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字」按：因電影《色戒》而讓人提起的中華民國中統女間諜鄭蘋如，讓許多人對她表示敬佩。她雖然刺殺丁默村沒有成功而被槍斃，她被捕後雖然死不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的女間諜。但是，她的名字一直寄放在台北的忠烈祠裡面。
而同時期也有一位打入日偽政權的女間諜，她叫關露，不同的是，關露是中共的女間諜。和鄭蘋如不同的是，儘管關露後來乞求黨承認她是女間諜，但是她的黨死不公開承認她是黨派去的女間諜。
從1946開始，關露不斷地被審查、受衝擊、遭迫害，整整36年！迫害她的不是日本和國民黨，而是派她做間諜的共產黨。在屈辱地生活了幾十年後，1982年，關露自殺身亡。
有意思的是，日偽特務機關的兩大頭目李士群和丁默村都曾經是共產黨黨員，而李士群更是曾被中共派到蘇聯接受特務訓練。李在主持日偽特務機構時，也和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有私下聯繫。不知後來中共派誰和李士群聯繫。
當然，和鄭蘋如不同的是，鄭被國民黨委派是要刺殺日偽漢奸；而關露被共產黨委派是想拉攏日偽漢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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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中共黨員關露的生與死
作者：曹漢
趙丹、白楊主演的經典電影《十字街頭》
的主題歌「春天裡」即出自關露的手筆。
關露生於一九○七年，原名胡壽楣，又名胡楣，「關露」是她後來從事文學寫作的筆名。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自幼喜愛文學，三十年代在文壇已是頗有名氣的女作家，尤擅長於寫新詩，趙丹、白楊主演的經典電影《十字街頭》的主題歌「春天裡」即出自她的手筆，是中共左翼文聯的活躍女性。
關露一九三二年春被吸收加入了中共地下黨，這一選擇從此改變了她的命運，造成了她下半生的悲劇。
◎ 奉黨之命做漢奸文人收集情報，勝利後仍背黑鍋
一九三七年上海淪陷後，關露奉黨之命留守上海孤島。一九三九年中共南方局負責人葉劍英密電她到香港見廖承志。到香港後，通過廖承志（時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見到了中共特務頭子潘漢年，接受了一個機密任務──打入上海汪偽「七十六號」特務機關，充當中共與汪偽政權特務頭子李士群之間的聯絡人。當時李士群與中共暗通款曲，提出由關露的妹妹胡繡楓與他聯絡，因胡繡楓曾對李士群有救命之恩，李信得過，但胡繡楓在大後方另有任務，潘漢年遂決定改派關露。
潘漢年對關露說，「今後要是有人說妳是漢奸，妳可不能辯護，要是辯護，就糟了！」關露無條件地接受了任務，回到上海與原來左傾文化界朋友斷絕來往，承受著同胞難堪的眼光，與漢奸頭子李士群交際應酬。
一九四二年，中共特工系統另外派人與李士群聯絡，關露接令如釋重負，向組織提出到延安或去新四軍。但想不到組織派給她的新任務更叫她難堪：進入日本文化界，扮演漢奸文人的角色，為中共搜集日本方面的情報。
在共產黨員無條件服從黨的工作需要的組織信條下，關露犧牲了自己的名譽，進入日本大使館和海軍報導部合辦的《女聲》雜誌任編輯，並經上級領導吳成方指示赴日本本土參加了「大東亞文學代表大會」，消息並見了報。
