間俗諺，結束了他的長達七萬字的反批評文章。
魏紫丹教授文章全文在黃花崗雜誌網站發表。
《為新中國辯》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對「摘要」的解讀
魏紫丹
《為新中國辯》(簡稱《辯》)一文的作法，對共產黨來說是反面文章正面做；對他批的對象《誰是新中國》來說，是正面文章反面做；將二者合起來，從實質上來說，則是打著紅旗反紅旗。這裡可有二解：一是打著紅旗真的就是目的，反紅旗只是事與願違的客觀效果，即毛澤東常說別人而最後落到自身的「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二是打著紅旗是手段，反紅旗才真正是目的。後者可以說是大陸文人的生存之道。就連名望如巴金者，他說他為了說一句真話也要配上幾句假話。看來，事實竟是這樣，也真是這樣：說假話可以掩護著真話出籠，就等於打著紅旗作護身符；而說真話就意味著反紅旗，或者說紅旗就要反你，總之是很冒險的事情。至於說，「辯」文作者的悶葫蘆里究竟裝的是什麼藥？讀者好像是在審視一個沒打開的西瓜，只能是隔皮斷瓤，帶有猜謎的性質。而筆者則是這樣判定的：「辯」文不論從何種意義上說，都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因此，我寫這篇讀後感，就是在此前提下，謹持被動態度，不再另起爐灶，只是就窩下蛋，做一點兒「點破」的功夫；差別僅在於是從第一種意義上點破還是從第二種意義上點破而已。
「辯」文把它的30萬言，「摘要」歸結為三句話：「近兩年，一本20世紀90年代末出版於美國的所謂「歷史專著」──《誰是新中國》（英文書名：《Which is the New China──Distinguishing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在網上悄然瀰漫，雖然沒見出現「熱炒」的火爆場面，但炮製者辛灝年的自我遊說，黎安友（Andrew J. Nathan）等鼓吹者的推波助瀾，以及一群不明真相者的輕信傳播，早已鬧得沸沸揚揚，甚囂塵上。他們或是心懷叵測，或是別有用心，或是對歷史無知，用荒唐與謊言為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政策，編織著誘人上當的陷阱，麻醉和毒害著心靈純潔的中國青少年學生，特別是在海外留學的中國青少年學生。同時也為中國近代史研究與教育，投下一顆毒氣四散的煙幕彈，在網絡世界造成極大混亂，引起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和強烈不滿。」
從三句話的總精神中可以破解出：作者是一位《誰是新中國》一書的聲嘶力竭的義務推銷員，盡其所能地確證該書所展現出的三大特點：內容的真實性衝決中共建築的謊言大壩；傳播的廣泛性震撼人心，也震撼了共產王朝的統治根基；風格的創新性使它在諸多歷史專著中獨樹一幟；以及書如其人，從書中透露出作者人品方面的兩個特徵：屹然挺立與清正廉潔。
讓我們來看看：「辯」文是怎樣用「欲蓋彌彰」作為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具體手法，對《誰是新中國》進行名貶實褒、名抑實揚、名拒實迎，而凸現其三大特點的？
一，內容的真實性衝決中共建築的謊言大壩
最根本的是，從內容上講，《誰是新中國》是以翔實的史實、無可反駁的邏輯、精確無誤的語言、實事求是的態度、標示出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中華民國是孫中山先生倡導的共和革命所創建的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專制復辟所帶來的舊中國」，從而使自己的立論立於不敗之地，從而也把中共永遠釘死在「開倒車的反對共和革命的專制復辟」之歷史恥辱柱上。
我們不必追問：《辯》文的意圖是要使中共從恥辱柱上解脫下來，還是要在「批判」的幌子下，切切實實地宣揚《誰是新中國》所揭示的真相和真理，因而把中共釘得更牢？但是，我們很高興他能大量地引證原文，讓大陸讀者一瞻原著風貌。
在《誰是新中國》的「內容簡介」中，我們看到，鼓吹者有大言不慚的如是地說──
《誰是新中國》一書是在對世界近三百年歷史進行全新探討和深入剖析的前提下，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一個總回顧和總辨析。它所建立的理論體系，所揭露的歷史真相，不僅從理論與事實兩個方面，對新中國──中華民國，一再遭遇國內外形形色色專制勢力反撲和顛覆的艱難歷史，予以了清晰的論述；還對中國共產黨在蘇俄的長期命令和直接指揮下，對中華民國實行造反和奪權的行徑，及其在革命的名義之下，於中國大陸全面復辟專制制度的事實，予以了明確的論證；特別是它對一系列重大歷史問題所進行的澄清，不僅是對中共史學界和思想界的嚴峻挑戰，而且是對費正清中國現代史觀的深深責難。
《誰是新中國》一書在對中國現代歷史作了極為嚴謹的辨析之後，指出，辛亥之後中國民主過渡的艱難反覆歷程，與歐洲前專制國家的民主過渡歷程並無二致，為民主過渡的必然歷程所使然。這對於提高中華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昭示中國民主統一的前途究竟何在，及其與中華民國前途的關係，無疑具有重大的意義。
本書高屋建瓴、氣勢恢宏，但又深入淺出、說理綿密。既具有發人深省的理論魅力，又具有冷峻沉雄的論辯風格。作者在初稿完成後，曾應邀在北美一些著名大學和各地僑界作系統講演，其所一再產生的轟動效應，已經預示著這部嶄新的「中國現代史辨」，將使讀者和學界矚目
據炮製者辛灝年在自供狀中說，為了這個所謂的「真話和真情」，「一九九四年三月，本書作者懷揣著一個明確但是危險的答案，一個歷經十數年不為人所知的痛苦研究才獲得的重大成果，和數十萬字已經整理好的研究資料，離開了故土，告別了親友，來到了異國他鄉，為的是要在一塊自由的土地上，來完成他的著述，來回答歷史的種種詰難，來證明──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
我們又在《誰是新中國》的「祖國大陸友人歷史學家謝幼田教授序」中，看到這樣的說辭──
辛灝年先生的著作是理的匯聚。
辛灝年先生的著作是情的凝結。
…………
中國人，中國知識分子在毛澤東時代的遭遇，不是在那裡的血淚中浸泡過的人，永遠不能體會其中那地獄般的苦境。毛始終把知識分子作為革命對象的九種人之一，用一切手法要知識分子在「靈魂深處鬧革命」；睜眼對世界的看法，閉眼對人生的領悟，翻書對歷史的見解，心靈對藝術的追求，一切一切，都被這個新式的、超過秦始皇的皇帝所規範。不接受規範者，就要受到商鞅式的刑法處置……
辛灝年先生從文學家變成了歷史學家。他以發奮之情，盯住了中華民國史。
他發現中華民國史是一堆糊塗帳。
他發現，中華民國的曲折成敗，在於「革命與復辟」，在於「專制和民主的反覆較量」。找到了這個立足點，他就好象突然站到了一座高山之巔，去俯瞰腳下奔來眼底、又沖向未來的滔滔歷史長河。
他的筆就象拍岸的驚濤聲，在謳歌、讚美、肯定；在譴責、批判、否定。他的筆，描繪出了許多早已蒙塵的大量史實畫卷，找到了現實的許多來龍去脈。
這就是呈現在我們面前的──辛灝年先生的歷史巨著。
與此同時，我們又在《祖國大陸文友作家鄭義先生序》中，看到這樣的話語──
這是一部傑出的歷史學著作。
它的出現，將對中國的精神和現實造成震撼。
一九九四年春，辛灝年隨身帶著這部書的提綱和資料，孤注一擲，從中共軍警眼皮下冒險闖關，登上飛向新大陸的飛機。直到起飛，直到飛機躍上萬米雲空，心情才開始平靜。我的生活中也有類似場面，體驗著屈辱與正義衝突。雖然是近二十年之老友，我所了解的僅是小說家高爾品，而非歷史學家辛灝年。而且勇氣和學說究竟是兩回事，道德勇氣並不等同學說價值。閱罷初稿，方如釋重負：一部將改變中國歷史的著作正在誕生。
…………
無論公開演講或私下交談，辛灝年先生都一次再次強調，倘若沒有大陸學者反思歷史在前，他的成就是難以想像的。此乃肺腑之言。因為無論這個時代在權力與金錢的交相誘迫之下已經墮落到了何種地步，總有人秉承著「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古訓側身戰鬥，辛灝年無非是其中之一。因此，本書既是辛灝年的著作，也是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群體智慧的結晶。
黎安友扯出「正名」的破旗，以售其奸，大肆宣揚西方的所謂「民主」，為孫中山先生的叛徒、人民公敵蔣介石及其代表的腐朽沒落階級，搖旗吶喊，招屍還魂。黎安友在《誰是新中國》的「美國友人黎安友教授序」中寫道：
雖然他的著述基於非常廣闊的研究，是一部十分嚴肅的學術著作，但辛先生對於主題的處理卻體現了一個具有獻身精神的愛國的中國人，而非僅僅是一個獨立學者的風格。他希望能夠識別那些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舞台上曾幫助推進民主進程的演員們，和那些曾破壞與阻止民主進程的演員們。要做到這一點，首當其衝的便是象孔夫子所說的「正名」。即：什麼才是民主？辛先生不相信象「民主專政」這樣一個自相矛盾的概念──他認為這只能是純粹的獨裁。相反，他認為孫中山的思想才是民主的思想。辛先生把自己與那些具有中、西傳統的現代中國歷史學家們，那些總是譴責蔣介石遺棄了孫中山價值的歷史學家們區分了開來。甚至辛先生還爭辯道，正是蔣介石與無數反對者的鬥爭，才保全了民主和民主的艱難進程。雖然後來他輸給了共產黨，那是因為孫中山和他自己的錯誤策略所致。當然，最根本的失敗原因，還是由日本侵華戰爭所造成。
辛先生獻身於寫作，卻不是一個活動家。他認為知識分子的任務是指明真相，從而使得自己的人民、特別是年輕人，能夠推動這個國家在未來走向正確的方向。
讀者諸公不要以為黎安友會真的相信辛灝年的連篇鬼話，認為「曾掙扎在生活里，卻堅持自學和寫作」的辛灝年，「不僅成了一位作家，而且成了作家中的一位學者」，「一方面努力鑽研和解讀現有的研究著作，並設法去接觸、了解和收集那些不准許公開的歷史資料；一方面懷著興奮的心情，熱切地關注著中國大陸史學界和民間，因偶然的機遇所發動起來的歷史反思潮流，及其新成果；一方面又為著揭開歷史問題的癥結，而對他在年輕時代曾獨自學習和研究過的西方思想史、特別是近代歐洲民主革命和共產革命的歷史，以及它們對於中國國民革命和中國共產革命的影響，進行了獨立的再研究和再探索」。「從此，他開始了對歷史真相的探求」，「終於能夠把他的思想用於寫作上」，「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他要把自己所發現的歷史真實寫到紙上以公之於眾的使命」
否！黎安友未必相信辛灝年就是一個「治學嚴謹」的歷史學家，也未必相信《誰是新中國》就是一本史料翔實、論據充分的「歷史專著」。但是，黎安友相信一點，那就是，辛灝年和他的所謂「傑出的歷史學著作」，有了美元這個「堅挺的後台」，完全可以使本已處於混亂的中國思想戰線，更加混亂；使迷惘西方的某些中國年輕人，更加親美！
「辯」文大篇幅地引證了正面的意見，這些意見就是《誰是新中國》一書內容的主幹和基本的精神，至於說，作者差三隔五加入的罵大街式的旁白，很像是「摘要」中提到的「煙幕彈」我以為他是把煙幕彈投向共產黨的，可別讓它掩住你的耳目。這一點，讀者務必加以注意。如能把它當作慣例，就無需再處處提醒了。這時，我似乎覺得他是第二種意義上的打著紅旗反紅旗。試看，能否從下例中得到驗證？
《誰是新中國》的主旨是確立孫中山先生創建的中華民國是新中國。
創業不易，守成更艱難；歷史重任落到了在內憂外患中繼承先生遺志、捍衛辛亥革命成果的蔣介石先生的肩上。蔣先生的歷史功勞，人皆曰：一北伐，二抗日；我獨曰：此乃第二位者也。第一位是什麼呢？是把孫中山先生對蘇俄及中共的認識提升到一個堪稱真知灼見的更高水平。孫先生只看到列寧開的一張「廢除沙俄對華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和特權」的空頭支票，而沒有機會看到它為繼承沙俄特權而進行的軍事侵華戰爭及中共「武裝保衛蘇聯」，而不是「武裝保衛祖國」，而卻是「武裝背叛祖國」。蔣先生從對蘇俄的考察和對中共打交道中，如毛澤東所說，經過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製作功夫，把對蘇俄和中共的認識，由感性認識提高到理性認識，至今為越來越多的人佩服其真知灼見，並為今後的反共復國(新中國)大業指明道路。這裡不能不提一句連毛澤東也只得承認的話語，這就是「社會帝國主義」和「俄國亡我之心不死」。
蔣先生被共產黨刻意歪曲得面目全非，大陸史學家做了很多正本清源的工作，我們從恢復「中山艦事件」的真相說起
辛灝年正是這樣「謠言世家的子弟」，他用造謠和謊言為人民公敵蔣介石塗脂抹粉，樹碑立傳，但卻使中國人民更加認清了蔣介石人民公敵的「廬山真面目」。
我們不必去花費大量的篇幅，敘述那些早已為中國人民所熟知的歷史事實，在這裡僅舉一個「中山艦事件」為例，看一看辛灝年這個「謠言世家的子弟」，是怎樣的無法自圓其說。辛灝年在《誰是新中國》裡，對「中山艦事件」做了這樣的說詞──
「中山艦事件」是國共兩黨第一次公開的大衝突，也是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黨對蘇俄與中共「挖心戰術」的第一次公開大反擊。由此國民黨乃得救，由是共產黨則註定了它在一九二七年失敗的命運。是故，國民黨稱之為「蔣中正救黨」，共產黨則從此對蔣介石恨之入骨。
七十餘年來，國共兩黨對「中山艦事件」各執一說，中外史家更是莫衷一是。用相互指責的辦法既不能誠服眾心；用索引與考據的研究亦難使雙方黨人悅服。在中國大陸，中共歷史學家乃眾口一辭，以黨言為立言……在中國台灣，隨著言論由小限制走向大開放，對這一歷史事件早已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不論是國民黨的鐵桿忠臣，還是某些要「淡化歷史」的史家，他們對該事件的研究與判斷，仍然和中國大陸頗多區別。為此，筆者將根據國共雙方和兩岸史家對中山艦事件的看法，並從中山艦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和歷史後果出發，以尋求歷史的公正結論。
辛灝年「尋求歷史的公正結論」，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我們來看他自己的註解。辛灝年在這一節的末尾寫道──
總而言之，如果中山艦事件純屬蘇俄、中共和汪氏要「倒蔣」的共同陰謀，則這個陰謀卻逼出了一個「中國國民革命的正面效應」，達到了蔣介石能夠藉機反擊蘇俄僭權和中共篡權的目的；退一萬步而言，如果中山艦事件完全為蔣介石一手製造，則它無非是蔣介石在萬般兇險之下，為自衛救黨和保衛中國國民革命而厲行的一個手段，則同樣達到了反擊蘇俄僭權和中共篡權的目的。因此，不論中山艦事件事出何因，何人，它發生的背景與後果，都證明了這個事件的歷史效應是正面的，而非反面的；是正確的，而非錯誤的；是前進的，而非倒退的，是革命的，而非反動的；是中國國民革命抵制和反擊蘇俄及中共對它實行誘逼的第一次大成功。由是蔣氏的功績才理應為之一贊。
辛灝年雖然對「中山艦事件」莫衷一是，但他卻對蔣介石利用「中山艦事件」屠殺共產黨和革命人士供認不諱，而且公然把蔣介石這一反革命罪行，說成是「蔣氏的功績」。然而，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時至今日，辛灝年對「中山艦事件」仍然是「興趣不減當年」。
2002年2月，中國大陸學者楊天石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出版，辛灝年之流如獲至寶。先是台灣《傳記文學》2003年4月號發表署名段干木的《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不顧──大陸一流學者為蔣介石翻案》的所謂「書評」。緊接著，辛灝年就在自己主編的《黃花崗雜誌》2003年第5期上發表了署名朱有道的《大陸著名學者痛說民族英雄蔣介石》一文。這一回，辛灝年之流仍然採取「謠言世家子弟」的造謠把戲，對楊天石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進行「斷章取義、無中生有、強人就己的『書評』」。
先讓我們來看一看「謠言世家子弟」辛灝年之流的所謂「書評」，看他們是怎樣地「斷章取義、無中生有、強人就己」。「書評」如是說：
近年來大陸史學界中有識之士在「再現歷史本相」方面有了振聾發聵的創建。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員楊天石教授推出的《近史探幽系列》，便是撥亂反正的佼佼者。他從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保存的蔣介石日記、美國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藏有的大量胡漢民晚年往來本刊函電以及日本外務省檔案縮微膠捲中發覺，在大陸以往的史學著作中「許多人物面目走形，許多事件雲遮霧繞離真理過遠」。
…………
中山艦事件 蔣公蒙冤七十五年
（七）中山艦事件七十多年來，一直是中共醜詆蔣公的一個重要話題，所有的大陸歷史教科書都說「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蔣介石命令海軍局調派兩艘軍艦開赴黃埔聽候調遣，海軍局代理局長兼中山艦艦長、共產黨員李之龍率艦於次晨到達黃埔。廿日凌晨，蔣介石以中山艦『有變亂政局之舉』宣布戒嚴，逮捕李之龍」。然楊天石教授以大量史料，包括中共元老包應僧、陳公博、張國濤等人回憶錄、季方報告、黃珍吾報告、歐陽鍾報告、陳孚木回憶錄等等查明，蔣公根本沒有給海軍局或李之龍下過調艦命令，矯蔣之令的是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主任歐陽鍾，幕後主使人是西山會議派、廣州市政委員長伍朝福、孫文主義學會這三方面，而歐陽鐘的後台是其叔、孫文主義學會骨幹、海軍官校副校長歐陽格；是「歐陽格與王柏齡定計，一面唆使侄兒矯令，一面向蔣公謊報李之龍謀叛，其結果便演出了震驚中外的中山艦事件」。事後，蔣公查出事涉歐陽格，即下令逮捕，一九三七年歐被蔣公下令處決。事發時，蔣公日記表明，他以為系汪精衛擺布與陷害，欲讓李之龍出動中山艦綁架他。事件真相大白後，蔣汪之隙已成，且綿延十一年，其間蔣汪時分時合，最後導致汪氏投敵叛國。（編者按：楊教授在這裡可能因不便揭露蘇俄和中共的幕後行徑，而只能將策劃中山艦事件的責任點到歐陽等人為止）。
人們不禁要問：辛灝年一乾子「文化掮客」，為什麼寡廉鮮恥到連起碼的職業道德也不顧，厚顏無恥地公開造謠？其險惡用心只有一個，那就是通過網絡時代媒體傳播廣泛而迅速的特點，造謠生事，歪曲和篡改作者原著，把作者拉下他們的渾水，讓作者「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以分裂中國知識分子隊伍，實現他們「和平演變」社會主義中國的罪惡政治目的！但是，有著清醒頭腦的中國知識分子，從未上過他們的賊船，成為實現他們罪惡政治目的犧牲品。《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的作者楊天石，不得已奮起反擊，給「謠言世家子弟」辛灝年之流當頭棒喝。楊天石在《關於拙著〈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光明網·博覽群書》2003·10·07）中義正詞嚴地駁斥道：
