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情結
中國有個有趣的現象，就是黨化宣傳文藝中，除了革命英雄男女形象鮮明以外，叛徒形象也比較生動，並得到反覆渲染。所以在人民的印象中，王連舉（紅燈記）、甫志高（青春之歌）、馬家輝（黨的女兒）、刁德一（沙家浜，漢奸），已經成為固定的叛徒漢奸代名詞。這是意識形態在社會上的反映，也是黨的政治需要。當然，這些形象都是奸佞的惡徒，遠不是法國作家薩特筆下，《骯髒的手》中的賀德雷和雨果那樣，既是共產黨的領袖，又可能是叛徒的革命家兼理論家立體形象。中國文藝界要達到薩特這樣的境界，恐怕還有很長的跋涉路途。（2010年《骯髒的手》又在上海上演，可惜導演將劇情地點移開到中東某國，大大削弱了原劇對共產黨的指稱意義）。
中國共產黨對於叛徒問題有一種特殊的歷史糾結。歷代主要黨政領導人中，除向忠發、張國燾是叛徒以外，還有多人都曾經被指斥或懷疑為叛徒：陳獨秀、瞿秋白、劉少奇、周恩來（伍豪）、王明、康生、江青、張春橋；文革中所謂61個叛徒集團案，包括薄一波、彭真、王鶴壽、劉瀾濤、王若飛等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總理、副總理；中宣部、鋼鐵工業部、西北局、中南局、華東局等省部級高官和陶鑄、曹荻秋（上海市長）等地方大員，以及許多著名已故領導人。文革的批鬥行動包括一個重要項目，就是揪叛徒，各地紅衛兵組織，以天津大學揪叛徒戰鬥隊最為著名。許多忠誠的幹部不是在是否執行革命路線問題上被批鬥，卻是在革命歷史上的所謂叛徒問題上遭到懷疑，結果長期遭冷遇，被審查，有的人被耗盡了有生之年，有的人選擇了自殺。
叛徒的危害小於內鬥的危害
每一個政黨，尤其是經過恐怖鎮壓時代的政黨都對叛徒保持警惕。因為叛徒了解內情和黨內機密，一旦投敵，勢必造成黨的人員和地下組織的嚴重損失。凡是政黨都不可避免會有黨員和幹部背叛黨章和主義，或脫離組織，或投入敵營，如果告密，就會對組織造成傷害。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出現過不少叛徒。從一大開始，陳公博、周佛海都是創黨元老，後來不僅背棄馬列，而且成為汪偽漢奸政權骨幹。地下黨領導人任卓宣叛黨後，成為國民黨反共的理論家和最堅決的反共鐵人。但是他們叛離甚早，黨組織也不龐大，並未造成重大損失，精神影響遠超過組織影響。在上海地下黨中央期間，顧順章叛變造成重要領導人惲代英被處決。但是由於地下黨潛伏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錢壯飛截獲顧順章叛變的情報，迅速及時地報告地下黨，使周恩來等中共中央幹部基本未受重大損失，地下機關被迫轉移。向忠發被捕叛變後，因為地下交通員黃慕蘭小姐偶然聽到特務議論，猜出被捕的「湖北人」就是向忠發，及時報告組織，也避免了重大損失。在江西根據地時期，多有紅軍人員「反水」（叛變），但是這些人員多數都是下層嘍羅士卒，並無全盤影響。唯有龔楚這樣的高級幹部，造成了比較重大的危害，但是總的來說，紅軍長征後，江西中央軍區參謀長龔楚叛變產生的政治影響比組織損失更大。（龔楚晚年被允許從香港返回廣東，捐助桑梓，終老鄉里）。縱觀中共黨史，白色恐怖時期的地下黨（向忠發、顧順章、盛忠亮、李竹聲）和紅軍長征後的南方游擊部隊官兵集體叛變。中央軍區參謀長龔楚、閩贛軍區司令員宋清泉、湘贛省委書記兼湘贛軍區政委陳洪時、閩浙贛省委書記兼閩浙贛軍區司令員曾洪易、閩贛軍區政治部主任彭佑、新紅十軍副軍長倪寶樹等等。