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共黨員被日共流放中國：三年大饑荒無可爭辯人禍

>> 校舍建在一片由圍牆隔開的田地上，門口有士兵站崗，完全與社會隔絕，宛如「桃花源」。生活很奢侈，餐桌上每餐必有上乘的魚、肉，紅腸、鹹魚籽等也常見，各種酒都有賣的。「每到星期六的晚上，校園裡到處聚集著醉醺醺的人們」。川口剛來時，對中國的實情還懵懂無知。後來接觸到中國社會基層的情況，便「痛感這段學校生活是在坐享中國人民的血汗成果」，「不能想像，在一個與現實社會隔絕的地方學習教條，能夠培養出真正的革命家」。 tw.aboluowang.com

>>1970 年，關於憲法修正草案的討論在全國展開。圍繞在憲法中保有人民的示威遊行權之「必要性」的問題，引發了一番討論。對草案中「工人有遊行示威的權利」一節，多數人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工人是主人翁。主人翁對誰遊行示威？無此必要」云云。對此，周總理說：「毛主席認為，如果中國將來變色了，工人們可以用遊行示威權與之進行鬥爭。因此，遊行示威權是必要的。」 tw.aboluowang.com

>> 就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的問題，川口認為：「不管如何強調『天災』，在四川的川西平原，根本不存在『天災』的因素，『人禍』乃無可爭辯。何以言之？川西平原當時並無水災，在被稱為『蜀犬吠日』的四川，儘管陰天頗多，但那時日照比較充足，晴天持續出現。由於有充足的岷江之水從灌縣的都江堰中引來灌溉川西平原的田疇，絕未發生過乾旱。按照古老的說法，日照之年若有水，則必定豐收。在全國範圍內，『天災』掩蓋了『人禍』，然而在天府之國，沒有人能接受『天災』的結論。」 tw.aboluowang.com

1956－1973：一個日共黨員在中國的傳奇 tw.aboluowang.com

1956 年3月，一個日本人攜眷來到中國，從此一住十八載，其間無法回國。夫婦更名改姓，喬裝成中國人，以「國家幹部」的身份，參加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在轟轟烈烈的、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社會實驗中，改造思想。從整風、反右、「大躍進」，到人民公社、反右傾機會主義、「四清」運動，直到在「文革」中，自己也被打倒。中日建交後的1973年12月，才輾轉回到自己的祖國。如此傳奇不是傳說中的日共「延安派」或日籍八路軍，而是發生在戰後中日間的一段真實故事…… tw.aboluowang.com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川口孝夫（Yoshio Kawaguchi），1921年出生於北海道上川郡士別村（現士別市）的一個農家，他原在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員會機關軍事部門工作。1953年8月，調到日共東京都委員會，因「白鳥事件」的關係，被分配到黨的非公開部門（當時的日共處於半地下狀態）。1955年7月，日共召開六中全會，兩派（主流派和反主流派）統一，黨的活動全面公開化。1956年3月，應組織上要求，離開日本，赴中國——從此開始了漫長的流放。 tw.aboluowang.com

緣起「白鳥事件」 tw.aboluowang.com

1952年1月21日晚，北海道札幌市警察署白鳥一雄警官騎自行車回家途中，遭人射殺。嫌疑人騎車逃遁。這就是日本當代史上的「白鳥事件」。 tw.aboluowang.com

「白鳥事件」是美國對日軍事占領後期的一樁典型的政治謀殺。被暗殺的白鳥一雄，戰時曾從事過以鎮壓左翼社運為目的的「特別高等警察」活動，戰後作為札幌警署的警備科長，負責對半合法化日共的對策，對赤色分子鎮壓沒商量，被日共看成是「兇惡敵人」。 tw.aboluowang.com

1949 年至1950年，日本政府根據美占領當局的指示，在全國範圍內大搞「赤色整肅」，將大批日共分子及其同情者開除公職，日共面臨空前的壓力。1951年10 月，日共召開五中全會，通過了旨在以武力革命奪取政權的「五一綱領」。在日共的策動下，「山村工作隊」遍布全國，一時間日本列島「武裝蜂起」，不無燎原之勢。僅在北海道一地，就發生過市民哄搶運煤列車的「紅燈事件」和在札幌市公所門前靜坐示威的「我們要年糕」事件，均遭警方的嚴酷彈壓，被認為是「始作俑者」的日共黨員多數被捕。對此，北海道地區的日共組織給包括白鳥一雄在內的「劊子手」們寄送了數以百計的寫有威脅性字句的明信片，以「恐怖反制」的方式展開了營救鬥爭。 tw.aboluowang.com