先是台灣《傳記文學》4月號發表段干木先生的「書評」，評論我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以下簡稱拙著）。該文題為《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不顧──大陸一流學者為蔣介石翻案》，此後，美國《黃花崗雜誌》第5期又發表《大陸著名學者痛說民族英雄蔣介石》一文，署名香港朱有道，而內容則與台灣《傳記文學》所刊完全相同。由於段干木（朱有道）先生的「書評」斷章取義，強人就己，並且借題發揮，進行政治攻擊，已經超出了「書評」的範圍，並且嚴重歪曲了我的著作，其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又對我進行惡意誣陷，我必須據理駁斥，以正視聽。「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
茲依歷史事件先後，從幾個方面揭示「書評」的歪曲，同時說明拙著的真相。
一、關於中山艦事件。拙著旨在還原歷史真相，澄清各種謬誤不實之詞，揭露此次事件雖發端於西山會議派的挑撥離間，但蔣介石的所作所為有其必然性。
中山艦事件發生於1926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當年3月18日深夜，黃埔軍校駐廣州辦事處主任歐陽鐘聲稱，「奉蔣校長命令」調艦。共產黨員、時任海軍局代局長的李之龍即派中山艦及寶璧艦應調。但是，當兩艦由廣州開到黃埔軍校後，卻發現並無調艦之事。20日晨，蔣介石下令逮捕李之龍等共產黨員五十餘人，占領中山艦，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收繳工人糾察隊槍械，監視蘇聯顧問。此後，蔣介石在許多場合，即聲稱中山艦的調動，系李之龍「矯令」，目的是將他強行綁架到莫斯科，屬於共產黨和蘇聯方面的陰謀，而1949年以來大陸歷史學家則普遍認為，調艦命令為蔣介石所發，是蔣的陰謀。事情的真相如何，一直是個謎團。
拙著根據大量紮實、可靠的資料指出：1、中山艦駛往黃埔並非李之龍「矯令」，它與汪精衛（當時國民黨的左派領袖）、季山嘉（蘇聯顧問）無關，也與中共無關。多年來，蔣介石和國民黨部分人士一直大肆宣傳的所謂「陰謀」說顯然不能成立。2、蔣介石沒有直接給海軍局或李之龍下達過調艦命令。因此，所謂蔣介石下令而又反誣李之龍「矯令」說也不能成立。3、中途加碼，「矯」蔣介石之令的是黃埔軍校駐廣州辦事處主任歐陽鍾（拙著115～116頁，以下僅注頁碼）。其原因在於國民黨右派想「拆散」當時廣州國民政府的團結局面，挑撥國共關係，「使共產黨和蔣分家」（121頁）。拙著特別著重指出：就蔣介石誤信右派謠言來說，中山艦事件有其偶然性；就當時國民黨內左、右派的激烈鬥爭和蔣介石的思想來說，又有其必然性（127頁）。「蔣介石和左派力量爭奪領導權的鬥爭必不可免，即使沒有右派的造謠和挑撥，蔣介石遲早也會製造出另一個事件來的。」（129頁）
拙著關於中山艦事件的論述大體如上。但是，在段干木（朱有道）先生的「書評」中，卻專門寫了一段「中山艦事件，蔣介石蒙冤七十五年」，作為拙著為蔣介石「翻案」的有力證據之一。這是嚴肅的科學態度嗎？
…………
六、結語。通過上述分析可見，段干木（朱有道）先生的「書評」斷章取義，自取所需，強人就己，無中生有，嚴重歪曲了拙著的面貌。其各種觀點，均系「書評」作者的觀點，與拙著無關。「書評」還有一部分政治攻擊的內容，相信明眼人均能看出，那是「書評」作者某種情緒的發泄，與拙著更沒有任何關係。拙著是實事求是的學術研究，讀者如有不同看法，可以提出討論以至撰文公開批評，這是有利於學術發展的正常現象。但是，連拙著都沒有讀，就惡意誣陷，借端煽動，就不能認為是正常的了。
盡人皆知，發生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山艦事件」，是一個早有定論的歷史事件，在這裡我們沒有必要加以贅述「中山艦事件」的始末。辛灝年之流大打「中山艦事件」牌，其目的也不是為了進行歷史的考證，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反共反人民。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辛灝年之流，為了達到自己歪曲和篡改歷史，替蔣介石及其代表的反動勢力翻案之目的，到了何等無恥的地步！但是，為早已成為歷史垃圾的蔣介石反革命集團翻案，並不是辛灝年的目的，他的目的是通過為蔣介石反革命集團翻案，達到否定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革命的歷史，從而在中國實行他們的所謂「民主」制度，即在中國全面復辟資本主義制度。
「辯」文引證三人(楊天石、朱有道、辛灝年)、兩刊(《傳記文學》、《黃花崗》)、一網站(光明網。博覽群書)的言論，洋洋灑灑，千言萬語，其實最要緊的只是楊先生的一句話：「蔣介石沒有直接給海軍局或李之龍下達過調艦命令。」這是最主要之點，最根本的事實，是事實中的「大者」。我想像楊先生說這句話的時候，腦中可能會出現孟老夫子說的那句話：「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特別是，其它所有的大量的關於因果的邏輯推理，都絕對地必須以它為「大前提」，否則，只能是鬼話連篇。楊先生又說：「1949年以來大陸歷史學家則普遍認為，調艦命令為蔣介石所發，是蔣的陰謀。」這和《書評》所述──中山艦事件七十多年來，一直是中共醜詆蔣公的一個重要話題，所有的大陸歷史教科書都說「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蔣介石命令海軍局調派兩艘軍艦開赴黃埔聽候調遣，海軍局代理局長兼中山艦艦長、共產黨員李之龍率艦於次晨到達黃埔。廿日凌晨，蔣介石以中山艦『有變亂政局之舉』宣布戒嚴，逮捕李之龍」。──不是如出一轍嗎？中共竟能把「拙著根據大量紮實、可靠的資料指出」的「蔣介石沒有直接給海軍局或李之龍下達過調艦命令」篡改為「調艦命令為蔣介石所發，是蔣的陰謀」
這裡有一點必須一口咬死，絕對明確，是絲毫也不許打馬虎眼的：既然沒有調令，你這個共產黨員艦長李之龍擅自調艦，訴諸軍法，該當何罪？。換上任何一個統帥也不會比國民革命領袖蔣介石更胸懷磊落、鄭重嚴明！而共產黨竟寡廉鮮恥到連起碼的職業道德也不顧，厚顏無恥地公開造謠：「調艦命令為蔣介石所發，是蔣的陰謀」而這正如「辯」文所指出的：「同時也為中國近代史研究與教育，投下一顆毒氣四散的煙幕彈。」毒害了幾代中國人，至今仍是毒霧瀰漫。用系統的謊言掩蓋歷史的真相，把中國人民自己的民族英雄誣衊為賣國賊，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誣衊為新軍閥、反動派，而把認賊作父、禍國殃民的大災星硬捧為大救星。害得辛灝年刨新中國的祖墳在中國找不到，還得到俄國和德國去刨。
讓我們來看看「辯」文是如何裝著窮凶極惡，對此義憤填膺，發出一系列破口大罵的吧！──
我們不必去花費大量的篇幅，敘述那些早已為中國人民所熟知的歷史事實，在這裡僅舉一個「中山艦事件」為例，看一看辛灝年這個「謠言世家的子弟」，是怎樣的無法自圓其說。
人們不禁要問：辛灝年一乾子「文化掮客」，為什麼寡廉鮮恥到連起碼的職業道德也不顧，厚顏無恥地公開造謠？
盡人皆知，發生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山艦事件」，是一個早有定論的歷史事件，在這裡我們沒有必要加以贅述「中山艦事件」的始末。辛灝年之流大打「中山艦事件」牌，其目的也不是為了進行歷史的考證，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反共反人民。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辛灝年之流，為了達到自己歪曲和篡改歷史，替蔣介石及其代表的反動勢力翻案之目的，到了何等無恥的地步！
讀者會發現，在「罵人」上也是可以「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同時也都會看透，誰才是這個被罵為「謠言世家的子弟」，一乾子「文化掮客」，為什麼寡廉鮮恥到連起碼的職業道德也不顧，厚顏無恥地公開造謠？歪曲和篡改歷史到了何等無恥的地步！等等等等；當之無愧的受主？非他也，乃把歷史篡改得面目全非的中共也。你從這裡就可以看出，凡是罵辛灝年的話，都是罵共產黨的，同時你也無法不感嘆作者打著紅旗反紅旗手法之純熟！
尤有甚者，「辯」文說的「盡人皆知，發生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山艦事件』，是一個早有定論的歷史事件。」問題在於，「早」在何時？是在楊先生的「拙著」發表之前嗎？如果是這樣，那麼，下面罵的「辛灝年之流大打『中山艦事件』牌，其目的也不是為了進行歷史的考證，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反共反人民。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辛灝年之流，為了達到自己歪曲和篡改歷史，替蔣介石及其代表的反動勢力翻案之目的，到了何等無恥的地步！」就是罵在楊先生身上，這也正好是楊先生自己指出的「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又對我進行惡意誣陷。」的內容。如果楊先生站出來說：「在這一點上，我就是要替蔣介石翻案！」這是既合事實又合邏輯的。也是站在歷史的唯一正確方面進行的撥亂反正工作。至於說「拙著特別著重指出：就蔣介石誤信右派謠言來說，中山艦事件有其偶然性；就當時國民黨內左、右派的激烈鬥爭和蔣介石的思想來說，又有其必然性（127頁）。」即便楊先生這個主觀推斷是100%的正確，也只是對事態發展的預測，也不能代替，更不能否定當下這個鐵的事實。而激怒那些「別有用心」的極左頑固派的，就正是這個鐵的事實。這既是如同破案掌握到鐵證如山，又像抓住了陰謀家的魔爪；任極左頑固派因為被刨了祖墳而驢踢馬跳、咆哮如雷，我們就是要，咬定鐵山不放鬆，立意原在破案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南西北風。歷史終於還了蒙冤75年的蔣公以清白！氣死蒼蠅未足奇。
楊先生對《書評》的態度，也不能說是公允的，難道曹雪芹能對《紅樓夢》的書評或「見淫」、或「見排滿」……橫加指責嗎？更何況朱先生的《書評》對於「拙著」來說並不離譜呢！再者，到什麼程度就算是「強人就己」，其界定也是無法衷於一是的。我敢這樣說，在古今中外的所有書評中找不出一篇不塗上評者主觀色彩，即一點兒也不強人就己的文章。不信嗎？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大作即為本地風光。但我們完全理解楊先生是出於「余不得已也。」的處境。至此之前，在《書評》提到「中共黨史與理論權威胡喬木生前讚譽《中山艦事件之謎》一文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路子是對的，要堅持這樣走下去』」的時候，《黃花崗》雜誌加編者按：「這在楊天石教授雖為『不得已』，在胡喬木則為再一次有心誤導，以為中共開脫歷史罪責。」楊先生在這裡證明，《黃花崗》編者先前指出的「不得已」，實在是有先見之明。另一條按語：「楊教授在這裡可能因不便揭露蘇俄和中共的幕後行徑，而只能將策劃中山艦事件的責任點到歐陽等人為止。」我認為，遲早有一天也會被證實是有先見之明的。
經《誰是新中國》證實的一個最本質的真實，就是證實了共產黨的所有作為都是為了、同時也是實現了的一個目的，就是復辟舊中國。
辛灝年也並沒有什麼新招數，使用的仍然是老手段──「謠言世家子弟」造謠的本事。辛灝年絞盡腦汁，歪曲和篡改歷史，給中國共產黨扣上了十一條大罪狀──
一，污衊中國共產黨破壞和背叛中國民主革命，竊奪國民黨領導權；
二，污衊中國共產黨反對、利用、破壞北伐，背叛國民革命；
三，污衊中國共產黨叛亂叛國、分裂祖國和製造「兩個中國」；
四，污衊中國共產黨是農民造反黨；
五，污衊中國共產黨假言抗日以圖存、藉口抗日以擴張；
六，污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乘國難以圖存；
七，污衊中國共產黨持續分裂和破壞抗戰陣營；
八，污衊中國共產黨的持久戰是通敵賣國；
九，污衊中國共產黨在革命的名義下發動內戰打江山；
十，污衊中國共產黨施行教政合一，全方位復辟專制制度；
十一，污衊中國共產黨的少數民族政策是分裂國家。
對中國共產黨的這些污衊不實之詞，是不值一駁的，因為在中國近代史上，在自鴉片戰爭以來百餘年的中國人民革命鬥爭史上，中國共產黨早已在中國各民族人民心中深深紮下了根。一首唱遍中國大地，至今在人民群眾中盛傳不衰的歌曲──《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充分表達了中國人民對中國共產黨的無限信賴和無比熱愛。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歌曲的誕生歷程，她可以有理有據地駁斥辛灝年之流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人民革命的種種污衊不實之詞，也可以理直氣壯地回答辛灝年之流對中國近代革命史的種種詰難。
如果說，辛灝年也並沒有什麼新招數，那麼，「辯」文作者也沒有什麼新的招數，仍是在藉口罵「造謠」的幌子下，明確地羅列出共產黨的11條罪惡事實，並且不忘在每條事實前，用「污衊」二字來虛晃一槍。最可笑的是用一首《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頌歌，據說，她可以有理有據地駁斥辛灝年之流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人民革命的種種污衊不實之詞，也可以理直氣壯地回答辛灝年之流對中國近代革命史的種種詰難。這無異於共產黨自己宣布要徹底否定文革時，你站出來用《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這首歌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之流就可以有理有據地駁斥，也可以理直氣壯地回答對文化大革命的種種詰難；也無異於有人指出文革中張志新被迫害，臨槍斃前割斷喉管的殘酷事實時，你拿出《天大地大沒有黨的恩情大》的頌歌予以駁斥那樣有理有據，理直氣壯！其實你自己也決不信「爹親娘親沒有毛主席親」這種叫人出一身雞皮疙瘩的嘔歌(令人作嘔的歌)；所以你在板著面孔硬著嘴皮，駁斥對方時，內心是在止不住地暗叮嚀的，心裡說：「這一下可亮出了娘養漢子的醜事和共產黨一貫理虧氣壯的醜態！」此其一也。還有你所不知的其二，剝去美麗的畫皮，人民有了新唱：《有了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有了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有了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共產黨它辛勞為專權，共產黨它一心害民族，它阻斷了中國的民主道路，它製造了中國的血腥黑暗：它害死了人民幾千萬，它餓死了人民幾千萬，它改革開放救自己，他瘋狂腐敗壞處多。有了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有了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我再舉一例，說明「辯」文是怎樣更讓中共在世人面前當眾丟臉的：
周恩來總理同日也發表了《關於美國武裝侵略中國領土台灣的聲明》。周恩來同志指出，「杜魯門二十七日的聲明和美國海軍的行動，乃是對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對於聯合國憲章的徹底破壞。」中國政府領導人對韓戰爆發的看法是：「美國政府指使南韓李承晚傀儡集團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進攻，乃是美國的一個預定步驟，其目的是為美國侵略台灣、朝鮮、越南和菲律賓製造藉口。」現在由於前蘇聯檔案的解密，北韓發動進攻，侵略南韓的真相，早已大白於天下。這一點，中國大陸的報刊也早已公開承認，中共領導人和北韓的無恥造謠，早已臉面掃地，為全人類所不辭！時至今日，「辯」文丑事重提：「中國政府領導人對韓戰爆發的看法是：『美國政府指使南韓李承晚傀儡集團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進攻，乃是美國的一個預定步驟……』」這不明明是摑中共的耳光嗎？
揭示出這些鐵的事實，就確證了《誰是新中國》是一部還原歷史真相的「歷史專著」。它把御用學者編造的謊言歷史，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使之無地自容，無法存身；辛灝年的「史」以唯真而著稱；辛灝年的「論」以明確、徹底而見長、而取勝；受到中國人民，特別是青少年，更特別是留學生青少年的衷心悅納、熱烈擁戴，有欲罷不能的強烈求真欲；對於中共的阻截，具有不可堵擋之勢！
「辯」文作者用心良苦地把《誰是新中國》衝決共產黨半個多世紀構築的謊言大壩，這種摧枯拉朽形勢的形成，故意說成是由於「一群不明真相者的輕信傳播」所致。這會引導人們想起，由於中共瞞(密封檔案和設禁區封口)、騙(信不信無礙於我謊言滿天飛)、壓(幾百萬軍隊、幾十萬軍警、幾千個宣傳部)，在中國大陸，「不明真相者」，豈止是一群、兩群？你說，誰明真相？別看你給共產黨當喉舌，你明真相嗎？相對而言，與毛澤東朝夕相處了20多年的李志綏、曾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因而掌握較多檔案資料的高文謙、父母都是中共宣傳部長又在海內外收集到好多第一手材料的張戎等，可能比我們較多地明了真相。可他們卻不約而同地用自己翔實的論據確證了《誰是新中國》的結論。
李志綏根據自己的耳聞目睹和親身感受，寫道：「共產黨一天到晚宣傳『人民』兩個字，似乎一切為了『人民』，要求幹部們『做一個有高尚道德的人』，『做一個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等等。但實際生活中，權利者可以毫無顧忌、毫無限制地滿足自己的私慾。受迫害、受壓榨的人們，只能忍受一切苦難和恥辱，逆來順受是唯一能生存下來的辦法。所謂『人民』不過是廣大求告無門的奴隸的代名詞。這就是共產黨的『新社會』、『新世界』。江清說得很對，我是不將她放在眼裡。只是她不知道，我其實對毛和一組深惡痛絕。這幾年的生活，對我的精神是極大的打擊。我所期待的『新中國』已經是《紅樓夢》中的賈府。」(《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340頁)這，比起辛灝年說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舊中國」來，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賈府」是滿清腐敗社會中最骯髒的一隅，而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賈府！
