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閻崇年被摑掌，于丹受威脅，易中天再次上陣，這些利於炒作的題材，並沒有給央視的《百家講壇》帶來生機。據媒體報導，這個曾經火爆異常的欄目頹勢難挽，收視率大跌，已經進入死亡倒數計時。 
     
    我不是央視領導，不大關心一個電視欄目的盛衰，但是在它彌留之際，禁不住要回想它在盛極之時都幹了些什麼。這是因為，《百家講壇》的自我定位，是「一座讓專家通向百姓的橋樑，從而達到普及優秀中國傳統文化的目的」。 
     
    這個美妙的定位並非畫餅充飢。在討論《百家講壇》為什麼盛極而衰時，和它關係密切的出版家顧青說:「作為一個欄目，《百家講壇》講了很多年，到了閻崇年、易中天、于丹，在國學熱的背景下大火。但國學熱也是有起有落，如果很長時間的書在暢銷前列，本身都不正常了。大眾圖書市場總是一波波的，大眾的閱讀趨向會有變化，觀眾的口味也會發生變化。」 
     
    我不相信顧先生言語中所暗示的國學熱就要告一段落了，但是認同《百家講壇》受惠於國學熱的看法，甚至認為它本身就是國學熱的一個成果。於是我就有了以下疑惑:國學熱到底幹了些什麼？在一陣轟轟烈烈之後，它將留下些什麼？如果在學術層面，留下的就是閻崇年、易中天、于丹等人的著作，在社會生活層面，留下的就是祭祖大典、古蹟再造和抵制聖誕，在精神層面，留下的就是虛幻的民族主義情緒，那實在是令人悲哀的事情。 
     
    《百家講壇》是國學熱中投機取巧的一個典型。它在早期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我聽過的葉嘉瑩講王國維、戴錦華講當代電影都很不錯，既有學術底蘊，又通俗易懂。但是，更多的時候，它跟這股國學熱的許多勾當一樣，借學術之名行名利之實。說得嚴重一點，是打著學術的幌子糟蹋學術。也可以說，是打著學術通俗化的幌子歪曲學術的通俗化。《百家講壇》擺出一副推介大家的姿態，而實際上又有文化壟斷的霸權，因此像劉心武、于丹那樣歪解經典的做法，就被包裝成別無選擇的正道，怎能不讓有識之士痛心疾首？我並不認為劉心武和于丹有多大的問題。畢竟，從學術自由上說，誰都可以來講，什麼觀點都可以講出來。那麼問題在哪裡呢？在《百家講壇》心術不正。 
     
    傳統國學最講究心術端正，所謂「做學問」之前先「做人」，唯有修身養性才能學有所成。孔子從世界觀上要求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從方法論上強調說，「君子不器」。而《百家講壇》不僅主講權謀，而且進行過度化的市場包裝，顯然是重「利」輕「義」、重「器」輕「道」的典型。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國學熱產生的原因，很多學者從各個方面作了分析，大家的共識是，中國經濟的發展，一方面讓國人找回了文化自信，另一方面造成道德滑坡，因此人們既有信心也有動力去重溫傳統文化。這些說法都很有道理，但是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原因。當時有個說法是「思想淡出，學術凸顯」，後來又變成了「真學術淡出，假思想回歸」。無論是新儒學者對專制主義的頌揚，還是電螢幕幕對皇帝奴才戲的偏好，都是這種心術不正的根子上生出的枝葉。 
     
    在這輪國學熱中，我的確不知道有多少機構和專家誠心誠意地傳播了傳統文化，又有多少學子兢兢業業地讀了幾部古代經典。當然，我知道也總是有一些人在努力。北京出版社出過一套《大家小書》叢書，翻印了不少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國學大家為普通讀者寫的通俗讀物，就非常值得推廣。我們從中可以知道，傳統文化本來應該如何去普及；也可以看出，《百家講壇》等強調的雅俗之爭，其實是多麼虛假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