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法蘭克福書展將中國作為主賓國，表明人們對中國在經濟上顯示出的強勢、中國文化和傳統都流露出極大的興趣，同時眾人的焦點也放在中國出版自由、民間文化與異議作家上。法蘭克福書展是否應該將中國控制新聞的機構中國新聞總署作為合作對象，到底應該如何跟中國進行真正的文化交流，這些問題已經成為本次書展的新話題。展會上包括ARD、ZDF等各大電台媒體的現場採訪中，中國的新聞自由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話題，大陸被禁作品包括到場的作家本人如龍應台、貝嶺、戴晴、馬建、周勍等人，都成了媒體追逐的目標，被推上前台。
10 月15日，在大紀元時報和國際人權組織共同組織的一連串研討會中，《流亡中的作家》研討會也對以上的新話題進行了討論，參加研討會的嘉賓有流亡美國的詩人貝嶺、在德國的社會學者還學文，還有為生存和逃避中共迫害不得不用一百多個筆名的流亡作家阿海。研討會就如何跟中國進行文化交流、以及如何幫助那些中國的異議作家及海外的流亡作家進行了一個半小時的討論，其間，流亡作家對部份德國的漢學家在評論中國問題上極不負責任地態度提出了非常嚴厲的批評。
漢學家不負責任的說法、外媒沿用中共說辭 都會大大壓縮流亡作家空間
流亡的作家遇到的最普遍的問題是，如果他們繼續留在國內，他們的作品在國內被封殺，像廖亦武、唯色等人，或墮落成御用文人。如果流亡海外，作家的作品大多數靠回憶在大陸的往事、或通過各種渠道間接得到國內消息來完成，他們中大部份為了生存必須轉型，從原創者變成編輯、翻譯等，假如他們堅持內心的理念不願意向中共低頭而回國的話，面臨的處境可能是再也出不了什麼好作品，如鄭義、蘇曉康和貝嶺等。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他們還得不到海外輿論的支持，那他們生存的空間就會更狹窄。
與會嘉賓還學文針對對德國某些漢學家的批評舉了一個例子：「最近波恩大學的漢學家顧賓教授不敢堂堂正正的在德國媒體上寫文章，而是以一個讀者來信的形式，投書到外國的《新蘇黎世報》。因為在德國這些情況是很清楚的，在蘇黎世人家不清楚，說貝嶺是一個三流的詩人，說貝嶺和戴晴算什麼異議份子，他們這些所謂的異議份子和所謂的壓迫者手拉手合作，他們把西方和東方的好處都拿到了。作為一名在德國的教授，他缺乏最基本的學術標準，批評貝嶺、批評戴晴也好，你說他們是偽造的、說他們不是異議人士也好，都要有根據。你寫一篇堂堂正正的文章，根據拿出來，而不是像這樣的做法。他沒有這個能力，他沒有這個膽量。到底是誰在拿東西方的好處，就是像顧賓那樣的漢學家。去年在支持德國之聲簽名的59個漢學家里，像杜伊斯堡大學Thomas Heberer教授在中國有六個長期的客座教授職位，這職位中共政府會是無心給的嗎？那不會是無心給的，在德國上哪兒去找長期客座教授的職位。中國人講 『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他當然要給中共政府講好話了。」
在場的中國問題專家仲維光就此問題發表看法，他認為人權國際、德國的媒體的輿論對中共政府的壓力給國內和國外流亡的作家已經創造了更多的空間，而像德國之聲、德國的某些漢學家的作法，實際上是緊縮了他們的空間。「比如顧賓教授就曾經說過，中國大陸的自由遠遠多於在台灣的自由。顧賓的這一句話就可能使我們多少作家遭受更嚴厲的迫害，他應該很明白這一點。在德國的報紙上，如果德國人很隨便的沿用中共的說法，比如說對法輪功的誣衊用詞，那麼在中國對法輪功的鎮壓就會有強烈很多。」
貝嶺：顧賓根本沒有學者風範 他才是兩邊通吃的人
對於顧賓教授的讀者來信，貝嶺的回應是：「三流詩人？說這個都沒有關係，他願意說我幾流說幾流，那個不是他說的，他來判斷的，每個人都有權利判斷一個詩人寫的好或不好，我自己對自己的詩也從來不滿意，所以呢，對我來講，寫出好詩是對我永遠的目標，（說我是三流）這個不重要。
第二就是，他非常明顯的在撒謊，他知道我回到中國去定居，他在北京也見過我，而且他知道我被送到監獄裡面，這怎麼可能是一個中共跟我雙方的協議呢？我回到中國當然是自願的，沒有人強迫我，後來我是被遣送出境的，從監獄裡面，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怎麼可能是他說的那樣？所以說他說的是謊言。