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白鳥事件」，日共自然成了首當其衝的嫌疑者。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無論是美占領當局，還是日本政府，對日共其實都有種除之而後快的心理，「白鳥事件」恰好為當局提供了一個絕好的鎮壓口實。受事件的牽連，逾50名日共黨員及其外圍分子被逮捕；被捕者中至少有3人自殺，或出獄後離奇死亡；超過三分之二的人承認與事件的關聯，並在成為檢方證人後脫黨；10 名黨員雖然倖免於被捕，但被認為與事件有關，因而被迫流亡中國，川口孝夫夫婦就是其中的兩位。 tw.aboluowang.com

五一慶典和「人民大學分校」 tw.aboluowang.com

剛到中國的時候，川口孝夫對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切都感到新鮮。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在日本，搞了6年反政府的地下活動。來到解放的新中國以後，我切身體會到一種仿佛頭頂的石頭被搬掉的解脫感，還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的差異」。 tw.aboluowang.com

抵京不久，正趕上1956年的五一勞動節，「這是在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度里度過的五一勞動節，我心中湧起由衷的喜悅」。當毛澤東和外國來賓蒞臨天安門城樓的時候，川口站在廣場「聽」城樓上面宣讀祝詞，「由於沒有翻譯在身旁，我聽不懂內容。然而，我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激動流貫全身，淚水涌了出來。」（見川口孝夫：《蜀國飄流記》，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2；下引本書，只注頁碼） tw.aboluowang.com

就在川口為社會主義中國五一節的盛況而感動不已的同時，日共開始了對他的審查。審查的主要內容有二：一是與「白鳥事件」的關係，二是與主流派（以志田重男、德田球一、野坂參三為代表，又稱所感派、志田派）的關係。隨著前日共軍事委員長、被看成是「極左冒險主義」代表人物的志田重男的下台（1956年1月），主流派受到清洗。當時作為日共代表駐北京的袴田裡見在1950年日共分裂時，屬於反主流派（由宮本顯治、志賀義雄為代表，又稱國際派）。對他來說，川口是反對派的人，需要「搶救」。審查的方式，是由袴田的部下、中國籍日共黨員羅明一周一次來川口下榻的中聯部招待所，在反覆聽取川口的陳述後，再讓他寫成報告。報告內容與前一次陳述稍有出入，「便會受到喋喋不休的責難」。川口覺得，如此審查，實無異於「侮辱」，後悔不該來中國。 tw.aboluowang.com

審查持續了兩個半月之久，6月，川口被羅明告知要去北京西郊的「學校」。甫一抵校，就被校長連貫告之：「形勢沒有根本的變化，不能回國。」川口追問何謂「形勢的根本變化」，連回答說，即「日本革命取得勝利的形勢變化」。至此，川口才明白，日共黨組織在他來中國前告訴他的所謂「在北京同黨的領導人見面後再決定具體工作內容」云云，純屬欺騙。在京期間，連袴田的影子都沒見過。「此時，我想索性豁出去了，心中充滿被黨所算計而產生的滿腔怒火。」 tw.aboluowang.com

學校名叫「中國人民大學分校」，校長由中聯部副部長連貫兼任；教學和科研由中方教師和日方助教來擔當；而教學的實權則掌握在蘇聯人手中。川口進校後發現，學校里有很多穿中山裝的日本人，不少人還認識。後來才知道，這裡的日本人大致有幾類：1.抗戰期間參加過八路軍的人；2.在滿鐵公司呆過的戰前左翼人士；3.1950年以後由日共從日本國內遣送過來的人；4.解放戰爭期間參加了解放軍的人；5.解放後留在中國的人。 tw.aboluowang.com

校舍建在一片由圍牆隔開的田地上，門口有士兵站崗，完全與社會隔絕，宛如「桃花源」。生活很奢侈，餐桌上每餐必有上乘的魚、肉，紅腸、鹹魚籽等也常見，各種酒都有賣的。「每到星期六的晚上，校園裡到處聚集著醉醺醺的人們」。川口剛來時，對中國的實情還懵懂無知。後來接觸到中國社會基層的情況，便「痛感這段學校生活是在坐享中國人民的血汗成果」，「不能想像，在一個與現實社會隔絕的地方學習教條，能夠培養出真正的革命家」。好在這所特殊的學校一年後就被關閉了。日本人學員或為回國而先期分散至內地各處，部分人則按組織上的命令被疏散到四川。川口夫婦屬於後者。 tw.aboluowang.com

