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妹也說說：
一九七五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薩哈羅夫的頒獎演說詞的題目是《和平、進步、人權》。在他妻子為他宣讀的演說中，他談到人類世界二十世紀面臨的諸多挑戰，談到良心的自由，談到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的一元化，談到蘇聯違反赫爾辛基條約，最令人感動的是他大篇幅地為蘇聯政治犯、良心犯呼籲，還列出了數十位政治犯名字的名單。
而二0一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頒獎演說詞的題目是《我沒有敵人》，他大篇幅談的是監獄人性化柔性化管理，他特別提到的名字是那些看管他的管教。念他演說詞的女演員很有表演天分，不過不火。諾委會主席的講話也不忘強調中國是第二經濟大國，還不忘討好地感謝中國對世界的貢獻。整個頒獎典禮成了合作和討好中共的演戲。（薩哈羅夫演說詞的原話：「如果是這樣的話，合作將只會涉及一種討好一個可怕鄰居的意願。」）那些肉麻捧抬劉曉波的中國「民運人士」試圖把劉曉波比作薩哈羅夫。他們拿民運敗類劉曉波抹黑了中國人還不夠，還要拿軟骨頭劉曉波去抹黑反極權的英雄薩哈羅夫。
還是讓我們讀讀薩哈羅夫的演講詞吧。那個污點重重享受著監獄人性化的劉曉波怎麼比？！
薩哈羅夫: 和平、進步、人權——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演說1975年12月11日A·薩哈羅夫
尊敬的諾貝爾委員會委員們，女士們，先生們：
和平、進步、人權——這三個目標是不可分享地相互聯繫的。不可能實現三個中的一個而忽略其他兩個。這就是提供了我常說主要論題的基本思想。我感謝諾貝爾和平獎這個偉大的、富有意義的獎勵授予了我，也給予了我一個機會今天在這裡對諸位講話。對我來說特別滿意的是注意到委員會的嘉獎，它強調了人權是真正和持久的國際合作的唯一可靠基礎。我想這個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國際信心、相互理解、裁軍和國際安全都是難以想像的，如果沒有一個有著信息自由、良心自由、出版權利和旅行及選擇居住國家權利的開放社會的話。我也相信，良心的自由和其他公民權利一樣，為科學的進步提供了基礎，為科學發達不至於被用於掠奪人類提供了保障，為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基礎，而這種發展轉過來又是有衛社會權利的可能性的政治保障。與此同時，我也願意就特定人類命運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起源和決定性意義這個論題進行論說。這個看法與廣泛接受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根本不同，也與專家治國論的意見不同，專家治國論認為只是物質因素和社會及經濟條件具有決定意義的重要性。——當然，我這麼說，無意否定人民物質生活環境的重要性。
我願意在我的演說中表述所有這些主題，我尤其願意詳細講述一些涉及違反人權的具體問題。在我看來，這些問題的決定方法是絕對必要的，而讓我們用來處理的時間也是短暫的。
這就是我把我的演說稱為「和平、進步、人權「的原因。它與我1968年的文章《進步、和平共處與知識分子自由》的標題有著有意識的類似是很自然的，我的演說與那篇文章，在內容上和寓意上都有著非常相近的關係。
有很多跡象表明，人類在20世紀後半葉的開端，就進入了它歷史上一個特別具有決定性和嚴峻性的階段。
