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若誠（1929.6。21--2003。12。27），著名演員，翻譯家，1986年出任大陸文化部副部長，但仍堅持登台演出。時任部長的王蒙回憶：英「有一次去香港、上海等地演《茶館》，走的時間頗長，我說也不是不說也不是，左右為難。」（《王蒙自傳》第二部：《大塊文章》，花城出版社，2007年，282頁）
關於英的「入閣」，還有段前奏曲。
先是1985年中某個星期天，時為中國作協常務副主席的王蒙接到通知，「要去參加一位高級領導同志召集的會，參加此會的還有唐達成、徐惟誠、北京人藝的演員和院長于是之等。領導同志開宗明義，讓我們提名新的文化部長人選。我們就胡亂提了一些。。。領導同志都未加首肯，。。後來領導同志突然問：『你們幾個人行嗎？』
「這就是中國的文化了，大家一聽，個個做屁滾尿流狀，尤其是于是之，拿出他老北京的特色，頭搖得如同撥浪鼓，鼻音說『m m m m不行』，他像是在說『不行』，又像是在說『不靈』，總之，大家都笑了。」（同上，252頁）
翌年王蒙在百般推託無效下出任該職，之後才得知，「1985年領導找人談文化部長人選時，找了于是之。是個誤會，領導同志聽到有人向他推薦英若誠，他與工作人員說時忘了名字，便說那個演《茶館》的著名演員。工作人員一想，于是之是主角，著名演員，劇院院長，還是北京市委委員，當然是他了，便通知了他。於的做派談吐更像北京市民，領導同志便覺好生奇怪，後來才知是英冠於戴了。」（同上，282頁）
這種誤會，應屬人治社會的產物。現代民主國家的人事任命，循公開、公平原則，並嚴格遵照一定程序。比如香港電台最近招聘台長，透過傳媒廣為宣傳，要求的資格，職務的責任，薪酬待遇等等，清清楚楚公布於眾。「願者上鉤」，公平競爭，機會均等。不會出現上述現象。像王蒙一心寫小說，英若誠矢志當演員，但「高級領導同志」以組織名義，非要其放棄或壓抑自身的專業興趣，服從「黨的需要」。而堂堂部長要職，候選人的姓名、年齡、經歷等等，擔負遴選重任者理應明明白白，心中有數，豈能稀里糊塗，錯把馮京作馬涼？如此兒戲，談什麼「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再說，底下的工作人員，對此如有疑問，理應當時提出，絕不能馬虎含糊，敷衍塞責。如不敢發問，則表明該「高級領導同志『官威十足』，令人望而生畏。以致下屬唯恐冒犯上司，落下不是，擔心大則影響飯碗，小則有礙升遷。這都是人治帶來的弊端。
非但如此，更荒謬的是，此類任命完全出於政治上的考慮，而將該項工作的實績成效置於無足輕重的地位。說白了，只是借用當事人的名氣，通俗的說法就是擺在那裡作樣子，起某種對外宣傳的作用。
對此，王蒙的回憶耐人尋味。1986年他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辭謝就任時說：
「你們現在對我印象頗好，是因為我是一個文學從業者，卻能顧全大局，起些健康的作用。如果我去負責，去主管，去處理日常事務，我成為你們任命的部門領導，我的缺失定然逐漸暴露，我的局限定然日益明顯，我的蹩腳定然日益狼狽，最後，連現在這點好印象也沒有了，有什麼好處呢？
「胡喬木當場表示支持和理解我的意見。他說與王確有交往，他認為王說的都是老實話。
「也許對胡喬木同志的意見做了別樣的解讀，總之他幫我說了話後，一些其他同志任用我的決心反而更堅決了。」（同上，253-254頁）
最後，習仲勛找他談，「他講得很確定，要求我服從，並且說，如果我仍然不接受，還有政治局常委和總書記要找我談話。」對於王所提的自己創作正在盛期，想寫點東西，習回應說：「你還可以寫作，不需要你抓得過分具體，你可以多依靠別的副部長嘛，反過來，你擔任部長也有有利於你的寫作的條件嘛。」（同上）
在中共高層中，習仲勛為人算是較為開明的。他資格老，能力強，但因被指為小說《劉志丹》的幕後黑手，在60年代初即遭整肅。早在50年代中他便是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對各部部長職責應該非常明了。可是他的這段話就的確經不起推敲。
什麼叫做「不需要抓得過分具體」？毛曾講「抓而不緊，等於不抓」，當部長怎可不實實在在地擔起全盤管理的重任呢？「多依靠別的副部長」，也不能完全假手他人吧？最後那句話，王認為「似乎包含著組織班子寫文章的含意，。。我想他指的不是寫小說」。寫小說總不能「組織班子」進行吧！不過，王又補充道：「當然，黨的領導高層幹部不認為寫作是一個人的事而是革命的事黨的事人民的事。」（同上）
與習談話的結果是他「只干三年」。1986年4月初，王蒙「開始以黨組書記的身份主持文化部的工作，至6月，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通過程序，」正式上任。1989年「六。四」之後不久，王卸任部長。他這種離開官場的方式，在大陸倒有點屬於異數。
以上所述英若誠、王蒙上任，可見人治色彩。
另一件也發生在同時期的事，是1987年1月2日中共中央下令，「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月16日，中央政治局公報「接受胡耀邦辭去總書記職務的請求」。在此前後，上海市、安徽省和《人民日報》機關紀委分別決定，開除王若望、方勵之和劉賓雁的黨籍。
其中，胡耀邦是在政治局常委的生活會上遭薄一波發難批判，而被迫下台的。薄等「八老」當時連政治局委員都不是，僅屬列席人員，卻可以把總書記推倒。因為那是鄧小平的旨意，鄧本人雖已退出中委，卻以普通黨員身份繼續擔任軍委主席，垂簾聽政，充當無冕皇帝的角色。
按中共黨章，開除黨員應先由其所屬支部作出決定，再報上級黨組織批准。但前述王、方、劉三人都是鄧發話要開除，再經有關省市和《人民日報》機關紀委直接操辦，根本不勞基層黨支部費心。煌煌黨章，不頂鄧一句話。
不過，鄧如此乾剛獨斷，倒救了一個人，那就是許良英。方、劉二人是因和許聯名，發起「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被錢偉長向鄧告密而遭清洗的。但由於「鄧一時說不出許良英的名字」，致使「許良英漏網」（丁抒主編《五十年後重評反右》，田園書屋，2007年，221頁）
這跟上面所講的于是之被亂點鴛鴦譜，大概均屬人治之下偶有的喜劇吧！
（08-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