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世界》和《給這一點顏色》，需要的首先不是知識，而是常識，不是資訊，而是閱歷，不是高高在上的姿態，而是基本的感受力：饑渴和疼痛。
崔健說：給你一點顏色。但又喊：給我碗水喝。賈樟柯說：給你一個世界。但又問：誰有創可貼？
突然音樂響起，像是個葬禮
立刻英雄轉世走來拯救大地
《小城故事》的音樂給我感覺不太強烈，但這兩句歌詞最後升起來，牢牢釘在天上。讓我想起我的小說家朋友哈建，當年走了幾十里路去縣城，就為了買一盒《新長征路上的搖滾》，想起《任逍遙》的開頭，賈樟柯在昏暗的樓道在明亮的街角，一遍一遍地苦練美聲，那飢餓的歌聲……
但無論是《給你一點顏色》還是《世界》，都超越了抒情，超越了叛逆，超越了簡單的批判，崔健不再是個啟蒙鬥士，賈樟柯也不再是個搬弄莊子的老文藝青年。《任逍遙》裡有個令人忍俊不禁的小敗筆，趙濤竟然扯到了什麼「莊子寫的」。與其莊子，不如任賢齊。好在《世界》這回徹底割掉了文人的闌尾，當抒情的赤紅脖子和文人的繡花馬腳有所收斂，更真實的世界，才會從一口破嗓和一雙爛鞋不斷延伸，延伸為天空和大地，而不是雨果所唾棄的「那些可憎的小道」。
搖滾教父和第六代旗手的身影沒有擋住現實和世界，而這回文學教授也不會把一個唐山農民的嘮叨當作詩收進課本了。崔健把《鬼子來了》中的台詞拎出來，從抗戰年代扔到現在——「給我碗水喝」，焦渴的現實立馬發出嗆人的味道。這句混沌咕囔不清的話，甚至比「舞過三八線」、「超越那一天」那樣的勵志口號給人震動更強烈。
《世界》的鏡頭畫面充滿了儀式感，這也是《世界》異於賈樟柯前作的一大特點：工地叢林上掠過的飛機；城堡中跑出的騎馬人；宮殿巡邏者手電筒掃到的，卻是兵馬俑死寂的頭顱；鏡頭不是對住二姑娘的那張欠條，而是讓其占據整個銀幕……而Flash也加強了這種儀式感，這是一種微縮世界的啟示錄般的力量。還有銀幕上大書特書的地點：「大興的巴黎。」三分之一艾菲爾鐵塔前的拾垃圾者，這是《南方都市報》和《城市畫報》屢見不鮮的圖像。想起旅法藝術家楊詰蒼的一個笑話，楊詰蒼老媽去巴黎看兒孫，孝子要帶她去看艾菲爾鐵塔，不料被老媽斷然拒絕：「我來巴黎是來看你們不是來看塔的，那個塔在深圳早就看過啦。」「美麗城」。巴黎的美麗城，也是溫州人的美麗城，還是川劇武生王磊的美麗城，。「強烈的太陽把我的眼睛刺傷。」他在美麗城重新發現了故鄉，於是有《美麗城》專輯中川劇和電子的百感交集。「汾陽來的人。」這是對《小武》、《站台》、《任逍遙》的繼往開來，似乎也在向侯孝賢的早期電影《風櫃來的人》致敬。不管多麼花花世界，始終別忘了來處。這也是崔健用山東話唐山話用西北雲南朝鮮族民歌給你的一再提示。《世界》和《給你一點顏色》多少體現了一致的、直面本土現實的藝術態度和情感。
很少有人議及《世界》在電影配樂上的突破，林強用簡簡單單的電子舞曲節奏和吉他旋律的變幻交替，勾勒出城市的疏離和酷意，但最終賈樟柯還是抑制不住地，在冷靜乃至冷酷的寫實背後跳出來抒情，《烏蘭巴托的夜》在片中只唱了大約一分鐘，你可以用這動人的一分鐘，用兩個女人頭髮上的微風和長夜，去對抗那一個個無助的死亡。賈樟柯刻意製造了主人公的死亡，但也刻意用《烏蘭巴托的夜》來渲染一種脆弱而純潔的情感。不管整部電影的配樂多麼洋氣，不管《烏蘭巴托的夜》左小祖咒改編得也有多麼洋氣，這畢竟改編自熟悉而親切的民歌，太容易勾起我們的集體記憶，如同崔健的《迷失的季節》哪怕只是一聲古箏，就是一股暖流襲來。