從「七黨校」到「省黨校」 tw.aboluowang.com

1957 年盛夏，川口夫婦一行北京出發，經過7天的行程，抵達重慶火車站，中共中央第七中級黨校（簡稱「七黨校」）的人前來接站。然後又換乘汽車，奔赴目的地—— 位於重慶郊外歇子台的「七黨校」。在學校里，川口夫婦被起了中文名字，理由是「在共產黨的機關學校里，讓社會上知道有那麼些外國人呆在裡面影響不好」，川口取名田一民，其妻川口榮子被稱為李蓮英。從此，這兩個名字一直用到1973年這對患難夫婦回國之前。 tw.aboluowang.com

「七黨校」的校長是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後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龔逢春。校園內有數幢建築，巨大的坡地被竹林和樹叢包圍，上坡上有很大的池塘，宛如公園一般。校園東側有高級招待所，建在遠離公路的一塊開闊地上。1958年春，毛澤東曾下榻此處，但當時消息是絕密的。彼時，川口夜裡出來小解，見黨校幹部們正沿著與招待所鄰近的牆根一字排開，警戒森嚴，不覺大吃一驚。 tw.aboluowang.com

川口夫婦在歇子台生活了一年，親身經歷了整風、反右和除四害運動。眼瞅著身邊的高級幹部，一個個被打成「右派」，他感到困惑，「我完全沒有料到，黨內會有這麼多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而即使是作為一個日本人、旁觀者，這時也多少看透了「引蛇出洞」遊戲背後的機關：「『整風』初期宣稱『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然而等到讓人們充分發表意見後，負責此項運動的人就將當事人所發表的意見整理成材料，並將其定為『右派』。無論如何，當事者無法抹去蒙受欺騙而遭暗算的感覺。以後的運動大都蹈襲這種方法，並且愈演愈烈……從這時候開始，在中國共產黨內，民主制度開始逐步喪失。」 tw.aboluowang.com

1958 年，因中共西南局建製取消，歇子台的「七黨校」被遷往成都，與中共四川省委黨校合併，統稱「省黨校」。由於幹部們都作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工作隊員已前往農村，學校處於閒散狀態。川口覺得既然不知道何時才能回國，便不能孤立於中國社會，而應該儘可能地深入下去。為此，「除了同中國人『同吃、同住、同勞動』以外別無他法」。他還要求工資待遇與中國同事「一視同仁」。因此，老田（川口）被定為行政17級，每月工資是92元；妻子李蓮英被定為19級，月薪 78元。倆人月薪合計170元，「過普通生活綽綽有餘，還能存錢」。同時，老田還能享受專門對外賓的肉類特供。這種幹部待遇一直保持到夫婦離開中國回國時。 tw.aboluowang.com

川口夫婦在「省黨校」一直待到1969年，度過了11年的歲月。從1958年到 1960年的3年間，以省委黨校工作組的名義下基層，參加勞動，親歷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目睹大量嚴酷的社會現實，「思想上充滿巨大的矛盾」。 1960年以後，糧食短缺問題更趨嚴重。在鄉下，一隻鵝賣到10元錢。物價上漲，通貨膨脹，物資供給嚴重匱乏，有錢也買不到東西，以至於在城裡，「黃牛」 開始在暗地裡活躍起來。為了解決通貨膨脹，回收流通在市面上的人民幣，在物資供應極度短缺的情況下，高級糖果、香腸、點心以高於普通市價10倍的價格出售。在成都，解放前就很有名氣的耀華餐廳，居然推出了100元一桌的超豪華宴席。「然而，貨幣回籠並未收到預期效果」。 tw.aboluowang.com

就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的問題，川口認為：「不管如何強調『天災』，在四川的川西平原，根本不存在『天災』的因素，『人禍』乃無可爭辯。何以言之？川西平原當時並無水災，在被稱為『蜀犬吠日』的四川，儘管陰天頗多，但那時日照比較充足，晴天持續出現。由於有充足的岷江之水從灌縣的都江堰中引來灌溉川西平原的田疇，絕未發生過乾旱。按照古老的說法，日照之年若有水，則必定豐收。在全國範圍內，『天災』掩蓋了『人禍』，然而在天府之國，沒有人能接受『天災』的結論。」 tw.aboluowang.com

