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中國】辛灝年：中共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甚麽（上）
【新唐人電視台斯德哥爾摩記者站報導】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中共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會上鄧小平發表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指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決定把工作重點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
【林丹】改革開放把人們從思想的桎梏中解放了出來，人們壓抑已久的幹勁和熱情也隨之被釋放了出來。儘管是摸著石頭過河，步步漩渦，處處荊棘，但憑藉著聰明才智和勤奮的努力，許多貧民百姓成了萬元戶。然而隨著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經濟發展與政治體制的衝突日益尖銳，社會結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貧民百姓靠勤勞致富，到高官權貴靠權力暴富。伴隨著經濟發展而來的，是貧富懸殊的拉大；是貪污腐敗的猖行；是人民的不滿和反抗。面對危機四伏的中國社會現狀，回顧和反思二十多年的改革道路，人們開始思考這樣的問題，改革開放究竟給中國帶來了甚麽？改革的路今後該怎麽走？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日著名學者辛灝年先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發表了題為《中共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甚麽？》的演講。在我們反思過去思考未來的時候，聽一聽辛灝年先生的一家之言，或許會對我們有所啟示。下面就請您欣賞辛灝年先生斯德哥爾摩演講「中共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甚麽」的上篇?經濟改革篇。
【辛灝年】我們隔了一個大洋，隔了千山萬水，我們因為愛祖國，所以我們總是希望自己的祖國好。這是人的一種正常的感情，也是一種很美麗的感情。可是我們今天的祖國確確實實因為歷史的和現實的很多原因，真的還不那麽好；不那麽如人的意；甚至於在某些方面相當糟糕。所以我今天要講一講的是，本來一場改革開放是可以使從毛澤東時代痛苦地走過來的中國真地、好好地、迅速地發展起來。可是二十五年的改革開放究竟是怎麽走過來的？它有沒有成就？它的成就有多大？負面的成就和正面的成就究竟是誰大誰小？誰更重要地表現了二十五年改革開放的性質或者本質？這些東西真的是該我們中國人，我們這幾代知識份子和我們普通的民眾來深入地研究一下，所以我今天要講的第一個問題是，改革不是前人所沒有做過的事情。
改革是前人做過的事情
【辛灝年】鄧小平先生曾經說過一句話，叫「改革是前人沒有做過的」。我不想說鄧小平先生對歷史的知識不夠，我只說他這句話錯了，大錯特錯。不論在中國，還是在這個世界上，改革是前人做過的。而且曾經做的有血，有淚，有情的，叫人十分感動的。甚至於對這個歷史，世界的歷史和中國歷史，都發生過巨大的衝擊和發展效果的。
我隨便舉一個例子。大家都知道今天我們在歐洲，法國的國王路易十六，二十歲當國王。搞改革開放整整十六年，就是因為他不想把專制的法國變成共和的法國，所以他自己最後被送上了斷頭台。而法國卻從此開始艱難地走向了共和，最後，經過九十九年的時間，確認了共和制度，創建了共和國家。
俄國的最後一個皇帝，繼承他前輩的遺志，改革開放五十六年。一八六一年宣布農奴制改革，也就是取消農村的封建制度。五十六年改革開放啊，中間經過了許許多多有血有淚的故事啊。著名的是一九零五年的那個流血星期日，當俄國的人民群眾，工人、士兵、大學生們舉著標語，高唱歌頌沙皇的歌曲，去向他請求政治改革的時候，他命令皇宮的軍隊用槍，槍殺了一千多無辜的俄羅斯人民。此後他的改革開放，就在這樣一個軌道上，政治上高壓，經濟上放縱，也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裡獲得了很好的經濟效果，以至於連俄國的知識份子都說，俄國是不可能發生革命了。
列寧就曾經遺憾地說，俄國好像發生革命的機會已經不存在了。可是一九一七年二月的一個早晨，在彼得堡的一家小麵包店裡，就是因為沒有麵包賣，革命居然就發生了。八天之內，沙皇退位了，沙皇專制統治結束了，俄國建立了俄羅斯共和國，表示著平等、博愛、自由的三色旗在俄羅斯上空飄起來。雖然八個月後，列寧所發動的那場武裝政變-十月背叛，埋葬了俄羅斯的第一個共和國。可是七十四年以後，當俄羅斯人民嘗盡了俄國共產黨的無窮迫害之後，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的那一天，蘇聯垮了自由、平等、博愛的三色旗，俄羅斯共和國的國旗，這一面被埋葬了七十四年的共和旗幟，重新在俄羅斯的大地上飄起來。這就是俄國沙皇的改革開放，為了保住自己的專制王權，而不進行政治改革和真正改革，所遭致的必然下場。
蘇聯的最後的統治者戈尓巴契夫、葉爾欽，寧肯喪失自己的權利；寧肯讓共產制度垮掉，也要對俄羅斯的民族和人民負責任。所以，做盡了壞事的俄羅斯共產黨，在俄國的共產專制制度結束之後，它在俄羅斯的土地上仍然獲得了生存的權利。俄羅斯人民不計舊恨，讓自由的曙光不僅照耀了俄羅斯的土地；也照耀了這一群，曾經對自己的民族犯下過無數罪行的共產黨人的身上。
外國的我不想多說了，凡是歐洲的前專制國家，絕大多數在爆發革命之前，都進行過改革開放，結果都是導致了革命的爆發。所以尼古拉二世的寵臣?宰相維特伯爵說過一句話，改革是為了預防革命，革命如要發生，改革必須中止，革命如不發生，改革照舊進行。那麽我們來看一看我們中國的前人有沒有做過改革開放的。
大清朝的改革開放 ? 洋務運動
【辛灝年】鄧小平先生說，改革開放是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我們回答他，大清的皇太后慈禧太后，就做過改革開放。大清王朝的大臣李鴻章，就做過改革開放。大清朝一心想考進專制體制內的康有為先生，就要求過政治改革。
我簡單地說一說，大清的改革開放，當時叫「洋務運動」。我為甚麽要這樣說，我們了解了大清朝改革開放的命運，我們才可能對今天中國大陸二十五年的改革開放，有更加深切和生動的了解。
大清朝的改革開放，從一八六五年的太平天國被滅亡。晚清王朝處在外有外患，內有內憂的狀態，由他的重臣著名的改革派大臣李鴻章先生把它推開了。從這一天開始到一八九四年甲午海戰，清朝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度過了三十多年的年頭。在這三十多年裡面，在經濟上是引進外資，允許合資，允許民辦，提倡官督商辦，就是我們今天的話說公私合營，把上海變成了經濟特區。西太后親自下詔把上海縣提升為上海市，從縣變成道。它成了滿清王朝對外改革開放的櫥窗。目的是富國強兵，猶如我們今天所說的振興中華。它的結果是甚麽呢？經過了三十年的經濟改革，民族資本主義的工業從無到有，原來中國沒有現代化或者說近代化的民族工業啊，大清改革開放洋務運動，有了。中國沒有電報、電話、汽車、火車，大清朝改革開放有了。中國幾千年沒有西洋式的高樓大廈，上海灘以它巍峨的雄姿表現了大清朝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一棟棟洋房拔地而起，三條大馬路的花園洋房是多麽的美麗啊。外資企業、獨資企業、民辦企業、公私合營企業即官督商辦企業所生產的產品，從未有過的行銷到全世界。
然而它在政治上的結果是甚麽？它在政治上的結果是迎來了一場甲午海戰。我們的海軍噸位當時在世界上排名第四啊；我們的軍艦比日本人的軍艦大得多啊，我們全部都是英國皇家海軍學校畢業的青年軍官吶。可是一場甲午海戰，結果是全軍覆沒。甚麽道理呢？富國了，兵沒強；國富了，民未富。三十多年的經濟改革即洋務運動，使古代化的中國迅速地在經濟上走向了近代化。可是三十多年的經濟改革，卻使得大清朝開始嘗受更加厲害的被人欺辱的那種痛苦的景況。中國的知識份子們認為不能只進行經濟改革，一定要進行政治改革，讓政治改革底牌能夠跟得上經濟改革的需要和發展。
康有為一八九五年開始上書，要求政治變法。一八九八年，他在年輕的沒有權力的皇帝的支援下，進行了「百日的維新」。可是這場維新被腰斬在慈禧太后最高皇權的龍壁之下。六君子在菜市口被砍了腦袋；二十二個主張變法的著名人士被趕到了海外。這三十多年的經濟改革，和三十多年的經濟改革所引發的政治改革的要求，就是這樣地被大清朝廷，被他們享受著最高皇權的慈禧太后腰斬下了。
