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銘：鄧小平帝國的邊疆政策＊阿波羅新聞網

阮銘

從毛澤東到鄧小平，中國的邊疆政策，都經歷過從自信寬容的民族平等到自大殘暴的大漢族主義的反覆過程。

一九五四年，毛澤東邀請達賴和班禪到北京。那時達賴十九歲，班禪十七歲。一天晚上，毛澤東來到達賴喇嘛的住處，交談中，毛澤東問達賴：「我聽說你們有一面國旗，是嗎？他們不讓你帶著，是嗎？」

當時擔任翻譯的平措旺傑翻譯給達賴時，達賴問平措，毛澤東說的「他們」指誰？平措問毛。

毛答：「就是派去你們那裡的張經武、張國華、范明啊。」

達賴：「我們是有一面軍旗。」（他避免了「國旗」這個敏感的詞。）

毛：「沒有問題。你們可以保持你們的國旗。將來，我們可以讓新疆有自己的國旗，讓內蒙有自己的國旗。在這些國旗之外，再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這樣好嗎？」

達賴喇嘛點頭稱是。

平措旺傑與毛鄧邊疆政策

平措旺傑是個傳奇人物。他的一生，就是毛澤東和鄧小平兩個帝國邊疆政策反覆過程的一面鏡子。

平措一九二二年生於四川西部的巴塘，屬於藏族聚居的三個地區之一的「康」區（國民黨時期的「西康省」）。在重慶上學時，他寫了一篇作文描述貧富差別，得到老師賞識，介紹他閱讀馬克思主義書籍。一九三九年平措在重慶的藏人里組織了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西藏共產主義革命小組」。那時他十七歲。

一九四○年代末，平措回巴塘建立中共康藏邊區工委和藏東青年團，準備配合解放軍在康區組織起義，推翻國民黨省長劉文輝的統治。結果劉文輝自己先投降了共產黨。

一九五○年，平措接到朱德打來的電報，要他到重慶向鄧小平、劉伯承報到，準備「解放西藏」。平措是共產黨內流利掌握漢、藏兩種語言的最高級幹部，鄧小平給他的任務是：隨第十八軍進軍西藏，一是搞好藏族上層人士的關係，二是讓解放軍了解西藏風俗文化。

平措也向鄧小平提出：藏區糧食有限，部隊必須帶糧進藏。鄧小平交給他負責，組織十萬多頭牛的龐大運輸隊，為昌都戰役運輸糧草。

十八軍攻下昌都後，平措建議善待被俘的藏軍官員，特別是總司令阿沛·阿旺晉美。平措說：「爭取上層，不把他們當俘虜，當作準備與之談判的人。」平措與阿沛長談，談共產黨的民族政策，民族平等與宗教自由，幫助阿沛寫信給拉薩政府促進談判。

一九五一年四月，談判在北京舉行。阿沛·阿旺晉美是西藏政府首席代表，中央政府首席談判代表是李維漢，平措旺傑任雙方的翻譯。談判到最後，在成立軍政委員會問題上發生爭執。李維漢雖事先向阿沛打了招呼，但阿沛沒有同西藏代表們商量好。談判時，李維漢一提出就遭到西藏代表反對，認為軍政委員會是以解放軍取代西藏政府，將使自治條件化為烏有。李維漢一生氣就說：「你們反對，就捲鋪蓋回家！」

平措一聽不妙，故意翻譯成要他們「回旅館」，然後去對他們解釋，軍政委員會是臨時機構，頭頭又是達賴，不影響西藏自治。終於雙方回到談判桌，達成《十七條協議》。在十七條簽署後的慶祝酒會上，李維漢高興地舉杯祝酒：「為平措同志對十七條作出的重要貢獻乾杯！」

一九五一年九月九日，解放軍進入拉薩。平措旺傑身穿解放軍軍裝，走在隊伍前列。那時駐軍的最高官員是張國華將軍，按照禮儀要正式拜會達賴喇嘛。李維漢曾告訴平措旺傑，毛澤東關照張國華，第一次面見時，要行三次磕長頭禮。張國華不樂意，對毛說：「行個軍禮不就行了嗎？」毛批評他：「張國華，你能為革命流血流汗，對達賴喇嘛磕三個頭又有什麼關係嘛！」

臨到見達賴前，張國華對平措說：「你是藏族幹部，你來做代表磕頭好嗎？」平措說：「這對我一點沒有問題，因為這是我們藏族文化的一部份。」平措就代表張國華，身穿藏人服裝，戴著皮帽對達賴行了三次正式的磕長頭大禮。

後來達賴問平措：「你為什麼不穿毛式服裝？」平措說：「不要以為革命只是衣著的革命，革命是思想的革命。」

一九五四年達賴在北京會見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毅、習仲勛等，都是平措當翻譯，兩人相處久了，成了好朋友。就在他倆與毛三人交談的那個晚上，達賴對平措說：「毛主席是個了不起的人，他和別人不一樣。」