當年我就在北京見到他，他就是在北京工作嘛。他十年前還請我作為一個詩人和編輯去過他的大學，怎麼可能他不知道我的情況呢？而且他的這種完全沒有理性的表達，讓我感覺他根本沒有一個學者的風範。
而且他這些年和中共政府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在這樣一個情況下，他才是兩邊通吃的人，怎麼可能他突然變成了一個好像是中共政府的抗議者？這是很荒誕的。」
流亡美國的詩人貝嶺（攝影：吉森/大紀元）
西方媒體的施壓 能給流亡作家提供更多的空間
這次法蘭克福書展將檢查、控制新聞的中國新聞署作為主要合作對象，曾在展會開始之前的一個月，屈服於中國新聞檢查署的壓力對異議作家的排斥出研討會，此事被德國媒體踢曝，公眾輿論矛頭直指書展方面違反言論自由原則，使得主辦方公開道歉。這件事也使得在海外的流亡作家感到鼓舞，與會的嘉賓認為，如果國外媒體和政界如果對中共政府施壓的話，就會給流亡作家更大的活動空間，反之若得不到海外輿論和政界的支持，流亡作家活動的範圍空間就會變得更窄。
還學文女士認為這種書展主辦方在中國新聞出版署的威脅下所採取的妥協政策非常不好，所幸的是他們在媒體的壓力下及時糾正了錯誤。因為德方是一個私人單位，而中方的新聞出版署則是個新聞檢察機構。德方應該多和中國民間組織交流合作，而不是和新聞檢查機構。她說：「中國的私人出版社需要德國的幫助，要幫他們營造一個小小的自由空間。過多的與中共政府或政府機關合作，就像德國之聲犯下的嚴重錯誤一樣，他們的台長到中國去和政府達成協議，這完全是一條錯誤的路線。不僅傷害了大陸的中國人，也損害了西方人的自由。」
詩人貝嶺說，書展舉辦方希望勸他不要到德國參加那場研討會時透露，他們一方面受到中國新聞署的經濟威脅，如果邀請異議作家就將撤展，另一方面新聞署在法蘭克福的負責人也整天找書展哭訴，如果他們邀請了貝嶺和戴晴參加研討會，他的飯碗就將不保。
中共的威脅涉及到所有的人
中共對法蘭克福書展施壓這件事也使德國社會看清一點，雖然中國在經濟上發展了，但在民主方面，卻沒有進步，也不想有所改變。就像中共前駐德大使梅兆榮在那場研討會上所說：『我們來到這裡是交換意見的，而不是來聽民主課的。這個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還學文認為：「這次如果貝嶺和戴晴被邀請『中國研討會』又被撤銷邀請的事情沒有被德國媒體揭示出來，今天就不是這樣子，中共政府就可以大張旗鼓地把它國內那些新聞檢查的東西，國內的意識形態在自由世界來宣揚，自由世界的言論自由就會受到嚴重侵害，這種侵害我覺得是一種威脅，那就是說，我在這個自由世界所享受到的自由是受到威脅的，這種威脅不光是威脅到我個人，這種威脅涉及到所有在這兒生活的人。所以法蘭克福書展的「中國研討會」能有現在這樣一個結果，而且德國政治家能夠非常明確地提出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這是一個普世的原則，是一個不可侵犯的原則，這個轉折我覺得不錯。」
還學文還特別強調，中國現在有錢了，強大了，這種強大不是一種和平的強大，它是一種對世界造成威脅的強大。中共中央內部文件也被揭發出來，說他們要用錢收買外國媒體，在國外替他們講話。「這兩年在國外經歷的事情，一個是德國之聲中文部的事情，我通過這個事情看了很多德國之聲中文部的報導，那完全和國內的腔調是一樣的。要知道德國之聲是德國納稅人養的一個媒體，而德國是一個以保障言論自由、媒體自由為基本原則的國家，在這樣一個國家居然有這樣一個『中文編輯部』存在，我認為這對於在自由世界生活的人是一個很大的警訊。」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穆勒女士以行動支持大紀元和中國異議作家
《流亡中的作家》研討會過去幾個小時之後，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同樣當過流亡作家的赫塔·穆勒（Herta Mueller）女士就造訪了《大紀元時報》在書展的展位，和歐洲中、德文大紀元主編以及在那裡等待的中國流亡作家貝嶺、還學文、仲維光、阿海、茉莉、傅正明、廖天琪、徐沛等人會面並逗留了半個小時，穆勒女士表示希望此舉能對敢於揭露共產專制真相的獨立媒體和華人異議作家的有所幫助。正如流亡詩人貝嶺說的那樣；「穆勒女士獲得本屆諾貝爾文學獎是所有流亡作家的共同榮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