兩年之後，一九零零年，八國聯軍進了北京，慈禧太后逃往西安。她想來想去是要改革，不改革就沒有出路。怎麽改革？她認為，我過去之所以沒有把經濟上的改革開放搞好，關鍵在她堅持了四個堅持。哪四個堅持呢？第一個，三綱五常不能變。第二個，祖宗之法不能變。第三個，大清朝的統治不能變。第四個，西太后本人垂?聽政的最高皇權不能變。我承認，這第四個不能變是我給她加上的，前三個不能變都是她不斷地和自己的皇親國戚和大臣們說的。她堅持了四個不能變。可是這個老太后還是很聰明的人，她認為在這四個不能變裡面，第一個，祖宗之法不能變，得變一變了，其他的也都可以變，但是有一個東西不能變。她頒發了這麽一段「詔書」。她說，「無一成不變之成法，不可變者，三綱五常，如日月之照世；可變者，如令甲令乙，不仿如琴瑟之改弦，世有萬古不變之常經」。
請大家注意她這段話，很重要哦。她說不可變的是三綱五常。可變的是那一條一條具體的政策和方針，另加另議可以變。可是你要知道，「三綱五常」只要不能變，那就是君為臣綱不能變；君為臣綱不能變，那就是大清的朝廷對中國人民的統治不能變；大清朝對中國人民的統治不能變，那西太后的最高皇權還是不能變。四個堅持退守了三個堅持，只改一個堅持祖宗之法可以變。但是老太后還是很聰明的，她知道該變法了，她怎麽變的？她不用康有為，但用康梁的新政。甚至連新政也覺得不過癮，她要自己推出更多更多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的改革，特別是經濟改革。在這個改革的過程當中，她又提出了，不僅要把專職統治的方式進行改革，她甚至還曾經想過要把她的專制制度也改一改。她改甚麽呢？她提出了要預備立憲；她提出了要走「實君共和」的道路，走英國的道路。她提出了只有她來當君，別人來搞共和。可是她當年已經很大的歲數了，她很擔心，如果說馬上就搞，可能發生變化。如果說等到她死後再搞，那不知歷史將怎樣評判她。所以她一天不死，就不容許別人去搞「虛君共和」。
《走向共和》這部電視劇大家都看過了，我們大陸編劇們真了不起呀，發明了一個很漂亮的詞啊，說日本的君憲吶，是有爹有媽的共和；這法國的君憲吶，是沒爹沒媽的共和。他希望老太后能建立有爹有媽的共和。可是西太后心裡不放心，這個爹媽究竟是誰當呢？到底是她當爹媽，還是光緒皇帝當爹媽？你們看，她把自己的權利，大清朝的權利，看在一切的改革之上，所以直到她死，她沒有真正地進行過政治改革。
可是在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的刀光劍影之後，到一九一一年砰然一聲槍響，滿清王朝覆滅。十三年啊！十三年，這是滿清王朝發展的非常非常迅速的十三年；十三年，是滿清的經濟改革發展的非常非常迅速的十三年；十三年，是大清王朝的人民和他的知識份子，迅速地從保皇改良走向革命共和的十三年。
中山先生說，一九零零年之前，人人都罵他是江洋大盜，猶如老鼠過街。一九零零年之後，他的貴州起義失敗了，國人多為之扼腕嘆息啊。改良的思想，保皇的思想，就是通過清王朝只改經濟，不做政治改革；只想預備立憲，而不真心要去立憲；要改良專制，卻不願意放棄自己的專制統治權利，而使得中國上上下下對他的改良喪失了最後的期望。革命不僅悄然而至，革命而且像狂飆一樣，刮遍了中國的土地。所以孫中山先生正是在滿清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這個專制改良，和企圖改良專制卻不真心改變專制制度的前提下，贏得了民心，宣傳了共和，推倒了滿清，創立了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 大中華民國。
我想我該說的一點歷史內容已經說完了，我相信在座的朋友們都非常希望我能夠講一講現在。那就是二十五年的改革開放究竟帶來了甚麽？這個問題是一個結果式的問題，那我必須要想講一講這二十五年來，究竟中國共產黨在經濟、政治、思想等各個方面的改革開放。我們了解了這二十五年的思想、政治、經濟的改革開放，我們就自然能夠認識今天這個沒有結果的結果，和明天那個一定要到來的結果。
經濟改革是向後退 不是向前走
【辛灝年】大家都知道二十五年來，經濟改革是最先搞的，也真的是有成就。我們說話該是甚麽就是甚麽。甚至在某些方面，也真是有相對的進步，或是相當的進步。但是我們如果深入下來去看一看這場經濟改革，我們就會發現，她有這麽幾個特徵：
第一個特徵，一九七九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布了中國要實行經濟改革，改革開放，到今天二十五年。我們簡單的回顧一下。首先，它為甚麽要搞經濟改革？它有三句口號，振興中華，長治久安，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在這個口號下面的經濟改革，第一是把共產農奴給解放出來，或者說半解放出來，讓三十年來沒有任何政治自由、經濟自由、生活自由，生存自由，甚至是沒有種地的自由，沒有賣糧的自由的農民，讓他們能夠相對的具有種地的自由，將六十年的包產到戶，重新實行起來。說句實在話，中國共產黨二十五年來，真的從來沒有進行過政治改革，可是在農村廢除人民公社，廢除人民公社三級所有（即公社、大隊、生產隊），將農民從農奴變成相對自由的農民，使他們能夠自己種地、賣糧。從沒糧吃，到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賣糧難，這一步算是政治改革。所以在一九八四年以前，中國農村的政治改革形勢應該說是很好的。為甚麽？就是因為農村的政治關係改變了；經濟關係改變了；農民獲得了相當程度的「自由」。我這個「自由」多少還要打一點引號，因為它沒有那麽多自由。可是大家都要知道，這不是向前走，這是向後退啊。
中國有一句土話，「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我們中國農民幾千年來都為自己種地啊，都為自己造房子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與我奈何」。我管你天高皇帝遠，你管不了我的，我自己種我的地，造我的房子，吃我的飯，賣我的糧，你管得了嗎。中國農民幾千年來就是這樣過來的。只有共產黨才不給他們這樣過，所以中國的農村的經濟改革相對的成功了，但也只成功到一九八五年，準確地說一九八四年。就是因為農村的改革，具有一定的政治改革的。
【林丹】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 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概念，它成為改革由農村走向城市及整個經濟領域的標誌。
【辛灝年】在這段時間裡面，中國在城市裡面進行了一個改革，就是允許小商小販同時生存和發展起來。中國從秦始皇以前就有小商小販個體戶了，不是甚麽社會主義才有個體戶。中國在一九四九年，或者準確的說在一九五六年前，中國大地上幾千年，哪一個地方沒有個體戶？哪一個地方沒有小商人呢？到蘇州園林去看看；到揚州園林去看看，中國古代的鹽商們該是怎樣的大生意人哪。只有社會主義才不給他賣雞蛋嘛，賣雞蛋才要批判甚至批鬥他嘛；只有社會主義才不給他們在街面上炸油條嘛，說他是要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嘛，是在搞資本主義的復辟嘛。
所以不論是農業還是工業；不論是鄉村還是城市，這一場所謂改革開放在它的發展期所贏得的某些成就，實際上是走了「回頭路」，是局部地把我們中國人民，工人和農民幾千年來都享有的種地做工和賣東西的那個權力，還給了他們。而且還沒有全還吶。認識了這一點，我們就應該明白，這不是甚麽市場經濟，這是在用農民的小生產和傳統社會的小商販存在，來救社會主義的命嘛。這才是八五年前改革開放的本質，即經濟改革的本質。
八五年發生了兩件事，一件是好事，但從好立即變壞。那就是農民賣糧難賣，打白條子。即賣一百塊錢的糧食，只給你六十塊錢，五十塊錢，到第二年還拿不到這個錢。農民發火了，一直火到現在。這個火只是越來越高，從沒有低下去。第二件事情一大批有權力的人，用自己的權力在國營的工廠里，把平價的物資包括鋼材、化肥買進來，然後再高價在市場上賣出去，這就是趙紫陽先生搞的價格「雙軌制」。
【林丹】價格雙軌制指的是中共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採用的一種的價格管理制度。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物資的分配是以行政區劃為界，以行政指令為手段，層層申請、層層分配，並有組織、有限制地訂貨，其產品價格完全由政府部門控制。從一九八一年開始政府允許企業在完成計劃的前提下自銷部份產品。這樣就產生了政府指令性計劃產品, 按國家規定的價格統一調撥，而企業自行銷售產品的價格則根據市場所決定的雙軌制。