高文謙寫《晚年周恩來》，目的「在拂去歷史的塵埃，剝掉塗抹的油彩，還給人們一個真實的周恩來。」(該書第9頁)。他從「第一章 毛周關係的歷史回顧」中，「從歷史的大視野來看，不過是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忠君思想的現代版，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的核心──『君為臣綱』這一皇權主義的老根來，實在是又粗又深，斬(應指「辛亥革命」所為──紫丹，下同)而不斷，借屍(指中共政權)還魂，繼續在現代政治人物(指毛劉周朱陳林鄧王張江姚等一脈相承，江澤民、胡錦濤代代相傳)的身上頑強地表現出來，主宰他們的行為模式」。(第83頁)這，再清楚不過地說明，辛亥革命之後，是共產黨借「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屍」，復辟了皇權主義的魂。當然，該書用檔案上第一手材料，證實毛對周最終用殺人不見血的毒招加以暗害；這只不過是「畫」毛這條殺人如麻的「蛇」，又「添」了一隻「足」而已。
張戎這位了不起的女士，在掌握充分材料寫出《鴻》的基礎上，又同丈夫一起花費12年的工夫寫了800多頁、目錄索引就有150頁的新書。《世界周報NO. 1109》在封面標題《揭發毛澤東 張戎新書撼世界》中報導：她走遍了世界各地收藏著和毛澤東有關的檔案資料館、圖書館，比如在東柏林、前蘇聯、阿爾巴尼亞的檔案館，就有豐富的有關中共的資料。張戎的丈夫懂好幾種語言，這就為該書的調查取證帶來了便利條件，許多檔案館他倆是第一個走進去的。在採訪700多人的名單中，世界上凡是和毛澤東談話過的人，從美國總統福特、季辛格、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英國首相希思到達賴喇嘛以及馬科士總統夫人等都採訪到了。至於中國人，她採訪了毛的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如張玉鳳、孟錦雲、施哲、章含之以及早年的羅章龍、易理容、曾志、李淑一、蕭克等，共過事的劉少奇夫人王光美、李立三的夫人、林彪的女兒、博古的女兒、王明的兒子、鄧小平的繼母等等，還有張學良、陳立夫、蔣緯國等等，有的不止一次。通過這麼翔實的材料，得出的結論之一：「毛澤東的真實人生確實告訴了我，也告訴了人類，其實民族的災難是人禍，中國人是毛澤東要稱霸世界的野心的實驗品。」結論之二：「毛澤東從未想過他不是皇帝，而且認為他可以做到死，所謂的黨內民主並未包括一點民主。他的一生從頭到尾就是推翻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復辟了封建君主制。」
事實顯示出的一個明顯趨勢，是隨著檔案的不斷解密，新的著作將會如同冷子(冰雹)雨般敲打得中共的頭顱桌球亂響：歷史真相將大白於天下！《誰是新中國》一書所提出的問題和所提供的答案將展現它巨大的歷史意義，將得到愈來愈普遍的理解和推崇；因而也自然而然地讓大家認清了共產黨執政的非法性，搖晃了共產黨政權的根基。
我在《是文化是歷史更是良心》一文中說：」。歷史之所以需要還原，是因為中共已把它糟蹋得面目全非。可鄧小平卻說：「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09頁)實際上，以實事求是為其本質特徵的《誰是新中國》、《黃花崗》雜誌只得在海外出版，就說明中共視「實事求是」如洪水猛獸。毛澤東思想就是實事求是的「死敵」。「死敵」意味著兩方面的意思：一是在「他」治下，你要不怕死，你就去堅持實事求是；二是人們果真都堅持實事求是，則「他」就會死亡。鄧小平的說法倒是合乎「死敵」說的邏輯的。如果鄧說：「毛澤東思想是一個惡毒的謊言體系」；則他所代表的中共就正好是實事求是，而不是把「實事求是」當作謊言的總包裝了。
人們在毛氏「實事求是」的毒汁中浸泡久了，猛一看到歷史的真相，不禁大驚失聲：「怎麼搞的！？孫中山締造的中華民國成了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倒成了歷史的倒退，專制的復辟；躲在峨眉山的蔣介石成了偉大的民族英雄，鑽進??洞裡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抗戰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倒成了不抗日、破壞抗日、與日勾搭、讓日本多占地、開展種植鴉片大生產運動、認賊作父依靠蘇聯打內戰、毀壞中華文化強行馬列洋教、禍國殃民無惡不作的民族敗類了──呀呀呀！世界全翻盤了！」面對如此神奇搗怪，倒是大可多見不怪。因為，「假作真時真也假」不自今日始，只是於今登峰造極而已。
半個多世紀，中共血腥的專制統治，更使人們深切懷念孫中山創建的民主共和制度，更激起人們增強護國護法的歷史使命感。辛先生通過國際國內的歷史經驗，告知人們共和革命與專制復辟，護法護國與毀法禍國鬥爭的經歷與前途，使人們認識到護國護法任重道遠，前程多艱；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好在現在英，法，德，俄已取得了「魔高一丈，道高十丈」的勝利回合，讓中國人看到了必勝的前景，決然知難而進，作堅持性頑強性的努力，拿出黃花崗72烈士創建中華民國的犧牲精神重建中華民國！更可喜的是，大陸17個省的代表匯聚南京，宣布「重建中國國民黨」！這就為重建中華民國，邁出結結實實的一步！中國人民終於從「兩個重建」中，又看到了新的旭日，噴薄欲出！中國人民歡呼著新中國的名字：大中華民國！我們的大中華民國！
為了扼殺這種局面的出現，他們蜀犬吠日般地用謊言和誣衊，對這部巨著，「宣傳部吠形，田雨們吠聲」，干起《辯》文所說的「蚍蚨撼樹」的偉業。可以預見的結果是，那些「跋扈」著大陸的謊言歷史將隨同編造它們的主子和奴才們，作為專制復辟的殉葬品，統統被掃進歷史的垃圾箱裡。這些殉葬品也將如安陽殷墟、西安兵馬俑那樣，都付後人的笑談中。「辯」文說，大事不好！不大張旗鼓地、堅定不移地剷除黨內腐敗，清除黨內蛻化變質分子和新生資產階級，黨的生命難以保證，社會主義道路難以堅持，新中國的國運難以綿延。須知，這些分子和階級，原是不讀《誰是新中國》的，這裡，「辯」文向人們明示：共產黨已患上不治之症。上面的所謂「黨的生命、社會主義道路、新中國的國運「的不妙，純系自作孽，與辛灝年的書毫無瓜葛。這從正好相反的意義上，令人想起：「劉項原來不讀書」！現在「辯」文還可以勉強地說「難以」，馬上恐怕就只能哀嘆「而已」而已矣！你罵《誰是新中國》、你罵辛灝年，又有何用？雄雞報曉，天會明；難道把雄雞鎖在籠子裡或者扼殺掉，漫漫長夜就再也不會有黎明了嗎？
二，傳播的廣泛性震撼人心，也震撼了共產王朝的統治根基
「摘要」的第一句話說：近兩年，一本20世紀90年代末出版於美國的所謂「歷史專著」──《誰是新中國》（英文書名：《Which is the New China──Distinguishing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在網上悄然瀰漫，雖然沒見出現「熱炒」的火爆場面，但炮製者辛灝年的自我遊說，黎安友（Andrew J。Nathan）等鼓吹者的推波助瀾，以及一群不明真相者的輕信傳播，早已鬧得沸沸揚揚，甚囂塵上。這句話表示，《誰是新中國》是具備學術價值較高、深得人心的一類專著的傳播特點的：它，雖然沒見出現「熱炒」的火爆場面，也就是說，一點兒沒有靠炒作，熱炒或炒熱，而是全憑真相與真理，便在網上悄然瀰漫：夫「悄然」者，不脛而走，不翼而飛，「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之謂也；「瀰漫」者，充滿也，布滿也。同時，「鬧得沸沸揚揚」又不自今日始，而是「早已」；只是於今方興未艾，所向披靡，如入無人之境，「辯」文不無驚駭地在顫抖著的筆端流出四個字：「甚囂塵上！」
所謂炮製者辛灝年的自我遊說。這句話只是為了刺激讀者的求知慾，定要問個究竟：：炮製者是否曾跑上誰的家門去自我遊說來？事實是沒有，而是由於別人前腳跟後腳，爭先恐後地去邀請。正如「辯」文所引述的那樣：
辛灝年先生曾於中國大陸出版十餘部文學歷史著作，具有廣泛影響。一九九四年來北美後已發表中國現代史專論近二十篇，並應邀在美、加十幾所大學和各地僑界講演「中國現代歷史反思」系列五十場，次次引起震動。美國著名教授黎安友指他的思想和理論，「已經得到了熱烈的反響和接納」。《誰是新中國》一書就是他積十數年研究才終於完成的歷史學新著。書名為許多旅美中國大陸留學生所建議
果然，正當我們的某些當權者對所謂「精英政治」津津樂道的時候，「精英」卻跑到美國挖起新中國的祖墳來了。於是，我們在2003年的《美南新聞》上見到了這樣一條新聞報導──
三民主義大同盟與東西文化技術交流基金會周六舉行大型研討會於本周六下午兩點到五點在美南亞裔活動中心舉行，將邀請辛灝年主講《在民族的被告席上》……主辦單位表示：這次研討會吸引人之處在於：主講者辛灝年是中國大陸背景……辛灝年原名高爾品，他曾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一級作家。自1977年他的第一部小說問世以來，已經陸續發表了十多部中、長篇小說和理論著作。他的作品曾被翻譯成英文和日文於海外出版。辛灝年曾於1994年擔任多倫多大學訪問學者，同年底應「聯合報系」邀請赴台灣作訪問研究，1995年，他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之邀訪美，隔年被哥大聘為歷史學研究員。他歷史專著十多部、中國現代史專論二十多篇，他把歷史研究的成果寫作了《誰是新中國》一書。
繼而，我們又在媒體上看到這樣的報導──
《走向共和》舊金山灣區賞評會借古喻今
因為借古喻今而在中國大陸被禁的長篇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在舊金山灣區第一場賞評會吸引了一百多位僑胞。中國現代史研究中心和黃花崗雜誌社在舊金山灣區舉辦長篇電視劇《走向共和》賞評會，引起廣大華僑踴躍參加討論……賞評會上放映了該劇部分片段，並有《黃花崗》雜誌主編、《誰是新中國》一書的作者辛灝年先生講評。多位與會者發言表達自己對電視劇、百年前的改良和革命，以及中國現況的和見解。灣區居民陳鎮東先生說：最令他感動的是中國大陸出生的人被共產黨訓練得認為青天白日旗是敵人的旗。只有到辛先生40歲的時候才知道不是敵人的旗。這個觀念非常的正確。電腦工程師賴可正先生說：我感覺這部片子和現在中國大陸治國的情形很類似，換句話說好像歷史在重演。片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關於經濟改革和腐敗的問題。灣區居民王大衛先生說：經濟改革一定要有政治改革跟上。政治改革不跟上，經濟改革的成果落在誰的手裡啊？賴克正先生說：腐敗就是因為政治不開放，政治不開放就是因為一黨專政和集權的原因。
請讀者注意，這時的辛灝年又多了一個頭銜──《黃花崗》雜誌主編。黃花崗雜誌社與「中國現代史研究中心」（？）在美國舉辦電視劇《走向共和》賞評會，辛灝年進行了講評。辛灝年的講評內容，我們不得而知，但從上面的報導中，辛灝年的講評似乎是一家之言，很難說是代表了中國人民的聲音。因為《走向共和》播出後，大陸對此劇的評論，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可圈可點，十分的熱烈。這原本是文藝批評的正常現象，不足為奇，但辛灝年之流卻硬要藉此強姦中國人民的意志，大罵中國人民，大罵中國共產黨。這算什麼？是潑婦罵街，還是混混耍賴？
善於變換政治武器的辛灝年，被美國的黎安友說成是「獻身於寫作，卻不是一個活動家」；辛灝年也曾一再表白「自己不是一個社會活動家，僅僅是一個學術工作者」。但就是這個「不是一個社會活動家」的辛灝年，卻在各種社會活動的舞台上，不失時機地頻頻亮相。後來我們又在「今夜誰領你走星光大道──2003年漢新文學獎評審團簡介」上，看到了辛灝年的名字，並見到這樣的介紹：「辛灝年，原名高爾品，一九四七年生於南京，先後畢業於北京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和武漢大學中文系，曾任《安徽文學》編輯。一九九四年春，辛灝年應邀在多倫多大學講學，以主持演講『中國現代史和中國新文學的關係』首次引起轟動，九五年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聘請為訪問學者，此後在美加兩地演講五十多場。有歷史專著《誰是新中國》、《少夫人達琳》等五部長篇和三部中短篇小說集。首次加入評審團。」
他應邀於百忙之中，抽出時間，總共作了200多場演講；最近仍是邀約者不退門，下面只是順便例舉幾場：
辛灝年訪英系列講演在劍橋大學成功地落下了帷幕 2005-6-20
辛灝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的演講吸引了一百五十餘位聽眾 2005-6-13
辛灝年先生訪英系列演講第二講於牛津大學再獲成功 2005-6-9
辛灝年先生訪英系列演講第一講在倫敦引起轟動 2005-6-7
辛灝年先生在倫敦發表題為「現代中國學生運動比較」的演講 2005-6-5
辛灝年先生訪英系列演講：《驅除馬列，還我中華》 / Mr。 Xin Haonian's Series Speeches in England： Eradicating Marxism and Leninism and Reclaiming Our China 2005-5-28
【專訪】辛灝年：連宋登陸 國共俱傷 2005-5-16
讓我們再引介其中的一個場面：
辛灝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的演講吸引了一百五十餘位聽眾
【黃花崗雜誌倫敦2005年6月11日訊】本刊主編辛灝年先生昨日晚於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市發表題為「中共25年改革和開放給中國帶來了什麼？」的精彩演講。辛先生儘管在七日內已經進行三次演講和一次發言，但依然不顧疲勞，全力以赴地完成是次演講。他精闢、生動、詼諧的論述，引來與會者一陣又一陣的掌聲和笑聲。儘管瑞典全國只有不到一萬華人，當晚卻有超過一百五十位留學生和其他來賓聆聽了辛先生的演講，其中包括二十餘位聽取瑞典語同步口譯和近十位聽取英語同步口譯的朋友。
就著批「黎安友（Andrew J. Nathan）等鼓吹者的推波助瀾」，令讀者吃驚的是「辯」文借題發揮，把毛澤東的糜爛生活給抖露出來；把用自拉自唱的《東方紅》作為論據而論證出來的「大救星」，像吹破的一個大肥皂泡一樣完蛋了，而還他以卑鄙小人、大壞蛋的本來面目。
為了給自己的奸偽之書插上「洋標籤」，以此迷惑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特別是在海外留學的中國青少年，辛灝年又拉上一個一貫敵視中國人民的洋人為之張目。這個洋人不是別人，就是那個一向與中國人民為敵，自詡為「學者」、「教授」的美國人黎安友。
黎安友是何許人也
這裡我們不能不簡單地介紹一下這個黎安友。
黎安友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政治學教授，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自詡為知名漢學家，實際上是一個有著特殊政治色彩的文化掮客。正是這個黎安友，曾經因為利用和幫助中國共產黨的叛徒、背叛中國人民的漢奸李志綏，編造《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的謊言，在全世界人民，特別是中國人民面前，聲名狼藉。
黎安友一貫製造謊言，惡意中傷中國人民。他在為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編造吹捧謊言時說：「沒有任何一本官方傳記呈現了一幅比李醫生此書更真實的毛畫像。此書是有關毛──或許也是有關歷史上任何一位專制者──的著作中，最深刻入微的一本。」他把中國人民敬愛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污衊成「給他的國家巨大浩劫的領袖」，一個「希翼以道家御女房術來戰勝死亡」的「專制暴君」。(這難道還會有人閉起眼睛來，不承認嗎？)污衊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縱情聲色犬馬」，「大部分的時間要不在床上，要不在私人游泳池旁……和女子尋歡作樂」，最後「難以遏止滴蟲病……蔓延」。
別的都先擱一擱，單說這個「滴蟲病」，。李志綏先生是這樣說的：「毛陰莖包皮過長，平時又沒有清洗乾淨的習慣，很快受到了傳染，成為滴蟲攜帶者。此時及以後，凡是同他有這種『特殊關係』的女人，沒有一個不受到傳染。她們受感染後，請我治療……。但光是治療毛的『女友』無濟於事。有一次毛問我為什麼原因治不好。我說明，需要他同她們一起治療，在治療中不能發生性行為，只能等待治療完畢，檢查無滴蟲以後才可以。。毛嗤之以鼻，根本不相信他自己已經受染。他說：『你們醫生就會小題大作。我根本什麼感覺也沒有。』我向他解釋，這種病一般在男子沒有什麼症狀，成滴蟲攜帶者，對自己沒有什麼特殊的害處，但是可以傳染給沒有這種病的對方。毛聽了以後說：『既然對我沒有什麼害處，那又有什麼關係，何必大驚小怪的哪！』我又說，一旦傳給了江青，就會成了一個不好說明的問題。毛笑了笑說：『這不會，我早就同她講，我老了，不行了，辦不了事情了。』我又勸他把局部洗乾淨。他的回答很乾脆又醜惡，他說：『沒有這個必要，可以在她們身上清洗。』我聽了以後，從心裡感到噁心，幾乎要嘔吐出來。」(該書，第349頁)
但是，謊言說一萬遍也還是謊言，後來，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林克、吳碧旭、徐濤等人，奮起反擊，用《歷史的真實》，揭穿了李志綏、黎安友之流編造的謊言。正如魯迅先生所說：「謠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謠言殺人，也以謠言被殺的。」於是，編造謊言的李志綏，因為不堪巨大的心理壓力和良心道德的譴責，以及世人的唾罵，在那個《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的謊言出版後不久，就命喪黃泉，永遠地成了新中國和中國人民的罪人！與李志綏一起淌渾水、編謊言的黎安友，也因此背上了「謊言教授、婊子學者」的惡名，最終落得個「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的下場。
如果「辯」用「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招牌，就能說明是貨真價實的話，那麼花俊雄之流的37人的，還有一個100多人的公開信，其中好多人「邊」也不沾，不都成投機分子、冒牌貨了嗎？要說「身邊」，林克、吳旭君、徐濤比張玉風還更「身邊」嗎？為什麼張玉風不站出來闢謠呢？10年都過去了呀！我們聽到的儘是些滾疙瘩成蛋的蒼蠅在嗡嗡地篩著鑼。再者，公開信(還有李志綏的書，辛灝年的書等)為什麼不敢公開登在《人民日報》、CCTV、《光明(？)日報》及其網上與大陸人民見面呢？共產黨的口頭禪不是說「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嗎？難道說，人民的眼睛由著你們指揮，叫它「雪亮」就「雪亮」，不叫它「雪亮」就不「雪亮」了嗎？
「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鄧選二卷，282頁)憑著鄧小平說的這一句話，《歷史的真實》不通篇撒謊才怪呢！。對於中共黨員來說，為了與中央保持一致，撒謊就是黨性。讓我來指出下面這個撒謊是如何撒得白籽白瓤、「睜眼兒露」的吧：