熱核飛彈存在著，它在原理上具有消滅整個人類的能力，這是威脅著我們時代的最大危險。由於經濟、工業和科學進步，所謂的「常規」武器也同樣發展得不可比擬地更加危險，更不要提化學和細菌的戰爭工具了。
毫無疑問，工業和技術的進步是克服貧困、饑荒和災難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與此同時這種進步也導致了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環境的不祥變化，導致了我們的自然資源的枯竭。在這個意義上人類面臨著嚴峻的生態危險。
傳統生活方式的急劇變化導致了數目尚未查清的人口爆炸，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尤其明顯。人口的增長已經產生了非常複雜的經濟、社會和心理問題，在未來還將不可避免地提出更為嚴峻的問題。許多國家，尤其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食品的缺乏會成為一個億萬人生活中一個壓倒性的因素，這些人從出生那一刻起，就在飢餓的水準上被擠壓為一種悲慘的存在。從這個角度來看，未來的前景具有威脅性，在許多專家看來會是悲劇性的，儘管「綠色革命」有著無可懷疑的成功。
然而，在已開發國家，人民也面臨著嚴重的問題。其中一個就是過分城市化導致的壓力和那些打亂社區社會和心理穩定的所有變化：對時尚和潮流不斷的追逐，過分生產，生活的麻木和瘋狂節奏，精神和神經病況者數量的增加，被剝奪了與大自然的聯繫的人，被剝奪了傳統意義上正常人類生活的人，家庭的解體和樸素的人類歡樂和愉悅的喪失，社會道德倫理觀念的衰微和越來越多的人不再覺得他們在生活中有任何有意義的目的。在這麼一幅背景上我們看到的是許多騷動不安的現象：犯罪的增加、酗酒、吸毒的增加、恐怖活動的增加，等等。即將到來的世界資源的枯竭，人口過多的威脅，紮根很深、持續不斷的國際、政治及社會的問題也對已開發國家有著越來越強有力的衝擊，而且剝奪——至少是有著剝奪的危險——許許多多人早已習慣了充裕富足的物質方面的享受。
然而，世界今天面臨問題的形成方式中，人類那種全球性的政治性的兩極分化起著更為決定性和更為重要的作用。人類被分成了所謂的第一世界——這通常用以稱呼西方世界，第二世界——社會主義國家，以及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兩個社會主義強國，事實上已成為敵對的國家，在那裡，一個黨派及其政府在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行使著極端的權力。它們擁有巨大的擴張潛力，努力在世界的大片地區增長它們的影響。這兩個國家中的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尚只達到經濟發展的一種相對不太高的水準，而另外一個——蘇聯，通過開發它獨一無二的自然資源，通過對其民眾才智和能力的極端剝奪但使他們的生活處於經常的匱乏之中，在今天已經積儲了巨大的戰爭潛力和相對高的——儘管是單方面的——經濟發展。但是在蘇聯，人民的生活水準也很低，公民權利比起那些較小的社會主義國家來也更受限制。高度複雜的全球性問題同樣也涉及第三世界，在那裡，一個相對停滯的經濟與增長著的國際政治活動同時可見。
而且，兩極分化進一步增強了威脅著世界的極其嚴重的危險——核消滅、饑荒、環境污染、資源枯竭、人口過多和非人化的危險。
如果我們從整體上考慮這些急迫問題和矛盾的複雜性，我相信要得出的第一個要點就是：任何放慢科學和技術發展的節奏，倒轉城市化進程，呼籲孤立主義，古老的家長制般的生活方式和建立在早已逝去年代產生的民族傳統回歸上復興，所有這樣的企圖都將是不現實的。進步是不可缺少的，對進步的制止將帶來我們文明的衰敗和沉陷。
