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葉新：中國的藝術家怎麼會墮落如此！

托奧運之福，國務院發布了《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外國記者在華採訪規定》，令人驚喜地放鬆了在華外國記者的採訪自由。新規定是從今年1月1號開始生效，但是到奧運會後，也就是2008年10月17號便「自動作廢」了，這又讓人喪氣。因為這很滑稽，把新聞自由這麼大的嚴肅問題，弄得好像是商店逢年過節的促銷活動：在節日期間，打折優惠；節日過後，就概不認帳了。而且這個規定只對外國記者實行優惠，對國內記者概不二價。

於是各國記者乘此極為難得21個月的鬆動之機，頻頻採訪，好像蜜月之期的瘋狂做愛，好像大減價中的拼命搶購。區區如我，至今為止，便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兩次、《南華早報》電話採訪兩次、德國之聲電話採訪兩次、自由亞洲電台電話採訪兩次、台灣中央電台電話一次、《亞洲周刊》電話採訪一次、英國BBC到我家來電視採訪一次，此外還婉拒了北歐和澳洲兩家媒體的電話採訪。有些採訪早已刊之於紙媒或播之於電台，國內的讀者和聽眾大多並不知曉。

這些採訪全都是突然襲擊，我幾乎毫無準備，可又要有問必答，我只得脫口而出，且無遮攔，職是之故，就難免有所訛錯，需要更改。以前的採訪內容已經不省記憶，最近的幾次採訪還記憶猶新。長假無事，整理出來，做些修正，以免傳訛；並稍作增刪，綜合一起，摘要公布，以饗讀者。

問：沙先生，您好，我是台北中央廣播電台的，比北京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少兩個字，「人民」。

沙：少了好。大陸「人民」太多了。人民政府、人民政協、人民軍隊、人民警察、人民銀行、人民醫院、人民旅社、人民飯店，連鈔票也叫「人民」——「人民幣」！台灣一些機構少有以「人民」為幌子，但很多路名多以「民」字打頭，比如民眾路、民智路，民國路。台北我去過三次，有民權路、民生路，民族路，獨獨沒有民主路。以前台灣就是沒有民主，這倒也誠實，沒有就是沒有。不像大陸，明明不是人民的，非要說是人民的。台灣的政黨也多以「民」為招攬，如國民黨、親民黨、新民黨、民進黨，無一不「民」，但這些政黨是否真的為民，還很難說。中國的政黨提出「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句句有「民」，極為動聽，我相信也很誠懇，可惜這還只是為民作主，並非真正的民主。

問：最近我在香港的《動向》雜誌上看到你的文章《三個女人向我推薦，我向全國男人推薦》，評論的是德國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影片獎的《竊聽風暴》，據說這部影片在大陸禁演了，是嗎？

沙：什麼叫禁演？公開放映了，突然下令了，不准放了，這叫禁演。或者影片發行部門想購買這部片子，但沒批准，不讓進口，這叫禁演。可這部影片從來沒在大陸公開放映，發行部門也從沒打算進口，所禁何來？目前這部影片在中國大陸只有盜版的DVD，我看的就是我那篇文章中所提到的「三個女人」送我的盜版光碟。中國大陸雖然一直在打擊盜版的影音製品，但據我所知，並沒對《竊聽風暴》專門打擊，因此此片能夠在大陸思想文化界廣泛流傳，幾乎朋友見面第一句話就問：「看過《竊聽風暴》了嗎？」就好像問「吃過飯了嗎？」可見流布之廣，喜愛之甚。

問：這部片子台灣的知識界反響平平，在大陸為什麼這樣的風靡？

沙：一是因為這部影片在台灣公開放映的，在大陸是看盜版的。這和雪夜閉門讀禁書一樣，禁止吃的蘋果總是甜的，越禁越要看。其實被禁的東西不一定十分完美，因為你禁止了，就反而立即變得十全十美，這種叛逆心理勢必造成禁品的廣泛流行。這是禁止者始料不及的，極為頭痛。二是影片中所反應的人權、法制、民主等問題在台灣已逐步解決，而在大陸這個問題依然具有現實的尖銳性，所以極易引起共鳴。如果此片在30年前的台灣放映，讓柏楊和李敖等等曾經坐過國民黨牢獄的那一代知識分子來看，反響一定和當今的大陸觀眾一樣強烈。