在當「漢奸」的這段時間，面對朋友的鄙視和世人的責罵，作為理想主義者新女性的關露內心是很痛苦的。她一再想脫離此羞辱環境，調往他處去抬頭做人，但多次向組織要求調離上海，均被拒絕。關露只好忍辱負重，唯一的希望是抗戰勝利後還她清白。
但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了，關露的噩運也從此開始。
關露戴著「文化漢奸」的帽子，國民政府懲辦漢奸，她首當其衝。為了怕暴露中共與日偽間的秘密關係，中共不是出面澄清關露的真正身分，而是將關露迅速轉移到新四軍根據地，要她躲起來。渴望著新生和戰友理解的關露隨後即遇到一連串誤解和羞辱，使她精神大受刺激。先是在街上遇見上海來的青年當眾罵她是漢奸，她為此大病一場，患上輕度精神分裂症。
隨即她多次要求發表詩作，卻被《新華日報》社長范長江要求她換一個署名，說如果共產黨報紙上出現關露的名字，就會在群眾中造成不好的影響，有人會以此為口實攻擊共產黨。關露的朋友這樣勸她：「你為甚麼不能讓人們把關露這個名字忘掉呢？你應該考慮黨報的榮譽，不要去考慮你個人的榮譽。」關露當場失聲大哭。
而且關露失去的不僅是榮譽，還有愛情和終身的幸福。
◎ 鄧穎超干涉關露與王炳南戀愛
關露曾戀愛過兩次，都不成功，後來為了革命又一個人單身十幾年。她第三個戀人是中共建國後的外交高幹王炳南。兩人相識於抗戰前夕，一九四六年兩人再度相逢後，王炳南已與其德籍妻子王安娜離異。三十九歲的關露與王炳南感情發展迅速，很快就到談婚論嫁的程度。當時王炳南為國共談判中共代表團成員（周恩來為團長），可常乘軍調處飛機來往南京與蘇北中共根據地。一次王炳南欲乘飛機去看關露之前，按中共的黨組織原則向周恩來夫婦匯報了與關露的戀情。周氏夫婦認為兩人結合會對黨不利而表示反對，鄧穎超還趕到機場將王炳南留了下來。鄧說，「恩來和我反覆研究，認為關露是個好同志，但由於她的這段特殊經歷，在社會上已經造成不好的名聲，群眾以為關露是文化漢奸，而你又是長期搞外事工作的，群眾都知道你是共產黨。如果你們兩個人結合，將會在社會上產生不好的影響。」
為了黨的利益，王炳南向關露寫了絕交信，並說明了原因，這對關露是致命的一擊。從此這位曾相當浪漫的女詩人封閉了她的感情世界，再不談感情事，心如死灰，形單影隻地苦度下半生。
而且從她抵達紅區後，因為這段經歷而不斷地受到政治審查、拘押和監禁。從解放區的整風運動、反胡風運動、潘漢年案、五七年反右直到文革，每次她都是「運動員」，一共關押被捕四次，前後坐牢十餘年，多次精神陷於崩潰的境地。
◎ 對黨絕望而自殺告別苦難人生
文革結束後的一九八二年三月，關露長達幾乎半世紀的冤案終獲平反，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出了一份題為「關露同志的平反決定」，首次澄清關露是由黨派往上海作情報工作，「不存在漢奸問題」。
但此時這一遲來的恢復名譽對關露己毫無意義，她已走到人生盡頭，滿頭白髮，周身病痛，孑然一身，住在一間只有十平方公尺的陋室中，孤苦無依。對人生她己毫無留戀。
就在獲得平反的該年冬天，在一個寒風凜冽的日子，絕望的關露吞安眠藥自殺了。她平靜地躺在一張破舊的單人木板床上告別了苦難的一生，枕邊唯一陪伴她的是一個大塑料娃娃。是年關露七十五歲。死後，她在左聯時的好友丁玲悲憤地說道：「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充滿陽光，但是陽光照不到她身上。」