這些變節分子本身已經喪失鬥志，離開革命隊伍，並帶走或勸降部分動搖分子數十或數百人，對革命組織來說反而是一種去污行為。1947年北平王石堅叛變，造成123人被捕，損失較大。台灣地下黨書記蔡孝干叛變造成的損失不小，堪稱全軍覆沒。但是畢竟僅限於台灣一隅。相比之下，這些叛變造成的破壞遠遠比不上紅軍內部鬥爭和陰謀造成的損失，例如富田事件屠殺AB團近十萬官兵（毛澤東與江西地方幹部內鬥）、紅四方面軍近乎全軍覆沒（毛澤東與張國燾內鬥）和新四軍的皖南事變（毛澤東與項英內鬥）。共產黨的戰爭歷史上沒有一次單一戰事的兵員損折是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犧牲達到十萬（富田紅軍）左右的。陳昌浩痛悼紅四軍的犧牲將士時泣不成聲：那是兩萬多名幹部戰士啊！皖南被俘的新四軍官兵6000餘人。延安整風時期所有知識幹部幾乎無一倖免，所有單位無不鬼哭狼嚎，不斷發生自殺、瘋癲的案情，實際上根本沒有任何國民黨特務。大量幹部遭受嚴重的精神創傷，直到文革仍然沒有完全治癒。他們基本上都成為後來的國家幹部，內鬥傷害的正負面影響都融入到嗣後的政治生活之中。在李銳、李慎之、韋君宜、李維漢、何方等老幹部的回憶文獻中都有痛苦的記敘。
叛徒問題是一個禁區
經過延安整風等黨內鬥爭，人們發現叛徒問題最為敏感。特別難以說清。特務受敵方派遣，破獲後可能查清組織關係，比如口供或情報，造成損害等等。出現叛徒，可能造成組織損害，也可能沒有重大損害，證據有時完全在敵方手中，很難說得清楚。而且所謂變節、叛變，也很難劃清界線。例如所謂61個叛徒的集團，明明是中央同意，張聞天操辦，毛澤東、劉少奇簽字的；完全是毛澤東故意出爾反爾，結果文革中竟然成為集體冤案。新疆馬明方案是康生等人誣陷，造成的集體叛徒冤案，以致牽涉到演員趙丹這類基層黨員。北京學運領導人袁永熙當年是傑出的學生領袖，也是蔣介石「文膽」陳布雷的女婿，他與妻子陳璉被捕後，因陳布雷的關係，終於被釋放。袁曾受酷刑而堅貞不屈，結果1949年後立刻受到所謂的叛徒質疑，在團中央受到排擠，五七年打成右派，陳璉與之離婚。陳璉後來在上海也因叛徒問題自殺。文革中袁永熙遭受更大衝擊，儘管續弦妻室挺身保護，畢竟身心受到極大傷害。另外，還有一個典型案例，是北京師大穆木天教授和彭慧教授夫婦。30年代他們在上海參加左聯活動。穆木天被捕，當局散布謠言說穆已經變節。魯迅聽說後，在文章中嘲笑「穆木天也反正了」 （意為叛變）。不久穆木天出獄。依舊從事左翼反蔣擁共的鬥爭。可是從此不再獲得黨組織的信任。魯迅全集出版，嘲笑幾乎成了「鐵案」。1949年建國後，知識界的學術生命越來越受制於本人的政治表現和政治經歷，所謂叛徒問題越來越影響穆教授的教學科研活動。1957年他們雙雙被打成右派，降職降薪，不准授課。從事體力勞動或到資料室整理資料。穆木天是二十年代中國最早的印象派詩人，也是創造社的創始人之一。他自覺接受馬克思主義，是早期介紹文藝階級論的先驅並用之於實踐的批評家。（比毛澤東的延安講話早十餘年）。文革中夫人彭慧被批鬥後押入小房間過夜，竟從此不再醒來。穆木天的兒子被打成反革命死於勞改營，女兒在幹校勞動，身邊沒有任何人照顧，1970年死後被人發現，竟不知死於何日何時。等到改革開放以後，鍾敬文教授等人出面作證，否定所謂「反正」的謠言時，穆木天已經去世十餘年了。他的學術著作和翻譯作品主要都在3、40年代問世，後半生最成熟也最應出成果的20年幾乎全部荒廢了。
