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結束後，1978年中央決定派人出去看看，由副總理谷牧帶隊，選了20多位主管經濟的高幹，出訪西歐五國。行前，鄧小平親自談話送行，囑咐好生考察學習。代表團組成後才發現，20多人中只有兩個人出過國。一個是水利部長錢正英，也就只去過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還有一個是外交部給配的工作人員。
這些高幹出國後諸多不習慣。賓館等場合到處是落地玻璃門，工作人員提醒千萬別碰頭，但有一次還是碰碎了眼鏡。吃冰淇淋，有人怕涼，就有人說：「可以加熱一下嘛。」言談舉止，笑話不斷。一個十多億人口的大國，一個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在世界舞台上竟是這樣地手足無措。
生活不適應還好說，關鍵是每天都要腦筋急轉彎。出國前腦子裡想的是西方正在腐朽沒落，我們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的人。但眼前看到的富足、繁榮讓他們天天感嘆，處處吃驚。
西德一個露天煤礦，年產煤5000萬噸，只有2000名職工，最大的一台挖掘機，一天就產40萬噸。而國內，年產5000萬噸煤大約需要16萬名工人，相差80倍。法國一個鋼鐵廠年產鋼350萬噸，職工7000人；而武漢鋼鐵公司年產230萬噸，有6.7萬人。我們與歐洲的差距大體上落後20年。震驚之下，代表團問我使館：「長期以來，為什麼不把實情報告國內？」回答是：「不敢講。」
代表團6月歸來，在大會堂里向最高層匯報，從下午三點半一直講到晚上11點，聽者無不動容，大呼「石破天驚」。
1984年，我時任中央某大報駐省記者，應該算是不很閉塞的人了。一次回京，見辦公室一群人圍著一件東西看，這是報社駐西柏林記者帶回的一張綿紙，八寸見方，雪白柔軟，上面壓印著極精美的花紋。大家就考我，是什麼物件。當時中國還沒有紙巾這個詞，也沒有一次性這個概念，我無論如何答不上來。
那位記者說：「這是人家公共廁所里的擦手紙。」天啊，我簡直要暈了過去。「老外這樣的闊氣，又這樣的浪費呀！」我把這張紙帶回駐地，給很多人傳看，無不驚得合不上嘴。
不久，我第一次出國到歐洲，飛機上喝水用一種硬塑杯，晶瑩剔透，比玻璃杯還漂亮，喝完便扔。但我覺得實在是一件藝術品，捨不得扔掉，把玩許久，一直帶回國內。喝熱茶時每人一套精美的茶具，喝咖啡時又是另一套咖啡具。機上走廊很窄，空嫂來回更換不厭其煩。該送咖啡了，我嫌面前小桌上的杯盤太多，也為空嫂少洗一套杯具著想，便將空的茶杯遞了過去。不想這位洋大嫂用吃驚、鄙夷的眼光，深深地瞪了我一眼，那潛台詞是：「你這個中國土包子！」我一時羞愧難當，永遠也忘不了那個抽了我一鞭子似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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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證明，國門打開多大，改革的步子就有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