另一位女作家楊沫說關露「把一生貢獻給了黨」。但黨給了她甚麼？
關露最後以自殺了結人生，是不是最終對利用蹂躪了她一生的這個邪惡的黨宣告了她的憤怒、反抗和決絕？
摘自金鐘主編《共產中國五十年》，開放雜誌社出版，1999年11月第二版。
關露之死
尹騏
她在冤案徹底平反後悄然棄世。她死得寂寞淒涼。她的死引起了社會和文壇的震動1982年12月5日，一個寒風凜冽、大地冰封的日子。
北京城內一條普通的小街上，一幢陳舊的機關宿舍的一間只有10平方米的小屋裡，居住著一位疾病纏身、孤獨寂寞的老婦人。她滿頭灰白頭髮，一臉憔悴疲憊不堪神態，仿佛一個長途跋涉的旅人已經耗盡了體力，再也支撐不下去了。這天是星期日，請來照應她的保姆按例未來上班，一個經常來幫她整理文稿的朋友也回去忙自己的家務了。當夕陽西下臨近黃昏時分，她目光呆滯無望地凝視了一下周圍的一切，然後慢慢地從床頭櫃的抽屜里取出一個小小的藥瓶，擰開瓶蓋，朝手心裡倒出了其中所有的白色小藥片，然後果決地放人口中，順手端起半杯溫水喝了一大口，猛地將藥片全部吞咽下去。接著，她便平靜地在自己那張破日的單人木板床上躺下，蓋上薄被，很快就昏昏沉沉地睡去。
她從此就再也沒有醒過來。
這位在寂寞和淒楚中自殺身亡的老婦人名叫關露，時年75歲。
令人困惑而又唱嘆的是，就在她去世之前不久，即1982年3月，中共中央組織部曾專門為她發了一個文件：《關於關露同志的平反決定》，明確指出：「關露同志原在上海作文化工作。1939年秋開始為黨做情報工作。1942年春由組織派到日本大使館和海軍報導部聯合主辦的《女聲》雜誌社工作，搜集日偽情報。關露的歷史已經查清，不存在漢奸問題，『』中對其拘留審查是錯誤的，應予徹底平反，恢復名譽。撤銷公安部1957年2月《對關露的審查結果與處理意見的報告》；撤銷和推倒強加於關露同志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為什麼她在冤案得到徹底平反之後又會採取如此輕生自棄的行動呢？
關露，原名胡壽楣，又名胡楣。1907年出生於一個沒落計程車大夫家庭。8歲那年，她父親不幸逝世。15歲那年，她的母親又因積勞成疾不幸早逝。從此關露和小她兩歲的妹妹便成了孤兒。
關露努力上進，用功讀書，幾經曲折，終於在1928年考取了中央大學。入學的頭二年，關露讀的是文學系，後來受宗白華先生影響，又轉到哲學系去學哲學和美學。在此期間，她經同學鍾潛九的引介，結識了當時已在南京文壇初露頭角的張天翼、歐陽山以及途經南京滯留的胡風等人。她同他們談文學、談創作，自己也在這時開始了創作實踐，
寫了一些短詩和短篇小說。她還被邀參加由歐陽山主編的文學刊物《幼稚周刊》的編輯工作，由此步人了文學圈內。
1931年夏，關露離開在南京的中央大學，到上海去闖世界。不久，鍾潛九、張天翼、歐陽山等也相繼到了上海，參加左翼文學運動。鍾潛九已是中共地下黨員。1932年春，她被吸收加入了中共地下黨。
她先後參加過丁玲領導的「左聯」創作委員會的工作，參加過任鈞、蒲風等組織的「中國詩歌會」的活動，參與編輯《新詩歌》的刊物。她的詩歌創作成績引人注目，為影片《十字街頭》寫作的主題歌詞《春天裡》經音樂家賀綠汀譜曲後廣泛流傳，膾灸人口。
她還寫過一些短篇小說和散文，翻譯過一些外國文學作品。毫無疑問，關露對文學有強烈的興趣和執著的追求，並已被證明有著多方面的才華。 如果沿著這條路繼續前進，她是可以在這方面獲得更多更大成就的。
1937年「8．13」事變後，上海的文化人紛紛撤離上海，或向大後方轉移，或奔赴抗戰前線工作。關露則根據中共的安排留了下來。