人們熟悉化肥、機械化耕作、農藥和密集農業方式的時間並不很長，有著要求回到更加傳統和可能較少危險的農業方式的聲音，但在一個有著億萬人民遭受飢餓痛苦的世界上，能夠將此訴諸實行嗎？相反，無疑我們需要密集農業方式的增加，我們需要在全世界傳播現代方式，包括在開發中國家。我們不能抵制更趨廣闊地使用醫學研究成果的想法，不能抵制醫學研究在其所有分支的延展，包括細菌學和病毒學、神經生理學、人類遺傳學和基因手術，不管什麼樣的潛在危險潛伏在對它們的濫用中和這種研究不受歡迎的社會後果上。這也同樣適用於那種旨在創造一個系統來模仿智力過程的研究，那種涉及控制大眾行為的研究，建立一個統一化的、全球傳播系統，選擇和儲存信息的系統，等等。很明顯，在沒有責任感的官僚主義當局的領導下，處於保密狀態下的所有這些研究都可能具有異常的危險性。但與此同時，這些研究也可能對人類極為重要和必要，如果它們處在政府控制之下來試驗，進行社會學和科學的分析的話。我們不能抵制更趨廣闊的使用化學材料、人工食品，或者是生活中每個方面的現代化；我們不能反對增長著的自動化和工業產品的增長，無論它們可能涉及什麼樣的社會問題。
我們不能反對越來越大的熱核能源站的建設，或者是核物理的研究，因為能源是我們文明的基礎之一。在這種聯繫的意義上，我想提醒你們一個事實：25年前我和我的老師、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塔姆，在我們的國家奠定了核物理研究的基礎。這個研究達到了巨大的規模，延伸到各個極不相同的方向，從傳統的磁熱提取裝置到雷射儀使用的各種方式。
我們不能反對那些努力，它們旨在控制圍繞著我們地球的那部分宇宙，而且要控制宇宙的其他部分，包括截取來自我們自己地球以外的其他文明的信號的嘗試。這類試驗成功的機會或許很少，但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一旦成功，它們的結果可能巨大。
我僅僅提及了一些例子，無疑還有許多其他的。事實上，進展所有重要的方面都緊密聯繫在一起。沒有哪個能夠使用而不冒毀滅我們整個人類文明體制的風險。進展是不可侵害的，然而精神因素在進展的機制中起著重要作用。那種試圖低估這種因素的作法在社會主義國家相當廣泛，這無疑是官方哲學的民粹派意識形態教條所致，可能導致出一幅扭曲的進步圖畫，甚至是它的中斷或蕭條。進步只有當受到理性的控制時才是可能的和無害的。涉及保護環境的高度重要的問題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公眾輿論、開放的社會、良心的自由所起的作用在裡面特別明顯。史達林死後在我們國家發生的部分自由化就使得我們能夠參與60年代前期在這個問題上的公眾討論。但是，對這個問題富有成效的解決辦法需要繼續加強社會的和國際的控制。科學成果的軍事應用和裁軍的控制也是同樣富有挑戰性的領域，其中的國際信心依賴公眾輿論和開放社會。我所提到的涉及控制大眾行為的例子已經是一個高度敏感的話題，儘管這還顯得很遙遠。
良心的自由，一個享有充足信息的公眾輿論的存在，一個關於多元的自然的教育體系，新聞自由，能夠得到其他來源的消息，所有這些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都是很缺乏的。這就是經濟、政治、意識形態一元論的結果，它是這些國家的特徵。實際上，這些條件至關重要，這不僅是因為它可以防止對於進展清醒或者不清醒的所有濫用，而且，還可幫助增強進步，如果我們希望這樣的話。一個有效的教育體系是特別重要的，一代傳給一代的創造只有在知識分子自由氛圍中才有可能；相反，對知識分子的束縛，可鄙的官僚主義的權力與順從，這從一開始就是知識、文學、藝術等人文領域內的病毒，它們必然導致一種普遍的精神萎縮，導致整個教育體系的官僚主義化和形式主義化，導致科學研究的萎縮，導致阻斷對創造性工作的所有激勵，導致蕭條和解體。