這類似是而非的政治歷史結論，都是通過人事檔案，然後經各級黨政組織幹部和人事幹部（特務系統）的暗示，風傳或直接透露，讓各級領導和群眾不斷歧視，羞辱和懷疑當事人，讓他們平時不得安生，運動期間備受打擊。袁永熙談他為什麼成為右派，「原因首先是被捕後沒有犧牲」。黨的非人性本質由此可見一斑。
文革時期的抓叛徒狂潮
某種程度上說，文革就是以揪叛徒為序幕的運動。戚本禹按毛澤東的意旨將瞿秋白打成叛徒，為嗣後的整倒劉少奇，整肅 61人叛徒集團作了鋪墊。叛徒的定義在文革的審查中任意擴大，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和陶鑄、魏文伯、曹荻秋等地方大員都成了叛徒，紅岩作者羅廣斌，渣滓洞烈士江姐，上海工運烈士王孝和（獄中曾有動搖情緒），都謠傳說是叛徒。八寶山墳場多處墓塋遭掘土破棺，毀碑鞭屍，一片狼藉。幾乎凡是在白區工作過，曾經被捕過的人員一律都成了叛徒嫌疑。林彪九一三事件後，陳伯達叛徒歷史被公開；四人幫倒台時，康生、江青、張春橋夫婦和姚文元的父親叛徒問題日益公開化，中央核心人物中只剩下毛本人沒有叛徒嫌疑了。更加令人驚異的是毛澤東關於叛徒的見解帶有極大的隨意性。例如李維漢回憶說，七大時毛曾提議薄一波出任中央委員，陳賡認為薄一波從北平反省院出獄，屬變節行為，不宜升任高級職務。毛不僅不採納，反而進一步推舉之。1950年毛曾為瞿秋白題詞，讚頌他的思想「將永遠活著，不會死去」。但是這篇文字沒有發表，原因是當時已經發現了瞿在被害前另有遺言即《多餘的話》。戚本禹認定李秀成為太平天國叛徒，連帶根據《多餘的話》指稱瞿也是叛徒。毛澤東批示說「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揪叛徒的黑浪由此翻騰而起。不僅在老幹部和知識分子中抓叛徒，而且禍及普通平民。比如在當年的游擊區，地下黨留在貧農家庭中少量槍枝，還鄉團回來威脅說，「一旦查出，格殺勿論」，結果該貧農就將步槍繳了出去。文革中定為叛徒。
文革晚期，中共高幹之間互相指責對方為叛徒，愈演愈烈。文革組長陳伯達在林彪事件中倒台，叛徒歷史被公開。文革專案總管周恩來的「伍豪問題」是周心中最大的隱憂。重病開刀出來，急切要說的竟是身後的伍豪叛黨問題。說明肯定有人在背後追究這件事。康生臨終前向王海容、唐聞生揭發江青、張春橋有叛徒嫌疑。周恩來也向毛做了類似匯報。毛澤東對於康生、周恩來的匯報不以為意，說是早就知道了。對此，鄧毛毛寫的《我的父親鄧小平》很不客氣地批評了毛澤東：「文革中根本沒有是非對錯的統一準則，政治的需要，就是標準。」（該書331頁）。另一種說法，是曹軼歐說「毛認為江、張、康三人樹敵太多遭人忌恨，所以才有人誣陷」。其實，毛澤東追究歷史問題都是為了政治目的，凡是他樹的典型，例如陳永貴，被揭露是日偽漢奸小特務。毛澤東卻下令不予整肅。如果不是誤撞誤中被毛樹為典型，陳永貴這類維持會的漢奸惡棍，在文革中早已遍體鱗傷九死一生。仔細分析文革寵臣的歷史，還是很驚人的。康生沒有被捕的歷史記錄。但是他曾是王明的心腹助手。打擊何孟雄、歐陽立安等人的「非委反對派」不遺餘力。甚至就是他向國民黨當局告密，借刀殺人，害死了包括左聯五烈士（殷夫馮鏗柔石李偉森）在內的24名地下黨幹部。文革中康生急切地通過謝富治迅速處決羈押上海多年的地下黨叛徒盧福坦，就是殺人滅口，以免暴露康生自己叛黨或勾結特務的經歷。陳伯達被捕的歷史是明確的。而且向當局交待的歷史被譏諷為可當傳記來讀。