「四清」及「小四清」運動 tw.aboluowang.com

1963 年秋天，川口被下放到彭縣（現彭州市）農村，參加「四清」運動及後來的「小四清」運動。先是漫長的學習，召開全縣四級幹部大會，領會中央精神和運動的意義。學習討論的核心問題是「當前中國社會出現的嚴酷尖銳的階級鬥爭的狀況」，此乃發動「四清」運動的前提。會議對毛澤東所謂全國有三分之一的政權掌握在敵人及其同盟者手中，在黨和政府中，也存在他們的代理人的討論，令川口聯想起1951年日共討論「新綱領」時的往事。該綱領認定，日本農村依然存在著封建地主制度。但川口作為出身於北海道農村的人，憑自己的經驗和直覺認為，「其他地方不太清楚，不過我所在的地方已不存在地主制度」，卻遭到日共領導層的批判，被斥為「只看到表面而看不到本質的右傾觀點」。雖然此一時彼一時，從國度、政黨，到歷史、現實都不同，但某種思維方式上的教條主義和對待不同意見的態度，令川口覺得「一旦『左』起來，中國和日本沒有兩樣」。 tw.aboluow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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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尺公社，川口還參加了被「四清」運動指揮部定性為「喪失黨員立場的變質分子」的批鬥會。雖然參加過黨校的批鬥會，但直接參加基層的運動還是頭一次。當地人都講彭縣方言，中文水平有限的老田聽得一頭霧水，即使由工作隊的幹部翻譯成普通話，也只能勉強聽懂一半。結果，老田只有從早到晚，一個勁地吸菸。但他懂得中國人以香菸代替寒暄的習慣，於是在會上給大家敬煙，同時也接受別人遞的煙。老田抽的是「大重九」，一次就發光兩包，而接受的則是「葉子煙」。所謂「葉子煙」是將乾燥後的菸葉捲成筒狀，然後塞進手工製作的竹煙筒中來吸的煙，勁很大，老田抽不慣，覺得自己「在遞煙的交往中便首先敗下陣來」。 tw.aboluowang.com

川口為自己確立了「融入中國社會，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目標。「但是在中國社會，為了在一個地方長期呆下去，如果不找點事做，不掛個一官半職，則工作難以開展。而且，根據所任職務的高低，其相應的工作範圍也被確定。」基於這種理由，1964年1月，通過相應的組織程序，川口被任命為彭縣農業局副局長，分管農業技術方面的工作。在農業局，知道老田是日本人的，只有正局長一個人。當了官，待遇也相應得到改善：縣政府為他提供了一套兩間的用房，10平方米的一間是辦公室，8平方米的一間是寢室。同一個院裡，還住著縣長和副縣長。 tw.aboluowang.com

在彭縣的「小四清」運動中，其他4名正副局長一個個被打倒，只有川口倖免於難。原因是他上任伊始，縣委曾發出一條指示：田副局長不屬於批判對象。老田一邊參加運動，一邊勉力維持機關里的日常工作。曾解救了一對在同一機關工作、因所謂「歷史問題」而遭輪番批鬥，乃至精神崩潰至自殺邊緣的職員夫婦。「四清」運動後期，鑑於運動的擴大化給地方尤其是農村工作所帶來的混亂局面，1964年底至翌年初在北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的決議（即《二十三條》），糾正了一些運動中過激的地方，機關和農村的秩序暫時得以恢復。局長被解放後，淚流滿面地對老田說：「是毛主席救了我的命。」可包括老田在內的基層幹部們誰會料到：「通過《二十三條》被毛澤東救了命的幹部們一年後又被毛澤東打倒。正是這個『小四清』運動，確實成為翌年發動的『文革』的預演。」 tw.aboluowang.com

在「文革」的激流中 tw.aboluowang.com

1966 年5月，川口被從彭縣召回成都的省黨校，因為「文革」開始了。旋即又被在北京的日共代表砂間一良叫去北京。到了北京才知道，日共噎與中共對立。在上海，日共領導人宮本顯治與毛澤東的會談破裂。因此，原定由劉少奇和宮本發表的共同聲明也胎死腹中。作為日共代表的砂間當然與宮本持相同立場。而此前的黨代表羅明此時則因贊成中共觀點被解除了代表職務。川口被要求表態、站隊。 tw.aboluowang.com