「至於《參考資料》，在一組，當時能夠訂閱的人，只有汪東興、葉子龍和我。毛從來沒有交給李志綏一個讀《參考資料》的任務。他連一份《參考資料》都沒有，怎麼個讀法？如果說李志綏偶爾也能看到《參考資料》的話，那是他到我那裡走動時，順手翻看一下而已。」(《歷史的真實》，31頁)這是林克批李志綏說的「毛要我除了讀讀《參考資料》外，還要做政治研究，寫報告給他。」而搞的大批判。
「另外一種是《參考資料》，……是供首長們和一定階別的幹部看的，有上午版、下午版各一本；還有一本是各國共產黨情況資料，每天定時送來。這三本加起來可能不止是幾萬字。從此，我便開始每天把《參考資料》當成教科書一樣認真閱讀，然後每天找到適當的時間去向毛匯報……。」(293頁)吳旭君津津有味地在好幾處談到有關《參考資料》的問題。這不等於在質問林克：「我是個護士都已經做到的事，你為什麼竟胡說八道，說李醫生都沒有資格可能這樣做呢？你是否有點兒撒謊撒昏了頭？」
她還說：「對毛、周之間的關係，我們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時所看到、所聽到、所親身經歷的，與李志綏說的完全不同。周恩來尊重和熱愛毛澤東，毛澤東也尊重和熱愛周恩來。。」(209頁)真的是這樣嗎？把反共的、黨外的、甚至一般黨員和幹部都除外，就讓中共中央委員開個全會，舉手表決，看看有幾個人信吳旭君這種鬼話？不要忘了周臨進手術室時還哀嚎了一句什麼？──「我不是投降派！」(《晚年周恩來》590頁) 如果「賜死」也算「尊重和熱愛」的話，周恩來之死，倒是毛澤東用殺人不見血的辦法最終又「尊重和熱愛」了他一回。
「辯」儘是用這些「睜眼兒露」的破綻，從反面向人們表明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進而表明《誰是新中國》是用真相把包火的紙燃成了灰燼；而官方的任何掙扎，包括編造幾本《歷史的真實》、《為新中國詭辯》之類，那也只是心勞日拙，企圖用新的紙繼續包住火而已。
《摘要》的第二句話說：
他們或是心懷叵測，或是別有用心，或是對歷史無知，用荒唐與謊言為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政策，編織著誘人上當的陷阱，麻醉和毒害著心靈純潔的中國青少年學生，特別是在海外留學的中國青少年學生。他舉例說：
辛灝年的這本奸偽之書，也的確毒害著一些不明就裡的青少年，其中自己上了賊船，還成了辛灝年幫凶的，也不乏其人。曾經有上了辛灝年賊船的某青年學生，就在網上撰文《也說偶像》，把中國人民所不齒的辛灝年，樹為自己的「偶像」，並且為其張目，其文寫道：
我痛恨這個被謊言和欺騙所包圍的時代，從童年始即為謊言所哺育，受欺騙之教化，所慶幸又是，在一片假、大、空的喧囂中所長成的一代，竟成為了最早的覺醒者和叛逆者，並且出現了象辛灝年這樣的成功的反思者，《誰是新中國》便是他代表這一代人在痛苦中思考的結晶。也只有經歷過這種痛苦的人才會有這樣的發憤，應該感到慶幸的是我們已經產生並且正在產生著許多象辛灝年、任不寐、王怡、劉曉波這樣一批新啟蒙運動的中堅力量，更多的人們正在走出中世紀的黑暗。
今天，如果再有人說「人是教育的產物」，我就要大大地懷疑了，《誰是新中國》就能說明一切──被謊言所侮辱的人必將成為最徹底的謊言埋葬者，這是那些以流氓而得天下，又以流氓而育天下者所沒有料到的，我們應該感悟的是：現實，才是最好的教科書，是成熟的智慧用於比較、鑑別和得出結論的最終參照體系，謊言最終要破產，這無庸置疑，讓人悲哀的是為什麼欺騙也能成功，即使是短暫的成功，也會給社會釀成永遠的傷痛。
我深信「辯」文的舉例，是確有其事，並且我還可再補充幾例：
我作為大陸留學生，能了解到祖國的真相讓我高興而又悲哀。我為我不在受騙而高興，為13億同胞仍然被騙甚至淪為幫凶可我不能幫他們而悲哀……。再看看我周圍的人，一個個漠視的眼神讓我覺得愧對為新中國浴血奮戰的國民黨先烈，我心痛……
一個英國留學生於倫敦
……誰是新中國？這個問題可以使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從苦悶和困惑中猛醒和覺悟過來……青年時代我也十分認真，而且虔誠地閱讀過毛澤東選集(以及一些馬列文件)，可是當我看了您(辛灝年先生，下同──紫丹注)對三卷與四卷的區別進行分析的時候，我感到一種豁然開朗的徹悟。您說出了我心中長久鬱悶沒有找到的感覺。毛澤東根本無意於抗日，純粹是積蓄力量，以備奪權。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共產黨的長期本質：從來就把一黨的集團利益放在高於國家民族利益之上……
歐洲 彭小明
我看了辛灝年關於《誰是新中國》的陳述的時候，我震撼很大，雖然我對共產黨那一套早已經不相信了。但是有機會對自己國家的現代歷史有更加客觀的了解，我感覺收益很大……我討厭共產黨。共產黨是靠俄國人扶植下建立的傀儡政黨，他竊取了民國政府的政權，把剛剛建立的民主思想扼殺掉了，還假借革命之名實行專政。我相信將來的中國也回出現像孫中山一樣的先賢，或者更多像他那樣有著民主意識的人來推翻共產黨的統治……
日本 陳永義
辛教授：您好！
我剛剛在呂家平的個人主頁上找到了一篇：江澤民的歷史和入黨時間等問題應該調查。其中有兩段話我附在了這封email的結尾。
我認為這兩段話所揭示的問題值得研究，因為眾所周知，抗日期間，國統區有很多共產黨領導的地下組織，學生組織。那麼我的問題就是：在淪陷區是否有這樣的組織。我希望您有時間能研究一下這個問題，並寫一點文章。因為我想這個問題可以直接論證您在《誰是新中國》中的很多觀點。
雖然，您在那本書和您的演講里已經談論了很多歷史，足以否定我所學過的歷史課本。但是我認為對於罪惡應該進行最徹底的揭露，任何符合事實的揭露都不是多餘的。
大陸留美學生 賀辛
「爾品的著作中，搏動著一種歷史的良知，澄明著最難的一段歷史。我們為他的堅韌、洞見和苦難中的承擔精神而驕傲，如有機會，代我們問好和致敬。」
大陸 老友
辛教授：……您的書和思想我和朋友一直在推廣，我希望中國人能儘早的覺醒，相信這一天一定會到來。同時在您的書和思想讓大陸人知道的時候，也是您最危險的時候，我很害怕中共會有什麼下三爛的手段危及先生的安全，這是我最放心不下的。希望您能保重，也要做響應的防範。
請先生注意身體和安全。
一位大陸青年
辛教授您好：能收到您的回信，我受到極大的鼓舞，更堅定了我為國父之三民主義在全中華的實現而奮鬥的決心和信念。更堅定了我在反對共產黨邪惡專制道路上前進的力量。希望您能教給我更多的知識和力量，為我在大陸宣傳和調查作努力。看了您的《誰是新中國》一書，我感慨萬千。這是我長這麼大第一次完整地接觸中國近代真正的歷史，而不是共產黨的謊言歷史……
大陸一青年
我把您的書和演講錄音，還有《黃花崗》雜誌下載後給我的朋友看和聽，他們聽完後的一致表現，是無法接受著個嚴酷的事實……共產黨的真理在他們心中破碎了。
大陸青年 思樹
2003年12月18日
謝謝您的回信。我看了您在新唐人電視台的三集系列片，對您的人格產生了由衷的傾佩和深深的敬慕。中國當前缺少的正是您這樣的人。明哲保身者只能說是先覺者但也只是歷史的匆匆過客而已。真正為了人民的疾苦而探索終生的人才會永遠活在每個良知者的心裡。歷史終會把最有分量的東西留下來。祝您健康，也為您作出的貢獻代表全體蒙昧的或是良知的國人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深切的感動。我想買一本《誰是新中國》，但如何匯錢呢？
柳偉義於東北某地
親愛的辛灝年先生：
您好！我是上海的一名剛畢業的學生，看了您的著作以後覺得和我原來所想的不謀而合，也有些是我所不了解的。您說得很對，我們真的需要民主。我們生活在一個極其腐敗，極其殘暴專制的政黨的領導之下！一直以來這個政黨就善於欺騙善良的群眾，愚化百姓，殘害異己……在上海的一般老百姓中沒有多少人是支持這個黨的，全國更是如此。我們需要自由，我們會團結起來爭取自由的……我看到了你們的電視節目，但是是在光碟中看到的。我想訂購《誰是新中國》這本書，不知你們的地址，就是出版商的那個行不行，錢怎樣寄過去才能收到？我不知能不能和你們取得聯繫，我非常想看那本書。
前後六期黃花崗雜誌已拜讀。觀點和材料都很新鮮，其中不少鮮為人知。學理性也很強。老朋友們知道的，都在談呢，談《誰是新中國》和《黃花崗》……
Q。E 於廣州
這可不是要向中共示威，只是從《黃花崗》雜誌第9期上摘抄了幾則，告訴大家人心向背，尤其是下一代，知識層次較高的青少年。他們對歷史真相的追求，大有「如水之就下也，孰能御之？」的勢頭！我在80年代曾問過一位馬列主義教授，在教學與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他回答得很乾脆：「學了反！」什麼叫做「學了反」？就是，研究生們學了、研究了馬列主義之後，就要開始反馬列主義
我還要舉出一個具有普遍性、長期性的例證，說明共產黨是如何地不得人心！為了避免人微言輕，我要扯虎皮、拉大旗，引用鄧小平的話來說：「現在有的人，自以為是英雄。沒受到批評時還沒有什麼，批評了一下，歡迎他的人反而更多了。這是一種很不正常的現象，一定要認真扭轉。」(鄧選二卷，345頁)不知「辯」文批《誰是新中國》，是否意在利用「一種很不正常的現象」的效應？
你看「辯」文是怎麼說的：
炮製者辛灝年在《誰是新中國》的「本書題解」中，煞有介事，又神秘兮兮地對讀者說道：「誰是新中國？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炮製者辛灝年的這番話，原本是一個「鄉里三歲小兒」都知道的事實，明白的道理，怎麼「十三歲就有大志」的「神童」辛灝年，卻不知道，不明白呢？
對啊！說來堪稱咄咄怪事！原本是一個「鄉里三歲小兒」都知道的事實，明白的道理，怎麼上了大學、當了研究生，又到外國當了留學生，卻不知道，不明白呢？「辯」文辛辣地諷刺毛澤東的愚民政策，中共的欺騙伎倆，只能在外加「鄉里」和「三歲」。限制詞的「小兒」身上才起作用。當年謊言得逞一時的牛皮：「人心所向，大勢所趨」，現在只能用「辯」文所引證的《過秦論》中指出的秦亡的原因是「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來解釋。當然，這個解釋也是不完全的。中共從來一貫是「仁義不施」，而其有成有敗者何也？謊言得逞與被識破之勢異也。謊言被識破後，其下場是多麼地悲慘啊！
蘇聯人民對黨和政府的感情由親到疏，由熱到冷，出現越來越大的裂痕。儘管人心的流失和渙散在一定時期內還是無形的，還處於潛伏狀態，或者說領導層雖然有些了解但還不認為有多大危險時，危險已在潛滋暗長著。當這種黨和人民「堅不可摧」的「團結」，只剩下徒有其表的軀殼，而內部卻已鏽蝕斑斑時，一遇「地震」，便會轟然倒塌。這在某些東歐國家的劇變--前蘇聯劇變的預演時表現得尤為明顯。其中最血腥的場景之一，是齊奧塞斯庫夫婦被槍決。而當時的羅馬尼亞共產黨是東歐人數最多的共產黨之一，全國每六人中就有一個共產黨員。一位曾作為中共代表團團員參加過羅共最後一次黨代會的老同志告訴我，當時齊奧塞斯庫做報告，中間被全體起立的代表們雷鳴般的掌聲打斷達數十次之多。面對這種眾志成城的激動人心的場景，誰能想到那麼快就會禍起蕭牆？更有誰能想到在他們夫婦逃亡時，竟沒有一人伸以援手！！！誠如白雲蒼狗，不可一世的龐然大物，轉瞬而成渺小的可伶蟲。
從齊奧塞斯庫的鏡子裡，望見中國的留學生們在追隨辛先生，在信奉《誰是新中國》，就又不能不聯想到，黃花崗72烈士中主要是留學生！這一點，使中共惶惶不可終日，它的高官正在把兒女和錢財往國外轉移，為自己鋪一條後路。如果說，晉代左思的《三都賦》。曾使「洛陽紙貴」的話，現代辛灝年的《誰是新中國》卻使大陸的安眠藥讓中共高官給買貴了。
《摘要》的第三句話說：
「同時也為中國近代史研究與教育，投下一顆毒氣四散的煙幕彈，在網絡世界造成極大混亂，引起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和強烈不滿。」「毒氣」一說，除了是為打紅旗用的「煙幕彈」外，還可造成一種來勢洶洶的氣氛，嚇唬中共，而其中真正的有效信息是「四散」，和「在網絡世界造成極大混亂！」「四散」呼應上述「瀰漫」；「混亂」是由於真相闖進了謊言世界所造成的衝擊波，；「極大」就是大到了極點。──這點我不認同，因為我相信的是，今後還會更大；「引起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和強烈不滿。」這裡又出現一個「極大」，我的意見同上；對「憤慨」與『不滿」的解讀也如對上面的「毒氣」一說一樣。如果清除掉煙幕彈，我們可得而知的是，《誰是新中國》一書「引起中國人民的」廣大(用以代替「極大」)的、「強烈」的反響。「辯」文把反響的範圍，由青少年普及到中國人民。──在這裡，「辯」文展示和收到的，是與「美國著名教授黎安友指他的思想和理論，《誰是新中國》『已經得到了熱烈的反響和接納』。」的異曲同工之效。至於說，當前引起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和強烈不滿的是什麼？這是作者不便明示的一道煽風點火的思考題，只能在破口大罵的掩護下，暗示中共不願和不敢正視的這一火山行將爆發、並將導致中共「一夜之間，灰飛煙滅」的尖銳現實。
對中國近代史研究與教育的問題，正如上面青少年們所反映的激進意見，總的說來是一古腦兒把現行的歷史編造，統統扔進垃圾箱，走出中世紀的黑暗。北京學者史可航先生像個循循善誘的師長，心平氣和地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
謊言寫進了教科書，謊言便代代相傳，豈但是深信不疑，而且是化為血肉，其遺禍之深，可以想像。後輩學人和青年，之所以既有聞《誰是新中國》則驚者，也有聞《誰是新中國》則喜者，也有聞《誰是新中國》而「不可思議」，甚至表示「絕難接受」者，其原因，就是作者要乾脆、徹底、明確地將被「我黨」顛倒了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實在是觸動、也觸痛了許多在被思想奴役的慣性中生活得太久太深的人。(《黃花崗》第9期，72頁)
「辯」文指出：還要繼續滿嘴謊言，勾人上當，這豈不是天大的悲哀嗎？！所以說，我們對辛灝年的這本奸偽之書，不能等閒視之，更不能掉以輕心。辛灝年勾人上當，勾什麼人上當呢？是勾鄉下三歲小兒上當嗎？不是的，「辯」文的意思是說他勾大學生、留學生上當；再加上有些是自己「學了反」的；以及在一些青少年中，以崇拜西方為美，以謾罵共產黨和毛主席為榮，以攻擊中國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為時髦。他，對中國人民的革命史，一知半解，數典忘祖，以至於或為了獵奇，或出於無知，跟著辛灝年一類騙子，稀里糊塗地上了帝國主義的賊船。總之是都自動實施了和平演變；這豈不是天大的悲哀嗎？！但請節哀。共產黨的哲學不是說事物的「演變」是絕對的嗎？你要它一成不變又不可能；面對這個必然，你有什麼值得悲哀，而且是天大的呢？原來你是不怕演變，就怕「和平演變」。自從20世紀50年代杜勒斯提出「和平演變」理論之後，它就成為帝國主義顛覆社會主義國家的行動指南。20世紀90年代，蘇共亡黨，蘇聯亡國。世界上第一個由共產黨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夜之間灰飛煙滅。
看來，「和平演變」這個東西，不是紙老虎，是真老虎。蘇共亡黨，蘇聯亡國。世界上第一個由共產黨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夜之間灰飛煙滅。好一個「一夜之間」！既沒有演變過程中的血流成河，也沒有演變後的──中共用以欺騙人、嚇唬人的所謂「千百萬顆人頭落地」者何也？孟子曰：「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卷之七，盡信章)。這使我聯想起另一個詞語：「一舉粉碎」前者是正義的人民消滅殘暴的共產黨；後者是共產黨內九成邪惡的幫派消滅十惡不赦的幫派；其共同點是「伐至不仁」如果反過來，以「至不仁」伐其它(不一定是「至仁」)，如毛澤東伐劉少奇、林彪，不僅在文革中有千百萬人頭落地，而且毛本人也是或生或死一髮千鈞！。而粉碎實至名未歸的「五人幫」，卻是「一舉」，再乾脆沒有的了。再看。所謂「解放戰爭」，據參戰天津戰役的一位師長說：「過護城河是踏著填滿河的屍體作為橋樑的」；而所謂「兵不血刃」的長春圍城戰役，卻是中共硬生生的餓死十幾、一二十萬市民不讓出城逃活命！中共是堅持「戰爭演變」，即通過血流成河實現「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而把蘇共後來推行的「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批作是背叛十月革命的道路，批作列寧的叛徒的。
「和平演變」明擺著要比「戰爭演變」好得多，為什麼共產黨對它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呢？一位美國極右翼參議員公開宣稱：「這裡沒有免費的午餐。慈善心固然是一個因素，但絕不是首要因素，我們懷有明確的外交政策的目標，就是要讓在美國留學的外國留學生接受作為美國立國之本的民主自由原則的薰陶。」這就是揭露了和平演變的「罪惡行徑」嗎？共產黨不是一向主張「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嗎？何不也讓在中國留學的外國留學生接受作為中共立國之本的極權專政原則的薰陶呢？你和平演變我，我也和平演變你，優勝劣汰，這是平等互優的原則；一曰「平等」、二曰「自由」地互相優化，何樂而不為呢？
和平演變就是排除戰爭──流血的政治，用其它的手段來發揮政治影響，在意識形態範圍內，就是擺明事實真相，說明是非曲直；何去何從、孰優孰劣，由人民自由、自覺、自願地進行選擇。
共產黨搞的是戰爭演變，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但卻又硬說「是人民選擇了共產黨。」難道這反映的是餓死的20萬長春市民的意見嗎？還是「解放後」被餓死的4000多萬人民的意見呢？哪一個朝代也沒有共產黨喊「人民」喊得凶，哪一個朝代也沒有共產黨坑害人民(特別是農民)坑害得很！
現在，中國人民中的大多數，都已認識到共產黨政權是建立在謊言與暴力之上的。最早和最徹底認識到這一點的是蔣介石先生，原先他也是在革命處於困境時，對蘇俄以偽善面目出現的趁火打劫，應之以飲鴆止渴的，是他在與共產黨打交道和到蘇聯考察之後，才實踐出真知、改弦易轍的。可恨那些黨內的利令智昏之徒和「咸與維新」的軍閥之流如汪精衛、胡漢民、陳濟棠、李濟深、張治中、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張學良等等，對中華民國吃裡扒外，極盡搗亂之能事，與共產黨，甚至與日寇狼狽為奸，使內亂頻繁，國無安寧之日、黨無喘息之時。反思、追憶起來，造成國民黨失敗的原因，至今眾說紛紜，在我則斷然認為，是蔣先生始終沒有做到「安內」，這是最主要之點；作為反證，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之後才做到這一點。共產黨自己說，延安整風是取得解放戰爭勝利的保證。作為後續證明，蔣先生到台灣之後，總算做到了安內，這時雖有共產黨強敵壓境，虎視眈眈，狼嚎鬼叫：「一定要解放台灣！」但，還是做到了土地改革、經濟騰飛、發展教育和發展在岌岌可危、存亡底線上的自由民主，不僅保住了復興基地台灣，且把她建成一個繁榮富強的三民主義模範省。而毛澤東作為「五人幫」遭遇失敗和行將徹底失敗的原因，則在於他是「人心不足蛇吞象」。早在反胡風時，報上批判胡風的詩中有一句(僅憑記憶)：
毛澤東站在高山之巔：
我要大！