在兩極分化的世界中，極權主義國家今天由於緩和會享有一個機會，沉迷於一種汲取智力的特殊形式，如果我們都認為很有必要的那種內在變化不發生的話，看來它們很快將會被迫採取這麼一種方式。這正是緩和所帶來的許多後果之一。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世界局勢爆炸的危險只會增加。西方國家、社會主義國家、開發中國家之間廣泛的合作，對和平是至關重要的，它涉及科學成果、技術、貿易以及相互經濟援助——尤其是食物方面——等等的相互交換。
但是這樣的合作必須建立在開放的社會之間相互信任的基礎之上，或者用另一種方式說，有著開放的頭腦，是在真正平等基礎上，而不是民主國家對它們極權主義國家鄰居害怕的基礎上。如果是這樣的話，合作將只會涉及一種討好一個可怕鄰居的意願。而這樣一種政策只能意味著將災難之日拖後，災難很快會從另一個門又回來，帶著十倍增加了的力量。這僅僅是慕尼黑政策的另一版本。緩和的成功只能這樣來保證：從一開始它就與對所有各方開放性的持續觀察相伴，與喚醒公眾輿論的意識相伴，與信息的自由交換相伴，與所有國家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絕對尊重相伴。簡而言之，除了裁軍和貿易這類物質意義上的緩和外，緩和還應該發生在精神和意識形態的層面上。法國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在他對莫斯科的訪問中，用一種令人欽佩的方式表達了這一點。而當一項重要原則的維持處於生死攸關時，也值得聽一聽一個人自己國家內那些短視的實用主義者的批評。
在討論裁軍問題之前，我願意利用這個機會再次提醒諸位注意我的一些普遍性質的建議。我的首先和最重要的想法就是在聯合國的領導下建立一個國際顧問委員會來處理有關裁軍、人權、環境保護的問題。在我看來這樣一個委員會應該有權從所有國家接受對委員會所提質詢和建議的回答。這樣一個委員會可以成為一個重要的工作機構，來保障在那些影響人類未來的最重要問題上的國際討論和信息。我等待著對這個想法的支持，等待著對它的討論。
我也願意強調，我認為，為了抑制國家和種族集團的武裝衝突，更普遍地使用聯合國軍事力量是特別重要的。我對聯合國作用的潛力和重要性估價很高，我認為這個機構是人類為了一個更好的未來的最重要的希望之一。近些年來這個組織遇到了困難和批評。我在我的書《我的國家與這個世界》中寫到了這個主題，但是當書出版以後發生了一些悲哀的事件：在實際上沒有進行任何認真辯論的情況下，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一個決議宣布猶太復國主義為一種形式的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所有公正的人都知道猶太復國主義是猶太民族在二千年的分離之後一種民族再生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並不導致反對任何其他民族。通過這樣一種決議，在我看來，對聯合國的聲望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但是，儘管有著這樣的動議——它常常因某些聯合國成員國的領導人責任感不夠而提出，我還是相信依據它提出了自己目標的那些條款，這個組織或早或晚會在人類生活中扮演一個有價值的角色。
現在讓我來談談今天這個時代核心問題中的一個：裁軍問題。在我的書《我的國家與這個世界》中，我已經詳細描述了我的立場。絕對必要的是促進國家之間的信心，在國際核查小組的協助下採取控制措施。只有在緩和延伸至意識形態的領域，這才是可能的，它也要求更大程度的社會開放。在我的書里我強調製定國際公約限制向其他國家提供武器供應的必要，在雙邊協議的基礎上停止生產新的武器系統，禁止秘密的重新軍備的協議，消除戰略性的不確定因素，尤其是禁止多彈頭核飛彈。