崔健自命為「城市船夫」，賈樟柯和左小祖咒將一首民歌改編為城市民謠，他們懂得把握城市和土地之間的情感和藝術張力。賈樟柯在電子舞曲、Flash動畫和手機簡訊的世界講述一個個小人物的故事，崔健則以震翻迪廳的令人雀躍的Big Beat舞曲，包藏農民最後的抱怨，這不只是民工題材、底層意識和苦難主題，而是以多重的悖逆、反差變本加厲地發掘世界的真相和藝術的可能性，假如可能的話，再捎上一份愛。
然而在一個情歌泛濫的世界講述一個愛的故事是危險的，我看到的對《世界》的最嚴厲的指責竟是「偽善」。無論崔健還是賈樟柯，都不得不面對如此兩極的受眾：勞苦大眾沒錢沒閒、恐怕也不會喜歡，而打口青年、MP3青年和DVD青年洋葷嘗遍，卻容易嫌棄土豆和苦菜。
打口青年當然遠遠領先於卡拉OK，早就趕上了電舞和Hip hop的節奏狂歡，但喜歡「化學兄弟」的會嫌《農村包圍城市》的電子沒有一High到底，喜歡痞子阿姆或「野獸小子」的會嫌唐山饒舌土得掉渣。但這恰恰是老崔的牛逼，他做出了一心二用不三不四五顏六色七嘴八舌的一張唱片，然而九九歸一，仍然是一顆五角星，照耀故國，依舊是一個小泥孩，來自故土。
某些DVD青年對《世界》的批評，諸如線索鬆散、Flash粗糙之類，實在是牛頭不對馬嘴。這讓我想起從前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也曾引來「剪輯粗劣、燈光業餘」之類令人哭笑不得的批評。《世界》的結尾即使不能說是敗筆也確實值得商榷，但我絕不是要批評賈樟柯沒有滿足大夥的情節癖。是的，如果把結尾處理成一個三角情殺殉情案——比如趙小桃殺了成太生再自殺或者成太生殺了趙小桃再自殺，或者雙雙相擁自吞煤氣——似乎才是死得其所。如果交給馮小剛，保證讓你看得唏噓不已皆大歡喜深受啟迪。
按照馮小剛最近關於藝術片和商業片的理論，《世界》這樣的「藝術片」是「自私的」，而《天下無賊》才是為人民服務的。為人民服務和為人民幣服務之間確實是很容易畫上等號的。所以崔健質問，為什麼是《同一首歌》去慰問礦工？崔健和賈樟柯最近都投身於浩浩蕩蕩的宣傳，但在商業機制之外，他們其實還可以有新的實踐。要下礦去給礦工放李楊的《盲井》太難，而崔健至今北京個唱都批不下來，「搖滾下礦」也難了點，但賈樟柯其實是不妨去工地放一放《世界》的。我的木刻家朋友劉慶元說他曾好奇地問過賈樟柯那些從小一塊混大的汾陽朋友是怎麼看他的電影的。賈說有一回回汾陽大夥聚會，那些朋友都笑說「北京的大導演來啦」，最後大家一塊看《小武》，看後他們一個個都不說話。
最近在現場，崔健又重新唱起了《投機分子》，重新用回這歌最初的名字——《搖滾游擊隊員之歌》。崔健早已是所謂教父，賈樟柯也終於走上地上，但對他們來說，游擊戰仍將持久。
面對《世界》和《給這一點顏色》，需要的首先不是知識，而是常識，不是資訊，而是閱歷，不是高高在上的姿態，而是基本的感受力：饑渴和疼痛。《給你一點顏色》不是什麼先鋒，《世界》也不是什麼藝術片，沒錯，只是一碗水，一個創可貼那麼簡單。
那麼迫切。張曉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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