那時我就讚嘆詩人的靈性和悟性，後經驗證，我就認準了：我要大！──這三個字就是毛澤東的要害所在：！所有的問題，所有的罪惡，都找到了謎底。或有人曰：「此乃唯心之論也。」余質疑曰：「唯心又怎麼了？唯心、唯物是對與錯之分水嶺歟？！」更何況毛自己就說過：「戰爭的目的，就是戰爭的本質，就是一切戰爭行動的根據，從技術行動起，到戰略行動止，都是貫徹這個本質的。」(毛選四卷本，450頁)毛的「我要大」的目的不就是毛的所作所為的根據嗎？不就是始終貫穿於，並決定毛的所作所為的本質嗎？他要「大」；可怎麼才能「大」呢？這就決定了他一生以「奪權」為軸心，搞「鬥爭哲學」。「大丈夫可以一日無錢，但不可以一日無權」。他成了奪權的弄潮兒和幸運兒：與父親鬥，在家庭占了上風；與秦邦憲、王明、周恩來、張聞天鬥，奪得黨的領導地位：與蔣介石鬥，篡權竊國、復辟專制；與赫魯雪夫鬥，要爭社會主義陣營的「頭」，即史達林世界革命導師的長子繼承權。「辯」文稱毛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隻有用在我要大，大了再大，越大越想大這一點上，才合乎事實。說他是為國家、為民族、為黨，甚至即便說是為家人、為「愛情」，也統統是胡扯！從動機上而不是從策略上說，他是毫不利人、專門利己的。只用指出抗戰時期毛主張並在全黨實行「讓日本多占地」，抗戰後又向日本道謝；文革中置黨和國家於毀滅的邊緣──這些共產黨所供認不諱的事實，就足夠證偽其為國為民的了。我在拙著《還原1957》的「教訓篇」中得出一個同值的命題：「毛澤東的本質是極端的自私自利。」為了自私的目的，「極端」到可以犧牲一切，包括國家、民族、黨、自己的親密戰友，甚至自己的妻子兒女！令人肅然起敬的楊開慧，是為了忠於愛情被槍殺於1930年的，可毛於1928年就與18歲的姑娘賀子珍宣布為「由同志的愛變為夫妻的愛」隨後賀子珍也經歷了與楊開慧實質上相同的遭遇。而1958年，毛作詞「我失驕楊……」鱷魚的眼淚照流不誤。多麼殘忍而虛偽啊！可「辯」文還要吹捧他為革命獻出了六位親人。實際上，都是他為了我要大，為了私慾無限膨脹，才讓六位親人「輕於鴻毛」的。即如，「東征於朝，長子死焉。」為金日成、毛澤東、史達林發動的非正義的侵略戰爭而死，就比鴻毛還輕。仔細審查一下，有沒有一位是為中華民族而捐軀的呢？
毛澤東多行不義，從來就認為，誰講道義就是愚蠢的宋襄公，自然也不信道義在自己一方，也就不信可以用道義的政治影響力促成「和平演變」。一味迷信槍桿子解決問題。那時的中央領導批評他是「槍桿子主義」。他後來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中說：「我們有些同志就是相信政治影響，以為靠著影響就可以解決問題。那是迷信。1936年，我們住在保全。離保全四五十里的地方有個地主豪紳的土圍子。那時候黨中央的所在地就在保全，政治影響可謂大矣，可是那個圍子裡的反革命就是死不投降。我們在南面掃、北面掃，都不行，後來把掃帚搞到裡面去掃，他才說：『啊喲！我不幹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這樣……蘇聯紅軍不進入東北，日本就不投降。我們的軍隊不去打，敵偽就不繳槍。」(《毛澤東選集》四卷合訂本1030頁)說來也太奇怪，不相信自己的「政治影響」能征服敵人；事實上連個土圍子也征服不了！卻迷信帝國主義的「政治影響」能使自己亡黨亡國；事實上也真能！世界上第一個由共產黨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夜之間灰飛煙滅！讀者想知道這是為什麼嗎？個中緣故，就在於：「謊言起作用的規律」。這個規律可以表述如下：
1，謊言可能(也許能，也許不能)欺騙大多數人於一時，不能(排除「也許能」)欺騙大多數人於永久
2，謊言可能(也許能，也許不能)欺騙少數人於永久
這個規律具有「二乘二等於四」那般的精確性。多謝「辯」文為此提供數據：蘇聯解體前蘇聯社會科學院曾經進行過一次問卷調查，被調查者認為蘇共代表工人的占4%，認為蘇共代表全體人民的占7%，認為蘇共代表全體黨員的也只占11%(全屬少數)，而認為蘇共代表黨的官僚、代表幹部、代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占85%！也就是說，絕大多數蘇聯人民。(都覺醒了)並不認為共產黨是他們利益的代表！在這種情況下，人民乃至普通黨員(即大多數人)自然不會再有當年(受騙時)保衛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祖國那種政治熱情和奮不顧身的精神了。這個數據精確地表達了「謊言起作用的規律」的兩個基本點。最鄭重而又最滑稽的是，也表達了江澤民之流的三個代表重要理論的民間反應。
古人云：「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常」就是規律。它的作用不因為堯是好人，就為他存在；也不因為桀是壞人，就自行消亡。同樣，規律也不會是單為人民存在，而為共產黨則亡。它對雙方不偏不倚，一視同仁。所謂「利用規律」，就是把規律所含有的可能性中的對自己有利的(或有害的)「也許能」(或「也許不能」)，經過主觀努力，創設條件，使它變為現實性的能(或不能)，最後變為現實。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包括歷史學)和美學，就是指導人們發現和利用自然規律、社會規律和美的規律來為自己的目的服務的。但目的性卻是規律本身所不具有的，就像原子彈炸誰，它本身並不具目的性一樣。
共產黨對此規律的運用方式是，謊言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只對少數人講不行，要使廣大人民群眾都上當。
「難道共產黨不曉得謊言對多數人、少數人和長期性、短期性起作用的規律嗎？」不但曉得，而且精於此道。它對謊言的作用，已經發揮到極致；可以說，中共是人類中天字第一號謊言大師。中共黨史就是一部謊言及謊言起家、發家史。相對而言，戈貝爾又算得了什麼？小巫都稱不上。讓我例舉黨內鬥爭中鮮為人知的一件事──黨史活字典司馬璐在回憶錄中說：
9月9日(1935年)，右路軍參謀長葉劍英，說是截獲一則電報，是張國濤給徐向前和陳昌浩的，電文中說：「望勸毛、周南下，如他們不聽勸告，應立刻監視其行動，若執迷不悟，堅決北進，則以武力解決之。」這份電報的真實性，我曾當面問過張國濤，他說絕無其事，徐向前晚年答覆廖蓋隆也說，他絕未見過這份電報。
真實的歷史情況是，當時徐向前陳昌浩率部進擊松潘以北，打開北進的通路。毛派認為這是一個擺脫張派控制的最好機會，決定逃跑，要逃跑，就得有個藉口，否則毛派要承擔分裂紅軍的責任，因此葉劍英編造了上述的故事。(《中共歷史的見證》509頁)
以下仍是真真假假、陰謀詭計層出不窮，直到借國軍的刀殺滅張國濤的軍力，以除心腹之患，故事才算告一段落。毛澤東、葉劍英之流既然能在他們黨的領導同志之間憑空捏造這種假事，編出這種無恥謊言，那他們對誰還會有什麼樣卑鄙的事做不出來呢！問題在於，這一件事水落石出了，還有大量的迷團是屬於「一生真偽有誰知」哩！單就這件事，時過境遷，真假還有幾個人關心呢？謊言已經美滿地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再則，總還會有些人不信張國濤、徐向前、司馬璐、廖蓋隆那一套的。毛澤東有個比喻可以用在這裡：把油倒進油瓶里，即便再倒出來也倒不淨，總會沾上點兒留下來的。讓我再舉個國家的，也是國際性的眾所周知而又大受其騙的事件：
金日成在毛澤東、史達林支持下，發動進攻韓國，這一基本事實說明「抗美援朝為了保家衛國」純粹是一個大騙局，二者一點邊兒也不沾。整個過程是由欺騙組成的；始於戰爭起因的欺騙性，終於戰爭結局的欺騙性，把死傷90萬人、費用100億美元說成是77萬人、35億美元；在全國開展轟轟烈烈的愛國衛生運動，反對美帝國主義的細菌戰。；這是整個騙局中的一場戲。那場愛國衛生運動激起中國人對萬惡的美帝國主義的深仇大恨：志願軍鬥志昂揚，誓死「打敗美帝野心狼！」工人階級覺悟高，紅著眼唱：「要想前方少流血呀後方多流汗！增加生產、厲行節約加呀麼加油干……」老實巴腳的農民握緊拳頭宣誓：「要人站起就走！要糧套車就送！……」知識分子為了表示自己的民族大義，世界級的學者們批判自己崇美、欽美、親美的骯髒思想，臭罵自己「曾做過美帝的走狗」，怒將榮獲的獎章、榮譽稱號等，當作恥辱的印記拋擲出去，然後再比著自辱，開展了一場看誰能罵得自己狗血噴頭的思想改造運動！專家罵自己最無知識，狗屁不通：教授接受批鬥，褪掉褲子割尾巴。全國規模的大鬧劇在熱火朝天地、傻冒地上演著。
然而在解密的「蘇聯總統檔案文件」清楚地寫著：「致毛澤東：蘇聯政府和蘇共中央委員會被誤導了．新聞媒體傳播的關於美國在朝鮮使用細菌武器的消息，是建立在錯誤的信息基礎上的．這項對美國的非難指控是偽造的。」(蘇共中央、部長會議主席團1953年5月2日決議，關於給蘇聯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庫茲涅佐夫[V. V. Kuznetsov]和蘇聯在朝鮮民主人民共和國的事務負責人蘇茲達列夫[S. P. Suzdalev]的信。)──轉引自北明《韓戰期間「美軍使用細菌武器」公案始末》(《北京之春》NO. 87)事到如今，對澄清這個騙局關心的，恐怕只有為數寥寥無幾的老學究了。妖魔化美國已經深入人心，至今仍是反西化、分化、自由化鬼話的底色。。
我把北明的兩篇文章(另一篇是蘇聯總統檔案中12個文件的中譯本)，給一位到我家來美探親的退休醫生看。他打斷我的話，說：「明明是傷寒、霍亂、痢疾等傳染病在志願軍中流行嘛！說別的什麼都行，要說細菌戰也是假的，我不信。」
後來，我待他看過那兩篇文章之後，又問他：「信了吧？」你再也猜不准他回答什麼？他說：「我沒有看。」
就這樣一來，一個曾經掀起了席捲全中國的仇美怒潮、曾在全世界妖魔化美國的彌天大謊，竟如此這般地「明白不了糊塗了」！謊言起作用的規律，以及共產黨的運用之妙，在這裡得到了活靈活現。中共黨史告訴人們：「共產黨的品種齊全的『炮灰』，多是謊言公司騙來的。」這也表明了：沒有謊言就沒有各式各樣的炮灰；因而各式各樣的暴力也無從產生。．
「和平演變」論者也是要利用這條謊言發生作用的規律來消滅謊言。他們是通過不搞暴力、排除戰爭、避免流血，揭露真相、闡明真理的辦法，讓越來越多的人，在越來越早的時間內，從受騙上當中清醒過來，而且儘可能地讓會受騙於永久的人接近於零，最好是能等於零。用真言占領謊言的陣地．他們認定「第一」戰勝謊言，然後才有「第二」戰勝暴力；謊言破而暴力自破或易破：寧信暴力論的反面：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起碼是，「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有人向共產黨表態：「我不像他們那樣，我不反共，只要追求歷史的真面目。」共產黨回答他：「即便你不是居心騙我們，好到無法再好的情形，你也是在說廢話；難道說，你追求歷史真面目不就等於是要我黨的命嗎？要知道，我黨的生命就在於撒謊。」
這本奸偽之書的要害就是打著歷史研究的幌子，兜售反中國，反中國人民，反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妄圖全面實施徹頭徹尾的「和平演變」，最終達到顛覆新中國的目的。其實，書的要害唯一的是還原歷史真相。那自然會要共產黨的命，即全面實施徹頭徹尾的和平演變。，最終達到顛覆新中國的目的。──這是人民覺醒後的必然選擇。至於說，把反中國，反中國人民，與反中國共產黨連在一起說，那是中共的一貫伎倆。比如你反對蘇聯侵略中國和中共認賊作父，他就說你反蘇、反共、反人民；你只反共，他就說你反華、反共、反革命：你反對毛澤東，就會有：反黨、反毛主席、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反毛澤東思想、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等等一連串的說法。這在病理上，叫做中共喉舌「腸躁症」。
現在可以這樣說，如果說《黑奴籲天錄》(又名《湯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被她的總統說成是「一本書掀起一場戰爭的小女人」，那麼，《誰是新中國》的作者辛灝年先生，將被他的人民說成是一位「一言喪幫(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言興幫(大中華民國)」的「中國之子」(為了既宣揚中國之子這個稱號，又能嫁「禍」於人，「辯」文特別註明：這是某捧臭腳者語。)
三，「辯」文發問：辛灝年是何許人也？答曰：書如其人也。
但是，問題並沒有就此結束，我們也不能僅僅停留在對辛灝年和《誰是新中國》本來面目的批判上。我們有必要深刻揭露辛灝年的漢奸底細，深刻揭露《誰是新中國》的賣國實質，以及他們產生的歷史原因、現實條件和當前的巨大危害性。同時我們也有責任，號召中國人民奮起批判這股來自大洋彼岸的反華逆流，把辛灝年這些害人蟲統統掃進歷史的垃圾箱。
第一，關於《誰是新中國》，其書入流不入流的問題
如果說《誰是新中國》，是一本「歷史學著作」，可是它既沒有編年體的時間脈絡，如《春秋》、《左傳》、《竹書紀年》、《資治通鑑》等；也沒有紀傳體的傳記體例，如以《史記》為龍頭的《二十五史》；更沒有紀事本末體的記事體裁，對歷史大事，詳其首尾，集中表述，如《通鑑紀事本末》等。如果說《誰是新中國》，是一部歷史評論，可是它既不象賈誼《過秦論》那樣鋪陳歷史，從秦孝公起，歷經惠文、武王、昭襄王，延及考文王、莊襄王，及至秦始皇，秦國由弱變強，由強及弱而亡，一覽無餘，無可否認的事實，雄辯有力的論說，證明秦國之亡，亡於「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也沒有蘇洵《六國論》那樣氣勢雄健，秉筆直書：「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最後則發出振聾發聵的吶喊：「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誰是新中國》，也算不上是一部斷代史，於明清史學家黃宗羲開創的學案體也不入流，與旅美歷史學家黎東方的細說體更不搭界。
既然不入上述種種之說，被鼓吹者捧到「九天之上」的《誰是新中國》，只能算在「辱罵和恐嚇」之列。辱罵者，偉大祖國也。恐嚇者，中國人民也。(句型同「打人者，張三也。」如果文中的祖國、人民，暗指「中共」，就算了。)但是，有毛澤東之言在先：「中國人連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被稱為「不入流的」史辨，用得著毛澤東拍著胸脯鼓著肚，破著老命，對著《誰是新中國》撒潑嗎？──中國人連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毛不至於如此，大概只能是作者裝腔作勢、強姦毛意罷了。)有魯迅先生之言在先：「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至於拉魯迅的虎皮，正好是用來警告自己：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辱罵和恐嚇者，你自己也！是你破口大罵《誰是新中國》是奸偽之書、奸巧之書；原來這是一本篡改中國歷史，中國人民革命史，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顛覆、分裂和瓦解新中國，製造反動輿論的政治宣言；是一個背叛祖國和人民的漢奸，向帝國主義和反動派賣身投靠的見面禮、敲門磚、賣身契；這本奸偽之書是獻給人民公敵蔣介石及其反動派的祭品；他的奸偽之書，就是一本反革命復辟宣言；要深刻揭露《誰是新中國》的賣國實質……所以，。(「所以」後面，只能是自況了。)辛灝年的奸偽之書，在中國人民面前，終歸是「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蒼白得很，悲涼得很。
真是豈有此理！這和評論一位練過歐、顏、柳、趙的書法家，你說他寫的字「四不像」一樣不講道理！難道東施要想美，只有「效顰」一途乎？謝榛在《詩家直說》中有一段關於「入流不入流」的精闢論述：「若能出入14家(指唐代的14位詩人)之間，俾人莫知所宗，則14家又添一家矣。」「辯」文對《誰是新中國》就表現出傻呆呆，「莫知所宗」。這是因為，辛先生對「所宗」不是生吞活剝，故不露刀斧痕跡，倒是如名廚師做菜那樣，不見油珠明晃晃，只覺飯菜噴噴香；匠心獨運，功在滲透。從總體的滲透中，我們看到時間的脈絡作為一條紅線貫穿始終，是為經；以事件和問題為單元，穿插其間，是為緯。特別是表現在某一單元中，尤其顯得脈絡清晰：史實經緯交織似錦，史論涇渭分明如畫。信拈一例，以資說明，例如：下卷，第二章的第1、2兩節作為一個單元，論述中共認賊作父，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的問題：
首先「正名」：叛亂，是指它對北伐和國民革命的繼續叛亂和擴大叛亂。叛國，則是指北伐成功、東北易幟、中華民國初獲統一之後，因中華民國為維護國家主權而遭遇蘇俄對我國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時，中共竟在蘇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無視民族，背叛祖國，不僅公開決策「武裝保衛蘇聯」，而且在全國掀起了更大的武裝叛亂高潮，以與蘇聯侵略者「裡應外合」。
其次，框定本單元的時間範圍：1927年──1936年。
其三，梳理歷史的千頭萬緒，敘述事件的來龍去脈，並將二者融會於歷史事件的特定發展階段中：國、共是歷史舞台上的主演。國民黨方面，有它創建的中華民國和進行的國民革命。中共是蘇共的產物，蘇共先是蓄謀指使、後是直接指揮中共背叛國民革命、顛覆中華民國。蘇共繼承和繼續沙俄對我主權的掠奪，發動侵華戰爭。中共聽命把叛亂發展到對中華民國打響第一槍的「八一南昌暴動」，開始了1927年8月──1929年7月的武裝叛亂階段：在武裝叛亂中，煽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認宗蘇俄、背叛祖國」的城鄉俄屬蘇維埃政權；而對1929年7月侵華的中東路事件，中共不但不保衛祖國，還公開認賊作父，號召「武裝保衛蘇聯」，這就開始了1929年7月──1934年10月的武裝叛國階段；從此以後，直到1936年12月。就是實施假抗日真圖存陰謀策略的階段 (辛先生對此階段，在此只是提出問題，並未展開，因為緊接著下面就會有第三章、第四章，用整整兩章的巨幅，來對這一問題窮原竟委)。
其四，把論域中所涉時序，排列如下：
1，共產國際派駐中國代表羅易稱：「1926年11月(北伐出師後四個月──辛先生按；下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確定了一個新的問題，問題的中心之點是，中國革命從何時開始，將發展為土地革命。」
2，1926年11月在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的會議上，布哈林在第一個報告中批評中共：「對農民問題注意不夠，過分畏懼農民運動的開展，在國民黨占領區(即建立了國民革命政權的北伐軍後方)進行土地改革，不夠堅決──這就是錯誤的主要方面」。
3，1926年11月30日，史達林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中國委員會發表了「論中國革命前途」的演說，稱「中國未來政權的性質是無產階級和農民民主專政之類的政權」。後來，當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時，會前接見部分代表，指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農民戰爭。中國共產黨的成績大小，要取決於它在領導這場戰爭中能夠組織多少聽它指揮的武裝力量。」