1939年秋後的一天，上海地下黨負責情報工作的劉少文秘密約見關露。他給關露看了一份從大後方打來的由中共南方局負責人葉劍英署名的密電，要她速去香港找小廖。
小廖即廖承志，當時是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南方局要關露去找小廖幹什麼，電報沒有任何提示，按地下黨工作規則，關露不能多問。她只有服從。
數天後，關露乘輪船赴香港。到港後的第二天下午，有兩位風度翩翩的男子到旅館來找她。剛一坐下，其中一位稍胖的首先對關露說：「我就是廖承志。請你到香港來，是要你接受一項特殊的工作任務。具體工作和應當注意的問題（他指了一下同行的另一位戴眼鏡的男子），由這位潘漢年同志給你布置和交代。他是從延安來專門負責這方面工作的。」
把她調來擔負特殊的情報工作，具體原因是：曾經是中共地下黨員，後來被國民黨逮捕自首叛變，再後來又投靠了日本人成為汪偽政權特工總部頭目的李士群，希望能和中共暗中有所聯繫，為自己留一點退路。李士群希望中共方面能派中共女黨員胡繡鳳擔任和他聯絡的任務。只因胡繡鳳當時遠在大後方且另有任務， 中共情報機關便決定調胡繡鳳的姐姐、和李士群也有過來往的關露代替胡繡鳳去擔任和李的聯絡工作。中共南方局正是根據情報部的建議才電令關露赴港接受任務的。潘漢年知道關露已是入黨多年，便開門見山地對她說：「組織上要派你到漢奸特務頭子李士群的身邊去做工作。 可以從他那裡聽到和見到許多情況，他也可能主動向你透露某些情況。這些情況對我們都是有用的情報資料。」
稍頃，潘又補充說：「以後要有人說你是漢奸了，你可不用辯護，一辯護就糟了。」
關露沉重地點點頭：「我不辯護就是了。」
潘漢年最後交代說：「你在香港稍事休息就儘快回上海去。以後，我會派人專門和你聯繫的。」
一個星期後，關露回到了上海。
回上海後的第三天，地下黨的吳成方同志就根據上級指示和關露接上關係，要她儘快到李士群那裡去開展工作。
1942年春的一天，吳成方代表組織通知關露：她以後可以不再去和李士群進行聯絡搜集情報了。
李士群那邊組織上已另外安排了人。
關露聽說自己以後可以不必再去和李士群周旋了，頓感一陣輕鬆，心頭仿佛卸去了一塊重壓的石頭。她當即向吳成方表示，希望組織上能讓她到延安或是到蘇北新四軍根據地去直接參加抗戰工作。吳成方說，這個願望是好的。但組織上還將派她去擔負新的可能是更艱巨的任務，一定要安下心來。
果然在幾天之後，吳成方就又通知關露：組織上已決定派她到一家日本人辦的刊物去工作。他解釋說，這個刊物是由日本大使館和海軍報導部合辦的，刊名叫《女聲》。
社長是一個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她曾受過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有一些日本左派朋友。他們現在要找一名中國編輯，組織上決定派你去，是希望你能接近佐藤，通過她再接近一些日本左派人士，暗中設法找到日共黨員，再從他們那裡搞到一些日方的情報材料。
《女聲》為綜合月刊，每期打頭的文章照例是由日本官方提供的鼓吹「大東亞共榮」 之類的謬論。三名中國編輯分別負責編各自的欄目。關露擔任小說、劇評和雜談的編務，
她小心翼翼地履行自己的職務：既不讓公開為虎作倀的漢奸言論出現，又不能觸犯日本官方的禁忌而暴露自己。她只有多編一些自己並無興趣的風花雪月之類的文章。做這樣違反自己心願的文字工作，不能不說是一件苦事。