毛澤東是騙人嗎？不是，那時黨內也有傳達，毛對達賴講「西藏可以掛兩面旗，一面五星紅旗，一面雪山獅子旗」。那是一個初掌政權、有自信心的毛。不但對西藏，對新疆也一樣主張民族平等。

王震鄧力群搞大漢族主義

那時王震和鄧力群在新疆搞「大漢族主義」，欺侮少數民族，打壓維吾爾族幹部，製造冤假錯案抓人、殺人。毛澤東得到訊息，立即撤了王震新疆軍區司令的職，讓他解甲歸田當了農墾部長，派習仲勛到新疆糾正王震的「大漢族主義」錯誤。毛澤東還要習仲勛開除鄧力群的黨籍。毛認為王震是大老粗，在新疆亂搞是鄧力群出主意挑唆的。

習仲勛在新疆糾正了王震、鄧力群的錯誤，新疆的局勢穩定了下來。但習仲勛沒有開除鄧力群，替他在毛澤東面前說了好話，把他調回北京。三十年後，鄧力群又挑唆王震反胡耀邦。習仲勛說：「悔不當初開除了他，留下鄧力群這個禍害！」

一九五五年達賴回到西藏後，向張國華建議，請求中央派平措旺傑來西藏當黨委書記。張國華曾向達賴表示中央原則上已同意，但後來沒有下文。

原來形勢已起了變化。一九五六年開始，全國合作化運動在四川康巴地區、青海安多地區引發藏人反抗。國際上發生波蘭、匈牙利事件，蘇軍坦克開進布達佩斯。一九五七年毛澤東收起雙百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發動反右派鬥爭。毛澤東的邊疆政策開始收緊，平措旺傑也開始遭難了。

全國人大少數民族代表一九五七年開過一個青島會議，會上有代表提出把四川的德格劃給昌都，平措表示「不可能」。後來傳開是平措提的。平措還專門向周恩來解釋過，他當時是反對的。周恩來說，「是記錄記錯了，別當回事」。但還是整到他頭上。

另一條罪狀是張國華揭發，「你進軍西藏時隨身帶了很多書。其中有一本是列寧論民族自決，你可得好好想想。」

平措旺傑遭難

這是事實。這本書是啟蒙他的共產黨員推薦他讀的，是對他走上共產主義道路影響很深的一本書，使他認識到共產主義是主張民族平等，反對民族壓迫的。為什麼會成為一種罪狀呢？平措被留在北京，不准回西藏。在拉薩，展開了對平措的「地方民族主義」的批判。

一九六○年八月，平措被隔離（二十多年後平措得知，他被隔離時，曾有報告給毛澤東，毛批示要查清問題，同時「盡一切努力把他爭取過來」），接著被送進秦城監獄。

一九六○──一九七八，平措坐了十八年牢，從三十八歲坐到五十六歲。

一九七八年釋放後，被送到四川自貢安置，監視居住，不准自由外出，尤其禁止去北京。

平措反抗，一九七九年二月擅自到北京，向中央申訴。

鄧小平要解決西藏問題

這時全國形勢又起了變化。中國共產黨剛剛開過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完成同美國建交後去了一趟美國回來，想解決西藏問題了。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鄧小平會見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那時的鄧小平，同一九五四年會見青年達賴時的毛澤東一樣，信心十足，寬容豁達。會見中有這樣一段對話：

嘉樂頓珠：我是以私人身份到北京的，達賴喇嘛沒有委託我來談判。

鄧小平：你就談吧，西藏獨立問題，不要說我，就是未來其他中國領導人，都沒有辦法決定給西藏獨立。除了獨立以外，什麼都可以談，今天就可以談。

嘉樂頓珠：二十年來流亡的大部份西藏人與家人失去聯絡，希望開放印度、西藏邊境，讓海外藏民可以回去探親。

鄧小平：一點問題都沒有。非常歡迎藏族人民回來探親，來去自由。西藏自治區的藏族同胞，也可以自由地到印度去，或者旅遊，或者去朝聖，一點不阻擋，我今天就下命令。

嘉樂頓珠：這些年班禪受了很多委屈，希望能恢復班禪的自由。

鄧小平：我馬上派人去處理，恢復班禪的職位，我們委任他做政協副主席。

嘉樂頓珠：達賴喇嘛利用印度政府的支持，辦了很多學校，教育了學生，也培養了很多教員。聽說西藏很多學校缺少藏語教師，是否可以讓那裡的教師到西藏自治區做教育工作？

鄧小平：這好啊。可以來多少人？

嘉樂頓珠：初次先派三、四人，以後每年增加。

鄧小平：不行，你要派一千人來，因為我們非常需要教語言的教師。西藏自治區需要，北京的民族學院都需要藏文先生。你們的教員藏、英文都懂，可以來教。他們來了也可以看看我們的大字報，你們的青年人來，也可以貼大字報，發表他們的意見和看法。（鄧小平後來卻說：粉碎四人幫後做的第一件事，是取消憲法中的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鄧小平繼續說：過去受迫害的不只藏區一個區域，很多人受迫害，包括我。（問在座的烏蘭夫）你關了多少年？