他說：「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顯然，史達林在這裡所指的反革命不是軍閥，而是正在領導和進行打倒軍閥偉業的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
4，1926年12月16日共產國際「七大」通過了羅易起草的「關於中國局勢的決議」土地問題已經開始表現為各種尖銳的形式，這是當前形式的中心問題。哪一個階級有決心去解決這個根本問題，並能提出徹底的解決辦法，那一個階級就將成為革命的領導者。在中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下，無產階級是唯一能夠執行徹底的土地政策的階級。「
5，1927年5月史達林對中國的訓令(即五月指示)，和1927年7月14日共產國際給中共的七條指令，「要進一步開展土地革命。」
6，1927年7月26日，當蘇俄對國民黨親俄派尚存希望之時，《真理報》在題為「國民黨左派的危機」的社論中指稱：「共產黨員應該毫不懷疑地著手宣傳蘇維埃思想，以便一旦爭取國民黨的鬥爭失敗，出現新的革命高潮時，能動員號召群眾成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
7。1927年7月8日，史達林在《真理報》上發表「時事問題評論」時評論中共說：「在當前革命發展階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潮條件下，成立蘇維埃將是一個完全成熟的問題。」
8，1927年7月上旬，召回了共產國際首席代表羅易，停止了陳獨秀的領導職務，成立了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等五人組成的常務委員會，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職權。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和繼之而來的羅明拉茲有更高的決策地位。羅明拉茲被授以全權「糾正過去的錯誤，指導中共中央的工作。」中共黨史說：「共產國際召回鮑羅廷和派出羅明拉茲，歸根到底是為了實行中國政策的革命轉變。」
9。羅明拉茲指揮下，新中共中央掀起了武裝叛亂的第一個浪潮──八一南昌暴動，兵敗，於翌年4月由朱德、陳毅率殘部至井岡山落草，為毛澤東所接納。
10，1927年蘇聯第7、第8期《布爾什維克》雜誌，在社論「中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中說：「退出國民黨的號召和立即在中國建立蘇維埃的口號，是同現在舉行起義的策略相一致的。」
11，武裝叛亂的第二個浪潮──1927年8月7日，羅明拉茲在武漢秘密主持了中共的八七會議，作了「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並使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執委會告全黨黨員書」，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總方」。
於是，蘇俄假手共產國際，於８月９日向中共首次提出了「要在中國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任務。」
中共黨史稱：「自羅明拉茲來華後，土地革命變得異常激進，大批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被派赴各省組織農民運動，土地革命真正變成了全黨的革命行動。」8月9日，由於共產國際向中共發出了「同意在中國建立蘇維埃」的指示，於是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便立即作出了「關於左派國民黨和蘇維埃口號的決議『。決議指出：「現在的任務不僅是宣傳蘇維埃思想，並且在革命鬥爭新的高潮中應該成立蘇維埃」。「蘇維埃組織應當首先在廣州、長沙這些確實取得勝利的關鍵地方建立。」嗣後，「只是因為攻打長沙沒有進展，所以沒有提出蘇維埃，而廣州暴動的政權就稱為廣州蘇維埃。」八七會議另一大規模武裝叛亂行動，便是派毛澤東赴湖南發動秋收暴動，攻打長沙和武漢。皆以失敗告終。
12，中共武裝叛亂的第三個浪潮，為1927年11月中共上海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所發動。9日和10日羅明拉茲和共產國際派來接替他的米特凱維奇主持會議。會議通過了羅明拉茲起草的《中國現狀和共產黨的任務的決議案》，認為現時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的形勢」；革命的任務「是發動工農，組織工農革命軍，開展游擊戰爭，建立農村革命割椐地，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發動工人鬥爭，發動城市暴動，使城市暴動成為自發的農民暴動的中心和指導者……」；現時中共革命的策略「是努力使群眾自發的革命鬥爭有最高限度的組織的原則……努力使互相隔離零星散亂農民暴動形成儘可能的大範圍內的農民總暴動……努力保證工人階級的爆發和農民暴動互相贊助、互相聯絡」
13，。會議結束第三天發出了「致兩湖省委的信」，明確指示「在城市中當戰爭激烈以及某一部分軍隊敗潰時應……殺盡改組委員會委員、工賊、偵探、以及反動的工頭……在漢口長沙如是工人群眾的行動，可領導其打外國人。在鄉村中大力發展游擊戰爭，殺盡土毫劣紳、大地主，燒地主的房子……目前主要口號應當是：工農兵大暴動起來，消滅新軍閥戰爭，一切政權歸工農兵代表會議，殺盡土毫大地主，殺盡改組委員會工賊。」
14，1927年12月，羅明拉茲在莫斯科召開的聯共(布)第15次代表大會上宣稱：「現在廣東以及其他一些省，黨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奪取政權和組織武裝起義。黨在蘇維埃這個總口號下進行鬥爭……現在可以直截了當地提出政權問題了。」就在羅明拉茲於莫斯科發言的時候，中國廣州不僅爆發了由蘇俄直接命令和指揮的武裝叛亂(即中共廣州暴動)，成立了第一個蘇維埃政權，而且蘇俄駐廣州諸領事及工作人員均參加了這一叛亂，蘇俄駐廣州的領事館則是指揮中共武裝叛亂的巢穴。
15，12月11日凌晨叛亂爆發，由共產國際代表紐曼指揮，參加暴動的主力是葉劍英的原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教導團，約1300人。另有周文雍指揮的工人赤衛隊約3000人。宣布成立「廣州蘇維埃政府」，又稱「廣州公社」並發布政綱：「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一切權力收歸國有」，打倒反革命國民黨和各式軍閥。聯合蘇聯，打倒帝國主義「等。暴動極盡燒殺之手段，致使「血流成河，遍地死屍」。兩日即敗。
1928年2月25日，共產國際第9次全會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高度讚揚廣州武裝起義說：「廣州起義應當被看作中國工人及其偉大的英雄主義的範例。」但該決議卻指責指揮廣東暴動的共產國際代表紐曼「準備工作做得不夠」。蘇俄命令並指揮中共發動武裝叛亂的行徑，可謂不打自招。
16，1928年3月，中共湖南特委代表曾到井岡山批評這裡的工作太右，殺人太少，沒有執行「使小資產階級變無產階級，然後再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
17，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幾於共產國際召開「六大」的同時，因俄國出錢出力，中共也在莫斯科召開了第6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的一項任務是總結俄式共產革命在中國的失敗教訓；另一項是以共產國際執委會第9次全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為指導明確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前途，準備力量，迎接革命高潮。
18，1928年8月，共產國際又在其「六大」的提綱和決議中指示中共：「革命鬥爭將使黨面臨完成武裝暴動的任務，準備通過武裝暴動這一完成民主革命的唯一道路，去打倒帝國主義、軍閥、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權──國民黨政權》」
19，1929年2月8日，蘇俄在《致共產國際執委會與中國共產黨書》中，批評中共誇大革命運動失敗的程度，要求中共反右傾。
20，1929年成6月7日，蘇俄又在《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關於農民的信》中指責中共在發動農村暴動的過程中，出現未打倒富農的情形：「聯合富農，這無論是什麼條件下都是不允許的。從列寧的公式中，絕對得不出結論說，在中國黨的一些文件中所提出的聯合富農這個口號是正確的。這個結論，對中國來說更是不對。」
椐中共現代史和黨史著作稱，在1927年8月至1928年，中共發動了100多次武裝暴動，其中大型的暴動就有12次，除了廣州外，都是農村暴動。主要有：
1927年9月至10月的兩次海陸豐暴動，曾於11月間建立過蘇維埃政權；1927年10月的廣東瓊崖暴動：1927年11月中旬的湖北麻城暴動；1928年1月贛東北弋橫年關暴動：1928年1──2月，由逃竄在項難的朱德、陳毅所發動的年關暴動；1927年底和1928年春的洪湖和鄂西暴動；1928年3月的湖南平江「撲城」暴動；1928年3、4月間的陝西渭華暴動；1928年春的閩西龍巖、永定暴動；1928年報7月的平江暴動；1929年3__5月紅四軍的兩次入閩和一次入贛。這些暴動除了一時燒殺無度、血濺山野之外，大多遭到慘敗。其後若不是以李、馮、閻為代表的殘餘軍閥大規模武裝叛變，為共產黨的武裝叛亂帶來了機會，則不僅是中國的「紅色政權」將無由存在，即便是由蘇俄所命令和直接指揮的武裝叛國以保衛蘇聯，恐怕也只能是賣國不成、愧對主子了。
21，1927年7月中東路事發，引起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極大關注，揭開中共武裝叛國的第一階段。
這裡有必要先說清所謂「中東路事件」──列寧在推翻「二月革命」後，要中共也走此左門旁道；在國民黨搞「二月革命」時，中共趁火打劫搞」十月革命」，來搶「桃子」。蘇俄為騙取人心，曾兩度宣布「對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終止沙皇俄國在東北的特權，將中東路無條件地歸還給中國(從這裡，我們也可看出：孫中山和毛澤東是涇清渭混，截然分明兩路人：孫中山於革命困境中遇到迥異於列強面貌的國家，能不歡迎？毛澤東卻是於蘇俄大量欺騙和肆行侵略的真相大白之後，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蘇聯，是遵孫中山的遺教；還有「一邊倒」云云，全都真是自欺欺人到恬不知恥的程度！說他「自欺」，是因為他已不存在孫中山受蒙蔽的條件了。他心裡清楚明白得很！試問，他晚年說的「俄國亡我之心不死！」是從何時算起的？──紫丹注)。
1924年與北京政府簽訂「中俄協定」時，明定「中東路由兩國共同經營」，但在實際上連這也不是，而是由俄方任意管理，鐵路局長有俄人擔任，人權、財權由俄人把持，從而使沙皇俄國在我國得到的特權，由蘇聯照舊得以維持。
1928年底，東北易幟，中華民國初獲統一之後，蘇俄與沙俄一樣，為對東北的野心所驅使，也為方便指揮中共黨員的武裝叛亂，竟將它駐哈爾濱領事館、中東路以及駐我國的商業機構，作為中共武裝叛亂的據點，中共也於此時建立了滿洲地下組織，並接受其領導。
1929年5月27日，中華民國東北地方政府因接到蘇共於哈爾濱領事館內召開中共地下人員秘密會議的報告，遂派軍警前往搜查，結果查獲眾多中共人員和蘇俄指使中共實行武裝叛亂的許多文件。東北地方政府遂監禁了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的領事，逮捕了其他人員39人，並命令以武力接管中東路及附屬機構，封閉了蘇俄於我國境內開設的蘇聯國家遠東貿易局、商船局、煤油局等商業機構，將捕獲之重要分子押送滿洲里遞解回國。。
1929年7月14日，蘇聯政府對中華民國政府發出通牒，誓言要保護它在東北的特權和它在中東路的利益。
1929年7月16日，中華民國政府復照蘇聯政府：中國在中東路所採取的措施，是「維護主權」和「維持中國社會安寧」所不得不採取的適當之處置。
1929年7月17日，就在這一天，共產國際執委會向各國工人階級和革命群眾號召對中國軍閥的暴行，必須以革命的行動來答覆，要不畏一切的犧牲，來擁護蘇聯和保衛世界無產階級的堡壘──蘇聯。
1929年7月18日，蘇聯政府發表聲明於中華民國政府斷絕外交關係，同時調集8萬軍隊集結於中蘇邊境，並於8月中旬大舉向中國東北邊境發動了武裝侵略。由於張學良的無能，更由於殘餘軍閥的武裝叛變，使得中華民國政府無力增兵東北，一時，蘇軍很快占領了我國境內的富錦、密山、東寧波汪清、滿洲里、杜蘭若爾、海拉爾等重要城鎮和大片土地。東三省兩邊國境線上的重要門戶，幾乎全部被蘇俄所占。中華民國在軍事失利後，乃被迫與蘇俄在伯力談判，並於12月忍辱與蘇俄簽訂《中蘇協定》，恢復了前沙俄在我國中東路的特權，恢復蘇方人員的一切職務。事件的來龍去脈如此；下面讓我們來看中共的賣國嘴臉：
22，1929年7月12日和17日，中共中央發表了宣言和中央通告41號、42號，堅決反對帝國主義支持下的國民黨軍隊「進攻」蘇聯。宣言和通告根據共產國際精神提出：
(一)，「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是世界反帝國主義的大本營」辛先生按(下同)──中東路事件，在中國政府，是要收回主權；在蘇聯，是要繼續強占沙皇俄國所曾搶占的中國主權。因中國政府要維護主權，反對強占，蘇聯便發兵侵略中國──這就說明蘇聯才是真正的帝國主義。
(二)，「帝國主義指示中國國民党進攻蘇聯的陰謀，已經兩年了」，「收回中東路便是具體的表現」。──事實是，蘇聯命令並指揮中共武裝顛覆北伐成功後的中華民國已經整整兩年了。問題是，收回中東路為國家主權所在，為任何國家所不能反對，中共忘記了自己也是中國人。
(三)，「中東路事件是進攻蘇聯戰爭的開始，這是一個極端嚴重的事件。」──如果在本國領土上收回國家主權就是進攻蘇聯的開始，則近百年來全世界只要是宣布過國家獨立、收回國家主權的各殖民地國家，豈非全部變成了侵略者？
(四)，「現在世界大戰的危機日益迫切，而中國在帝國主義戰爭與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中，都是最嚴重的地方。」──此無非是說：只因為中國在帝國主義戰爭和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中，都是最嚴重的地方，所以中國就不能收回主權，所以中國若要收回主權，蘇聯就應該武裝侵略中國，中共就應該武裝保衛蘇聯而不應該保衛自己的祖國。這不是徹底的賣國助敵又是什麼？
(五)，「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反對國民黨做帝國主義的工具，應是最主要的口號。」──如果應該反對國民黨做帝國主義的工具，那麼，在蘇聯侵略我國之時，最主要的口號豈非更應該是「反對中共去做蘇聯侵略我們祖國的工具」嗎？
以上事實，不但可以把中共釘死在「賣國賊」的恥辱柱上，而且，通觀中共黨史只有兩件事：一是禍國殃民，一是給臉上搽粉，這正好可為「辯」文的問題「誰是世界上最不要臉的人？」提供出最標準的答案。
一個白色軍閥，裡通外國，搞武裝割椐：一個紅色軍閥，裡通外國，搞武裝割椐；二鬼裡通外國鬧中華，把祖國陷於內憂外患之中。
23，1929年11月26日，李立三代表中央在中共江蘇省「二大」第九次會議上發表演說：「反對進攻蘇聯和保衛蘇聯的任務，中央已經提出，武裝保衛蘇聯，即將是全國的武裝暴動》」
24，1929年12月8日，中共中央第60號通告的標題就是「執行武裝保衛蘇聯的實際策略」。通告指出：「帝國主義、國民党進攻蘇聯的世界大戰已經迫在目前了……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將是人類歷史上未曾有的殘酷的階級戰爭，必然引起世界革命的大爆發。」中共黨史說：「中共乃由此在中國安排發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制定紅軍的策略。」
25，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接受國際10月26日指示信的決議」即」接受共產國際命令中共武裝保衛蘇聯」的決議。緊接著，中共又發出了「中央通告70號」，號召全黨「變軍閥戰爭為國內的階級戰爭，以推翻國民黨統治，以建立蘇維埃政權」。還說「這是目前總的路線」，是「最積極進攻的路線」，是「集中進攻的中心策略。」
26，1930年5月底至6月初，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和中共中華全國總工會經過三個多月的準備，在上海舉行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政治決議案》。《蘇維埃組織法》和《武裝保衛蘇聯的決議》。
27，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在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聲稱：「在革命的具體發展、偉大革命高潮已經接近的現在，黨不只是要注意到奪取廣大群眾、組織廣大群眾的鬥爭，尤其要注意到革命巨潮爆發時，組織全國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任務。因此，加緊組織群眾的政治鬥爭，加緊宣傳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必要，注意促進全國革命高潮，注意武裝暴動組織上和技術上的準備，注意布置以武漢為中心的附近省區的首先勝利。」中共黨史稱：「李立三提出全國武裝暴動計劃即城市工人暴動和農村紅軍進攻相配合的奪取一省幾省勝利的計劃」。「主要有命令紅一軍團攻打南昌，紅三軍團攻打武昌和長沙，紅二軍團和紅一軍團出兵漢陽、漢口，紅十軍團進攻九江，紅七軍團挺進柳州，幻想『會師武漢，飲馬長江』。同時又要求上海、南京、廣州、北平、天津、哈爾濱等中心城市總罷工、總起義，以造成全國革命高潮。」
中共第一階段武裝保衛蘇聯的叛國計劃，雖趁新舊殘餘軍閥的大規模軍事叛變而起，但隨著中華民國政府軍平叛的完全勝利，也以一敗塗地而告終。隨即開始了武裝叛國的第二階段。