中日兩黨的分歧主要在兩點：第一，是哲學上的「一分為二」，還是「合二為一」？第二，是在政治上，對暴力革命必要性的態度和對蘇聯的評價及政策。日共的立場是「合二為一」，否定暴力革命並同蘇聯修正主義妥協。雖然當時川口對「文革」的極左路線抱有一定的疑問，可是在兩黨的對立問題上，仍然選擇挺中共、反日共。認為日共是修正主義的墮落。這種站隊非同小可，意味著要同自己所屬的黨的中央作對。但川口的態度很堅決，回成都後，又聯繫了其他的日共黨員，大家一致反對日共，並研究、確立了鬥爭方針：會見駐北京的黨代表砂間，闡明日共的錯誤。 tw.aboluowang.com

川口來華後，雖然積極參加了從「大躍進」到「四清」等一系列的政治活動，但那基本上是為了讓自己融入中國社會，更深地了解中國的國情。而此次到北京來實際參與了對日共的鬥爭之後，覺得可以此為契機謀求回國。抱著這樣的想法，自然從意識上跟以前有了一定的「溫差」，「無論如何，我都避免不了採取旁觀者的態度」。 tw.aboluowang.com

1966 年10月1日，川口有幸被邀請出席了國慶節慶典，就坐於城樓下方西側的觀禮台上，親眼目睹了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盛大場面。毛還未出現，從長安街東側進入廣場準備接受檢閱的紅衛兵隊伍就開始高喊：「我們要見毛主席！我們要見毛主席！」邊喊口號邊緩慢向前挪動。周總理聲嘶力竭地反覆喊話：「同志們，不要停下，往前走！不要停下，往前走！」但當毛出現在城樓上的一刻，噎走過中心線的隊伍又逆人潮而返，狂熱地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周恩來拼死呼籲隊伍前進，隊伍才稍稍往前移動些許。川口被「民眾對毛的信仰、崇拜的能量所壓倒的同時，在觀禮台上深深感受到了毛澤東擁有的使民眾如此狂熱的神奇魔力」。 tw.aboluowang.com

晚上，川口等人被安排與勞動模範們一起觀看焰火晚會，川口剛好與 「鐵人」王進喜同桌而坐。王給川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非常樸素，從談話中可以知道是一個有堅定信念的人。」王大約聽出他的中文有點彆扭，問他：「是外國人？」川口答道：「不是。」但宴會結束後，從人民大會堂出來，正好陳永貴也步出會堂。幾位日本貴賓覺得，「如果王進喜是中國工人的代表的話，那麼陳永貴就是中國農民的代表」，於是紛紛奔上去握手。「但在握手的剎那間，我感到有些困惑。之後，不知誰嘀咕道：『他的手怎麼軟乎乎的？』」川口是北海道農家出身的日共黨員，基於過去的經驗，對農民有著固定的想像。「這種感覺與頭戴白頭巾，耕田犁地的純粹農民的手相去甚遠。見面的印象遠不如和王進喜見面時那樣令人激動，只給我留下某種難以言喻的不太愉快的感覺。」 tw.aboluowang.com

1967 年3月，上海剛剛發生過被稱為「一月風暴」的奪權革命，包括川口在內的外賓參觀團赴上海視察「文革」現狀。當時，一行人被置於大權在握的中聯部「造反總部」的管轄之下。為了視察活動的方便，成行前特意索要了「造反總部」後台老板康生的墨跡。據說到地方，只要康老打了招呼，便會受到熱情款待。抵上海翌日，便受到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張春橋、副主任姚文元、常委徐景賢的接見。張春橋致了歡迎辭後便匆匆離去，川口覺得他是個「待人冷淡的男人」。姚文元則花一天的時間為一行人介紹了上海「文革」的情況。姚的報告「非常詳實，充滿激情」。接下來，一行人赴上海港參觀。出面負責為外賓介紹情況的是一位年僅17歲的紅衛兵，這也是姚津津樂道的「成果」。紅衛兵得意地為一行人介紹他們如何從「保皇派」那裡奪權後克服了「經濟掛帥」，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等等。但川口懷疑：「這樣一個孩子真能夠領導這麼大的港區麼？」 tw.aboluowang.com