問：影片中的主人公是東德國安部「斯塔西」的秘密警察魏斯樂，他負責竊聽劇作家德瑞曼，但後來不但沒有逮捕和傷害他的這個竊聽對象，反而幫助了他逃脫厄運。影片放映後，東德的前檔案館的負責人說像魏斯樂這樣良心發現的秘密警察在東德沒有一個。你怎麼看？

沙：任何群體都不可能是鐵板一塊。哪怕「斯塔西」控制再嚴酷，我也相信一定會有魏斯樂這樣的警察；不但前東德有，如今「後極權」也有，並且越來越多。因為「後極權」的「柏林圍牆」比當年前東德「柏林圍牆」越來越松垮、越來越動搖。覺悟的人也因此越來越多，暗中轉向正義。同時，害怕日後遭到清算的人也越來越多，這些人不會不明白世上既沒有免費的午餐，也沒有不受懲罰的罪惡。以色列對納粹逃逸兇犯數十年如一日的追捕、柬埔寨現政府對紅色高棉惡魔領袖們以反人類罪的控告，以及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一些秘密警察頭目的被問罪，無一不說明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種觀念在中國民眾中尤其根深蒂固。杭州岳墳前秦檜夫妻的石頭跪像，是中國所有大奸大惡者永遠也無法擺脫的噩夢，半夜都能被驚嚇得一身冷汗。我常說，真正恐懼的不是善良、正直的人們，而是那些各式各樣的作惡者。但我非常希望能夠化解仇恨，不希望以暴易暴；前提是：在正義裁判之前，必需要放下屠刀；正義裁判之後，必需要真誠悔悟。我已得知一些在那方面工作的朋友看了《竊聽風暴》之後，也很震驚，心有所動，反思自己工作的意義究竟何在。這是好事，我很高興。我非常感謝《竊聽風暴》的編導賀克？唐納斯馬克先生，他真了不起！

問：您對他評價很高？

沙：當然。尤其和中國的編導相比，他更加了不起。賀克？唐納斯馬克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藝術家的良心，他才會選取這樣一個嚴肅的發人深思的題材，才會以五年的時間孜孜不倦地編寫劇本，投入拍攝。他考慮的是責任和意義，而不是得獎和獲利。中國的編導們呢？像蒼蠅似叮著奧斯卡獎，不惜工本，大肆炒作，而且又有權利部門的全力支持。但他們拿什麼影片來爭奪奧斯卡獎呢？拿的是「滿城黃金」，拿的是「傾國豐乳」，拿的是「英雄」的「無聊之極」，拿的是「夜宴」的「滿漢全席」！如此低劣的影片就能「甲天下」了？就能衝進奧斯卡了？做夢！我們的一部影片竟然花了四億人民幣，而賀克？唐納斯馬克呢？他是小製作，卻花了五年時間！我們花的是民脂民膏的大把金錢，人家花的是嘔心瀝血的漫長時間！中國的藝術家怎麼會墮落如此！奧斯卡最佳外國影片獎，沒給這些中國影片，而給了《竊聽風暴》，我想全世界的電影觀眾都應該給最佳外國語影片獎的評委頒發一個評委獎，感謝他們的獨具慧眼，獎勵他們的藝術正義！

問：我是美國之音的記者，您是什麼時候感到你也像《竊聽風暴》裡的劇作家德瑞曼一樣遭到竊聽？把你當作了異議作家？

沙：隨便把我當作什麼，我都不介意。1985年，我剛入黨，因為有胡耀邦對我專門批示，全國都發了新華社對我的報導，報導稱我為「黨的作家黨的人」。20年後，我從「黨的作家」變成了「異議作家」，與時俱進了。當初稱我「黨的作家」，我沒感到什麼特別光榮，反而覺得有點肉麻。如今稱我「異議作家」，我也不感到什麼特別恥辱，反而覺得有點快意。但對我的監控，我很不高興，他們濫用權利，侵犯我個人自由。我知道監控範圍很廣，凡是被他們懷疑的人，都在監控中，這已是公開的秘密。監控範圍越大，只能越說明他們的失控範圍越大；他們樹敵越多，越說明他們喪失人心。他們不想想，如今為什麼要建立和諧社會？就是執政者知道數十年來樹敵太多呀！每次政治運動都樹敵，先是假想敵，後是真正敵，樹了多少敵，殺了多少人，結了多少仇，蒙了多少冤，留了多少恨呀！一部中共黨史，就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不斷樹敵史。總說人家反黨，其實總是黨在反人。今後要和諧，不要再樹敵了！我經常想的事情和做的事情，倒不是為我自己，而是為他們。我總感到，我對這個國家，對這個民族，比他們更負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