自首後甚至曾經為特務指認地下黨同志。江青在上海也的確被捕過。因為她到延安不久就成為主席夫人，所以沒有受過整肅，跟延安整風和歷次運動被審查迫害的幹部相比，是很不公平的。揭批四人幫的中共中央文件以徐明清（王觀瀾夫人）的證詞斷言說江青是叛徒。但是1980年審判四人幫時徐翻供，說是專案組逼迫她簽字的。中共中央對此卻沒有發出更正的文件。這樣做從法治的角度來看，對於全國人民，對於江青本人來說都並不公平。江青被捕時才二十歲。很少社會經驗。她與黃敬戀愛同居後又分離，哭哭啼啼，精神恍惚，語無倫次，一度呈現精神病態，曾到徐明清家中療養。依此推斷，江青被警察抓捕、關押審問，能否鎮定自若，冷靜沉著，非常值得懷疑。她任教的晨更工學團是左翼團體，識字班也有明顯的工運色彩。她真的沒有供出其他人員的姓名，沒有承認自己的共青團身份？沒有寫過自首或認罪文件？為什麼他對30年代的上海經歷外泄那樣害怕，又必欲置上海警局楊帆等人於死地？無意中接觸她的歷史材料而在上海被迫害致死、瘋癲或自殺的人，絕非個別。越是這樣，江青的叛徒嫌疑就越不易排除。一個陳永貴，毛都可以不予追究，何況是他的妻室，又是聞名的文革旗手。權傾十年之久，要消滅任何證據都易如反掌。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30年代被捕，叛變了地下黨，只是因為協助了一些共產黨文化人，所以1949年後沒有立遭打擊。後來也因為姚文元受寵，乃父也得庇蔭，免遭劫難。張春橋雖然沒有被捕的經歷，可他是國民黨文化特務崔萬秋派遣打入左翼隊伍的敵特，按照文革的政策，重視幹部的經歷，強調家庭出身，對於全國人民來說，強調到了談虎色變的程度。可偏偏就是在毛的身邊，叛徒和叛徒敵特嫌疑，叛徒嫡子都環侍左右，前呼後擁。後人回看這段歷史，不啻觀看一場荒誕戲劇。如此種種，剛好證明了獨裁暴君的恣意妄為和隨心所欲。也就是說，表面上黨有鐵的紀律，實際上毛與封建帝王並無區別，朕即是法。1949年後，毛的獨斷更超過歷代帝王，黨代會、政治局、政協、憲法都是擺設，中央文革、國務院、中央軍委也只是手中的棋子，召之即來，揮之即去。
《辭海》刪除了叛徒詞條
叛徒問題是一種定義不明，難以確認，而又殺傷力極強的嫌疑，所以是黨內鬥爭的利器。叛徒嫌疑令所有老幹部無不聞風喪膽。劉少奇被捕4次，每次都有親友、名流暗中營救，有驚無險。可是後來叛徒問題也從此如影隨形，相伴送終。幼年學友楊劍雄曾經在趙恆惕逮捕劉少奇時下力營救。1950年土改慘烈，楊作為官僚地主在羈押中寫信給劉少奇，希望劉念及當年舊情施恩相救。劉少奇不僅沒有為之緩頰，反而致信省公安廳：「當時營救者甚多，宜當按黨的政策處理」。結果楊被就地處決。文革中中央文件稱劉的冷酷措辭為「殺人滅口」。按政策說，凡確曾保護營救地下幹部之有功人員，當酌情免罪。即使營救者甚多，總不能說當年楊出面救劉毫無尺寸之功吧？如果劉少奇信件語氣稍為緩和，以中央副主席、全國土改工作總負責人之尊，依法施仁，也不是絕無可能的事情。可是劉出言冷峻，鐵面無情。楊便必死無疑了。背後的原因無非就是劉深知楊若不死，留下活口，未來鬥爭複雜，萬一漏出任何細節，纏夾不清，只有禍患，絕無裨益。不如借土改之力，快刀斬除，血不沾手，乾淨利落。楊很可憐，而劉既冷酷，也很可悲。雖殺舊友，亦難逃厄運。
周恩來為伍豪事件心力交瘁也令人矚目。即使是歌頌周的文章報導，也無法避免描寫周在病重期間，首先不是憂國憂民，而是擔憂伍豪聲明被追究。
曹荻秋在萬人批斗大會結束時，不爭辯任何路線問題，回過頭來堅決否認自己是叛徒。