【辛灝年】可誰能夠從國營企業里，把生產資料和重要的產品賣給自己呢？誰就能把這個重要的產品，甚至是生產資料，用高價的方式賣給市場？我們多少有權力的人，因為這一轉一倒之間發了財呀。我們多少民間的小企業、鄉鎮企業和我們農民遭了難啊。一九八五年我在安徽省巢縣作調查，當時的農民告訴我，他現在一畝糧食打出來賣的錢，不夠買一畝土地所需要的化肥的錢。中國農民短暫的改革開放的好景致，就這樣地無影無蹤地開始消失了。
中國的城市經濟改革就因為這個「雙軌制」；就因為用權力來進行「雙軌制」；就因為用權力來成暴發戶；就因為鄧小平先生說，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那我們共產黨的子弟為甚麽不能先富起來？就因為這句話，他們的子弟們不僅成了中國最有權的階級；而且成了中國最有錢的階級。也是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從幾十年革命抓權；開始走向了為革命而抓錢。權也要，錢也要，甚麽它都要。我請問大家，這叫市場經濟嗎？不是。
八五年之後，正是因為官倒腐敗；正是因為農民的狀況的日益下降，城市工廠的經營越來越糟糕，才造成了一批黨內、黨外的知識份子和普通的青年民眾，要求進行政治改革。結果呢？結果大家知道。八六年底，八七年初學生開始遊行示威，被化解了，進行了秋後算帳。八九年，一場血雨腥風，連慈禧太后都是自嘆萬萬不如的呀。西太后不過是砍了六顆腦袋呀，我不想在這裡做數位研究，我只想問問共產黨，您在八九年春天的天安門廣場，你到底砍了多少腦袋。
八九年到九一年這兩年我在國內，空氣里一根火柴都點的著啊。鄧小平覺得這個日子沒法過了，遲早要出問題。他從北京到武漢，發起了「二度改革」的號召。猶如西太后在一九零零年的西安發動的二度經濟改革的號召，進一步地引導人民和全社會向錢看；進一步地一手抓政治高壓和鎮壓；一手抓經濟放縱。只要你想發財，你就去發財。只要你不想反對我，你怎麽活都可以。
我是一九九四年出來到多倫多大學去當訪問學者，有人問我，你都十來年沒有回去了，你還了解國內嗎？我現在和國內的聯繫主要還是我那些下層的朋友們；我那些下崗的同學們。我從他們那裡知道了，九四年到今天的中國最大的變化是不變化；甚麽不變化？腐敗。腐敗的進一步擴張；而成為腐爛。
是專制改良經濟 不是自由市場經濟
【林丹】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這個《決定》成為九十年代中共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行動綱領。
【辛灝年】甚麽叫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自由地，自由地進行生產和交換，並且它要為市場所調控和調節，這才叫市場經濟。如果這個市場調節不是由自己解決的；如果這個市場的經濟的發展是由背後的專制權力進行操控的，就如我剛才所講的二十多年的經濟發展一樣。如果這個市場經濟的底牌，是一個僅僅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專制制度權利不會喪失，而進行的所謂市場經濟的推動和調節的話，那麽這個市場經濟，它首先不是自由的。沒有自由競爭，哪來的自由的市場經濟？我想大家都明白，今天中國大陸的所有的經濟界所發生的事情；中國的股市；中國的商業的各個方面難道全部是由自由競爭才形成的嗎？如果是這樣，還有那麽大的官倒嗎？還有那麽多有權力的人嗎？
我今天是在歐洲，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讀過巴爾扎克的小說。巴爾扎克有一部小說叫《農民》，還有《歐耶尼?葛朗台》。你看看恩格斯評價。他說看巴爾扎克的小說，就等於看資本主義在法國發展的一個編年史。這部編年史它告訴了我們甚麽呢？它告訴我們，在法國資本主義開始發展和迅速發展的過程當中，法國的市民階級，也就是我們講的小資本家、中資本家、大資本家們，一天一天地腰杆子挺直了；法國的封建階級，掌權的階級，他們的腰杆子一天一天地彎下去了。他的小說生動的描寫了那些掌權的階級和曾經掌權的貴族們，是怎樣在新興的，所謂資產階級市民的面前彎下腰去，羞慚的向他們討幾個子兒，借兩個錢。我請問改革開放二十五年，中國共產黨從科長到它的主席，有誰會低下臉來，礙著面子，非常難堪地去向一個資本家借兩個錢呢，否則我們客廳就打扮不到現在這麽漂亮。有嗎？沒有。只有今天中國的資本家，向今天的共產黨各級官僚低頭叩首。所以我說，我們是「專制改良型經濟」，而不是「自由的市場經濟」。這是我就經濟改革所講的第一個感想 。
是特殊階級 不是中產階級
【辛灝年】經濟發展了一部份人先富起來，有權的人更富起來，中國社會的機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說句良心話，在鄧小平搞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大陸真的是很窮很窮，窮到沒有辦法讓沒有在哪兒度過那些歲月的人去想像。我告訴一個瑞典的朋友，我告訴他我十三歲到十五歲的時候餓得，學校因為我打桌球。給我一個饅頭，我同班三十五個男同學，每個人咬我的饅頭一口啊。我們不上課老師帶領著我們說，你們長大了干甚麽，我們說我們炸油條，我們說我們做饅頭，我們老師說，我只要一個四兩米，我就能把它炒一炒、磨成粉煮成一鍋糊，我一家人就能吃得又飽又好啊。
有人說這十幾年真的是經濟發展了，已經在搞市場經濟了；國內出了那麽多的大款啊，那麽多的有錢人吶。我想問大家，他們真是由自由的市場經濟所迸發出來的，現代中國的民族工業的鉅子嗎？他們真像滿清改革開放和民國初年，甚至於三十年代，中華民國的市場經濟那樣，由他們所培養出來的真正的民族的自由資本家們嗎？不 不是。
【林丹】「中產階級」是個英語外來詞，確切的譯法是「中間階級」，起初並無財產之意，而是一個政治和美學概念。英國貴族們對處在中間的，像楔子似的插在英國傳統的上下層之間的中間階級頗為不屑，稱其為「暴發戶」或「新貴」，因為這些人來自下層社會，因手頭有了錢，就開始不安於政治上的無權。他們認為財產沒有使新貴們躋身於有教養者之列，反倒使他們失去了下層階級的純。
中間階級從貶義詞變為褒義詞，多虧了法國貴族托克維爾。他在對美國進行九個月的考察後，寫出了《美國民主》一書。那時的美國是一個富人和窮人均占少數的國家，大多數人收入接近，處於中間，因而沒有哪一種力量能說了算 ? 這種制衡，使政治平等和民主政治在美國成為可能。
【辛灝年】許許多多的西方研究中國的學者們 、專家們說中國已經應有了中產階級，而且一天天在壯大，只要中國的中產階級將來變得越來越大，哎呀，中國共產黨就變了，中國社會就成了資本主義了，其他的任何東西都不需要了。是這樣嗎？ 我說不是，是「特殊階級」，而不是「中產階級」。
因為中國的這個特殊階級是靠兩個東西致富的，一個是因權生錢，因為有權力，因為有權力控制經濟的發展，有權力買官營的，然後再到市場上去高價拋出。所以他暴富了。
因為層層的官僚集團，他們手中掌握著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等各個方面的權力，人民要生存，要發展，不得不找他們去蓋大印啊。在美國，五十塊錢寄過去，就可以開個公司啊。在中國，你至少要蓋四五十個章，那四五十個章面，每一個章裡面都侵透著資本家的鮮血呀，不是無產階級的鮮血呀。所以他是因權生錢。
還一種是因錢生權，然後這個權再生錢。我們改革開放之後有一批朋友，說心裡話，也真是靠自己的能幹；靠自己的聰明；靠自己會投機；靠自己會迎合；靠自己的經營能力，這一切我們都不能否定，我們中國人能人太多。可是我們所有的能人，都逃不過這個共產黨的政治權力的控制。每一個要發展的個體戶、資本家，他們都必須和官場搞好關係；他們都必須和權力發生關係；他們去賄賂權力和官場，然後從官場拿來特權，以便使他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他的工廠的發展；他的企業的發展，能得到一個起碼是受到保護的條件。
那就不說官商勾結大家看看今天中國，有甚麽樣的官；有甚麽樣的商。官有四官：黨官、政官、軍官、執官。別看那些專家學者教授、副教授，都是有級別的。都是科級、正副處級、正副廳級啊。知識份子當研究所所長的幾乎沒有沒級別的。動不動就說我是副處級，死了一個科長還說生前享受正科級待遇。
還有四種商。外商、港商、台商和我們大陸自己的商人。我們這四個商人倒是沒有共產黨給他的級別。可是，他到美國到瑞典來做生意，他只需要和這個國家的企業主發生關係，討論好這個合同就可以了。到今天中國大陸去做生意，你得一層層的找；一層層的拍啊。八十年來的時候送兩瓶洋酒、一台彩電，就能把合同簽下來了，現在至少五個兒女的擔保，幾十萬的美金和各種各樣說不清的東西。你能不能簽下來還是問題吧。許許多多的台商都和我訴過這個苦啊，所以官商也罷；是四大的外來和本地的商人也罷，他們今天不是因權生錢，就是因錢生權，然後再拿權來生錢。
