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中國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害了人口短缺焦慮病，政府從數年前的計劃生育走到另一個極端，想方設法刺激百姓生育，一干評論者包括研究經濟的都認為中國將面臨人口危機，論據是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一組數據：2022年中國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為8·76億人，占全國人口的比重為62.0%，與2021年相比減少666萬人，與2012年勞動年齡人口最高峰值相比，減少6,500多萬。《經濟藍皮書春季號》認為，勞動年齡人口作為勞動力的基礎人口絕對減少，勞動力無限供給不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特點。與此同時，人口撫養比也開始升高，人口紅利就正式開始消失，這將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嚴重影響。
從此，這一焦慮症蔓延，就連中國製造業衰退都歸咎於此。
矛盾現象需綜合剖析：勞動年齡人口減少與失業人數上升
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短缺的焦慮，如果不與其他同時發生的現象放置一起綜合分析，看起來沒錯誤。但勞動年齡人口短缺與否，必須與一國經濟結構變動、產業興衰、就業市場現狀（並非十年、二十年之後的遠期預測）等各種經濟參數放在一起綜合分析，捨棄這些因素，對著一個「人口金字塔分布」圖表解析，焦慮實在找錯了方向。
就在勞動年齡人口短缺焦慮症蔓延之時，中國失業人口劇增，最著名的一個梗就是2023年7月17日，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當年6月份全國16-24歲勞動力調查失業率為21.3%。這個數據應該只包括城鎮青年，因為農村人口不進入失業統計。可作為青年失業率嚴重佐證的是啃老族、躺平族增加。這幾個問題疊加分析，結果如下：
對就業市場的分析，即期分析最重要。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在資源市場兩頭均高度依賴外部的中國，考慮「勞動年齡人口下降疊加人口規模負成長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可能更為深遠」這種「未來」意義不大。我在《中國青年失業率高企的成因：結構性失業》（RFA，3/24/2024）、《高科技產業成支柱就業形勢更艱困》（RFA，3/29/2024）等文中分析，目前正值中國經濟結構劇烈變動，勞力密集型產業轉移出中國，政府扶持的多是資本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的高科技產業，很多中青年因技能局限，無法在新的產業中找到相應的工作。因此，真正的問題是：中國現在的就業市場，不是面臨勞動年齡人口短缺，而是勞動年齡人口類型供給與需求「貨不對板」。
從社會長遠計，當然得考慮社會撫養係數，因為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就是一代人養一代人。人口老齡化與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在一個經濟穩定可預期性強的社會，確實是個大問題。在中國，「啃老族」在十餘年前就成為社會普遍現象，現在只不過換了個名兒，叫做「全職兒女」，一些曾經有體面工作的中青年失業後將陪伴父母當作「就業」維持生計。這種現象的產生，緣於中國經濟結構劇烈變動，居於全球產業鏈低端的製造業、房地產業、金融業衰退。原來在這三大產業當中就業者，家庭在城市尚有條件成為「全職兒女」；原籍農村的青年回鄉，除了少部分有能力的成為職業農民，多數只能縣域就業（打零工）為生，不少閒居家中——這種情況下，與其販賣10年20年之後的「社會撫養係數」，不如考慮如何為這代結構性失業者造飯碗。
高校畢業生正在悄悄調整身份預期
我從2003年開始，一直追蹤中國的大學生就業問題，這一期間，中國媒體對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的報導經歷過如下演變：先要求大學生放下身段求職；等到建築工地出現中專生與大學生之後，「放下身段」之說慢慢消失，開始談家世對青年一代求職成功率的影響；等到大量海歸低薪就業都感困難時，開始報導失業陰影下高校畢業生進入各種低端行業，新「讀書無用論」再度出現。
