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十七大雖然讓大非失望，但還是有一些和過去不同的內容。大家之所以失望，不是因為完全照搬老一套。而是因為沒有大家所期望的民主化的內容。不僅沒有民主化和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新內容，而且有返回到舊時代的返祖感。這就讓大家倍感失望。鄧小平和江澤民的半吊子改革開放雖然讓人們不夠滿意，雖然帶來了很多難以解決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但畢竟是在走出毛澤東式的獨裁專制的半路上。現在胡錦濤明顯是在走回頭路，這個方向大家都多多少少的感到了，只是由於統戰部近年來大量收買了海外的媒體幫助他們造勢。過去大家所信任的「出口轉內銷」的信息，也越來越不可信了。這就造成了很多無知的百姓被欺騙，誤以為胡錦濤集團仍然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繼續向前。
改革開放的前十年，也就是八十年代。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半吊子改革，就已經開始展現出它根本的弊病。這就是製造出兩大基本矛盾，和由此產生的全面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並且阻礙改革開放繼續下去。這兩大基本矛盾就是；要求自由的市場經濟和反對自由的一黨專政的矛盾；以及在專制環境下必然導致財富的集中和大眾的貧困。八十年代這兩個矛盾的爆發，就是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並且利用貧苦人民對腐敗的痛恨，發起了八九年的六四民主運動。當時的統治集團能夠用鎮壓的方法壓制了矛盾的進一步擴大，是因為貧富差距還沒有達到社會難以容忍的地步。僅僅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不滿，還不足以動搖軍事獨裁專制的統治。鎮壓起到了保護官僚資產階級的作用，保護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謀取私利，侵吞公共財產。
九十年代以來，半吊子改革帶來的兩大基本矛盾不但沒有緩解，反而發展到更加尖銳的地步。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一部份雖然被收買，被安撫了。但是勞苦大眾的反抗卻成十倍的增長。反抗的形式越來越激烈，反抗者的頭腦也越來越清醒。反抗的領袖們也不太容易被誤導了。官方所收買的溫和派精英們的理論說教，越來越脫離人民大眾的生活現實，遭到了人民普遍的唾棄。鎮壓和欺騙的兩種手段都已經不能產生足夠的效果。社會現實要求政治體制有相應的改變，以圖緩解專制和貧富差距帶來的爆炸性的壓力。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中共黨內，也不斷地發出了這種呼聲。
但是中共內部顯然還有另一種解釋。官僚資產階級不願意放棄他們既得的巨大利益。他們的御用學者們就幫他們找出了一些不同於正常道理的歪理。針對老百姓的反抗，他們認為是政府太仁慈了，慣壞了暴民們，引起了暴民、刁民們的不切實際的幻想。針對貧富差距，他們解釋成為老百姓不知道錢不是他們的，應該明確富人的產權，以避免暴民們產生不切實際的幻想。
遺憾的是，這一套歪理並不是什麼新的發明，是幾千年來統治者們說爛了的歪理，很難被貧苦大眾所接受，也很難與馬克思主義理論溝通。在完全沒有理論基礎的情況下出台的這一套歪理，非常需要有一個權威性的能糊弄人的外套。這就是胡錦濤集團使用「科學發展觀」這個新名詞的用意。科學給人以神秘的和權威的印象，而且不是人人都可以理解的。老百姓不得不接受。發展則包含著官僚資產階級的模式。既然過去已經證明是發展了，就應該繼續發展。其中並不包含為發展付出代價的人民貧困的問題。這就是「科學發展觀」在現實的中國的現實的含義。
總之，中國社會現有的兩大基本矛盾就是自由的市場經濟和不自由的一黨專政之間的矛盾；以及極端專制帶來的極端富有的階級和極端貧困的大眾之間的矛盾。現在比較突出的，是貧富差距拉大到世界第一所帶來的普遍的怨恨，造成了社會的不安全和動亂。
窮人的生存成了問題，就會有人採取極端的手段謀生，而不一定會顧及到別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個別的非法謀生匯集起來形成為有組織的非法謀生，就是黑社會的社會基礎。遍布全國的、世界第一發達的黑社會組織，實際上是社會貧困的次生產品。和黑社會相映成趣的另一大景觀，就是遍布全國城鄉的腐敗經濟。堪稱世界第一的吃、喝、嫖、賭帶來的收入，竟然成為經濟學家解釋社會財富分配的理論依據。這說明一個龐大的、相對富裕的官僚資產階級已經成型。用老百姓通俗的說法就是：中國存在著三個世界。
第一世界是大官僚資產階級太子黨。過的是資本主義天堂的生活。按官方統計，億萬富翁就有四千人左右。如果把大量存在的不公開收入計算進去，再加上他們的二奶三奶，這個階級的人口大概是全國人口的萬分之一。除了被他們派生出來的所謂「次級分配」的腐敗經濟以外，在直接產生的初級分配的價值中，他們占了將近一半。
還不到人口百分之五的所謂中產階級的收入，可以說達到了小康的水平。他們的平均收入，也只是大官僚資產階級的百分之一。這就是所謂的第二世界。
和全世界的情況稍有不同的是，中國的第三世界占了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不僅僅在農村，在所有的城市中，屬於第三世界的貧民階層也占了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第三世界的貧民和官僚資產階級之間，不但沒有共同的生存和受教育環境，甚至已經沒有共同的語言。彼此的隔閡已經到了說話都說不到一起的地步。共同生活在同一塊土地、同一個城市中的如此隔閡的人民之間，不產生怨恨和仇視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民主的社會中，階級對立的情緒很少會發展到仇視的地步。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自由的市場經濟擁有與之相匹配的自由的社會體系。民主的政治體制最大限度的保障了人們的自由和人權。在這個前提下人們擁有幾乎相同的機會。不平均的社會現實所受到的抱怨，也就大大地降低了。低到完全可以容忍的地步。
第二個原因是民主的政治保障了大多數人的意見占主導地位，政府的政策更多地傾向於占多數的窮人。用大白話說，就是殺富濟貧已經不是俠客們的工作，而是官方行為。因此範圍更大，也更有效果，也不必再去殺人了。可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地進行了。
第三個原因是在機會均等和殺富濟貧的環境中，大部份才華並不出眾的普通人，通過自己的努力也能進入到所謂的中產階級的行列中。占人口多數的龐大的中產階級主導著這個國家的生活方式。使得階級差別縮小了很多，人們不會覺得貧富之間有互相仇視的必要。
在美國，我遇到的大多數情況，都是貧富之間笑眯眯的互致問候，熱烈交談。窮人在富人面前同樣驕傲地昂著頭大聲說笑，不像在中國那樣習慣性的低眉順眼、低聲下氣。這一份尊嚴，就是民主政治帶來的一系列好處之一。沒有民主政治制度作保障，就不可能有這三個主要的條件。窮人在沒有自尊，沒有機會，也得不到照顧的環境下。身臨絕境，當然會起來造反。何況中國的文化傳統是最賦予造反精神的文化。
（寫於2007年11月。在自由亞洲電台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