我請問大家，它叫做中產階級嗎？我好賴也在美國，生活了快十年了，我懂得甚麽叫中產階級。小投資家嗎？過得挺好，不愁吃穿，每年一度到歐洲旅遊不是甚麽大問題。可是中國的中產階級是甚麽？拉斯維加斯一場豪賭兩千萬美元吶，眉頭不皺，眼睛不（眨），心裡不慌啊。這叫中產階級嗎？這叫特權階級，叫特錢階級，不是中產階級。
我必須告訴海外的西方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們，你別把西洋當代中產階級的概念套在我們中國大陸的那個所謂的特權階級的頭上，那你就套錯了，那你就不了解甚麽是中國。
【林丹】大陸學者程巍先生在《解讀中產階級》的系列文章中說，中國當今的富人自稱或被稱為「中產階級」時，其實是指極少數富人，其識別標誌是：豪華住宅、高級私家車、俱樂部會員證等。對當今中國社會來說，那顯然不是「中間」，而是金字塔的塔尖。程巍先生說，中國的「中產階級」，被誤以為是未來民主社會翹首以盼的那種力量。但既然它不是真正的中間階級，就不能把未來民主社會寄託於它。因為遠在它成為民主力量之前，就已成為社會不公正的象徵。
【辛灝年】我是安徽人，我生在南京，在蕪湖長大。大家可能有人都知道，八十年代初有一個「傻子瓜子」。他是我們蕪湖的一個小買賣人，他在電影院門口用自己一個小簸籮掛在脖子上賣瓜子，後來成了全國的大名人。在需要個體戶的時候，他做了個體戶，他生產瓜子確實很好吃。我跟這人挺熟的，但我後來發現，他成了一個很奇怪的人。要搞改革開放，提倡個體戶做萬元戶的時候，他上了《蕪湖日報》，《安徽日報》，《人民日報》。要打擊經濟犯罪的時候呢，蕪湖市委馬上一個命令，就把他抓起來了，一判就是八年、十年。理由是重婚犯。我知道他沒有重過婚。等到又要搞改革開放了，又把他馬上放出來，甚麽罪行都沒有了，因為鄧小平同志說，還是要讓這個傻子做下去嗎。於是傻子繼續做下去了，而且做得越來越紅火，越來越發達。為甚麽？他懂了，他懂甚麽了？我如果僅僅是在電影院門口，掛著個小籃子賣我的瓜子，我頂多只要把派出所那個警察外勤馬屁拍好就行了；如果我想做一個瓜子工，還想雇幾個工人，那我就必須把本地的政府的權力都給他敷衍好，要拖著他們跟我一道下水。他做到了，他從此和封建的權力分不開了，勾結起來了；他從此和當地的專制勢力勾搭起來了，他成了當地的紅人和名人，他有了巨萬之富。他每年過年過節送到市委、市政府和各級局處機關裡面的錢，他告訴我，占他總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
一九九四年我從合肥離開祖國到加拿大之前，當時合肥最大的一個民間商人請我吃飯。我問他，你到底怎麽發達起來的？他講了一大堆過去的經歷，就如我剛才所講過的一樣，無非是權錢勾結。但是他有一句話很有意思，他說，我要想發展和發財，我只有一條道，就是拖共產黨下水，讓他腐敗，給他送錢，給他送禮。
我想請問，如果中國的民族工業，如果我們的民族工業家們，我們民間的商人們，我們當代中國的資產者們，在剛剛開始做生意，在剛剛開始發財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要和這個權勢發生關係；首先想到的是勾結好這個權勢；首先想到的要把大大的紅包送到他們，每一個掌權的口袋裡面去，這樣的商人還是真正的民族的資產階級的商人嗎？不是，他不是。那就是說社會主義的中國大陸，它的資本家不是中產階級，是特權階級，是用腐敗和賄賂勾引到了特權階級。
是腐敗的成就大，不是進步的成就大
【辛灝年】正是由於經濟改革的經濟制度，不是自由的市場經濟，是專制的改良型經濟，是權力掌控的經濟。正是因為中國的富人們不是所言的那種中產階級，而是特權階級和特錢階級，所以二十五年來，我們必須承認在中國大陸經濟方面也包括其他一些方面是有進步，可是我要說的是腐敗的成就大，不是進步的成就大。
有一個記者曾經問過我，為甚麽改革開放這麽腐敗呢？你們想過嗎？你看沙皇俄國改革開放是被腐敗搞垮的；滿清王朝搞改革開放也是被腐敗滅亡的。我們的先賢梁啓超先生，說過一句話，說革命黨何以生，生於政治腐敗，政治腐敗從哪裡來？是從經濟腐敗里來。
二十五年的改革開放，平心而論，不能說沒有成就啊，可是這個成就跟他腐敗的成就，腐爛的速度相比，不是小巫見大巫，是沒法比。想想看二十五年前，我剛才說了，兩瓶洋酒，一台彩電，就能夠賄賂成功。今天要多少啊？你聽聽台商的去訴苦，一位台灣商人在大陸呆了十年，最近寫了一本書，他把他帶到中國大陸的所有財產?上億的財產賄賂光了，最後兩袖清風地回到了台灣。
大家知道一種人貪污，貪污個幾十塊，幾百塊，幾仟塊，上萬元。說心裡話，這也就是一般的而已啊。今天中國大陸一貪就是幾十萬，幾百萬，上千萬，甚至於上億啊。「大貪做報告，中貪無所謂，小貪戴手銬，不貪的往邊靠」，不貪污混不下去啊。你想認認真真地做事，清清白白地做人，那中共全權領導集團，就會把你開除出去。甚麽叫貪污？有的時候直接拿錢去貪污；集體享受貪污，為甚麽共產黨喜歡蓋樓，那叫集體貪污，集體享樂嗎。為甚麽共產黨在大城市裡非常喜歡搞基建？
一九九四年我出國之前到貴州，看到鄉村的一個小學校，學生在墳頭前上課，在墓碑上做作業啊。所以，它的腐敗速度是驚人的，腐敗的擴張是驚人，它腐敗到人人都做貪官，即使人人都罵它們，它們還要腐敗。所以二十五年改革開放的最大成就，是腐敗和腐爛，是和滿清王朝一樣，其腐敗是歧生歧長。
發展不是硬道理
【辛灝年】鄧小平先生曾經遺留下一句話，說搞經濟沒有錯。他的名言是，「發展是硬道理」。
我的話是，發展是道理，但不是硬道理。為甚麽？我承認我不懂經濟，術業有專攻，哪有全能的人。可是我懂一個道理，那就是如果這個社會的財富，絕大多數都流到貪官的口袋裡去了，這個具有一定財富的社會，只有那麽最小的一點點分散在最大多數的人群里，我請問，這樣的經濟發展有甚麽意義？這樣的硬道理能造成甚麽結果呢？工人下崗，農民外流，只能造成這樣的結果呀 。
為甚麽說它不是硬道理，《人民日報》在兩年前曾經發表過一篇短短的文章，海外的網站把它記錄下來了，可是文章的作者被《人民日報》開除了。為甚麽？就因為他說了一句話，他說，經濟發展的錢，都流到貪官的口袋裡去了，這樣的經濟發展有甚麽用。我想說的可能比他大膽一點，因為我在國外嗎。我想說一句話，發展不是硬道理，硬道理是人民的安居樂業。如果我們中國大陸十三億人民，除了那些特權階級，特錢階級以外，絕大多數人民都能夠安居樂業，我今天剛才所講的對經濟改革的否定方面的說法，全部作廢。
所以我想，中共改革開放二十五年，它的經濟改革，首先是在它的經濟制度下，它就不是一個真正的自由的市場經濟，是專制的改良型經濟。它是一個製造了相當數目的特權階級的經濟發展，而不是在中國社會形成了一個正常的中產階級，它造成了腐敗的歧生歧長，迅速地腐爛下去；而不是使得它真正經濟的成就發展起來了。它沒有使我們的人民一天一天，一月一月 ，一年一年地安居樂業了；而是使我們的人民一天又一天地不能安居樂業了。近幾年的圈地運動逼的多少家破人散，我們就不說了。
【林丹】 社會矛盾的日益尖銳，使中國猶如處在火山口上一樣。中共領導層的不安是可想而知的。二仟零六年三月四日，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在北京西郊舉辦了「中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被人們稱為「西山會議」。會上四十餘位學者、專家和政府官員對中國改革現狀和前景發生激烈爭論。與會者認為中國的改革之路走到今天，儼然已走到一個十字路口，何去何從亟待抉擇。中共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也隨後在不同場合發表談話，表示要堅持和深化改革。其實，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問題已不再是「需不需要繼續改革」的問題，而是「需要甚麽樣的改革」的問題。然而，在改革開放近二十七年的今天，重談十幾年前許多專家學者就曾討論和建議過的政治體制改革等問題，真的能夠消除腐敗以挽救中共的命運嗎？中國有一句民諺精闢地總結了中國的現狀，「反腐敗亡黨，不反腐敗亡國」。綜觀中共近二十七年的改革歷程我們發現，其實，中共的壽命是通過犧牲中華民族的前途和中國人民的利益換來的，中共的壽命越長，中華民族付出的代價將會越大。觀眾朋友們，如果您對這一觀點有不同的看法，請您繼續關注下期的透視中國的節目，在下次的節目中我們將繼續為您介紹辛灝年先生在斯德哥爾摩的演講，《中共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甚麽》的第二部份，政治危機篇。
【透視中國】辛灝年：中共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什麽（下）