烏蘭夫：坐了九年牢。

鄧小平：我們大家往前看嘛。你（指嘉樂頓珠）轉告達賴喇嘛，希望他早日回來。回來後，過去的位子不會變動。

一九七九年秋，鄧小平邀請達賴派代表團訪問西藏，統戰部長楊靜仁請平措旺傑出席宴請達賴代表團的宴會，當時統戰部擔心西藏翻身農奴會出於對達賴的仇恨羞辱代表團，布置基層說服藏人不要對達賴代表擲石頭、吐口水。

平措旺傑認為政府對藏人判斷錯誤，結果是代表所到之處，藏人狂熱歡迎，有人哭喊「達賴喇嘛萬歲！」

消息傳到北京，震動了中央，也讓胡耀邦決心去西藏實地考察。胡耀邦為他的西藏之行作了充分準備。

胡耀邦主持西藏工作

一九八○年三月十四、十五日，胡耀邦主持中央書記處在北京召開的西藏工作座談會，聽取西藏自治區的情況報，對西藏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兩天討論，形成第一個《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胡耀邦在會上說：

「加快西藏建設，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落實政策，深入批判極左路線，堅決肅清其流毒。經濟政策方面，要糾正各種『左』的錯誤。要積極培養藏族幹部，大膽提拔，放手使用，熱情幫助，具體指導，逐步做到全區縣級以上黨政群機關以藏族幹部為主體。在宗教政策方面，對在西藏人民群眾中有深遠影響的喇嘛教，必須慎重對待。要尊重信教群眾，妥善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科學文化教育。對於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錯案和歷史遺留問題，如平叛擴大化、錯劃富農成份等，要加緊處理。」

胡耀邦知道，中央批轉一個座談會紀要解決不了問題，這不過是為他去西藏實地考察「暖身」的準備。

一九八○年五月二十一日，胡耀邦和萬里、阿沛·阿旺晉美、楊靜仁一行出發前往西藏。在飛機上，胡耀邦對隨行人員和新華社記者說：

「我們不是去參觀，是去工作，是要實地看一看，同那裡的同志研究發展西藏經濟，使西藏人民生活儘快改善的大計。這是我們此行的主題。

「西藏人民是勤勞的、勇敢的、智慧的人民，但是他們現在還很窮，生活很困難。我們黨中央的政策，就是要治一個『窮』字，建設一個富裕的、文明的、團結的新西藏。

「中央為發展西藏經濟，準備採取一些非常措施。概括起來是六個字：免徵，放開，走人。

「免徵，就是全部免去全自治區的農牧稅，至少兩年，還不准隨便無償使用勞動力。

「放開，就是所有經濟活動領域都要放寬政策，怎樣對生產有利就怎樣做，不要亂加限制。自留地、自留畜，群眾自己能搞多少就讓他們搞多少。房前屋後人家愛種什麼就種什麼。群眾手裡的東西允許人家自由交換。

「走人，就是要逐步把歷年進藏的漢族幹部大部份調回內地安排工作和生活，只留少數工作上確實很必要的，要求他們全心全意為西藏人民服務。」

胡耀邦在拉薩，到工廠、學校、藏民家中實地考察，與各方人士接觸交談，聽取對西藏發展的各種意見。五月二十九日，在西藏自治區黨政幹部大會講話，提出了著名的「西藏六條」。胡耀邦說：「當前西藏工作的總目標，是使西藏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比較快地提高起來，建設一個團結、富裕、文明的新西藏。為此要做好六件大事：

胡耀邦提出「西藏六條」

（一）在中央統一領導下，充分行使民族區域自治的自治權。

西藏自治區是一個相當特殊的大自治區。在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沒有民族區域自治，就沒有全國人民的大團結。所謂自治，就是自主權。要在統一領導下，實行充分的、獨立的自主權。

要根據自己的特點制定法規和條例，保護民族的自治權和民族的特殊利益。

（二）堅決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大大減輕群眾的負擔。

要確定在幾年之內免除西藏人民的徵購任務。征，肯定要免去；購，也不分配任務，取消一切形式的攤派任務。對農牧民的產品可以實行議購、換購，互相調劑，免除分配任務。這個政策可以促進農牧業發展。

（三）在所有經濟領域，實行特殊的、適合西藏的靈活政策。

西藏沒有什麼純農業區，一個是農牧區，一個是林牧區，一個是純牧區。單單搞農業沒有出路。要多種經營，農牧結合，林牧結合，搞手工業，政策要放寬。充分調動農牧民積極性，農民願種什麼就種什麼，不要干涉。一戶養幾十隻羊、幾條牛，發展副業，困難的，國家可貸款。不要怕富，人民富了，國家才能富。政策要放寬，放寬，再放寬。