1967 年1月27日，在北京的日共左派發表了同宮本顯治所主導的日共的決裂聲明。日共迅速作出反應，在機關刊物《赤旗報》上刊發了對這些造反派成員開除出黨的決定。2月，在北京的日共造反組織內又有人起來造羅明的反，發展到召開批羅大會。羅被中聯部弄到「十八處」保護起來。 tw.aboluowang.com

8 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把日共定性為「現代修正主義」，中日兩共產黨的對立升級。在這種情況下，日共決定將在北京的黨代表砂間良一和《赤旗報》特派員紺野純一調回日本。二人預定於8月4日乘朝鮮航班離京經平壤回國，中方在前一天安排紺野在北京機場住了一宿。但3日晚，北京方面突然決定批判紺野，正在接受批判的川口也被要求參加了紺野的批鬥會。但紺野本人毫不示弱，針鋒相對，結果批鬥會無果而終。 tw.aboluowang.com

翌日，在首都機場又召開了以「人大三紅」（人民大學第三紅衛兵司令部）為核心的各大學紅衛兵組織的批斗大會，規模很大。為此，川口等人將砂間從「十八處」帶到機場。快到機場的時候，與正往這邊趕來的日本「山口左派」一干人遭遇，砂間被搶走，押到機場候機廳開始批判。川口親眼目睹了暴力批鬥的一幕：「與其說是批判，不如說是人身侮辱。中國紅衛兵和日本各左派成員從砂間的口袋裡掏出翡翠，擱在他的頭上，反覆批判砂間和日共。最初計劃是批判大會進行一小時左右，之後讓砂間等乘飛機去朝鮮。但是朝鮮的飛行員對中國的這一野蠻的批判方式表示抗議，拒絕起飛，因此，批判大會竟持續了三小時以上。砂間不斷被人們推推搡搡，終於挺不住了……時間一長，批判的方式開始升級，從推搡進而發展為拳打腳踢。」中聯部日本處的人著了慌，周總理對事態也很憂慮，嚴厲指示：「開大會可以，但時間要短，不能用暴力。」中聯部的人要求保護砂間不要受傷，不能出人命。於是，川口等人設法靠近砂間，將他圍在中間。「然而這樣一來，我們則必須忍受周圍紅衛兵的推擠和敲打。」 tw.aboluowang.com

批判大會終於快挨到了尾聲，砂間好不容易開始向飛機舷梯移動，接著又是一陣騷動。「他從機場大廳出來時，就被兩旁排列的紅衛兵毆打，挪向飛機舷梯時，連老太太都在敲打他，小孩子們罵道：『你是狗，爬著走！』砂間被孩子們敲打著，被逼得最終在地上爬行……好不容易到達朝鮮平壤，據說紺野和砂間的肋骨都受了傷。」（p108） tw.aboluowang.com

對這種赤裸裸的濫用暴力，即使在北京的日共左派中，也不乏質疑的聲音。但這些人往往被批判、被孤立。就連川口自己，雖然「也認為那種批判大會太過無情，但嘴裡沒敢說出來」。 tw.aboluowang.com

從「三線」疏散到返回成都 tw.aboluowang.com

1969年10月，北京發出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即所謂「一號號令」），引起各方震動。全國黨政幹部及其家屬開始疏散，外國人也不例外。川口等長期生活在成都的外國人，被疏散到樂至縣。 tw.aboluowang.com

1970 年，關於憲法修正草案的討論在全國展開。圍繞在憲法中保有人民的示威遊行權之「必要性」的問題，引發了一番討論。對草案中「工人有遊行示威的權利」一節，多數人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工人是主人翁。主人翁對誰遊行示威？無此必要」云云。對此，周總理說：「毛主席認為，如果中國將來變色了，工人們可以用遊行示威權與之進行鬥爭。因此，遊行示威權是必要的。」（p124）而與此同時，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上，圍繞設與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與毛澤東之間的暗鬥走向公開化。對於當時在縣農機廠勞動的川口來說，儘管有權參加關於憲法修正案的討論，但中共高層內部的鬥爭，則是無從知曉的。後來在回憶錄中有所涉及，想必是他後來自己反思、學習的結果。 tw.aboluowang.com

1971年4月，川口夫婦終於離開樂至返回成都，設籍於紅旗柴油機廠。這是一家有五千多名幹部和工人的國企，加上家屬，有一萬多人生活在廠區，儼然一個小鎮。川口被分配在工具車間鉗工夾具班，主要工作是修理氣錘。他一邊在廠里勞動，一邊著手與有關方面商討回國的問題。 tw.aboluowang.com