從這些事例看來，建國前參加革命的幹部最大的夢魘不是工作成績的優劣，或路線的正誤，而是叛徒的嫌疑。一旦嫌疑纏身，身心必受巨創。關鍵問題是組織部門也沒有客觀標準。文革結束，61名高官恢復名譽，劉少奇、瞿秋白等人免除叛徒冠冕，重獲無產階級革命家稱號。此後中共組織部門被叛徒的定義折騰得死去活來。結果連官修的國家大辭典《辭海》（1989年版和1999年版）竟然刪去了「叛徒」這個條目。難道漢語詞彙中已經失去這個概念？海內外一時傳為笑談。2005年版《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為特指背叛祖國或背叛革命的人。什麼是背叛革命？劉少奇接受趙恆惕送的《論語》出獄，稱謝說「有生之日，便是戴德之年」，陶鑄寫信給蔣介石（黃浦軍校校長）說「學生交遊不慎，誤入歧途……悔念前愆，改邪歸正」，算不算背叛革命？瞿秋白的《多餘的話》裡強調自己「不是烈士，而是叛徒」，「參加革命是歷史的誤會」；乃至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時，高呼「蔣委員長萬歲」，算不算背叛革命？
從概念上說，像顧順章、向忠發那樣，跪地求饒，屈打成招，帶領特務捉拿同黨的人就是叛徒。但是雖不出賣同黨，卻在組織上脫離，思想上劃清界限的人，更是叛徒，比如陳獨秀、任卓宣等人，（關於任出賣楊開慧的說法，時間上並不吻合）。這兩類是最容易分辨的叛徒。然而現實總是比定義更複雜。如果身份未暴露，巧計脫險，不承認黨員身份，證據不足終於釋放，不應說成是叛徒；或者當時黨員多有富豪高官的子女，一旦被捕，家人、親友多來營救，終於出獄；這些情況也不是叛變。歷史上的情形千差萬別，還有很多史實是無法核實的。例如毛澤東本人也曾經被捕。據他在延安對斯諾的談話提到，是將身上帶著的幾十塊錢收買了團丁而脫逃。近年來國內的《毛主席指點江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158頁；《毛澤東之路/橫空出世》1993 年，399頁；中國新民主主義通史》2000年北京出版社71頁；《險難中的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76-77頁，相關的介紹多語焉不詳。網上作者分析認為，既被捕捆綁，錢財還不被充公？如何還能賄賂？既已賄賂而脫逃，為什麼又說再被追蹤？所有記敘，關於被抓捕和脫逃皆一筆帶過，而逃脫之後的情節則都十分生動入微。為何毛一人生還，同行者潘心源等人卻被捕？是否毛澤東叛變投降，出賣了同志？按照延安整風和文革審查的標準，毛的被捕經歷是很難通過審干大關的。但是誰敢審查這位偉大領袖和馬列神仙呢？（參見《百家爭鳴。雙腔龍》網）
畢竟歷史的公案必須證據為重，既然找不到確切的證據，或者相應的證據都已經被當事人及時有效地銷毀掩蓋，就只能存疑而已；既存疑，按無罪推定原理，就沒有理由做出「叛徒」的結論。關鍵還應看重當事人恢復自由後為誰工作，為誰服務。西方社會比較寬容。凡是被敵方扣押的記者、官兵人等，在暴力脅迫下發表的反西方、反國家的聲明，一概不予承認。反而諒解當事人在暴力脅迫下違心認罪委曲求生的處境。相反，中國抗越自衛反擊戰中，凡是被越方脅迫發表過承認「中國是侵略」的我方軍官，交換回國後皆被判處死刑。抗美援朝的被俘志願軍，凡有動搖言行者，回國也一概處死，雖未動搖者也遭迫害多年。再看印度支那戰場的美軍人員，他們每人都攜帶一方綢巾。上面寫有越老柬英法俄中（簡繁兩體）多種文字，大意是說：「我是美國軍人，現在與部隊失散。我向你們投降，請你不要傷害我。請把我帶到你們的長官或政府那裡去，謝謝！」甚至美軍人員在估計部隊或戰友已經及時轉移的情況下，供認自己的番號駐地等信息，也可以原諒。當他們終於生還時，仍然被當作英雄受到歡迎。這樣的態度既人性化，又現實主義。