（四）把國家支援的經費，用到發展農牧業和藏族人民迫切需要上來。

國家給西藏的經費，比給其他省、區都要多。過去由於經驗不足，錢用得不得當，浪費很大。對國家支援的經費、物資、設備，要用得恰當，主要用在『一個發展，兩個提高』上，在發展西藏經濟的基礎上，提高西藏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每年一定要為西藏人民辦幾件好事。

（五）大力恢復和發展西藏的文化、教育、科學事業。

西藏有世界聞名的藏族古文化，有很好的佛教經學，優美的音樂、舞蹈，還有藏醫、藏戲等，值得研究和發展。現在西藏的教育事業發展不好，要考慮西藏的特點，辦大學、中學和小學教育。要尊重藏族人民的風俗習慣，尊重藏族人民的歷史文化。

（六）正確執行黨的民族幹部政策，加強藏、漢幹部親密團結。

兩、三年內，要使國家脫產幹部中的藏族幹部占三分之二以上。醫生、教師、科研人員不受此限制，越多越好。在西藏工作的漢族幹部完成了歷史任務，走是光榮的。回去時，組織上絕對負責安排。」

胡耀邦說：「提出這六件大事，目的為了在兩、三年內扭轉西藏貧困局面，五年到六年超過歷史最好生活水平，十年使西藏有比較大的發展，人民生活大幅度提高。期待在大有希望的八十年代，藏漢人民進一步加強團結，情同骨肉，永不分離。」

胡耀邦從西藏回來，六月的一天，邀請平措旺傑談話。胡耀邦的第一句話是：「你還活著，是一個大勝利」。這次談話的目的，胡耀邦提議派平措旺傑去擔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

這正是二十五年前（一九五五），年輕的達賴喇嘛向黨中央提出的建議。假如當時實現了，達賴會逃亡嗎？西藏的歷史會不同嗎？二十五年過去了。那時三十三歲的平措旺傑，已經五十八歲。平措在他的自傳里說，他聽了胡耀邦的建議，「憑著強烈的直覺，謝絕了這個建議。」他對胡耀邦說：「系獄多年，如今不熟悉西藏情況，此時不是一個合適的西藏領導人選」。

平措的「直覺」，其出自他的經歷和對西藏現狀的觀察。西藏已經有了一個龐大而嚴密的權力結構，而且直通中央的人脈。這個結構里漢藏兩族的幹部，未必願意平措旺傑這樣的人物去改變現狀。

王震、鄧力群向胡耀邦發難

一九八○年七月十日至十四日，胡耀邦主持書記處會議討論新疆問題，提出對新疆工作的六條。胡耀邦認為，新疆不像西藏那麼複雜，沒有流亡宗教領袖和流亡政府，那時也還沒有外國支持的疆獨運動。新疆的經濟、文化、交通等條件也比西藏好，問題的解決似乎不難。

胡耀邦未料到的是，以王震、鄧力群為代表的大漢族主義舊勢力在中央發難，不但攻擊中央對西藏、新疆的新政策，還想翻他們一九五○年代初在新疆搞大漢族主義的案。鄧力群說：「胡耀邦闖了一個亂子，其傾向是壓漢族幹部，抬民族幹部。對帝國主義要分裂中國這樣的大問題，他沒有警惕，對民族地區民族分裂主義的危險，他沒有認識。對一百多年的歷史，英國、印度想把西藏搞過去，英國、美國、俄國要把新疆搞走，他完全忽視。在民族地區，反對民族分裂是頭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內政都與此有關。」

在王震、鄧力群們的策動下，西藏和新疆的幹部思想陷於混亂。在新疆因有王震舊部在那裡遙相呼應，鬧得更凶。一九八一年秋胡耀邦要我多下去做調查研究，我從北疆到南疆走了兩個月，可以說走遍了整個新疆。那時執行《新疆六條》旳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汪鋒，已因王震在鄧小平面前「告狀」被調出新疆。鄧小平派了軍隊幹部谷景生去，實際上執行王震當年在新疆的大漢族主義路線。我們（我和中央黨校的兩位同事）到新疆時，那裡的漢族幹部已經公開攻擊胡耀邦，而民族幹部卻支持《新疆六條》，擔心「實行不了」。

經濟開發離不開民族自治

我們調查研究的主題，是新疆的經濟開發。但很快發現，新疆的經濟開發離不開民族自治與門戶開放。新疆有良好的自然環境和豐富的自然資源，當地民族的思想文化相當開放。為什麼新疆還那麼窮呢？尤其是南疆，我們到居民家裡拜訪，真是「家徒四壁」。

根本原因，一個是長期封閉，連漢唐以來就已打通的國際貿易要道也關閉了；一個是新疆當地民族受到壓抑，得不到自由發展。所以當《新疆六條》傳到新疆時，新疆人民和民族幹部無不熱烈擁護。漢族幹部的反應並不一致。一部份政治文化素質較高、思想比較開放的漢族幹部，贊同新疆實行充分民族自治，對自己調回內地也易於接受。另一部份在新疆已獲得超過自己能力、水平的特權與利益的漢族幹部，則不那麼想得通。但如果沒有上面的後台策動，他們也只能被動接受中央政策。