【新唐人電視台斯德哥爾摩記者站報導】自一九七八年中共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 至今已經二十八年了。綜觀其二十八年的改革歷程我們看到，隨著經濟改革地不斷深入，其政治體制的弊端日益顯露。儘管中共也曾試圖進行政治改革，然而由於它 改革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其一黨獨尊的專制統治，因此一旦改革觸及到權利集團的利益，威脅到統治集團的權利，政治體制改革便無疾而終。
【林 丹】嚴重置後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僅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同時也使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最終導致了一九九九年六四民主運動的爆發。六四鎮壓後， 政治體制改革在中國成為了禁區。中共官方也一改策略，公開鼓勵人們一切向錢看，不關心政治，不理會國事，致使中國社會物慾橫流，道德墮落; 怨聲載道, 危機四伏。
然而從外部看中國，五彩繽紛的幾個櫥窗城市向世界展示著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紙醉金迷的歌舞昇平，使人仿佛置身於太平盛世。如果您不是確實生活在中國，並深入社會底層，而只是走馬觀花的話，的確會被這一切所迷惑，而產生「中國變了」的幻覺。
二仟零五年初 美國人羅伯特?庫恩所寫的《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一書-，讓我們看出了其中的奧妙。「中國變了」，她的變化是在中共總書記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發生的變化。於是「中國變了」就這麽自然而然地演變成了「中共變了」， 「中共改好了」，「共產黨不是以前的共產黨了」。
那麽中共真的變了嗎． 有人說它變了。因為你看「先進性」代替了「先鋒隊」，「三個代表」換下了「偉光正」。 有人說它沒變。因為無論它創造何種理論，變換何樣手法，其一黨獨尊的專制統治從沒改變。人們爭論不休，各執己見。
二仟零五年六月十日，著名學者辛灝年先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發表了題為「中共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甚麽？」的演講。他從經濟思想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的中共改革開放以來，所實行的政策和行為做了全面地剖析。在上次透視中國的節目中我們為您介紹了辛灝年先生演講的第一部份「經濟改革篇」。在今天的節目中我們將繼續為您介紹了第二部份「政治危機篇」。相信辛灝年先生的精闢分析，將幫助我們了解中共，認識中共, 進而對它有一個正確地判斷。下面就請您欣賞辛灝年先生二仟零五年六月十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演講「中共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甚麽？」的第二部份「政治危機篇」。
【辛灝年】經濟上如此, 政治上如何呢． 我還是從事實說起。四天前，我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講演的時候，就有人給我提意見，他是國內來的公派學者。他說，現在的共產黨已經不是共產黨了嘛，你看它現在都不講馬列了嘛，你為甚麽還要說它是共產黨？還說要驅除馬列呢？我說你說共產黨不是共產黨了，共產黨不要馬列了，不用驅除它了，那好，那我就就你的話我發揮一番。
共產黨還是共產黨 其本質從沒改變
【辛灝年】去年，紐約《世界日報》登了這麽大的照片，報導北大的學生入黨要在馬克思的像前宣誓。還是認它馬克思是祖宗啊。江澤民下台前在深圳的大標牌上，畫的是馬、 恩、 列、 斯、 毛、 鄧、江，當時胡、溫還沒上去呢。，自從毛澤東先生說了一句話「我死了是要向馬克思報到的」中國大陸從老到小都說我死了要向馬克思報到。他不向孫中山報到；他不向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乾隆康熙去報到。
他說，那共產黨現在不也就是「掛羊頭賣狗肉」嘛。我說，你這話不新鮮。八十年代初，我們大陸那些知識份子都說它是「掛羊頭賣狗肉」。可是別忘了，第一，「掛羊頭賣狗肉」不是一個誠實的商業行為，是欺騙。僅僅從商業角度來說，就是欺騙。第二，「掛羊頭賣狗肉」，店還是羊肉店，並不能變成狗肉店。第三，這個羊肉店的老闆還沒變，它天天打出廣告的招牌還是賣羊肉，而不是賣狗肉。這個羊肉店沒有垮，沒有變成狗肉店，你怎麽說共產黨不是共產黨了呢？它還是共產黨嘛。它不過是羞羞答答地要在那裡搞一點所謂的「市場經濟」；所謂的「資本主義」，所謂的各種各樣的「改革開放」而已嘛。甚至於羊肉店的老闆對於它的幹部和工人採取的，還是開羊肉店的那套統治和管理程式嘛。
那由此我們從理論上來看一看，看一看它的現實。甚麽叫共產黨？黨政不分的才叫共產黨；甚麽叫共產黨？黨軍不分的才叫共產黨；甚麽叫共產黨？黨知不分的才叫共產黨。知識份子不入黨，都要拉你入黨。有人說共產黨現在拉資本家入黨，它根本就忘記了它的宗旨了。它在台商的工廠裡面和外商的工廠裡面去發展共產黨員啊。它已經把自己反對資本主義，搞無產階級革命的那種理論全部丟掉了。我說你錯了，全世界只有共產黨，才會在行業和軍隊當中發展自己的黨組織，以控制政府、軍隊和一切行業。這是共產黨作為共產黨的一個最重要的標記。
只有共產黨才黨政不分，黨領政，政聽黨。任何一個省、市、地區、縣，它都有五大班子。第一大班子就是黨委班子；第二大班子才是政府的班子。凡是中國大陸來的人都知道，一九七九年《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要進行人事制度的改革，它的第一條就是要黨政分開。我請問大家，今天黨政分開了嗎？
我再告訴大家一個事實。我是一九八三年讀完書以後，回到安徽省蕪湖市，然後北京調我，安徽不放，只好把我調到中國作家協會安徽分會當專業作家。在我當作家這些年裡，我看到了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文革前十七年和文革十年，安徽省文聯的黨組書記、副書記、主席、副主席；安徽省作家協會的黨組書記、副書記、主席、副主席都是由本省，甚至在全國非常有名的作家、藝術家擔任的。可是就是在中共改革開放二十五年的歲月裡面，安徽省的所有的文聯的主席、副主席、書記、副書記；作協的所有的領導、負責人，都變成了中共安徽省委宣傳部派出來的，根本不懂文學的黨棍。這個現象絕不是安徽一省的現象，全國皆然。直到今天為止，共產黨不但沒有在二十五年的改革開放當中，把黨權收縮或收回，而是把黨權進一步地推廣到了各各領域，甚至於推廣到台商的工廠里。前不久在紐約一位台商從大陸回來跟我說，我非常詫異地發現，在這個工廠里說話的是那個給我們老闆打工的，他是我們廠的地下黨委書記黨啊，好大啊 權力好大啊，我都怕他噢。
所以從政治上看，共產黨不是共產黨了嗎？不，共產黨還是共產黨。我今天在這裡講，在批評它，批判它，否定它，特別是不贊成海外的這種說法。我也希望它如果真想搞政治改革，真想存活下去，它就一定要做到今天的共產黨再不是共產黨了，但是我認為它做不到，它真地做不到。
三民主義與三黨主義
【辛灝年】大家都知道在西方，在美國有個總統叫林肯，他把三民主義叫「民治、民有、民享」。我們中國出了個孫中山, 在一百年前就根據西方政治文化,以及中國傳統的優秀政治文化, 也搞了個三民主義, 叫「民族、民權、民生」。民治、民有、民享不需說了，他講了兩條，一個是人民要有權利，要民主。第二個，社會財富由人民來享受，由全體人民來享受。因為美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是一個移民國家，光是我住的紐約艾姆赫斯特就有三十六個民族，它當然不能天天喊民族獨立啊，對不對。
可是我們的孫中山為了推翻滿清，他講了三條，他說「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三條。他用民族主義來幫助自己的共和革命，推翻滿清的專制統治，而不是要消滅滿人和滿族。他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後，立刻打出「五族共和」的旗號。對內一切平起，民族大小都是平等的。這三條都是正確的。人民要有權，民生要發展，經濟要發展，社會民間要過好日子。