1943年8月，日本要在本土召開所謂第二屆「大東亞文學代表大會」，這是日本當局拉攏和利用日本本土和它所占領的殖民地文學界的一項重要活動。日本本土以外的參加者大都是由日方人士推薦才被邀請的。在會議籌備期間，關露曾同吳成方談過這件事，吳認為這是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如能直接去日本一趟，是會看到和聽到許多有用情況的。因此，當佐藤俊子要派關露代表《女聲》去參加大會時，關露便答應了。這是又一次在世人面前公開亮出了漢奸文人的身份。
1945年8月，抗戰終於勝利了，緊接著，國民政府懲辦漢奸問題很快提上了歷史的日程。
從1939年秋後起，關露有近7年時間和敵偽漢奸的圈子有過密切聯繫。她和特務頭子李士群的頻繁往來已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她在日本官辦的刊物任職以及去日本參加「大東亞文學者代表大會」，又都是曾經見諸報刊的。「漢奸文人」或「文化漢奸」的帽子客觀上扣到了她的頭上。一個曾經是有點名氣的左翼作家，一個至今仍是單身一人生活的交際花，關露在心理上受到的壓力可想而知。
遠在重慶的周恩來、鄧穎超交由夏衍具體安排，關露被迅速轉移到了蘇北新四軍根據地，避免了被國民政府懲治漢奸而逮捕的命運。
關露原以為，只要到了紅區，到了自己的「家裡」，一切就都會成為過去，她在精神上的壓力就會消失。然而她想得太簡單了。她沒有料到轉移到新四軍根據地之後，會使她遇到一連串意想不到的麻煩：誤解、懷疑、委屈、並且還要繼續付出代價，包括某些令她困惑、痛苦和造成終生遺憾的代價。
她剛到新四軍根據地時，新四軍里有一些原是從上海來的知識青年，他們在上海時聽過關露的講演，所以認識她。後來又都知道她當了「漢奸」。當他們在根據地淮陽街上和她不期相遇時，因不了解真相便當眾指責和辱罵她的「漢奸」行為。
在這樣的場合她無法辯解。脆弱的神經因此而受到很大刺激，接著便大病一場，醫生說她已患了輕微的精神分裂症。
在根據地，關露見到了分別已久當時正在《新華日報》（華中版）編副刊的蔣錫金同志。他們是在一個招待所的客廳里偶然碰見的。乍一相見，詩人氣質太濃的關露竟激動得痛哭起來。這哭聲實際上宣洩著她多年來違心地和左聯老戰友們的隔絕以及自己蒙受了「漢奸」惡名的委屈情緒。蔣錫金著實安慰了她一番。時隔不久，關露便又去拜訪蔣錫金，並將自己新作的一首詩交給他，希望能在《新華日報》副刊發表。蔣錫金不敢做主，便去請示社長范長江。
范長江慎重地對蔣錫金說：「關露的詩可以發表，但要換一個署名。國民黨正在攻擊我們收容了一批漢奸。我們這張報紙是面對上海南京一帶的。那裡的讀者只知道關露是『漢奸』文人，並不知道她是做策反工作和情報工作的。如果我們的報上出現署關露名字的作品，就會在群眾中造成不好的影響，有人就會以此為口實攻擊我們，所以我們要慎重行事。」
在這段時間裡，最使關露感到痛苦的是她在個人感情生活中所遇到的一次挫折。
她是一個浪漫氣息頗濃的女性，對愛情與婚姻一向抱有理想主義色彩。還在中央大學念書時，她初戀的男友就曾經給過她以熱烈的愛，她也以同樣的熱情回報了他。
他曾一再動員她和他一起到法國去留學，去構築愛的小巢。
三十年代關露在上海左翼文化運動的熱潮中，為激情所鼓舞曾經和一位志同道合的左翼社會科學家結合。
但不久他們便發現彼此在性格與興趣方面有太多的差異而友好地分手。
還在抗戰爆發前，關露在上海就和王炳南相識相知。那時王和他的德籍夫人王安娜住在一所獨立的小樓房內。關露是他們夫婦相處很好的房客。抗戰開始後，王炳南夫婦先後離開上海，房子就一直交給關露代管。整個抗戰時期，他們也一直保持通信聯繫。