王震、鄧力群與胡耀邦在邊疆政策上的重大分歧，當時在北京還不為人知，在新疆就非常公開化。我們一到喀什，一位維吾爾族幹部找到我們住所，非常激動地說：「胡耀邦的六條我們擁護，現在為什麼停止執行？漢族幹部說撤又不撤了。聽說反倒要把買買提（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維族領導人）調出新疆，這是怎麼回事？」他還說，「王震有一回來新疆講，他死後要葬到新疆的天山上。我們可不允許這個殺新疆人的異教徒骨頭弄髒天山的淨土。他要葬，我們就刨掉他！」

另一位維族幹部要我們向胡耀邦反映，派習仲勛來新疆。他說：「王震、鄧力群老早就鎮壓新疆民族幹部，是習仲勛來糾正的。習仲勛了解新疆人，他來才能把新疆搞好。」就我們所接觸到的最激進的新疆民族幹部，在當時也不反對漢人和漢族幹部，也不主張從中國獨立出走。他們只是要求實現真正的自治，成為他們生存的這塊土地上的主人。他們反對的，是欺壓他們的王震、鄧力群那樣的大漢族主義分子。他們歡迎幫助他們的，像胡耀邦、習仲勛這樣的漢族朋友。我們遇到的維吾爾、哈薩克、烏茲別克、塔吉克等各族幹部和民眾，都對我們誠懇坦率，毫不戒備。有的不會講漢語的（在南疆），我們帶著翻譯，一樣交談得很融洽。我們發現凡是懂得新疆民族語言的漢族幹部，為我們當翻譯的，大都與新疆民族幹部、民眾相處較好，也較少大漢族主義偏見。但他們比民族幹部較多顧慮，不大敢反映意見，怕被領導知道於自己不利。

我們在喀什接觸到一位長期在南疆工作的漢族老幹部，肆無忌憚地對我們大罵胡耀邦，連帶罵到當年的毛澤東。他說：「當年毛澤東把王震、鄧力群調回內地犯了大錯誤，助長新疆的地方民族主義。這回胡耀邦又來了個六條，弄到西藏和新疆不可收拾，我們都快被趕走了。胡耀邦懂個屁，什麼充分自治？你把權給了他們，他們就要搞他們的東土耳其斯坦。胡耀邦還要把漢族幹部都撤回內地，那不就把新疆給了蘇聯、土耳其？這是賣國賊才做得出的事！」

西藏的狀況稍有不同。自治區黨委書記陰法唐一開始就抵制《西藏六條》。最初是陽奉陰違，暗中支持堅持「左」傾路線的幹部阻撓《六條》的執行。後來看到新疆已經停止執行《新疆六條》，開始反右；於是化暗為明，在西藏也搞起了反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陰法唐給中央寫了兩次報告，強調西藏「思想戰和宗教工作有渙散軟弱、放任自流傾向」，「宗教勢力抬頭，有的黨員參加念經、求神、朝佛、轉經，宗教政策上必須反右。」

胡耀邦在西藏問題上不退卻

胡耀邦在西藏問題上沒有退卻。一九八四年二月，中央書記處在中南海召開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胡耀邦指出：西藏近四年來農牧業生產徘徊不前，經濟文化發展緩慢，人民生活改善不快。從領導工作看，主要問題是對西藏的特殊性認識不夠深刻，思想不夠解放，對搞活經濟的措施不夠切實有力，「左」的思想還很嚴重。這次會議，就是中央書記處同志和你們（西藏領導幹部）一起，對西藏工作的方針、政策，來一次再認識。」這實際上是針對陰法唐四年來抵制《西藏六條》而發。

接著，胡耀邦指出西藏的「特殊性」是什麼？一、處於世界屋脊，地理環境隔絕，二、長期封建農奴制，三、單一藏族聚居的自我團聚力，四、政教合一的喇嘛教，五、世界輿論高度關注。

胡耀邦認為西藏領導幹部對這五點特殊性沒有深刻認識，在工作上存在四個害怕：怕不是在搞社會主義，怕黨的領導會削弱，怕宗教影響越來越大，怕會出現大叛亂。

胡耀邦說，丟掉四個害怕，做好三方面的工作，西藏工作就能大進一步。

第一，把西藏經濟因地制宜搞上去。

第二，做好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和宗教工作。

第三，保持發揚西藏固有文化。

胡耀邦還提出許多具體建議：

（一）能源建設。應發揮西藏自然資源優勢，開發水電、地熱、太陽能、風能。請沿海和內地各省支援包建，農牧業才能有所興革，擺脫落後狀態，不再燒林木、草、牛糞，保持生態平衡。