28，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侵占我國東北三省。當天政府軍停止圍剿，次日蔣介石離開江西前線，共產黨歡呼「衝破了第三次圍剿的勝利」，立即共產國際執委會第11次全會「關於中國共產黨任務決議案」，於9月20日發出了「由於工農紅軍衝破敵人第三次圍剿、即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緊急任務案」，認為《「九一八事變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導火線」，「反對蘇聯已經成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險」，因而再一次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同時認定中間派是革命的最危險的敵人，「中國政治形勢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戰鬥」。又提出了「紅軍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勝利和白區普遍實行武裝暴動組織工人罷工」、的計劃。
29，1931年11月7日，蘇聯國慶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全國臨時中央人民政府」，製造兩個中國，繼續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立即在蘇俄發表「中國的革命鬥爭」一文，稱：「中國正在召開蘇維埃大會。這一事實本身便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因為當此日本人占領滿洲和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之際，這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顯示了一個新的革命的中國存在！」
30，1932年春，中國人民和中華民國政府軍付出極大的犧牲，贏得了第一次淞滬抗戰的勝利。中共領袖又在他的《中國目前的形勢與中共當前的主要任務》一書中，稱：「中國所面臨的是兩國鬥爭，即新興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與腐朽的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鬥爭。」並稱：「兩國之爭決定著中國目前的全部的政治生活」，「兩個政權的尖銳對立是目前中國政治生活的核心。「
31，1933年春，正在進行圍剿的中華民國政府軍，又因長城抗戰爆發而被調長城沿線。中共武裝叛國又得到一次大發展，地域更加擴大，已經垮湘贛閩粵四省，並與閩浙贛蘇區連成一片。紅一方面軍發展到10萬人左右，赤衛隊發展到20萬人。這時是中央蘇區全盛時期。
32，1933年2月7日，據中共黨史稱：川陝蘇維埃政府在通江成立。至10月川陝蘇區發展到東西500餘里，南北400餘里，總面積42000平方公里，人口500餘萬的廣大區域。紅四方面軍共8萬餘人。在1933年內，全國紅軍發展到30萬人，達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最高峰。
這一切，無非證明，正式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的侵略，才造成了中共武裝叛亂、武裝叛國的全盛時期。為了在祖國遭受侵略的日子裡武裝保衛他們的「工人階級祖國」蘇聯，為乘國難當頭以分裂祖國、製造兩個中國並篡立起一個「俄屬蘇維埃中國」，中共黨員唯以製造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為己任，雖然自稱數十萬人馬，卻非但沒有派過一兵一卒以東進上海抗日，以北上長城抗日，以遠征東三省抗日，甚至連「保衛祖國」的口號也不曾喊過一句。即便是喊起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便必定是為了武裝保衛蘇聯而已。而武裝保衛蘇聯的行動，就是受俄命而在國難當頭的祖國發動更大的武裝叛亂。中共黨員的叛國本質和叛國行徑，也就無須再作其他任何的證明了。
最後，仍必須指出的是，在1927至1936這十年間，不論是中共所稱的瞿秋白的盲動主義，還是李立三、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他們在按照蘇俄的命令與指揮，旨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一心顛覆中華民國和蓄意製造兩個中國的目標上，都是完全一致的。至於他們的內部鬥爭和互相否定，不過是這個史無前例的叛亂叛國集團的內鬥和內訌，或曰蘇俄統治集團內鬥和內訌在他們當中的表現罷了。充其量他們也只是在比較誰更忠誠於蘇俄，水在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上面更有成績，誰的思想和路線更能達成叛亂和叛國的目標罷了。就像某個盜竊集團的一群首領們，既要在盜竊前為誰的盜竊辦法最好而發生爭論，又要在盜竊後為偷盜的失敗或分贓的多寡而互相指責一樣，無是非可言，即便有，那也只是這個盜竊集團內部的是和非而已。而當我們只需就這個盜竊集團對社會所產生的危害進行揭露、指控和清除，而非對盜竊集團中的每一個成員分別予以「量刑」時，他們內部的是還是非，又與我們何干呢？
行筆至此，筆者不禁油然而興浩嘆：時、空、人、事，國民黨、軍閥、共產黨，中國、蘇聯、日本，幾大因素排列組合，特別是其中的活躍元素之間構成的錯綜複雜的動態關係，僅靠辛先生一支筆，就要把史實勾勒得顧此及彼、點面結合、脈絡清晰、層次分明；又要把事理辨析得井井有條、頭頭是道、入情入理、服天下人；左丘明、司馬光在世，能不惺惺相惜乎？特別是，如果你通讀《誰是新中國*下卷》，就會覺得它簡直就是一大篇《過共論》。其鞭辟入裡，氣貫長虹，堪與賈誼的《過秦論》遙相呼應，結為姊妹篇。應該說，二者都是大家手筆、都是不可多得的古今好文章。當然，如果作類比的話，把《誰是新中國*上卷》，類比《六國論》不也宜乎！
辛灝年在與《透視中國》主持人的對話中，講了這樣一段話──
其實《誰是新中國》就是一本《中國現代史》，但是要準確的說，它是一本中國現代史辨，「辨析」的「辨」。為什麼這樣說，因為1949年以後在中國大陸出版了很多種的《中國現代史》，他們基本上站在一黨的立場上，來敘述中國現代歷史發展過程的，而且是一個勝利者用謊言編織了這樣無數本的《中國現代史》，所以正是針對這樣一個對象，這本書採取「辨析」的辦法，將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些真真實實的一些東西，把它提拎出來，然後進行思想剖析，所以我稱它為「辨析」，但說到底，也就是一本《中國現代史》，一本來自於中國大陸民間知識分子們，自己對歷史反思的一個成果。
在這裡，自詡為「歷史學家」的辛灝年，用了一個「辨析」，就把所有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史學家，及其研究成果，打入十八層地獄。而把自己，及其巧偽之書──《誰是新中國》，捧到了九天之上。這是何等的學閥作風！但是，辛灝年的這一番自我表白，恰恰暴露了他自絕於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敗類面目
有「辯」這樣的文章現世，還愁無處去找知識分子中的敗類嗎？辛先生用的是「辨」，是辨析真假、是非、善惡；而你用的是「辯」，是辯護，實際作的是強辯、跪辯，張牙舞爪、無理取鬧，特別是你說的話，或引用的話，都是惡犬效主子，大搞語言暴力，而其中許多話，即便在大陸，也都早已是聲名狼藉的陳詞濫調，而你卻還要不厭其煩地說呀說呀，還當成最新謊言來誇誇其談哩！當然，如屬下面情況，自當別論：你是故意那樣說，讓讀者噁心共產黨的。
現在看來，你所謂的「不入流」，在你這一面是「莫知所宗」；在辛先生那一面是，從寫作風格上講，不陳陳相襲，不隨波逐流，富於獨創性。所謂「歷史專著」的「著」，貴在獨創，該「歷史專著」正是獨出心裁、不落窠臼、獨樹一幟、獨創一格。它把從老八股到洋八股、從黨八股到幫八股，給甩的溜干二淨，至於你說的：如果有一點歷史常識的人，翻看一下辛灝年的「成名之作」──《誰是新中國》，就會感到「四人幫」大批判文章那股子打棍子、揪辮子，攻擊一點，不及其餘的惡氣，撲面而來。在《誰是新中國》的字裡行間，無不透露著「四人幫」「金棍子」姚文元當年的霸道。可以讓讀者都來評一評：看看這是誰的活脫脫的自畫像？好！就讓我當場把你抓住吧！單憑扣帽子一項，你師承「四人幫」就堪稱「江青出於藍苹而壞於藍苹」；你實在是作孽不淺，難道也不怕禍延子孫？──僅在一篇文章中，你就給辛先生扣了近40頂帽子，計有：準備帶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的辛灝年，滿腦子唯心史觀的辛灝年，滿世界鼓吹「精英」論的辛灝年之流，「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的辛灝年，辛灝年一類騙子，。奴才，漢奸，靠「傷痕文學」起家的浪蕩子，叛國精英，斷了脊梁骨的乏走狗，中華民族的敗類，中國知識分子的敗類，知識分子中的害群之馬，謠言世家子弟，帝國主義反華勢力僱傭的文化特務，反動派的孝子賢孫；，反共反人民的老英雄，投機商人，投機的野心家，「卓爾不群」的野心家，赤臂上陣的小丑，騙子，害人蟲，不恥於人類的狗屎堆，中國人民的反面教員，藏在人民革命隊伍中的敵對分子，徹頭徹尾的反革命分子，徹頭徹尾的反革命復辟分子，極端反動的人，文化掮客，頭上戴著一大堆光環的時代寵兒，赤臂上陣的弄潮兒，中國人民的敵人，帝國主義和反華勢力的鷹犬，對於我們國家抱有敵對情緒的知識分子，投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人，美國反華勢力的走狗，「台獨」的同路人，……(遺漏在所難免}另外，對人、對書的辱罵，也是比比皆是。難怪你為讀者所不辭，回報你為「夾生坯子下流貨！」你的通篇文章，除了部分引語外，充斥著「四人幫」大批判文章那股霸氣、惡氣、流氣、痞氣、陰陽怪氣；第三代核心的油腔滑調、裝腔作勢；第二代核心的殺氣騰騰；好像還要裝出一股你祖師爺的山大王氣。
讓我們再走走」群眾路線」，聽聽讀者的呼聲；看看「辯」文是怎樣明目張胆地與民意為敵的？(以下轉載自《黃花崗》總14期)
辛先生：您好！
無意間在書櫃發現幾本《黃花崗》，連夜驚讀之餘，茅塞頓開，大有振聾發聵之效，我似找到了一條該走之路。
丟掉幻想，認清本質，先掃垃圾，再建高樓。
恨不能很快與您相見，以討教具體的救國之道。
德成 2004。11。21
大陸人辛灝年(從前是小說家，現在是中國近代革命史研究者)寫的《誰是新中國》不可不讀。導生出中華民國的革命是正統，導生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革命是「反革命復辟」。這是個很有價值的論點。辛灝年刻意不使用中華民國這邊公布的史料，刻意只用「人民共和國」那邊公布的史料和報紙記錄，雄辯如江河，力透紙背。
接受新教育吧！活到老，學到老。
台灣人
黃花崗雜誌社：
辛灝年的思想應該讓大陸中小學的教師知道。
看了辛灝年《誰是新中國》，知道了許多真相。並且我把這些真相講給我的學生聽，受到了學生的歡迎，這與他們在課本里所學的發生了衝突，但學生還是更相信我給他們講的事實。關鍵是如何把新灝年觀點讓全中國的中小學教師知道。像我們這樣的農村學校有幾個老師可以上網？建議在城市可上網的中小學教師家庭都要想辦法看到《誰是新中國》。
大陸一位農村高中教師
黃花崗總編輯：
身為華僑的我們，應該感到榮幸，有著這麼一本繼承孫中山大志的出版物。再次送上萬分的謝意！三民主義乃中國民主的唯一希望！
陳永健 謹啟
辛先生：
黃花崗雜誌別樹一幟，大作《誰是新中國》立意頗新，於我心有戚戚焉！只是網頁更
田建模
黃花崗雜誌社和尊敬的辛灝年先生：
我是一名反共愛國人士，曾經抱著純潔的想法要加入共產黨，改變中國的命運。但是從1997年開始，我對共產黨徹底絕望。從1998年開始，(至今) 我已經進行了快8年的反共宣傳；期間，屢屢遇到人民擔心「沒有了共產黨咋辦」的疑慮。所以我建議在退黨聲明的同時再發起一個新的簽名運動。那就是「全民公投產生新憲法，全民直選產生新政府，軍隊國家化，政教分離，黨政分離，人民自由結社組黨，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司法獨立，人權立國，廢除西方的精神垃圾『馬列主義』，恢復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重建家園認同。」兩個簽名同時進行，讓人民在離開「共產黨反動派」的同時，又能看到國家的光明前景……我碰見許多為「共產黨反動派」辯護的人士(「辯」文作者聽著：──紫丹注)，他們在共產黨推動的各種運動和改革中得到了好處、分到了贓物，就泯滅了良心、失去了正義。現在我正告這些人回頭是岸邊」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你們要認識民主和自由的可貴。我們都是中華民族的子孫，只有在一個人人平等、自由民主的國度裡面，大家才會有做人的尊嚴。
非常希望能藉助辛灝年先生的高知名度把我這些想法來傳播出去。
林越 2005。6
黃花崗雜誌暨辛灝年主編：
您好！我是生活在大陸的一名自由作者，筆名王律文。我曾經長期工作於新聞文化界，於2002年辭職從事寫作。 今天的中國面臨著種種危機，而「民主」和「統一」是兩個最主要的問題。黃花崗雜誌以宣揚中華民國的歷史與理念、追求重建民主中國為主旨，可謂抓住了問題的關鍵。因為「中華民國」正是兩大問題的一個交集，一個新的「大中華民國」，能夠同時解決中國的「民主」與「統一」問題。貴刊直面當今中國問題之核心，在種種爭論報刊中獨樹一幟，為推動中國的民主統一進步事業作出了獨特的貢獻，謹此向貴刊暨辛灝奶奶先生表示敬意……！
王律文 2005。7
九九歸一，現在回歸到「辯」文開宗明義的第一句否定的話語。不過，讀者需要給它來個否定之否定，即在「並非。」句前再加個「並非」，讓它正負對消後等於O，即不讀括號里的句子：《誰是新中國》(並非像炮製者和鼓吹者炒作的那樣，)是一本「展現了一個人獨自探索歷史真相的成果」，「將對中國的精神和現實造成震撼」，並且「已經得到了熱烈的反響和接納」的「傑出的歷史學著作」。。。
第二，關於辛灝年，其人入流不入流的問題
人們不禁要問：辛灝年這個生於新中國，長於新中國，承受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厚恩，頭上戴著「作家」、「青聯委員」、「精英」等等一大堆光環的「時代寵兒」，為什麼要跑到美國，跪拜在帝國主義的腳下，甘心當帝國主義的走狗，對著自己的祖國和人民狂吠呢？答案很簡單，正是帝國主義在社會主義國家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和平演變」的結果。
人們不禁要問：在新中國大陸有著系列化耀眼頭銜的「精英」辛灝年，為什麼「求證」一個與新中國密切相關的命題──誰是新中國？不在新中國自己的土地上研究，非要背井離鄉，跑到與這個命題毫不相干的美國去「求證」？是偌大的新中國，有著博大胸懷，兼容並蓄的中國人民，容不下他辛灝年一支筆呢，還是辛灝年別有用心？
辛先生在「後記」里說得很清楚：「而自我『流放海外』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寫作，即期求獲得一個自由和安全的寫作環境，來將它完成和出版。」他是出於這樣一個無奈的簡單而又純潔的目的。問題在於，「辯」文為什麼要。明知故問呢？是不是要讓國人懷念王炳章、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吳弘達、魏京生、王丹……何清漣、袁紅冰、焦國標、陳用林等一大串名字呢？高行健得諾獎時，朱éF基說：「可惜他不是中國人！」一位女評論家為文反駁說：「幸虧他不是中國人。」可謂意味深長。又，是不是還想要勾起人們掛念在國內的湖南三壯實士、重建中國國民黨的17壯士、丁子霖代表的天安門母親、蔣顏永、劉曉波、杜導正、劉狄、盧雪松等等的處境呢？
更，是不是要人們拿無比優越的人民民主與構成世界災難的美國民主作對比呢？
毛澤東同志與黃炎培先生於1945年7月在延安，有一次著名的談話，那正是一次關於人民民主的談話。
黃炎培說：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
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1954年9月15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中國人民民主制度的新階段》社論。為了說明新中國的民主是真正的人民民主，我們不妨將這篇社論全文錄下：(從略！──紫丹)
我為什麼要「從略」？因為，當時的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劉少奇作的制定憲法的報告，我是在收音機前收聽過直播的。至今51年過去，其中那些曾使我歡欣鼓舞過的句子，我記憶猶新，如：「在我們國家機關內，壓制批評是犯法的行為！」緊接著收音機里就爆發出嘩嘩的暴風雨般的掌聲，經久不息。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這位委員長已經成了國家元首，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而當毛澤東的紅衛兵用語錄打頭、用耳光打臉、連打帶踢，打得他遍體鱗傷的時候，他說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還沒有撤消……他作為公民，他的權利如何如何……，可伶劉主席還想用憲法來當護身符。當然，憲法也保護不了他，直到毛澤東殘害他致死時，白髮二尺長！難道憲法還會保護普通的老百姓嗎？如果說，劉少奇訴諸憲法的話是廢話，那就證實了憲法是廢紙。廢紙就廢紙吧，就像人大代表是花瓶一樣，大家裝模作樣，心照不宣就算了。可毛澤東偏偏不認這壺酒錢，硬是要把他的新的接班人明文寫在憲法上。按走過場說，下屆您老人家能否當選國家領導人也還是個未知數，怎麼能把接班人就預先定在憲法上呢？老人家也太奚落憲法、人大代表這些玩藝兒了，連他們臉上糊的那張薄紙也要給撕破。
我剛才把《社論》全文從略，卻留下毛與黃關於民主的美談。就是叫你對照一下嘴臉。現在繼續對照：翻手為雲，毛的淫威不可侵犯，說把接班人定在根本大法就定在根本大法上；他是多麼倚重憲法！又是多麼椅重接班人！覆手為雨，一反臉就宣布廢止接班人，說廢止就廢止，定在憲法上有屁用！憲法呀憲法，可伶的憲法在訴苦：「我要不被寫成憲法，白紙無黑字，尚可當手紙。嗚呼！而況憲法而不如手紙乎！」
「算了算了！毛澤東時代作為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鄧小平號召我們向前看！」就是這個鄧小平讓機關槍射著開花子彈，履帶卷著血肉之軀，血洗天安門的。可他也是把憲法、人大當作廢物的呀！相反，當秋後算帳的時候，哪位人大委員曾提議過召開人大會議解決問題的，都不輕饒。
面對著天安門白髮老母的控訴，「辯」文竟能在光天化日之下，高談闊論「人民民主專政」的無比優越性；血口噴人、肆意詆毀「美國式民主」，說它倒是人民的災難。可是別忘了，連這個鄧小平都說過：「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他接著還拉出毛澤東的話：「史達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鄧選二卷，293頁)真來咄咄怪事！怎麼這個田雨竟胡充八當得比他的主子毛澤東、鄧小平還要左三分呢！見怪不怪，這也可作二解：一，反話正說就是：「這是黃嘴角子弱智兒，才會有的初生小獸之蠻勇！」二，實話實說就是──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孟子》盡心章上)讀者如想要領會貫通孟子話的精神實質，只需要有足夠的耐性，堅持品讀下面的宏論就行了。