我所考慮的技術層面上的理想的國際裁軍協議是什麼呢？
我相信，對於這麼一種協議來說，優先的是我們必須在軍事潛力的程度上有一個正式的公布——儘管在最初的幾個階段尚不需要正式，這包括從核彈頭的數量到可用於服役的人的數量的預測，還有例如指出那些「潛在衝突」的地區。這個協議的第一步將是保證對每一個單個的戰略地區和所有具有軍事潛力的地區作出調整，每個地方中簽約一方與另一方相比的優勢要調整下來（自然，這種模式應該易於調整）。這首先就防止了一個戰略地區——比如說歐洲——的協議被利用來加強另一地區——比如說蘇中邊界——的軍事力量。其次，建立在數量比較上的力量公平與否將排除從不同類型威力的角度來考慮——舉個例子，說多少組Abm（反彈道飛彈）相當於一艘巡洋艦，等等，這是很困難的。裁軍的下一步就是所有國家和所有戰略地區的成比例的、同時的軍事力量的下調。這麼一種兩階段「平衡」的裁軍方案將保證所有國家的持久和平，保證所有存在潛在對抗性危險地區的軍事力量之間一種相互聯繫的均衡，與此同時它也為作為軍事化後果而出現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提供了根本性的解決。一段時間以來，許許多多專家和政治家提出過相似的觀點，但迄今為止這並沒有取得多大的有意義的進展。然而，現在人類已經面臨著核爆炸大屠殺所造成的真正的被消滅的威脅，我希望人類理性將會毫不猶豫地採取這一步驟。根本的和均衡的裁軍實際上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它構成了解決世界面臨的威脅性和急迫性問題的多樣化的複雜進程的一個組成部分。國際關係上的一個新階段被稱為緩和，它看來以赫爾辛基會議而達到了頂點，它的確原則上為這個方向的進展開闢了一定的可能性。
赫爾辛基會議最後達成的協議有一處特別引起我們的注意，因為正式表述第一次注意到了途徑上的細微差別，這種表述上細微不同的途徑看來是解決國際安全問題唯一可能的方法。這個文件中有著在國際安全與保障人權、獲悉信息自由、遷移自由之間聯繫上範圍廣泛的宣布。這些權利由簽署國莊嚴的義務所保障。顯然，我們這裡還不是說一種保障了的結果，但我們能說新的可能性了。這種可能性只能由長時期的有計劃的活動來實現，在這個過程中，簽約國，尤其是民主國家應保持一種統一的、與之相吻合的態度。
這尤其與人權問題密切相關。我將用我演說的最後部分來談論它。我願意主要談談我自己的國家。在赫爾辛基會議以後的這幾個月里，在這個方向上完全沒有真正的進展。事實上，強硬派那一方在一些事例上的意圖表明是「把螺絲擰得更緊一些」。
涉及信息的國際交換，選擇居住國的自由，出國學習、工作、治療和一般旅遊等重要問題，也同樣是這種情況。為了給我的這種評價提供一些具體佐證，我願意給你們一些例子——隨便挑出來的一些例子，遠不是提供一幅完整的圖畫。
你們都知道，比我知道的更多，兒童，比如說丹麥兒童，可以騎上他們的自行車，騎到亞得里亞海。壓根就不會有人想到他們是「少年間諜」。但是，蘇聯兒童卻不被允許這樣做！我肯定你們都可以找出與這種或類似情況的一樣的例子。
如同你們知道的，聯合國大會因為社會主義國家那一部分的壓力，決定限制通過衛星傳播電視的自由。我相信，現在赫爾辛基大會開過了，該有著充分的理由重新處理這個問題了。對於億萬蘇聯公民來說，這既重要又有趣。
在蘇聯，假肢和類似的對病人的幫助很缺乏，但是沒有蘇聯病人——即使他可能接到了一家外國公司的正式邀請——會因回應這類邀請而被允許出國。
蘇聯的售報亭不賣外國的反共報紙，而且也不可能買到每期的共產黨刊物。甚
至信息性的刊物如《美國》也極難買到，它們只在很少的報攤上有售，而且馬上被急切的顧客一搶而空，這一般還要搭配那些賣不動的印刷品。