可是共產黨改革開放二十五年，直到今天它要「三民主義」了嗎？它過去是沒有祖國的，也不要祖國的。現在它拿一桿假的民族主義大旗，在海外去騙那些華僑，不是要統一啊，是在搞統戰吶。它要民權嗎？如果有民權，人民連上訪的權力都沒有嘛。而人民不斷地到北京上訪的原因，就是因為在中國的每一個省、地、市、縣，他是因為沒有權嘛。沒有說話權；沒有行事權；沒有告狀權；這些權利都沒有啊，他才會在中南海對面的高樓上，因為告狀無門，從七層樓上跳下去。這報紙剛登了。沒有民權，民生呢？一小部份人成了特權、特錢階級，一大部份人下崗。農村就不用說了，其苦況就不必要再重述。
可是共產黨呢，它既不要林肯的「三民主義」；它也更不要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它要得是甚麽？它要的是三黨主義，「黨治、黨有、黨享」。毛澤東時代要黨治，必須我治，必須共產黨治，現在還是必須共產黨治。「四個堅持」裡面最重要的一條，叫「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黨治不說，黨有。如果說在毛澤東統治時代，說心裡話我是過來人，我多少知道一些，除掉那些我們看不見的中高層以上的腐敗以外，共產黨的廣大的中下層小幹部真的還談不上甚麽腐敗。因為那時候信仰不曾破滅，共產革命的這一把利劍仍然懸在中小幹部的頭上，掌在毛澤東的手裡，他不敢造次啊，不敢狂妄啊。
一九七五年，到處流傳著我們安徽江蘇的一句民謠，就說明了當時的情況。當時甚麽情況？ 叫「大幹部送上門，中層幹部開後門，小幹部亂找人，老百姓（被）罵出門」當時的情況，當時社會生活的真實寫照。可是現在呢？它不僅要黨治，它要黨有。不僅要有權利，它還要有錢。過去是為革命抓權，現在是為革命抓錢，而且還要黨享啊。
共產黨永遠也治不了自己的腐敗嘛。記好我這一句話，我沒有說它反不了腐敗，我說它是治不好腐敗。誰的腐敗？自己的腐敗嘛。如果是別人的腐敗，共產黨的那兩下子又敢殺又敢騙，早就治好了。就是因為是自己的腐敗嘛，它怎麽能治得好呢？再了不起自己開盲腸炎嘛。一個八十歲的老人搞改革開放是吃中藥飽和湯嘛，活一天是一天嘛。一個少年搞改革開放才是求得生命的發展和輝煌嘛。共產黨是個垂垂老矣，又做盡了壞事的一個江洋大盜 ，它今天怎麽可能把自己的腐敗反掉呢。
「甚麽革命小酒天天醉」呀這類的歌謠；甚麽「吃完被告吃原告」啊，中國大陸那些令人心酸的民謠，將是我們這個時代，留給我們中華民族和子孫的最生動的民間文學，最真實的民間文學。
共產黨今天依然在堅持著「三黨主義」，黨制 黨有 黨享 ，而絕不去進行「三民主義」， 因為今天中國大陸誰最怕革命啊？共產黨嘛。今天的中國大陸誰害怕民權站起來呀？共產黨嘛。所以孫中山是甚麽？孫中山就是共和革命的代名詞嘛；孫中山就是民主共和的代名詞嘛；孫中山就是要造福於人民的民權和民生嘛。表面上逢年過節把孫先生拖到廣場上曬太陽，暗中給錢給它的御用學者，在海外專門地罵孫中山，把孫中山說成是中國的專制魔王，賣國大王。你們稍微上網站上去看一看你們就知道了。
不是共產党進步了 是其專制統治被迫弱化了
【辛灝年】其實說心裡話，我跟華僑接觸特別多。我在美加地區跟華僑們在一起開會講演不下一百多場。 我知道他們真愛國，可是他不知不覺地，不知不覺地就把他愛國變成了愛共了。他把對故鄉的感情，對祖國的熱愛，無形中變成了愛中國那個壞當家人。這不能怪他，他們不了解情況，可是他們卻說，甚至於來告訴我共產党進步了，共產黨不像以前了。我到大陸去那些老百姓都敢罵啊，在火車上，在飛機上，在汽車上他們都敢罵共產黨啊，他們還都講國民黨好話啊。我就笑了，我的看法是甚麽？不是共產党進步了，是共產黨的專制統治被迫給弱化了。因為它老了；因為它壞事做的太多了；因為它精力消耗的過剩；因為經過了改革開放它不得不和這個世界發生了關係。
過去它在鐵桶裡面揍我們，現在它不得不開著窗子揍我們，別人知道了。他的專制統治弱化了來源於他信仰上的蕩然無存。甚麽馬列主義共產主義？連江澤民自己都不相信，大概只有胡錦濤還相信，也不知道是真還是假。因為他那天說得一句話，他說：「北韓和古巴在政治上是一貫正確的,經濟上是遇到了暫時的困難」,是這樣嗎．
共產黨不是進步了, 是專制統治的這部機器,已經弱化了, 所謂八十年代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共產黨的上級和下級之間互相欺騙，做樣子的；走過場的；買狗肉的比比皆是，層層都有。人民在它的專制統治的縫隙裡面；在共產主義信仰的破滅之中，人民在逐漸的懂得了自己自由民主的起碼權利之後，膽子便大起來了，共產黨還想用那一種製造人民分裂，互相窩鬥的情況，從六四之後就再也不可能發生了。
我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號?晨四點中，被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們老師們拖上街頭的，我不想自誇，我心裡還怕怕，因為我知道共產黨。可那天以後我不怕了，我天天上街，等到清查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揭發我。在我們安徽省文聯的大門上有兩個小箱子，一個是揭發「六四罪行」的， 「動亂罪行」的，一個是揭發「經濟犯罪」的。每天晚上我們的黨組辦公室主任去打開兩個箱子的時候，揭發六四的是空的，揭發經濟犯罪的全是滿的。說明它不是不想鎮壓，人民不聽話了，人民不像以前那樣共產黨說一，他就做一；共產黨說二，他就做二了。正是在二十五年的改革開放當中，大家想一想，「改革開放」四個字的意義究竟是甚麽？起碼要給人講話的自由嘛；起碼要給人一點信仰的自由嘛；起碼要給人一點捍衛自我人權的自由嘛；多少給我們知識份子一點結社的自由；一點寫作的自由；一點批評和批判的自由嘛。有嗎？
你是可以在大街上，嘀嘀咕咕地罵共產黨，你寫一篇文章出來給我看看，你看看哪家報紙給你登。法輪功的朋友們不就是煉個功嘛；不就是煉功強身嘛；不就是尋找到了自己的信仰了嘛；不就是想保護自己的信仰嘛；不就是想追求自己信仰的那種內心中的輝煌感覺嘛，礙你甚麽事了嗎，又是抓、又是打、又是殺的，這叫改革改革開放的國家嗎？這叫改革開放的社會嗎？不叫。 所以共產黨不是進步了，是無可奈何地削弱了它的專制統治的能力。
【林丹】政治體制改革一直是中共的一個敏感的禁區，縱觀其二十八年的改革歷程，可以說中共只空言政治改革，而從沒真正實行政治改革。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剛剛坐穩領袖寶座的鄧小平，面對人民要求政治民主化的呼聲；面對黨內要求政治改革的訴求，在北京召開的中央理論工作務虛會上, 作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四項基本原則是中共改革難以逾越的鴻溝，它使得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難以前進、屢進屢退、以致於停滯不前。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共十三大召開，會上 趙紫陽作了《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政府工作報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 然而隨著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殺和趙紫陽的被罷黜，政治體制改革亦隨即被塵封。儘管人們對中共第四代領導班子寄予著無限的希望, 然而時值今日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議題仍未開封。
二千零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胡錦濤在耶魯大學回答聽眾提問時說，如果將中國二十八年來經濟取得的成就，僅僅歸功於經濟改革是並不全面。他說，事實是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國實行了包括經濟，政治及文化等全面改革。那麽就讓我們來看看中共改革開放政策以來, 在政治體制以及思想文化方面都改了些甚麽。
共產黨依然不願政治改革
【辛灝年】共產黨在他二十五年的改革開放當中，它到底有沒有變成一個真地讓人民感覺到，它是一個在進行政治改革的政黨。我的結論是，共產黨依然不願意政治改革。我舉幾個簡單的二十五的歷史例子。
七九年發動改革開放，號召振興中華，長治久，安實行四個現代化。可是就在那一年，著名的民運領袖魏京生，只說了一句話，說「要五個現代化」， 政治民主化，它就要把他抓起來，判了十四年。不想搞政治改革吧，這是鮮明的例子吧。