中共把叛徒問題看得特別嚴重，並非毛澤東特別看重氣節情操。毛從來不在乎道德節操。向日本高官感謝日軍侵略，跟美國高官開玩笑願意出口中國婦女。說到底，中共糾纏幹部的歷史問題，包括叛黨經歷，是黨內鬥爭的需要。共產黨本來就是一個秘密性質的黨，缺乏民主的組織機制，沒有合理的意見採納程序，也沒有合理的人才競爭制度。任何政見分歧一般都不易立見優劣，於是就不擇手段地相互攻訐。叛徒問題最易置對方於難以說清的困境。所以內鬥愈熾，叛徒問題愈敏感。最後弄到人人自危。文革時代有一出樣板戲《智取威虎山》當中有一段對話十分傳神：「三爺（匪首座山雕）最恨的就是被共軍俘虜過的兄弟」！黨政領導集團猜忌、痛恨被敵方捕獲過的同志，竟然跟封建土匪團伙如出一轍。
叛徒定義的現代解讀
法國政客克里蒙梭（1841-1929）說過一段名言：「30歲以前若不信仰共產主義，他的良知有病；30歲以後若依然信仰共產主義，他的腦袋有病。」此人是法國激進黨人，無神論者。曾兩度出任法國總理。他30歲時正是巴黎公社興起而又覆滅的時期；他生命的晚年已是自由民主和共產主義殊死對抗的年代。中共著名的烈士夏明翰有過慷慨就義的絕命詩：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自有後來人。如今每個年齡段的中國人真的應該問一問，這個主義真不真？如果這個主義不真，值不值得為它去犧牲？
60年來黨政日益腐敗，專制、黑社會化，意識形態神話日益破滅。國民黨抗戰衛國的形象逐漸得到恢復，當年的民主憲政承諾在台灣地區逐漸實現，令人民逐漸開始認知國共兩黨的本來面目。兩黨政爭和內戰其實跟歷史上的朝代更替並無本質差別。由於理想神話的破滅，幹部形象的貪惡，人民逐漸省悟共產黨不僅剝奪了本來有限的新聞、言論、信仰和遷徙自由，而且連實行憲政的承諾都沒有。經受了大饑荒和文革等更大的身心折磨和犧牲的人們正在認清共產政權比民國政權更反動。從這個前提回看歷史，除了那些見利忘義賣友求榮的變節者（這類人渣對任何組織來說都是禍患），共產黨的精神叛逆者們都應當得到重新評價。陳獨秀不愧是中共最偉大的叛徒。他創立了黨，又擺脫了黨的束縛。婉拒國共以及任何派系的召喚和資助，對馬列的專政理論展開了深入的批判。他體嘗過黨內鬥爭和共產國際監控的苦果，又觀察了蘇俄克格勃統治的恐怖，相當冷靜地走出了共產迷信的誤區。任卓宣是另一位背叛中共的理論家。他所依附的國民黨也有專制的一面，所以他對專制的批判不能揭露到最徹底的深刻程度。但是他對國共兩黨的認識還是清醒的。他說：「（中共）新華日報能辦到（陪都）重慶，就是民主」。他的頭腦比當時絕大多數左傾民主人士（跟隨中共建國，57年噤若寒蟬）清醒很多很多。龔楚叛變後撰寫了《我與紅軍》揭露了根據地紅軍的血腥和暴戾。王明、張國燾、鄭超麟等人都是中蘇兩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過來人」，他們的揭露和陳述包含親歷的切膚之痛，對於清算共產主義罪惡歷史具有重要的文獻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