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因房價而焦慮

 

從去年下半年以來，中央政府就加大了房地產調控力度。除了政策性壓制房價以外，還配合以貨幣收縮（而非緊縮）政策，如今年一月十四日上調了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使之達到百分之十九。但是，房價並未給收縮政策及房價壓制政策以正面回報，相反，二月十九日公布的全國七十個大中城市抽樣房價還出現了上漲趨勢。

 

在北京市政府推出極為嚴厲也帶有全國示範效應的「十五條」之後，央行在二月二十四日再次上調零點五個百分點的準備金率。

 

從純理論上講，中央政府完全可以實行收儲政策，就像收購糧食而後儲備那樣，把市場上有價無市的那部分空房收購百分之七十上來，而後再低價賣給低收入購房者。然而，中央政府好大喜功，開大項目投入降下來很難。不僅在國內大修高鐵之類的巨額低效投資，而且還在全球修高鐵，藉口是容易進口外部資源。

 

實施擴張型貨幣政策，過去兩年，累計信貸投放量高達十七點九萬億。之於十七萬億的存量，貨幣政策的收縮效果累計也回收了不到一萬個億的貨幣供應量，這樣收縮政​​策宣傳意義遠大於實際效果。還有，今年一月份信貸投放猛增一萬二千億，說明擴張政策帶來的市場需求還很大。除非到下半年銀行完全停止放貸，才有初見的收縮效果。

 

「土地財政」走上不歸路

 

中國房價問題背後是中央與地方關係悖論，即中央財權大事權小，而地方則是財權小事權大。為解決過多承擔的事權，加上政府人員基數龐大（俗稱「吃飯財政」），地方政府必然會堅持尋求快捷財政收入的路子。有官方學者估計，地方財政收入中的「土地財政」即賣地收入占到百分之四十。上海與北京的二○一○年度政府賣地收入均超過了一千億人民幣，而全國的同類收入總和高達二點七萬億之巨。

 

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極大地加大了建築成本，進而推高了住房價格。在另一端，如果真如一些官媒所說的未來房地產市場將會出現價量齊跌的狀況，那麼，百分之六十以上三四線城市的政府將處於破產狀態，以至於無法運行。事實上，中國普通百姓尤其低收入群體的房價認知是「不再漲了，就可以」。但是，漲與不漲不取決於百姓的願望，而取決於中央與地方長期以來的財權與事權關係，以及能否有一個統一的政策壓縮政府成本。

 

地方官員都知道「圈農上樓」的土地指標置換是喪良心的辦法，而且中央方面也聲稱要嚴查。但是，在良心與風險之外還有「吃飯財政」的壓力，還有開支巨大的公車支出不可消減。去年一年，全國的公車開支高達兩千億。其中有一千四百餘億在地方，地方有一千億的公車支出來自賣地收入。一些聰明的地方政府為了。逃避中央政策追究，就把「圈農上樓」美化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並拿到省級批文但是，就算是中央的批文也難免遭到農民的抵抗，結果是：你圈你的地，我種我的田。

 

反農地資本化是危機原因之一

 

貨幣政策註定要失敗，而且會敗得很慘，這是因為中國城市化的方向從初始就出現了巨大失誤。小城升為大城，大城高喊國際化，致使本有巨大缺陷的戶口政策放大成社會不公的​​一個制度性悖論。

 

而正確的，至少是與「大城化」相配套的二元路線應當是：第一，努力發展小型城市化即鄉鎮城市化，給農民創造「離土不離鄉」的多元收入可能;第二，是農地資本化即農民可以用土地當資本進行投資，比方說自然集市的小城市化，農民地價可以當投資與開發商合作建房，如此，全國平均房價就會降下來，而且不會造成人口過度向大城市集中的後果。

 

但是，這會涉及到修憲問題，即憲法明確規定農地權屬在農民。連普世價值都被批判的政治文化里，有誰敢主張土地私有化呢？有體制內學者積極主張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但是修憲的聲音卻不曾發出。中國社會結構的最後調整到了非經歷一場巨大經濟危機而不能的地步。

 

中國通脹必是全球風險

 

中國通脹與全球風險的關係並非我的獨特預見，早在去年十二月中旬就有美國經濟學者伯特‧多門，在「中國即將到來的噩夢」一文中指出：中國大量購買國際上的農礦產品，會造成全球物價上漲。

 

這只是問題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問題是：。其一，中國外匯管理當局一直測算不準的熱錢會在短時間流走，進入歐美市場，並帶動東南亞存量熱錢出逃，從而給東南亞股市以災難性的打擊;其二，房地產價格的非市場化下降不會改變就業者的工資期望，同時，政府也希望農民工高企的工資要求擠走一部分低端行業的外資，而雙重作用的結果是工資成本在今年下半年會出現估計上漲百分之三十的增幅，結果是新興經濟體中的工資水平一致堅挺;其三，中國在貨幣收縮政策不見效的情況下，會採取信貸一刀切的停貸政策，結果之一是容納歐美進口產品的市場大幅縮小，進而重挫美國剛見抬頭的製造業復甦，導致美國經濟再次的危機性大波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