進廠不久，關於林彪事件的各種小道消息便不脛而走，川口自然多少有所耳聞。隨後，層層傳達了中央《關於林彪叛國投敵的通知》。接著，又下發了《關於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的學習材料，由此展開了全國性的學習和批判運動。但不知為什麼，從這以後，外國人不再被允許參加學習討論會。 tw.aboluowang.com

1972 年2月，尼克森閃電訪華，舉世震驚，也在全國的工廠、學校、農村中掀起了輿論的波瀾，多數群眾對中央的「腦筋急轉彎」持有疑問。於是，上方傳達了周總理的講話以消除群眾的疑慮。談話內容大致有兩點：一是利用美蘇間的矛盾，使其相互牽制，從而緩解中國的壓力；二是通過與美建交，增進中美兩國人民的往來，加深友好。 tw.aboluowang.com

殊不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的訪華激起了更大的輿論反響。川口的同事、一位女師傅情緒激動地說：「田中是侵略者的代表，是反動的。日本鬼子在我們村焚燒房屋，強姦婦女，用刺刀刺死嬰兒後拋向空中，殺人掠貨。邀請那麼反動的現行當權者田中，我要對毛主席、周總理講，我反對！」對此，再次傳達了周總理講話，大意無非是說利用美日矛盾，對削弱敵人力量、增強人民的團結有利云云。1972年9月底，田中來華，中日兩國正式復交。不久，工廠放電影，放映「正片」之前加映田中訪華的新聞記錄片。川口也搬把椅子坐在露天球場上觀看。當銀幕上出現田中在北京機場檢閱解放軍儀仗隊，接著軍樂團奏起日本國歌《君之代》、「日之丸」旗徐徐升起的畫面的時候，「突然，放映場內人聲鼎沸，被一種異樣的氣氛所籠罩。那是一種難以形容的氣氛。我感到了某種被侵略民族對侵略者的仇視、怨恨的巨大壓力」。 tw.aboluowang.com

踏上歸國之旅 tw.aboluowang.com

1972 年，隨著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川口夫婦的回國事宜突然開始峰迴路轉。1973年11月，中聯部通知川口夫婦進京。在北京見到了受日共委託來華協調有關工作的日中友好協會秘書長三好一。在三好的帶領下，川口向日本駐華大使館領事部提交了赴日簽證申請書。這是川口自1951年後（即「白鳥事件」發生後）22年來第一次使用自己的原名川口孝夫，「我當時與其說感慨萬千，毋寧說湧起一股奇妙的心緒」。使館的簽證官問道：「何時，從何處來到中國的？」川口自然無法作答，便反問道：「難道不回答這些問題就不讓我回國嗎？」官員沉默了……如此簡單就拿到了簽證，川口甚至有些掃興。 tw.aboluowang.com

1973 年12月11日，川口夫婦從天津港乘「聖山丸」啟程回國，中聯部幹部段元培特來送行。少小離家老大回，「我把壯年時代的18年歲月留在了中國，53歲時終於重返故鄉，當時心中真是無限感傷」，「對我而言，回國並不單純是返回故鄉，而意味著從人為的桎梏中被解放出來」。川口對自己從1950年起從事反政府地下活動，乃至「全部的生活完全從屬於黨」這點，始終無怨無悔，但卻對流放中國十八載的事實難以釋然，因為「絕非我的意願，而是被黨（編者註：川口此處指的是日共）所欺騙，幾近被強迫的結果」。 tw.aboluowang.com

川口夫婦被流放的18年，恰好是日本完成了戰後復興，經濟高度增長，一路坐大到經濟大國的時期，也與日共放棄武裝奪權路線，走議會鬥爭道路，從「革命黨」轉型為 「生活黨」的時間大致重合。川口作為一名日共黨員，信仰真誠，黨性純潔，具有濃烈的理想主義氣質，僅僅因為早年被捲入一個真相至今仍撲朔迷離的歷史事件（「白鳥事件」）而蒙受不白之冤，為維護所謂「黨的利益、革命的利益」，被組織上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放逐海外，在中國最動盪的「革命」歲月里，隱姓埋名，顛沛流離，隨波逐流，以至於後半生的軌跡完全被改寫，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既是川口個人的悲劇，也是歷史的悲劇、中日兩個社會的悲劇和政治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