（二）交通建設。同內地的交通，要靠空運，搞大飛機，把機場建設好。區內交通，多修一點骨幹公路，發展運輸專業戶，讓老百姓自己買汽車用汽車。

（三）讓廣大農牧民富起來，西藏兩百萬人口，其中一百六十多萬是農牧民。西藏經濟建設的著眼點就是使農牧民富起來。農林牧結合，以牧為主，多種經營，發展商品生產，讓農牧民自己放手生產和經營。

（四）對喇嘛教。西藏人普遍信教，地廣人稀，居住分散，為方便信教群眾，可以恢復一部份寺廟、經堂。宗教中妨礙生產和人民生活的東西，是精神枷鎖，應逐步加以適當改革，引進比較先進的科學技術幫助發展生產，改善生活。先改革滅害蟲即「殺生」、傾家蕩產布施、頭破血流朝拜這三個問題，依靠藏族幹部帶頭、黨政幹部帶頭，改革陳規陋習。

（五）做好上層愛國人士的統戰工作。真正交朋友，多接觸多談心，使他們了解全國形勢、全區形勢，重要問題徵求他們的意見。

（六）培養藏族自己的專家幹部。西藏的繁榮發展，要靠西藏人民自己的努力奮鬥，要培養出一批自己的語言學家、歷史學家、教育家、法學家、醫學家、文學家、藝術家，一大批西藏自己的農業、牧業、電力、交通、航空、地質等方面的技術人員和經營管理幹部。這種人才如果能在八十年代培養出兩萬人，就占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西藏的面貌就會很不相同。這是個帶有戰略性質的重大問題，應該細緻安排，認真抓好。一要努力提高現有三萬民族幹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和科學文化水平，二是要努力辦好西藏的小學、中學和大學，把西藏的教育文化事業搞上去，是西藏人民徹底翻身的基本措施之一。

會議開了八天（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六日），胡耀邦七次講話。但陰法唐回到西藏仍拒不執行，因在中央有後台（王震、鄧力群）支持他。一九八四年八月，黨中央和國務院派胡啟立（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田紀雲（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到西藏督促陰法唐執行中央政策，仍無效。終於在一九八五年六月派去新的自治區黨委書記伍精華，撤了陰法唐的職。

平措旺傑提出的真知灼見

但那時西藏的形勢，正如平措所擔憂的，那個直通中央人脈的龐大而嚴密的權力結構，經過陰法唐這幾年的經營，更加有恃無恐。他們連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田紀雲都不買帳，何況一個彝族小兄弟伍精華？

伍精華為了深入藏民做工作，有時穿藏袍參與一些群眾宗教活動，被大漢族主義者譏為「喇嘛書記」。平措旺傑雖未接受胡耀邦建議去西藏工作，也遭大漢族主義者散布流言攻擊。

他們說：「現在世界上有三個最壞的主張藏獨的藏人。一個在國外，達賴喇嘛。一個在國內，班禪喇嘛。一個在黨內，平措旺傑。」

平措旺傑雖未聽胡耀邦的話去西藏，但他給胡耀邦提過不少建議，如：

──一九五八年在西藏等地展開批判地方民族主義的做法是錯的，從此就沒有漢族和少數民族的平等。

──少數民族幹部必須真正有權，不能只給一個好聽的頭銜，卻沒有實權。

──少數民族地區人少地多，漢族地區人多地少，移民是必然的，但應有計劃、有步驟進行，不能危及少數民族經濟和文化上的生存利益。

──拉薩永遠不應變。拉薩藏語裡是「聖城」的意思，就像麥加對穆斯林一樣。如果布達拉宮被大群高樓簇擁，周圍全是講漢語的漢人，中國政府就犯了一個歷史性的錯誤。

──中央應重新評估導致達賴出走的一九五九年西藏暴亂。不能動用軍隊鎮壓少數民族地區，不能用軍隊來做警察應該做的工作。

平措旺傑的故事，已經由美國藏學家Melvyn.C.Goldstein根據本人口授，寫成自傳體的《一個西藏革命家》。二○○二年完稿後，執筆者 Goldstein請平措自己寫一個「後記」。平措在「後記」中表達了自己的主張：「國家應該統一，少數民族不應該分裂出去，但應該得到高度自治。」

平措還說：「達賴喇嘛是解決西藏問題的鑰匙。沒有理由懷疑達賴喇嘛的動機，沒有理由歪曲達賴喇嘛的真誠無私，沒有理由攻擊達賴喇嘛的人格。康區、衛藏、安多三區的藏人，都從心底想念他們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他們相信他，依靠他，祈求他的祝福。」

假如那時平措旺傑接受了胡耀邦的建議去西藏當自治區黨委書記，西藏的命運會不同嗎？西藏會實現他的主張「在國家統一下的高度自治」嗎？

恐怕會比陰法唐、伍精華在那裡的狀況好，但不會長久。從全國形勢看，最多到一九八七年胡耀邦下台，平措旺傑不可能再在西藏耽下去。平措遵循胡耀邦的《西藏六條》所做的一切，也會被新來者胡錦濤於一旦。