抗戰勝利後，王炳南夫婦分手。1946年春天，王炳南隨著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到了南京，不久就和已經到達紅區的關露聯繫上了。王炳南決定到蘇北紅區去一趟，進一步發展他和關露業已成熟的感情。關露更是翹首以待。不料在動身之前，王炳南按組織原則向周恩來、 鄧穎超匯報了自己和關露的感情以及決定要去看她的計劃。周、鄧先是同意了，但在第二天王炳南即將登上飛機前一刻，鄧穎超又趕到機場將他留了下來。鄧穎超說：「恩來和我反覆研究，認為關露是個好同志。但由於她的這一段特殊經歷，在社會上已經造成不好的名聲，群眾以為關露是文化漢奸，而你又是長期搞外事工作的，群眾都知道你是共產黨。如果你們兩個人結合，將會在社會上產生不好影響，對你的工作不利。你考慮一下是不是這樣？」
鄧穎超當時是中共代表團黨組負責人，王炳南當時是代表團外事工作負責人，他忍痛割愛。王炳南給關露寫信時冷靜地將他們不能結合的原因直接告訴了她。
此後，關露在個人感情生活中就再也沒有掀起過愛的波瀾。真所謂心如枯井，苦度年華，直到走完全部人生之路。
她不斷被審查被隔離，兩度入獄備受摧殘。她的身體終於垮了。冤案平反，她再無牽掛，遂向死神主動走去。關露受黨派遣深入上海的7年交際花特殊經歷，自從地轉移到紅區後，就像是一層陰影，時時包圍和籠罩著她，擠壓和窒息著她的精神空間，危及著她的政治生命。
關露到達紅區不久，就趕上了新四軍的整風運動。整風運動實際是一場廣泛的政治運動，每個人的歷史，特別是從白區來的每個人的經歷，幾乎都要受到審查。
關露因那7年間的交際花經歷，自然成了首當其衝的審查對象。於是在整風進行到某一攻堅階段時，她不僅受到嚴厲審查，而且被拘留起來了。
關露的妹妹胡繡鳳積極為姐姐奔波，找到地下黨的吳成方和吳的上級張唯一、潘漢年，寫了書面證明材料，最後經陳毅的批准，才恢復了關露的自由。
1949年，關露到了北京，先後被安排在華北大學三部、鐵道部總工會創作組工作。
1951年，她寫的小說《蘋果園》被文化部電影局負責人陳波兒看中，要她改編電影，她就被調到電影劇本創作所工作。
不幸的是，正當關露在精神上的創傷漸漸得到癒合，文學創作也有了新的起點與收穫時，歷史又掀起了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風暴，而每一次的風暴又都將她捲入了旋渦，並使她受到一次比一次更沉重的打擊。
1955年春寒料峭之際，反對胡風集團的政治風暴席捲中國大地。關露因為在南京念書和上海參加左翼文藝運動時和胡風有過一些接觸，也被列入了另冊，而且對她實行了隔離審查。後來審查終於有了結果：她實在不夠「胡風分子」的格，於是宣布撤銷審查。
風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胡風分子」的嫌疑剛剛排除，一項更大更嚴重的政治嫌疑又降臨到關露的頭上。1955年6月的一天，兩名公安幹部直接到關露所在單位的辦公室，向她出示了「逮捕證」之後，立即將她帶走。
從此，關露就被迫在那間單人牢房裡沒完沒了地寫交代材料。 她苦悶、煩惱，她的精神終於陷入了崩潰的境地。於是她又一次患了精神分裂症，常常一個人呆呆地枯坐在地下，有襪子也不知道穿，看守送來飯菜時，她用手抓起來就往嘴裡填。後來她被送進了醫院，經過一段相當長時間的治療，才慢慢恢復正常的思維能力。出院後，當然還得回到那間單人牢房之內苦度歲月。
直到1957年3月末的一天，關露被叫到監獄辦公室。管理人員對她宣布：「對你的審查已經結束，現在你可以走了。」監管人員說得這樣輕描淡寫，就仿佛蹲了兩年的監獄如同住了兩天招待所似的。