緊接著，八零年，它就開始發起一場爭論，是「歌德」還是「缺德」。是歌頌社會主義，還是批評社會主義，缺社會主義的德。一九八一年召開劇本座談會，批判白樺的電影劇本《苦戀》，批判這個《苦夜》劇本寫了一個海外的華人作家，因為愛國回到祖國，結果打右派，做反革命勞改、勞教， 弄得亦樂乎，最後垂頭喪氣地又「滾」回了海外。批判它，這是反祖國的，反民族的。
一九八三年，二十七天流產的「精神污染」。一些小青年開始上街剪女孩的頭髮；剪男孩子的喇叭褲。我們被召到北京開會，不准寫文章；不准寫反動派；不准揭露社會主義的陰暗面；不准干預生活，被稱為「二十七天的流產文革」。這句話不是我說的，是已經故世的胡耀邦先生說的。
一九八五年，官倒腐敗猖行起來，共產黨十三大發表了「政治改革宣言」，我們一定要進行政治改革，我們一定要讓政治改革推動經濟改革，振興中華，長治久安。共產黨長治，人民久安。可是四年過去了它改了嗎？一不反官倒；二不反腐敗；三黨政不分家；四永遠掌握權力，擴展權力。直到最後，僅僅是要求它反官倒，反腐敗，它就來了一場八九年的AK47機關槍；就來了那麽多輛的坦克開上了首都北京的街頭，讓我們的市民和年輕學生的鮮血，?在那塊令我們可愛可痛的土地上，它政治改革了嗎？沒政治改革。
它學習了俄國沙皇的寵臣維特的本領；它學習了慈禧太后的本領，在八九年之後，在不進行經濟改革就不能存在下去的情況，一手抓政治高壓；一手抓經濟放縱，引導人民一切向錢看。不是向前方的「前」，是金錢的「錢」。稍有異動，不是抓，就是捕。江澤民說過一句話，要讓任何動亂的苗頭，都死亡在搖籃里。它不想政治改革。
「六四」十六年了，不論海內海外，死亡者的家屬；「六四」英靈們的家屬；海外的民運人士都在請求，他哀求它平反「六四」啊。趙紫陽先生的秘書也曾經上書中共中央說，千萬你們自己要平凡「六四」啊，如果平反「六四」的權力被別人拿去了，那可不得了啊共產黨中央回答他說，先把他關起來三個月再說。
直到今天為止，我們看到任何政治改革的主張了嗎？我們看到任何言論自由的主張了嗎？我們看到的是國內網警三十萬啊，三十萬啊。網警天天在網站上剪除那些要共產黨政治改革，批評共產黨政治腐敗的東西。把海外一些仁人志士所寫的希望祖國好，甚至是哀求它進行政治改革的文章統統蕩滌一盡啊。它不會搞政治改革的。
一九八六年，陳雲先生說過一句話，大改我們要翻船, 就是要垮，小改或不改我們也要翻船，也要垮，我們只能中改。進行經濟改革，這樣才能把我們的壽命保得長一點。一九八九年，鄧小平說，我們一步也不能讓，我們讓一步就千百萬人頭落地啊。所以他要殺二十萬，保二十年。現在十六年過去了，只剩下四年了，但願如此。不論是陳雲，還是鄧小平都說過一句話, 我們共產黨殺人太多，如果我們一旦垮了，我們一旦讓了人民要殺我們。
一九七九年二月，那個時候我還沒有搞歷史研究，我真的一點都不懂。我作為一個青年作家，剛剛冒出來的青年作家，在北京讀書的時候，去中央禮堂聽了胡耀邦先生的報告。 說心裡話，共產黨得書記領袖們的報告沒有能打動我的，但是胡耀邦先生的報告在當時我的思想水平之上，他真的感動了我，我死命的給他鼓掌，為甚麽呢？他說了兩句話，第一句話我懂，第二句話我不懂。他第一句話說，你們看那個國民黨逃到台灣都能學好改好，我們共產黨就不行嗎？ 我拚命的鼓掌，我希望你們學好改好啊。當然到今天並沒有兌現。 第二句話我在多年之後，深入歷史了解了共產黨的歷史真相之後，我才想起了。胡耀邦先生說了一句話，要是讓人民知道了我們共產黨的歷史，人民就要起來推翻我們了。一九七九年二月，在北京中央禮堂的報告中說的。
所以我說的第二點就是，中共到今天為止他它還是不想政治改革，因為政治改革的結果，猶如前蘇聯一樣有可能失去權力；有可能使他的共產專制制度徹底破產；有可能使他們通過腐敗賺來的錢，如雲煙一般消逝；權力就更不用說了，它擔心的是這一點。其實我要說的是，別擔心。如果你也能像前蘇聯共產黨那樣，寧肯放棄自己的專制權力；寧肯轟跨自己的專制制度，也讓俄羅斯人民有個出頭之日，中國人民也是不機舊恨的，也是會給你存在下去的。是存是亡，就看你一念之差啦 。
我今天在這裡講，在批評它，批判它，否定它，特別是不贊成海外的這種說法。我也希望它如果真想搞政治改革，真想存活下去，它就一定要做到今天的共產黨再不是共產黨了，但是我認為它做不到，它真地做不到。
民間思想解放運動的興起和發展
從經濟到政治，我個人認為，中國共產黨它的經濟改革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它的政治改革是停滯不前，絕不去做，所以才造成中國大陸社會政治經濟的這種狀況。那這種狀況的根由在哪裡？根由在思想啊。甚麽樣的思想才會產生甚麽樣的政治行為和政治制度；甚麽樣的思想才會造成這個政治制度之下的經濟狀況和經濟發展；甚麽思想呢？中國大陸二十五年改革開放有兩個思想，兩個思想出於同一個源頭，甚麽源頭？就是一九七九年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鼓吹思想解放。鼓吹思想解放對不對？當然對，這個功勞我們不拿掉它的。
共產黨為了救自己，為了使這個大船不沈下去，號召思想解放 否定兩個「凡是」，不按照毛澤東在文革中亂搞的那樣去做，要將華國鋒搞兩個「凡是」權力給拿掉。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政治情況下這沒有錯。可是這個號召思想解放的旗幟，雖然是「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可是思想解放的口號剛剛提出來，我們的報紙，我們的知識份子剛剛給它歌頌了一番，它就馬上收起來了，它立刻收起來了，鄧小平出來講話了，他說，思想解放，要解放到科學的、毛澤東的思想體系里去，思想解放絕不能否定毛澤東同志，因為否定了他，就否定了我黨的整個歷史和光榮。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九號中共中央關於宣傳問題，發了一個指示，這個指示說，所有的民間刊物 民間報紙，地方報紙一律取締，絕不允許存在。我反過來告訴大家一個數位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下，在一九三七年的三月統計裡面，人民有權力辦大型通訊社七十五家；大型電台數百個；人民有權利辦報紙一仟一佰一十七份；人民有權利辦雜誌，各種各樣的雜誌是一仟五佰一十八份。可是改革開放二十五年，中國大陸十三億人口沒有一張民辦的報紙；沒有一份民辦的刊物；沒有一個民辦的電台；沒有一個民辦的電視。中國人除掉給共產黨趕到海外來了，才有可能有幾家電台和報紙。
這是思想解放嗎？頌歌唱完了，人民要求辯論是非了，它不許了。它今天反精神運動，明天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後天去抓人捕人，八九「六四」它殺人。這十五年以各種各樣的名目，把一些黨內黨外不同意見的人該去職的去職；該開除的開除；該抓的抓；該捕的捕。還把海外開創了中國民主運動領袖王炳章先生，王炳章博士啊，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博士，從越南綁架回去，判了無期徒刑啊。
伴隨著中共「四個堅持」的，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二十五年的是甚麽樣的輿論呢？在八十年代，中共體制內一批知識份子，我承認他們要振興中華，可是他們也不得不屈服於「四個堅持」之下，那些想走進中共體制內的知識份子，甚麽專制內？統治體制內的知識份子，他們想不想振興中華？想民主，想自由，想。 可是，中共的魔力控制了他的思想和心靈，他們把共產黨這個頑石，這個擋在我們民族進步面前的頑石，當作一個跨越不過去的鴻溝。他們不敢罵它，他們敢罵甚麽？罵祖宗；罵人民；罵天不好；罵地不好；山不好；水不好，就不說當代共產黨把這個國家搞糟了不好。
到了九十年代至今，從改革派知識份子，走向所謂的自稱的「自由派知識份子」。我懂得他們是恨鐵不成鋼，我理解他們想民主、想自由，我佩服他們也能在允許值的最大?圍內去罵一罵，去叫一叫，去喊一喊，我真的佩服。可是，我不贊成他們還是不敢直截了當地、徹底的批判共產黨。而是說我們中華民族是劣等民族；我們的民族文化是劣等文化；我們的人民是愚昧的人民；有甚麽樣的人民就有甚麽樣的黨和政府；共產黨無罪，罪在人民吶。
共產黨二十五年來的改革開放當中所推動的這個思想解放運動，到今天為之就走上了一個否定民族，不敢公開否定共產黨的這樣一個令人揪心的局面。這樣的思想解放不是真實的思想解放，它是假的，它是為了推倒兩個「凡是」要使共產黨長治久安 而拿出來的權宜之計。相反，我們的人民卻趁著這個機會真正地思想解放起來了。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一次一次的反封建；一次一次的破四舊；一次一次的抄家滅門， 都沒有將我們民族文化的老根給刨掉啊，沒有將我們民族文化的老根給燒掉啊。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人民在七九年，共產黨提倡思想解放的那個當口，我們立刻開始了自己的真正的思想解放，只是因為我們沒有報紙；我們沒有雜誌；我們沒有電台；我們沒有電視台。海外不知道，中國的廣大老百姓很多人也無法知道「傷痕文學」，因為寫了一對共產黨的落難子弟在文革中的遭殃而產生了傷痕以及表現文革受苦受難的文學的產生。可是「傷痕文學」既能夠讓作家們去為中共子女們落難的遭難去傾訴它的同情，為甚麽人民自己遭難就不能夠同情或寫作呢？