這是從毛澤東帝國到鄧小平帝國的統治邏輯所決定的，不是平措旺傑和胡耀邦這些理想家的努力和犧牲能夠改變的。

一個帝國興起的時候，需要胡耀邦、平措旺傑這樣有理想主義和創新精神的先鋒去掃除障礙，開闢歷史前進的道路。但到了舊帝國殘留的障礙已經掃除，新帝國生長出自己的障礙時，這樣具有理想主義和創新精神的先鋒就成了新的權力者鞏固個人統治的禁忌，非除掉不可了。

達賴真誠認同胡耀邦的主張

一九八九年胡耀邦去世，天安門「六四」屠殺之後，我在紐約見到達賴喇嘛，那是我第二次見到他了。

第一次是一九五四年，在原燕京大學臨湖軒前的草坪上。我那時在清華大學教哲學，在燕大我學的是工科，但清華校長蔣南翔成立了哲學教研室，他自己當主任，找我當講師，讓我在建築系開了一門哲學課，我就到北京大學聽蘇聯哲學家薩道維奇為北大哲學系開的哲學課，作為自己教學的參考。那時燕京大學已被撤消，北京大學搬來了燕園。那天我聽完課，走到臨湖軒前草坪時，剛好遇到達賴和班禪從原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居住的臨湖軒中出來，碰了一個照面。我的印象只是兩個天真可愛的少年，絲毫沒有「活佛」的神秘感。他們是來這美麗的燕園參觀遊覽的。

三十五年後在紐約再見達賴喇嘛時，他已經五十四歲，容顏雖改，言談性格仍不失少年時的天真可愛，還是絲毫沒有「活佛」的神秘感。他對胡耀邦表示出真誠的認同，他也了解一九八○年的《西藏六條》。他說他就是受到《六條》影響決定放棄獨立主張，改為爭取充分自治的，那第一條不就是「充分自治」嗎？他在斯特拉斯堡的演說，就是爭取與中共談判實現自治，避免暴力與分裂。然而由於一九八九年三月西藏的戒嚴和鎮壓，接著胡耀邦的去世和天安門的屠殺，達賴對談判雖有期待而不樂觀。

假如十年前西藏和新疆在充分自治的基礎上向世界開放，發展民族經濟文化，經過這十年建設，局面早已改觀，暴力與分裂完全可以避免。然而這十年中共對西藏和新疆的統治，與兩個《六條》背道而馳。新疆在先，西藏在後，執行的是王震、鄧力群一九五○年代初被毛澤東批判的大漢族主義路線，從而在新疆和西藏激起了比十年前更強烈的反抗意識，由於不相信中共的「自治」諾言而日益走上同中國分離之路。

中共展開了對達賴的全面進攻

現在又過去了二十年，鄧小平帝國已經進入第三十個年頭。今年三月，是西藏平叛五十周年，也是達賴喇嘛流亡五十周年。中國的邊疆政策，已經採取同達賴喇嘛全面對抗的進攻戰略：

第一，現任西藏黨委書記張慶黎，宣稱「達賴是一隻披著袈裟的豺狼，人面獸心的惡魔。我們同達賴集團進行著一場血與火的尖銳鬥爭，進行著一場你死我活的敵我鬥爭。」

這個張慶黎，來西藏前是新疆建設兵團司令員。他曾吹噓自己是「全世界唯一一個不是軍人出身的司令員」。他出身於山東省地方幹部，到新疆後開始發揮他的特殊才幹。他當兵團司令員時有一段名言：「我們兵團的使命是四個字：『屯墾戍邊』，戍邊就是穩定新疆，鞏固邊防，對民族分裂勢力、極端宗教勢力、恐怖勢力和西方敵對勢力，要狠狠地打！一露頭就打！」

胡錦濤選這樣的人到西藏，其用意十分清楚。張慶黎到任前先放話，「對那些藏人，該抓的要抓，該殺的要殺！」完全是王震當新疆軍區司令員時對少數民族的口氣。來西藏後他又講，「西藏人民對共產黨非常熱愛，把共產黨看成佛祖一樣。」藏民極為反感。

第二，法定三月十日為「西藏百萬農奴解放日」，舉行「紀念百萬農奴解放五十周年」座談會。

座談會上出現了一位十九歲的十一世班禪喇嘛確吉傑布，在講話中不點名地攻擊達賴喇嘛，他說：「西藏的穩定，面臨一個無恥的人（指達賴）的攻擊。我想真誠地感謝共產黨給了我一雙明亮的眼睛，讓我能夠明辨是非。我可以清楚地識別誰是真正熱愛和保護西藏人民，誰是出乎個人動機破壞西藏的平靜和穩定。」