任何希望從蘇聯移居國外的人必須得到近親的正式邀請，對許多人來說這是無法解決的問題，比如，30萬希望到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去旅行的德國人—— 每年向德國的移民限額是5000人，這意味著一個人的計劃將不得不等上60年!這是一個巨大的悲劇。那些希望與非共產黨國家裡的友人團聚的人，處境尤其悲涼，他們沒有人為自己的申請移民案子辯護，在這樣的事情中，當局的裁定遙遙無期。
旅行的自由，選擇工作和居住地的自由，千百萬集體農莊工人仍然得不到這樣的權利。成千上萬的克里米亞韃靼人，他們30年前被殘酷地、野蠻地從克里米亞放逐，直至今天仍然沒有重返家園的權利。
赫爾辛基條約重申了良心自由的原則，但是，如果條約的內容要變為現實，還需要進行嚴峻的、不屈不撓的鬥爭。在蘇聯今天有成千上萬的人因其信仰而受到迫害，這既是通過法律機構的又是通過非法律機構的：因為他們的宗教信仰和他們想在宗教精神中將孩子帶大的願望；因為閱讀和傳播——這通常只是對一些熟人——不受政府歡迎的作品，而這些作品從一般的民主角度來看是完全正當的，比如宗教作品；還因為想要出國的願望。對那些在道義的角度上為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辯護的人、那些致力於發表和尤其是散布有關迫害與審判的消息、拘留營這類地方環境的消息的人，對他們的迫害是特別嚴重的。
一想起來就不能容忍的是，就在我們為這個慶典聚集在這個大廳內的這一刻，成千上萬的良心的囚犯正因營養不良而受苦，這是因為長時間的飢餓，由於他們日常伙食中幾乎完全沒有蛋白質和維他命，由於藥品短缺——禁止給犯人送維他命和藥品，由於過分的勞動。他們因寒冷、潮濕而顫抖，在光線陰暗的地牢裡精疲力竭。在這裡，為了自己的人性尊嚴和反對「灌輸機器」的信念，實質上是為了反對對他們靈魂的摧毀，他們被迫進行著無休止的鬥爭。集中營系統的特殊性質非常小心地隱藏著，有一些人承受著全部的折磨，因為他們拉開了帷幕暴露了這個，為他們揭露和控訴的真相提供了最好的證據。我們關於人類尊嚴的概念要求為了所有的犯人——不管他們有多大的罪，對這個體系立即進行改變。而那些無罪者的苦難又怎麼辦呢?最壞的是存在於特殊精神病院裡的地獄，它們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塞特沃維克、海蘭泡、喀山、切爾諾戈爾斯基、奧廖爾、列寧格勒、塔什干……
今天沒有時間供我來詳細描述一些特殊審判，或者是一些特殊囚徒的命運了。關於這個主題，有大量的作品。我請你們注意紐約年鑑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它專門出版蘇聯地下出版物《最新事件俯瞰》的選印本，它也出版同樣的新近事件的簡報。這裡，在這座大廳里，我只想提及一些我所認識的囚犯的名字。如你們昨天被告知的，我請你們記住，我的國家中所有良心的囚徒，所有的政治犯都與我分享諾貝爾和平獎的榮譽。
下面是部分我所認識的人的名字：
普利尤什、布科維斯基、格魯斯曼、莫羅斯、瑪麗婭。塞敏努娃、娜德什達．斯維特利什娜婭、斯特法尼亞·沙巴圖拉、伊利納』克利內茲一斯達斯夫、伊利納·塞尼克、尼約拉·薩杜奈特、阿奈特』卡拉佩蒂恩、奧斯波夫、克羅尼德·柳巴爾斯基、舒姆克、文斯、魯馬切克、考斯托夫、蘇珀芬、波萊蒂斯、西姆蒂斯、卡拉凡斯基、瓦勒里、馬爾特申科、舒切維奇、帕夫倫科夫、徹諾格拉斯、阿班欽、蘇斯倫斯基、梅謝納、斯維特利奇尼、索夫羅諾夫、羅德、沙基羅夫、海費茲、阿凡納舍夫、莫一丘恩、布特曼、魯基安南科、奧格爾佐夫、瑟吉延科、安東紐克、魯皮諾斯、魯班、普拉喬特紐克、科夫加、貝羅夫、伊格魯諾夫、索爾達托夫、米亞蒂克、基倫德、約什科維奇、茲多羅維、托夫馬揚、沙奇弗德揚、扎格羅比安、阿里基安、馬爾科申、阿爾沙基安、米羅斯卡斯、斯圖斯、斯維斯蒂尤克、錢迪巴、烏波什科、羅曼紐克、沃羅比沃夫、蓋爾、普羅紐克、格拉德科、馬爾切維斯基、格拉齊斯、普里什利亞克、薩佩利亞克、科利內茲、蘇普瑞、沃爾德曼、德米多夫、伯尼舒克、舍夫科維、戈巴蒂沃夫、伯喬夫、圖里克、澤科斯卡斯、伯龍欽、利索沃伊、佩特羅夫、奇卡林、戈羅德茨基、奇爾諾沃爾、巴拉科諾夫、邦達、卡林欽科、科羅敏、普盧姆帕、約格利斯、費多塞耶夫、奧薩德奇耶、布杜拉克一沙里京、馬卡倫科、馬爾欽、什特恩、拉扎·柳巴爾斯基、費爾德曼、羅伊特伯特、什科爾尼克、默齊恩科、費德羅夫、迪姆什茨、庫茲奈佐夫、門德萊維奇、阿爾特曼、彭森、諾奇、伍爾夫·佐爾曼森、伊茲賴爾。