我們這一些普通的知識份子家庭的孩子，愛好文學的青年就在它給人寫傷痕的時候我們衝出來了。我們寫了人民的痛苦和遭難，我們不斷受壓迫；我們不斷受鉗制，可是我們還是有那多的作家和社會科學工作者們，他們在努力做著。我們開始干預生活，我們開始給改革開放提意見，我們不能用政治的方式，我們就用文學的方式；不能用文學的方式，就用?談的方式。中國人民，「大陸十億人民九億侃」，大家都知道這句話。「十億人民九億侃」，侃甚麽？侃改革開放；侃真正的思想解放；侃共產黨的斑斑血跡，鎮壓人民的斑斑血跡。侃人民幾十年的痛苦啊。這種思想解放在一九八五年前，已經發展到了不斷否定文革；已經發展到了否定四九年之後十七年的專制黑暗統治。這個思想解放在八五年後直接地反思了這場改革開放，連康有為的改良，保皇改良都不如。
我們的作家在思想解放，我們的思想家們在思想解放。八六年上海出版的《走出中世紀》，影射共產黨的統治猶如歐洲的中世紀教政合一統治一樣。雖然這部書很快就被禁了，我們人民在思想解放，在反對官僚，反對腐敗的學生運動和民間運動的洪流當中，來自湖南的三個壯士，餘志堅、喻東嶽、還有魯德成三個人，他們把填滿了顏料的雞蛋砸向了天安們上的那個所謂的「偉大領袖」的畫像上。十五年以來的歷史證明了他們是多麽的正確；他們才是當代中國思想解放的青年精兵和壯士。
認識到了這一切罪惡的根源，都來源於這個從馬列那裡拿來了統治思想；從傳統的農民造反里拿來了造反武器的毛澤東身上。八九年之後，雖然民族的虛無主義者們，所謂的一些知識份子，上層知識份子們在不敢大罵、大批共產黨的情況下罵我們的民族，罵我們的人民，罵我們傳承和發展（的文化），可是我們有更多的知識份子從八五年以來，從否定文革走向否定十七年，從否定十七年研討，抗戰是誰打的？是誰領導打的？一九九一年，北京團結出版社出版的，《蔣介石傳》，杭州大學歷史系主任楊樹標教授，他寫的《蔣介石傳》裡面，就已經說了，如果蔣介石不反共，那他的其他方面都是應該給予肯定的。如果蔣介石反共反對了呢？不言自明。一九九三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國民黨一九三七》，蔚藍色的封面，白色的國民黨黨徽，鮮血從黨徽上流下來，這本書翻開來，它的扉頁上寫著這樣一句話。「五十年前，那一場捍衛了我們偉大民族血脈的戰爭，究竟是誰打的，是誰領導打的，我們有權力知道」。三十萬字，歌頌蔣介石國民黨如何領導抗戰。這本書在前年再版的時候，從三十萬字變成了七十萬字。
我們人民在反思當中，不僅了解了抗戰是誰打的；不僅了解了共產黨不但不抗戰，還賣國。 還了解了北伐是誰領導的？是誰打的？還了解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以及他所創立的大中華民國才是如同法蘭西共和國、俄羅斯共和國和德意志共和國一樣，才是走向共和進程當中的 第一個共和國。才了解了三民主義的民族、民權、民生，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的死敵。
大家認為我寫了一本書叫《誰是新中國》，那不過是我個人的一點心得，是國內廣大歷史學者和廣大記者、作家們無數的歷史反思著作在我的身上的反映。因為我有了一個機會出國；我有了一個機會讓我大膽的說話；我有一個機會讓我也不顧性命地把他寫下來。
我們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終於在沒有信仰自由的時候；終於在不給思想自由的時候；終於在沒有宗教自由的時候；終於在沒有任何的思想方面的自由的前提下，我們從八十年代的氣功的派別的產生，到九十年代法輪功的誕生。我們的人民當中一部份人開始有了自己所追求的信仰；開始為了這個信仰敢於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去；開始在絕對不敢和共產黨抗衡的狀況下，為了捍衛自己的信仰勇敢地走向與共產黨徹底決裂的道路。
我一向佩服法輪功的學員們喜歡很多青年的學員，我和他們相識，我也為他們所感動。這說明甚麽？這都是中國人民思想解放的結果；是人民自身思想解放運動的結果；這一條思想解放運動它走的是認識改良，反對改良；認識革命，讓革命悄然而至；認識歷史，讓歷史的真實重新廣布天下；讓歷史和現實重新結合起來；讓孫中山的共和思想。
在今天的中國等待著重新掀起一場狂飆。不論這種狂飆是以何種形式存在，當代的社會進步 、世界進步要求我們和平、理性，要求我們雖然會被逼上梁山，該出手時就出手，可是我們還是為了自己民族的未來，我們儘量地把民主的思想，共和的思想，人民思想解放的成果，捍衛信仰的這些壯士們的勇氣和行為，告訴給全世界的華人和我們的這個世界的朋友們，讓我們知道中國人民在自己的人民思想解放的運動當中真的醒過來了。
共產黨的思想解放造成了二十五年改革開放當今的腐爛局面；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在八九年的鮮血裡面讓孫中山提倡的共和與革命悄然而至。一部《走向共和》，那凝結著多少藝術家的痛苦心血和對歷史反思的成就啊。凝結著多少中國知識份子對孫中山先生所開創的中國人民走向共和道路的傾心羨慕和嚮往啊。
我今天要講的關於中共改革開放的思想、政治、經濟，我做了一個簡單的描述，最後我說三句話。因為紅雁女士給我的問題是：二十五年中國改革開放的結果是甚麽？我想告訴大家, 我的個人感受。 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史無前例的開始弱化了；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史無前例的出現了巨大的危機；中國共產黨的以專制改良為本質的改革開放所必然迎來的是我們中國人民和平革命的明天。謝謝。
【林丹】二仟零六年七月十二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一篇題為《再干一個二十年！- 論我國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的文章。文章說「歷史的辯證法教會了中國共產黨人：應該變的，必須改變，不變則衰；不該變的，決不能變，變則自我瓦解。……甚麽是不該變的？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這就是中共「變與不變」的辯證法。
改革也罷，開放也罷，它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其專制統治。綜觀中共發展的歷史上我們發現，每當中共遇到危機，它都會表現出一些改善的跡象，每次都會使人對共產黨的產生幻想。覺得共產黨已經改良，已經事過境遷，此黨已非彼黨。然而放鬆枷鎖，並不意味著會放棄鎖鏈。人們一次又一次地幻想，又一次又一次地破滅。
正像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中所說的那樣，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割裂人民記憶的歷史；是後一代不知道前一代真相的歷史；是億萬百姓生活在對共產黨過去的咒罵、與對共產黨現實的期望的這種巨大矛盾之中經歷磨難的歷史。中共所有的努力是要人們忘記；而人民所有的掙扎則是要努力「記住」。記住曾經歷有過的苦難；記住曾經被欺騙的教訓。只有當人們都能認識到共產黨的本質，並不為其假像所蒙蔽，不為其欺騙所愚弄，中共的專制政權才能最後被終結。
有人擔心沒有中共中國怎麽辦；有人憂慮這麽大的國家會發生動?。與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相比，中共統治中國的五十餘年不過是彈指之間的事。在過去沒有中共的日子裡，中國人民曾經創造出人類歷史上最輝煌的文明；在未來沒有了中共的日子裡，勤勞善良的中國人民一定會重塑歷史，建立一個真正的共和國。
《透視中國》網址：http://www.ntdtv.com/xtr/gb/prog13.html
《透視中國》信箱：[email protected]
《透視中國》（DVD， VCD，BT，eMule 下載）：http://insidechina.ntdtv.com
希望之聲(MP3下載) http://big5.soundofhope.org/category-383-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