有趣的是，這個在十世班禪喇嘛去世後由共產黨精心挑選和教育出來的年輕喇嘛，如此誠實地坦言他的「一雙明亮的眼睛」是「共產黨給」的，他是在用「共產黨給的眼睛」去「明辨是非」。所以他對達賴的攻擊，也只是代表共產黨的「是非」罷了。

第三，外交部長楊潔篪在人大、政協記者會上宣稱，禁止達賴到訪應成為國際準則。

德國記者提問：「是否歐洲國家領導人只要接見達賴，即使只是隨便交談或喝杯茶，都會威脅到中歐間的合作」？

楊潔篪答：「達賴是一個政治流亡者，中國同他之間的矛盾不是宗教問題，人權問題、民族問題、文化問題，而是要不要保持中國的統一，要不要允許把西藏從中國版圖分裂出去的問題。世界上任何國家處理對華關係中，不允許達賴竄訪，不允許達賴利用他們這些國家的國土從事分裂活動，這是國際關係準則的應有之義」。

第四，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白皮書，宣揚西藏建設成就，把西藏內部的緊張衝突完全歸之於西方煽動、破壞。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西藏問題專家本奈特（Robert Barnnett）指出：「中國在西藏實施的經濟建設，主要在觀光客最常去的城鎮中，目的只是為吸引觀光客，這是中國對西藏經濟政策的基本結構矛盾」。

關於白皮書中對「西方煽動西藏內部緊張」的指控，本奈特說：「任何西方政府都不會蓄意煽動與中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他們需要中國一同對抗經濟危機」。

對新疆的統治比西藏更殘暴

鄧小平帝國對新疆的統治，比西藏更殘暴。

第一，王震的「大漢族主義」陰魂在新疆始終不散。一九五○年代毛澤東派習仲勛到新疆糾正王震、鄧力群的暴政，為時太短。王震雖然走了，他在新疆的「大漢族主義」勢力在王恩茂任區黨委書記時早已死灰復燃。一九八○年代初汪鋒在新疆剛開始執行胡耀邦的《新疆六條》，就因王震向鄧小平告狀被調出新疆，恢復王恩茂、谷景生的高壓統治。

第二，二十一世紀初全球進入反恐怖主義戰爭年代時，江澤民和胡錦濤成功地把新疆維吾爾族的組織打成「恐怖主義」；並聯合新疆周邊的俄羅斯和中亞國家建立「上海合作組織」，以「反恐」之名暴力鎮壓新疆維吾爾族的民族自決運動。

第三，新疆沒有達賴喇嘛。達賴喇嘛對西藏產生雙重作用：一是對內，遵循理性、和平的「中間路線」，凝聚西藏的團結力量，使民族自治運動能夠長期堅持；二是對外，達賴的國際威望，使西藏人權狀況獲得全球關注，一定程度上迫使中國在行使暴力方面不得不有所節制。新疆就缺少這兩方面的制約，致使新疆內部的抗爭力量分散，方式激烈；外部缺乏國際對新疆人權狀況的關注，讓中國政府肆無忌憚，為所欲為。

暴力消滅不了人民的反抗

然而歷史表明，鄧小平帝國的暴力政策並不能消滅人民的反抗，達不到「長治久安」的目的。只有回到一九五○年代初和一九八○年代初民族平等和宗教自由的邊疆政策，才能有真正的邊疆穩定和民族團結。但這又是做不到的，那種自信、開明的邊疆政策只能曇花一現。為什麼？

因為邊疆政策不可能離開一個國家對內、對外的全盤戰略。一九五○年代初是一個新國家誕生與興起的年代。一九八○年代初是這個國家從動亂衰敗中重新奮起的年代。那兩個年代，不但邊疆政策，對內，對外的全盤戰略，都是自信的，開放的，無所畏懼的。鄧小平不是曾經要達賴的哥哥嘉樂頓珠讓流亡印度的藏族青年「回來看大字報，貼大字報，發表他們的意見和看法」嗎？鄧小平不是還說過「天塌下來也不怕，有胡耀邦、趙紫陽頂著」嗎？

那是對全國人民開放的年代，對世界人民開放的年代。但曾幾何時，鄧小平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改憲法把「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從憲法中去掉。他害怕了，害怕自由，害怕民主，害怕人權，害怕大字報。他當然也害怕民族區域自治，害怕給西藏人、新疆人自由、自主權。一旦給了西藏人、新疆人自由、自主權，全國人民跟著要起來，不就是全國「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平演變」了嗎？

所以從胡耀邦的《六條》，退回王震、鄧力群的「大漢族主義」邊疆政策，是鄧小平帝國歷史發展的必然，它所反映的是鄧小平與胡耀邦、平措旺傑這些改革先鋒們在世界觀上的根本分歧。

胡耀邦的世界觀很清楚：權力不是目的，生產不是目的，國家也不是目的；人民，每一個人的自由、自主和幸福，才是生產的目的，國家的目的，領導人行使權力的目的。對西藏、對新疆是這樣，對全國，對全世界、全人類都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