關露回到文化部電影局後，並沒有分配她的具體工作，就讓她參加當時文藝界正在開展的反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運動。關露對陳企霞不大了解，對丁玲可是印象極深的。三十年代在上海，她對丁玲不但有所了解而且十分讚賞。可如今丁玲卻成了反黨集團的頭目，這就如同兩年前要她相信潘漢年是反革命一樣，使她難以置信。
更使她感到意外的，是在當時揭發聲討丁玲的大字報熱潮中，有人點了她關露的名字，說她曾經和丁玲似乎有過什麼可疑的聯繫。群眾運動的烈火一下子也燒到了她的身上。雖然她不過在丁玲領導的左聯創作委員會工作過一個短暫時期，後來一個在陝北，一個在上海，從未有過聯繫。解放後在北京，她們不在一個單位，不過偶爾在公眾場合見過幾面而已。然而政治運動的規則是：有人向你提出質問，你就必須說說清楚。丁玲是名聲很大的文壇風雲人物，你和丁玲即使沒有組織聯繫，也未必沒有受過她的「反黨」思想影響。於是關露又得寫材料，交代她和丁玲曾經有過的聯繫。一次不行再寫一次……當然，最後的結果是：她和丁玲反黨集團沾不上邊。
關露的健康確實不是很好。但她沒有料到，就在她深受政治風暴襲擊，身心都受到嚴重損害時，組織上卻做出了一個使她感到心灰意冷的決定。1958年初，電影局的領導找她談話說：「你調來電影局以後一直沒有寫出電影劇本。群眾有些意見。現在你的身體也不大好。組織上決定讓你退職休養。」
關露感到極大的委屈。但這既是組織決定，她也就無力抗爭。只有服從。她永遠都只能服從。她辦了退職手續，從此成了革命隊伍的「多餘人」。
60年代初，政治環境一度稍稍寬鬆了一些。中宣部轉文化部處理，文化部將她安排到商務印書館去工作。她在這新工作上還沒有來得及做多少事時，文化大革命風暴便又掀起。
1967年盛夏的一天，關露的厄運與災難再度降臨。被稱作「中央三辦」的人又拿著逮捕證將她帶走，立即被投入秦城監獄。和12年前的「功德林」監獄生活相比，這一次關露吃足了苦頭。
關露在監獄整整蹲了八年。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釋放出獄。自然，那條漢奸特嫌的政治尾巴仍然被保留著。8年的牢獄之苦，使她本來就不健康的身體受到了更嚴重的摧殘，出獄後，她沒有返回原工作單位，而是一度被送進了養老院。
1980年5月的一天傍晚，當她勞累了一天後，突然暈倒在地，不省人事。經送醫院搶救，確診為腦血栓症。雖然搶救及時，脫離了危險，但卻再也未能恢復正常。不僅記憶力受到嚴重損害，往日的許多事情都變得模糊不清或根本記不起來了，而且手也不聽使喚，連拿筆寫字都成了問題。
此後，為了方便治病，關露回到城內機關宿舍來住，組織上勉為其難才給她安排了一間僅10平方米的小屋。
1982年3月23日。為她平反冤案的文件終於由中共中央組織部下達。
如果從1946年算起，她不斷地被審查、受衝擊、遭迫害，整整36年！
關露的腦血栓病經過兩年多的治療，並未取得明顯的療效。生理的病苦一直折磨著她，精神上的孤苦更使她難以承受。一個長年累月躺在病床上，身邊沒有一個親人可以依託和撫慰。她漸漸地不只是感到痛苦而且感到絕望了：想到自己的病大概再難治癒了； 她的繼續從事文學創作的心願和計劃也將化為泡影。如果說在以前多次受打擊遭迫害時，她雖有痛苦，但更有委屈和不平。
她知道，近40年來她所受的折磨和損害是再也無法補償的。身體被整垮了，一個孤苦無依的老人，一個健康無望的病人，活在這世上還有什麼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