佐爾曼森，還有許多、許多其他人。在他們中間，被流放的是安那托利·馬爾特申科、納什皮茨和柴特萊納克。
馬斯塔發．德茨麥里夫、特瓦里耶夫和特維爾多赫列鮑夫在等待對他們的判決。沒有時間提到我所認識的那些囚犯的命運，而更多的我不認識，或是我沒有充分的材料。但是他們的名字都包括在我不得不講的這種情況內，我希望我沒有提到的那些名字寬恕我。每一個名字，無論提到還是沒有提到，代表了一個堅強和英雄般的人的命運，代表了多少年的苦難，多少年為了人的尊嚴的鬥爭。
對迫害持異議者這個問題的主要解決必須是建立在國際公約上的自由。所有政治犯的自由，所有關押在監獄、拘留營、精神病院內的良心囚犯的自由，如果必要的話，建立在聯合國大會通過的決議之上。這個建議並不涉及對任何國家內政的干涉，因為畢竟這是在同一基礎上適用於每一個國家：對蘇聯、對印度尼西亞、對智利、對南非共和國、對西班牙、巴西、對每一個其他國家。既然聯合國人權宣言已經宣布了對人權的保護，因此就沒有理由說它是純粹的內部或國內問題。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的目標，任何偉大的行動都是必要的，不管這道路看起來有多漫長。這條道路之漫長在最近聯合國的會議中已經明顯看出。在美國提出政治特赦議案的過程中，當某些國家試圖過分地擴大這個框架，以至於涉及大赦這個概念時，美國將這個提案撤了回去。我對發生這樣的事深表遺憾。這是一個不能撤回的問題。我深信，能夠使一定數量的人獲得自由還是好的——即使他們可能犯有這樣或那樣的罪，比將成千上萬的人關押起來遭受酷刑要好。
在不忽視對這個問題的全面解決的同時，我們今天必須為每一個反對非正義的囚犯、每一例對人權的違反而戰。我們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此。
我相信，在保衛人權的鬥爭中我們首先必須作為不同國家內政體的無辜受害者的保護者而行動，並不要求這些政體的毀滅，或者是對它們的全面譴責。我們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我們需要一個柔韌的、多元化的、寬容的社會，這種社會可以選擇性、試驗性地對所有社會制度的經驗作自由的、非教條主義的利用。什麼是緩和？什麼是和睦狀態？我們不對字眼關心，我們關心的是創造一個更好、更友善社會的願望，更好的世界秩序。
幾千年以前，人類部落在生存的搏鬥中備嘗困苦。在這種搏鬥中，重要的不僅是使用一根木棒，而且是掌握理性思維的能力，處理部落積累下來的知識與經驗，發展將提供與其他部落的合作的聯繫。今天整個人類也面臨著同樣的考驗。在無限的空間中必定存在著許多文明，它們中有一些也會比我們的文明更有智慧、更「成功」一些。我支持這樣一個宇宙學的假說，它宣布宇宙的發展是保持著它的基本特徵而無數次地重複的。這樣，其他的文明，包括那些更為「成功」的文明，將在宇宙這本大書「前面」和「後面」的書頁上無數次地存在。然而這不能導致將我們在自己這個世界上的神聖努力儘量縮減。在這個世界上，如同黑暗中朦朧的閃光，我們由黑暗的沒有意識的物質存在的無有中出現片刻。我們必須好好利用理性的要求，創造一個對得起我們自己，對得起那我們只是朦朧察覺到了其目標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