這就是中國人民為什麼一定要堅持不懈地爭取人民民主的根本原因。因為沒有人民民主專政，沒有絕大多數人的當家作主，就不會有人民的民主。所以，人民要的是人民民主，而不是辛灝年鼓吹的美國式「民主」。美國式的「民主」，就是戰爭，就是侵略，就是殖民掠奪
美國式「民主」就是世界人民的災難
叛逃到美國，吃著美國人殘羹剩飯，給美帝國主義當著「乏走狗」的辛灝年，最為推崇的就是所謂的美國式「民主」，他不遺餘力地為美國式「民主」搖旗吶喊，企圖在中國實行美國式「民主」，全面復辟資本主義。與此同時，他還糾集一乾子醉心美國式「民主」的所謂「精英」，跟在他的屁股後頭，為美國式「民主」搖唇鼓舌。
那麼，所謂的「美國式民主」，究竟是個什麼貨色？在這裡，我們不必舉證更多的例證，看一看正在發生的伊拉克戰爭，以及美國侵略軍的「虐俘」醜聞，也就十分地明白了所謂「美國式民主」到底是一個什麼東西了。
自從美英聯軍「虐俘」醜聞被媒體揭露之後，有關美英聯軍「虐俘」醜聞的報導紛至沓來：
隨著美國雜誌《紐約客》9日再次刊出一張阿布格萊布監獄伊拉克戰俘被虐待的照片，駐伊美軍虐囚事件的真相繼續向縱深發展，全球輿論更加群情激憤，譴責之聲不絕。
反觀美軍虐囚事件的曝光出水，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與《紐約客》等新聞媒體立有頭功，它們因為將揭黑的矛頭直指軍隊而尤顯可貴。
《華盛頓郵報》等許多報刊的繼續揭發，伊拉克監獄內的野蠻行徑終於大曝於世
美國《刀鋒報》的記者在調查了100多名「老虎部隊」的退伍老兵和越南平民後，於2003年10月19日披露，這支陸軍部隊在越南戰爭期間曾犯下無數戰爭罪。
摘取上面幾篇報導，意在說明，辛灝年之流竭力鼓吹的美國式「民主」、「自由」和「人權」，給世界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所謂的美國式「民主」，就是殘酷壓迫全世界人民的專制制度；所謂的美國式「自由」，就是野蠻剝奪全世界人民自由的殖民主義壓迫；所謂的美國式「人權」，就是使全世界人民喪失基本生存權的獨裁統治。
這裡，我來做幾點「點破」：
1，這是黑暗面，是罪惡，是必須揭發和加以懲處的。這些，美國都做到了。如果不盡人意，誰也無權禁止再揭發、再處理。民主制度絕對不能保證沒有黑暗面，只能保證公民向黑暗鬥爭有合法權利。毛澤東說得對，「史達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
「辯」文把德先生和賽先生相提並論。我們說，就像最科學的原理也不能保證其中不含有部分錯誤，相反，倒可以絕對地保證，其中一定包含有部分錯誤，讓一代代人在「推翻」中進行補充、完善那樣，民主的制度也絕對不可能把壞處驅除淨盡。民主制度的好是相對共產極權制度的壞而言的。就以被鬧得喧天似的「虐俘」問題來說，前蘇聯有沒有？中共有沒有？不但有，而且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什麼未曾引起軒然大波呢？徐平華先生劃成右派的罪狀之一就是在大鳴大放時他提了一條「志願軍槍殺戰俘」的意見：
我原為解放軍19兵團63軍文化教員，蘭州戰役後不久，抗美援朝戰爭爆發，部隊奉命入朝作戰，我被調至兵團政治部敵工部戰俘管訓團，做押俘英語譯員。五次戰役期間，我們在中線接收戰俘，其中以英國、土爾其戰俘最多，當時，我軍對敵宣傳口號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優待俘虜，繳槍不殺「Surrender No Killing and Torture！」宣傳雖然不錯，但戰鬥打響後大都不執行，其慘狀難以目睹。押俘多在夜間進行，要立時轉移後方，有時在敵機照明彈下，戰俘們受驚狂奔，戰士都開槍射殺，尤其是傷殘戰俘跟不上大隊的就地處置。處置的槍聲，使前方押運的戰俘都回頭觀看，還以為伏兵交火。我對此違反優俘政策做法，思想一直搞不通。我問過連指導員，他說：「打老美和打老蔣不一樣，這是上級指示。」既然不一樣為什麼要宣傳「Surrender No Killing and Torture！」呢？(《世界周報》10。29。1995)
徐先生由部隊調干進入人民大學學習，響應號召，幫助黨整風提意見，給劃了右派，隨即進入了難以想像的悲慘世界。這篇回憶錄的題目是：《九死一生20年──我的勞改歲月》(謹獻給那些在中共極權下活著的與死去的冤假錯案亡魂，及他們的後代子孫。)
這說明什麼問題？說明，只要是民主制度壞的地方，極權制度就往往更壞，恰如「虐待俘虜」與「槍殺俘虜」之對比；此其一。其二，前者保護揭露人。後者嚴加遮蓋，而且把「優俘」宣傳得天花亂墜。又嚴禁揭露，誰膽敢揭露，定予嚴懲不貸！試想，。假如《紐約客》、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刀鋒報》、《華盛頓郵報》等，及報導的撰稿人，都在「人民民主」的中國，他們的命運該當如何？報刊被查禁是無疑的，人員呢？以往的做法是，各得其所(勞教所)、各歸其隊(勞改隊)、各就其位(一字排開……)。這些嚴峻的事實，明白無誤地回答了「辯」文前面的提問：在新中國大陸有著系列化耀眼頭銜的「精英」辛灝年，為什麼「求證」一個與新中國密切相關的命題──誰是新中國？不在新中國自己的土地上研究，非要背井離鄉，跑到與這個命題毫不相干的美國去「求證」？是偌大的新中國，有著博大胸懷，兼容並蓄的中國人民，容不下他辛灝年一支筆呢，還是辛灝年別有用心？你就少說中國人民吧！中國人民正在受難。以後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時候，自然是，誰也不會再自我流放了。現在不流放行嗎？這篇「辯」文要對《誰是新中國》及其作者任意辱罵、口誅筆伐、窮追猛打，置之死地，就是回答了辛灝年在中國會怎麼樣。現在你們蛇□般的毒狠只能化作恐嚇和辱罵，而這也只能事與願違，讓侏儒向巨人噴出的臭唾沫如數回落到自己的嘴臉上，同時又把自己的主子也正好置之於被告席上。其三，民主制度的透明性，容易形成對罪惡、黑暗東西的人人皆知、人人喊打！達到「如日月之蝕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即如種族歧視，過去曾嚴重存在，現在美國的社會心理對此是深惡痛絕、除惡務盡，毫不諱疾忌醫，不像極權社會總是捂蓋子，如薩斯，紙包不住火了才被迫承認。難能可貴的是包括政府高官如國務卿鮑威爾，也對種族歧視加以揭露、加以韃伐，以促進社會進步。不期「辯」文將這種改進社會的努力，加以歪曲，當成摸黑民主制度的卑鄙手段。且看：
對於托克維爾吹捧的所謂美國式「民主」，美國人未必認帳。現任美國小布希政府國務卿的鮑威爾，曾經在1995年出版過一本名曰《我的美國之路》，據說「在全世界引起很大轟動，已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出版。」
鮑威爾在《致中國讀者》中說：「這本自傳描寫的是一個出身貧賤、由於個人的努力和種種機遇而上升到美國責任最重大又最受信任的崗位上的一個人的生平。我深信，通過艱苦奮鬥和剛毅不拔的決心來改善自己的命運是各國人民的共同願望，這種願望激勵著千千萬萬的美國人，同樣激勵著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本書講述的是一個帶普遍性的故事，謹愿它對加強中美兩國關係能做出微薄的貢獻。」但是，就是這個時下在美國政壇走紅的鮑威爾，也無法在自己的自傳中掩飾美國「民主」的虛偽性和欺騙性。正如中文翻譯者在《譯者的話》中指出的那樣：
鮑威爾在書中對自己的家庭和個人的戎馬生涯作了生動細緻的描寫，通過許許多多動人的故事使讀者了解到他艱苦奮鬥之不易，同時也了解到美國領導集團內爾虞我詐和美軍內部的種種問題。讀者可以從書中活生生地看到鮑威爾本人、他的家庭和廣大美國黑人受到的種族歧視和侮辱。他是一名美國軍官，但不能與白人在同一飯店吃飯，不能用同一廁所，甚至走在大街上連看一眼白人婦女也犯法。他結婚時不能住一間像樣的旅館，只能把市郊簡陋的汽車旅館作洞房。自傳充滿了對美國種族歧視的憤怒控訴。鮑威爾吶喊說：「多少年多少代，我們為這個國家而戰，早在17世紀，黑人自由人和黑奴就應徵當民兵。美國革命時期曾有數千名黑人在華盛頓麾下為這個國家爭取獨立而戰，可是勝利後他們自己卻未享受到獨立。內戰時間，有幾十萬黑人在聯邦軍中英勇戰鬥，近4萬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黑人曾幫助白人獲得土地並保衛土地，但他們自己卻無立錐之地。這個國家拒絕給予我們基本權利，還怎能叫我們為它服務呢？我們又幹嗎為它而戰？……」我們從書中的字裡行間還可以看出他對美國的所謂民主、人權和機會均等的虛偽性的撻伐。
那麼，鮑威爾自己是怎樣看待美國的所謂「民主」和「人權」的呢？那就是對內搞種族歧視、隔離和侮辱，對外搞殖民掠奪和戰爭侵略，血腥屠殺他國人民。正如我們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指出的那樣：美國政府感興趣的是有色金屬，而不是有色人種。也正如無產階級偉大導師列寧指出的那樣：帝國主義就是戰爭。
中國的老百姓讀了這段文字，是否會認為美國當官的肯說實話，不像中國當官的，從毛澤東到基層，給老百姓沒有一句實話？中國的幹部們會不會認為，我們要也這樣揭露真相，即便是為了克服弊端，恐怕烏紗帽也就戴不牢了，甚至於影響到帽下的頭能否長牢？尤其是，會不會更啟發讀者更嚮往「美國式的民主」呢？至於隨便一個中國人，他想都不敢想既能揭國家的瘡疤，又能國務卿照當不誤；天底下哪會有這樣的便宜宗兒呢？彭德懷很有分寸地說了幾句實話，死得是何其悲慘啊！辛灝年在中國如果能寫事實真相而不遭牢獄之災，他也就不用自我流放了。就說筆者寫這篇讀後感吧，能在中國寫嗎？即便當做反面教材，可以任人口誅筆伐為前提，能在中國發表嗎？過去的沉痛教訓是，不止於「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而是作者遇見警局，叫你領教「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頭！我想起兩個作者的簡短對話：「解除顧慮，寫吧！准許犯錯誤，也准許改正錯誤。」「改？恐怕是勞改。」
大量的文化墮胎亡海外，其理由不是明顯地擺在那裡嗎？使「辯」文作者大惑不解的是，在新中國大陸有著系列化耀眼頭銜的「精英」辛灝年，為什麼「求證」一個與新中國密切相關的命題──誰是新中國？不在新中國自己的土地上研究，非要背井離鄉，跑到與這個命題毫不相干的美國去「求證」？這是因為：第一，在大陸，每件事情都能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舊中國。舊中國之舊就是專制復辟，而舊中國是絕對不允許人們求證誰是新中國的。更不允許辛先生到德國和俄國去刨「新中國的祖墳」。第二，在大陸有著系列化耀眼頭銜的「精英」辛灝年，如果是見利忘義，領導人曾經向他許願：「寫出被提倡的作品，就給你發獎。」還有人說，對於暢銷作家的書稿，印刷機一打開，就等於是在印鈔票。凡此種種，對於待價而沽的人是多麼具有誘惑力的呀！怎奈辛先生視名利如糞土。而「辯」文作者竟津津有味、垂涎三尺地把美元與辛先生捆綁在一起，這只能表明他是以小之心，度君子之腹。「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安貧樂道，耿介拔俗，是中國傳統文人的一種雅癖，辛先生也然。民運創始人王炳章說他是「苦行僧」；也有人奚落他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我認為他是「兩袖清風，一身正氣，質本潔來還潔去。」到現在為止，他所有的演講，一律是拒收報酬的；而且明言，拒收任何政治團體的捐款；辦《黃花崗》雜誌，用的是愛國華僑周祥老先生捐出的終身積蓄，50萬美元。靠著他自己、李剛、孫雲等一班義工，說是「勒緊腰帶，還能維持3年。」《黃花崗》的帳目定時公開，小蔥拌豆腐──一清二白。由於得道多助，當許多人表示願意資助他們的時候，辛先生未雨綢繆，向工作人員提醒：「錢少辦事有困難，錢多花不對，也能毀了事業。」像辛先生這樣廉潔自持的人，恐怕也是人如其書，是「不入流」的吧！
《黃花崗》人士以重建新中國為目標，以不辭勞苦為精神，以清正廉潔為風氣，凝聚為一個無形的群體；這個群體又有一個無形的淘汰機制，即目標、精神、風氣。那些利祿之徒，看到無名可追、無利可逐，遠遠地便望而卻步；如果一旦誤入「歧途」，一經發現便會激流勇退，。這樣一來，便保證了本人和群體雙方都不變色。這就是為什麼在有些團體忽興忽衰之際，《黃花崗》卻能保持穩步地蒸蒸日上，欣欣向榮的原因。
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凡是靠攏《黃花崗》的，都不是由於誰的招兵買馬，全是由於受到黃花崗精神的感召。凡我後生晚輩，(緬懷先烈國而忘家，生而忘死，殺身成共和之仁，捨生取三民主義，)而志在以黃花崗72烈士之精神重建大中華民國者，豈能念茲在茲幾個香錢(不說臭錢，如同不說酸葡萄)乎？謂予不信，自我作例：
老朽只是家人供碗飯吃，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身上不名分文。有一次，隨身帶有$11，要買一本書，可書上標價是$16，我硬是眼巴巴買不成。後來我在散步的小徑上拾到$5，才算湊夠$16。就是在這樣的困境下，我在《黃花崗》上發表過幾篇文章，都不忍心領取他們的稿費，對寄款都是如數退回，最近一次是$300。別人都作義工，我實在自愧老而無能。連比別人差勁的我都是這樣，你們還敢血口噴任勞任怨、如牛負重而又守身如玉的辛灝年先生是乞求美元嗎？
有人說，辛灝年是四面楚歌，有人更說成是八面楚歌。當然，12分高興也並不比10分高興多2分；8面楚歌也不比4面楚歌多4面，只是言其處境極其艱難險阻而已。讓我們來一窺究竟：
我在《弄清事實 再講戰鬥》一文中說：辛灝年先生是當代知識分子追求真理的榜樣。他竭盡心力寫出一部歷史巨著《誰是新中國》，衝破中共的謊言大壩；他做到了鄧小平所說的「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他是認真還原了中共歷史真相，徹底否定了」黨的光輝」胡扯。
一方面，辛先生反對共產專制獨裁不遺餘力。另一方面，他又旗幟鮮明地反對台獨毀棄中華民國，分裂國家民族的圖謀。他以一介書生匹夫之身孤軍作戰，兩面禦敵。你可以贊成或不贊成他的觀點，但你不得不崇敬他追求真理的勇氣和獨立人格。我們探討問題的時候，要學他獨立撐持、堅挺不拔的精神：來追求真理，服從真理，先重是非，次講利害。
他對國民黨是什麼態度呢？請看《誰是新中國》的「作者聲明」：
本書作者雖然不是一個社會活動家，雖然僅僅是一個學術工作者，但仍然要鄭重聲明的是：作者在本書上卷所為之辨析和辯護的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只能是那個曾作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並艱難推進了民主建國曆程的中華民國，和那個曾創造了、並曾艱辛捍衛過中華民國的中國國民黨。即由孫中山先生和蔣介石先生及其真正的繼承者們所開創、所捍衛、所建設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而不是頂著中華民國的國號，卻要拋棄中華民國的國統；承繼了中華民國國統，卻又要背離整個中國；掛著中國國民黨的招牌，卻要菲薄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理念、詆毀中國國民黨的基本民主性質、歪曲中華民國民主建國的艱辛歷程、否定曾在艱難時代為台灣的繁榮和進步奠定了歷史基礎的蔣介石先生──即一方面企圖將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歷史傳承予以腰斬，一方面則企圖誘導整個台灣走上分裂祖國和割斷歷史之路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如果這樣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已在出現、或有可能出現的話。
「辯」文就此說道：那麼，這個「喪家的」、「反動派的乏走狗」的「鄭重聲明」，究竟想要告訴人們什麼呢？答案只有一個──他想告訴人們：反中國，反中國人民，反中國共產黨，我辛灝年與中國一切反動派是一路貨色，不論是「喪家的」也好，「乏走狗」也好，總之我辛灝年與反動派「並無二致」。我辛灝年甚至也不諱言：我，就是蔣介石及其代表的反動派的孝子賢孫！但是，我辛灝年又要「和而不同」，與今天的李登輝、陳水扁等「台獨」派，與蔣介石反動派的追隨者，不是同路人。
「辯」文作者的嘴，就像兔唇跑風那樣，逢說東，又說西：上段的結語是不是同路人；請看下面的結語，又變成了就是「台獨」的同路人。
但是，帝國主義和一切反華勢力，當然也包括辛灝年之流，是不願看到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正在以自己的能力和智慧，解決中國自己的問題，解決兩岸和平統一的問題。因此，辛灝年在他的《誰是新中國》的「總結」中，就說：「海峽兩岸民主進步和專制倒退的長期對抗乃是第三大較量的明顯特徵。」而且叫囂什麼「中國的統一，前提是民主。全中國人民唯有追求民主統一，才能避免專制一統，才能真正實現和完成現代中國的民主建國使命和祖國統一大業。」
從辛灝年的夢囈中，我們不難看到，這個跑到美國，為美國反華勢力充當文化特務的「乏走狗」，企圖用所謂「追求民主統一」、「避免專制一統」的話語，使兩岸關係繼續處於「長期對抗」狀態，以此達到他們阻撓中國統一的罪惡目的。由此觀之，辛灝年就是美國反華勢力的走狗，就是「台獨」的同路人！
你們共產黨的第一代，不是說過先民主、後統一嗎？難道你們今天非僵持專制一統不行嗎？
你們不是說和平是兩岸人民的心願嗎？你們不動武，難道台灣會動武嗎？本來按歷史的使命感，中國國民黨有義務光復中華民國。但事實上，他們已是孫先生、蔣先生的不肖之徒，樂不思蜀，忘記了什麼是「我黨所宗」。中國人民只有寄希望於「重建中國國民黨」了。
你們不是說兩岸對等談判嗎？如果說只要台灣獨立，大陸就有權動武的話，那麼，對等的命題該是什麼呢？是否應該是：只要大陸堅持極權專政，台灣就有權動武；否則不成不平等條約了嗎？總之，你有條件動武，也要給人家一個動武的條件，否則，還對什麼等？
你們一點也不含糊，再清楚不過地知道，辛灝年是一反共獨、二反台獨的，你們為什麼又說他就是「台獨」的同路人？李登輝如不說辛灝年是共匪間諜，而說就是共黨同路人，不就相映成趣了嗎？當官方宣布停止神化毛澤東的時候，你們興猶酣，繼續實行兩個凡是、三個忠於、四個無限，但你們就是對他的一句話：「不許放屁！」偏偏要對著幹。
是該作結的時候了！
新中國之新，新在國魂；孫中山先生創立的三民主義就是大中華民國的國魂。
辛先生之行，主義是從，一往無前，宛如農民耩麥子，不聽螻蛄叫，寧信沉住氣不少打糧食
辛先生之書，義正詞嚴，經緯交織，涇渭分明，親者快，仇者痛。
辛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日月當空，一身正氣，兩袖清風。
讓我以蒙古人的諺語作結：「駱馱在前進，狗在叫。」
初稿脫稿於10月1日23時20分。2005年，日內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