其實，高校畢業生進入低端行業就業，意味著青年一代正在調整讀大學時的身份預期，是無奈之下面對現實的積極姿態。
所謂「身份預期」，是指現代社會中，文憑是改變身份的通行證。在大學教育剛開始普及的1960年代，美國將高等教育稱之為「培養中產階級的搖籃」，這一名言流傳世界，在中國通俗化為「知識改變命運」。事實也確曾如此，從1977年恢復高考之後到1999年高等教育產業化這20餘年內，考入大學尤其是好大學，寒門子弟「鯉躍龍門」的事情成為社會精英並不罕見。習近平反腐抓捕的大量政府軍隊高官，不少就是「苦孩子」出身。但教育產業化之後大學迅速擴招，一些本來不合資質的人也能進入大學。加之二三流大專變身大學，但師資水平有限，擴招的專業當中不少是意識形態化的軟專業，任何社會都不可能為意識形態產品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包括美國，NGO消化不了那麼多），自然出現「精英生產過剩」現象。過程剛開始時，「預期精英」不願意低就是普遍現象，後來在就業壓力下慢慢適應了。以下幾個現象說明年輕一代正在自發調整「身份預期」：
第一產業中的職業農民增加。2022年末中國總就業人數達7·334億人，第一產業就業人員（農民）占24.1%，約合1·77億人。據2023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與2022年相比，中國第一產業勞動力增長了0.2%，約合353萬人，這是近20年來的首次增長。值得關注的是農民當中包括1700萬左右的職業農民，即利用各種農業科技經營養殖業、種養結合、糧食種值類的專業戶，占中國農民的9.6%。中國職業農民的平均年齡為45.1歲，其中男性占八成，這與原來預測將出現農業勞動力女性化現象完全不同。這些職業農民，應該包含不少大學畢業後返鄉的農村青年。
農民工文化程度正在提升。2023年，有15.8%的農民工擁有大專及以上學歷，十年前這一數字僅為7.3%。隨著文化程度的提升，更多勞動力也在向第三產業聚集，2023年從事第三產業的農民工已占農民工總數的53.8%。這一數據其實反應了一個社會現實：農村青年已經開始放棄進入大學之前的身份預期。
不少人靈活就業。「靈活就業」是官方的說法，其實就是打零工。「外賣騎手」堪稱是中國人改變大學畢業身份預期的典型。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截止2021年底，中國有2億靈活就業者，其中有1300萬外賣騎手。同時被熱炒的是外賣騎手當中有1%擁有碩士學歷。當時，中國媒體對此態度複雜，有的認為是自媒體惡意炒作，有的質問是「文憑辜負了青年，還是青年辜負了文憑？」最有名的一篇報導是《北漂20年供兒子讀大學，結果父子一起送外賣》，提到「北漂騎手錢灝奮鬥20年，供養兒子大學畢業，20年後學國際政治專業的兒子和父親成為同事」，自媒體藉此調侃學歷無用，官媒則強調的是父子兩人勵志、勤勞拼博，在城市裡留了下來——其實這對父子是明白人，在一個青年失業率高達21%的中國，一個普通高校國際政治專業畢業生當然無用武之地，及時調整身份預期，比在家裡嗟嘆「生不逢時」明智得多。
中國真正的問題是勞動力素質而非數量
人類社會在三種情況下需要大量青壯人口多，傳統戰爭、農耕文明、以及勞力密集型產業。現代社會即使是半高科技狀態下的俄烏戰爭，也拼兵員素質，西方不能援助烏克蘭高端武器，就因烏克蘭軍人未受過相關訓練，這點無需展開論述。
中國現在已經從勞力密集型生產模式進入資本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階段，勞動年齡人口減少與失業並存，其真實狀態是中國已經由世界工廠的低端製造向中高端轉移，因此對低端勞動力的需求減少，缺的是高端技工。
勞動年齡人口減少與AI代替人力並存，AI取代的其實也是簡單勞動力（例如流水線作業上）。因此，中國的勞動力短缺焦慮，重心應該放在如何儘快高效培養出高素質技工。
兩個問題最後都指向教育，尤其是高校文科教育需調整。這並非中國獨有。中國文科類本科畢業生占所有畢業生的52.2%，美國和日本占比更高，分別為64%和64.7%。因此，美國已經有人提出「精英生產過剩假說」（The Elite Overproduction Hypothesis：Did America produce too many frustrated college graduates in the2000s and2010s？），認為這20年來美國培養的文科生太多，造成社會動盪。因篇幅所限，本文只留個梗，但是，中國的政治學、哲學等意識形態專業少招點學生，既節約學生家庭教育成本，也少浪費社會資源，卻是非常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