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府鄭重宣告，「十二五」期間中國的發展方式將從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被列為「十二五規劃」的重點之一是改善收入分配。
其實，改善收入分配在「十五」與「十一五」期間均被列為規劃重點。只是那時中國人大多沒想到國富與民富並非同一回事，總相信黨的宣傳「大河漲水小河滿」，以為國家富了，民眾的收入自然會水漲船高。
今年8月初那條中國GDP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消息，終於讓中國人看到了自身的真實處境：親愛的Motherland雖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人均GDP卻排在世界第103位。按市場的美元計算，中國的人均GDP僅相當於日本的1/10；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日本的人均GDP仍高達3.3萬美元，中國的人均GDP只有6600美元，僅相當於日本的1/5。中日兩國民眾的富裕感相差懸殊。
造成中國收入分配不均的原因，在20世紀90年代與21世紀零年代有所不同。在20世紀90年代，主要是機會不均等及權力市場化；而本世紀以來，除了上世紀形成的財富及社會資源占有格局之外，還有政府對民眾生存資源的直接掠奪（主要是征地拆遷及引進污染企業）。因此要想改善收入分配與民生，中共政府至少得做幾件事情：
第一，讓利於民。這讓利有兩重意思：一是在分配社會財富這塊大蛋糕時，必須將政府的份額相對切得少一點，直白地說，就是讓政府少收稅。2008年以前，政府在GDP這塊大蛋糕中切去的是四分之一，而2009年卻達到了三分之一（32.2%）。二是要將政府財政收入用來滿足公共福利，解決貧困、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等公共品的匱乏。
這讓利於民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難。因為「十二五」期間中共政府還需要「保持強大的行動能力（包含維穩能力）」，這行動能力是需要錢來保證的。就在前不久中國國稅總局局長肖捷在《中國改革》雜誌撰文稱，通過減稅讓利於民不現實。目前中國30%的宏觀稅負尚無法滿足公共支出需求，今後十年中國稅收占 GDP比重還將繼續上升。為了證明加稅的合理性，肖大人還駁斥了國外某雜誌在2009年「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中，將中國稅負痛苦指數排列在世界第二位是謬誤。
第二，還公共資源產權於民。政府必須將資源控制權還給其真正主人――資源所在地的民眾。做到這一點也很不容易，因為中國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財富增長，基本不象日本那樣依靠技術進步，主要是依靠土地與資源支撐。也因此，中國國土上的任何資源――尤其是農村的資源，不管是土地、礦產、河流、古蹟，只要被地方政府發現其價值，毫無例外地都被其以國家的名義強征。因為事涉民眾生存資源，於是各地相繼上演著一出出政府與民爭利的暴力拆遷與暴力征地事件，造成了不少「失去土地的村莊」，造成了數千萬無地可耕、無業可就、無處可去的「三無農民「。如今要讓武裝到牙齒的地方政府放棄與民爭利，談何容易？
第三，儘可能地創造就業機會。讓民眾就業，就是讓其獲得參與生產蛋糕與分取蛋糕的資格。這對中國這個知識型勞力與低素質勞力都嚴重過剩的人口大國來說，也是個難以解決的天問級難題。按照官方數據，2009年底，中國大陸勞動力年齡人口 106,969萬人，城鄉就業人員總計77,995萬人（農村的4億多就業者按其耕地面積算其實只能算不完全就業），還有27％的人未能就業。這些失業者連工作都沒有，自然無法參與分蛋糕。
從物質的豐裕程度來看，中國目前已進入歷史上最為豐裕的時期。但社會財富這塊大蛋糕如果分配不好，政府又堅持繼續在富國強兵的道路上狂奔，中國的發展方式還會停留於生存型，民富國安之夢只會是一塊難以企及的畫餅。
中南海陰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