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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中國民主黨派的變遷

———2007年8月18日三味書屋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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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民主黨派的改造是成功的,把它變成了馴服工具。這是一個成功,同時也是一種失敗。同盟者變成聽話的僕從後,就不會進行有效的監督和提出善意的建議。執政黨只能獨自面對改革和政治生活中的內外壓力,不再有一個緩衝力量折衝其間。


  各位下午好。今天的話題不一定有那麼強的故事性,而且時間的跨度比較大,我會從60多年前一直說到現在,有可能說得不夠全面,我講完以後大家還可以繼續交流。
                        
  我們今天講的主題是中國民主黨派的變遷。在切入主題之前,我首先,想對黨這個詞做一點分析。我想我們這幾十年來所理解的政黨,和通常使用的黨派概念略有不同。如果按照政治學解釋,黨派或者說是政黨,應有獨立的政治主張、自己的組織機構和獨立的經費來源,而且應有自己的代表性,就是說它代表了某些社會階層和利益集團的共同利益。它要為這部分人說話,爭取他們的權利。比照這個概念,以今天看來,現有的各民主黨派就不具備這些明顯特徵。但是他們曾經不是這樣,這是我對政黨的一個初步觀察。再說說這個黨字,黨字的繁體字是「尚+黑」,《論語》版本中的注釋是「相助匿非曰黨」,也就是互相幫助做壞事,而且是不公開地進行。所以在古漢語裡黨這個詞,含有貶義,不像我們今天理解的黨是那麼偉大。但是我們也不能說,這個黨字完全沒有中性的意思。古人對黨字也有很多解釋,比如「君子群而不黨」,就是說在一起結黨的人,可能就不是君子,這裡多少還有點貶義的意味。當然也有「鄉黨」這個詞,這個詞就比較中性,表示居住的比較近,現在陝西方言裡可能還有鄉黨這個詞的存在。如果單就漢語概念,貶義居多。如,「黨同伐異」、「結黨營私」等等,這些都是對黨字貶義的解釋。
                        
  現在,再來分析中國近代的政黨。中國近代的政黨,在我看來有濃厚的會黨成份,不符合現代意義上的政黨特徵。追溯以往,中國歷史上的政治結社大體上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農民結社。就是以秘密結社的方式反抗官府,有些還帶有明顯的宗教色彩,這種組織往往成為農民暴動的策劃者和組織者;另一種是知識分子結社。這種形式在歷史上可以看到很多。比如,東漢黨人就是知識分子結社,組織形式比較鬆散,相互間有一定的共同政治主張,也有自己的一些政治目標,試圖推翻宦官政治的。唐代也有清流黨,再往後像宋代也有所謂元祐黨人,到了明代就更多了,如東林黨以及後來的復社,都屬於知識分子結社這種類型。明代的這種結社,在明亡之時,出現重新組合的趨勢,就是說知識分子同農民民間會社的融合。這個融合是什麼呢?那時的民族矛盾,是反清復明。知識分子不見得有那麼多槍桿子,沒有武裝力量。像黃宗羲、顧炎武、朱舜水、傅青主,這些大知識分子實際上就是在民間搞秘密結社,也就是我們後來所說的會黨,即三合會、洪門這些秘密團體的由來。知識分子參與其間,同民間反清勢力的結合,從事反對清王朝統治的活動,這是一種新的組合形式。原有的那種農民的秘密結社還繼續存在,比如白蓮教。白蓮教從遼代到清代持續活動了很長時間,它們還帶有一種民間的秘密宗教的色彩。清嘉慶年間的林清、李文成起義,實際上就是白蓮教的支脈。還有像義和團,它也有白蓮教的血統。源於明末清初的洪門,後來在太平天國運動中也能看到它們的影子。太平天國雖然藉助了西方宗教的形式,但在組織形式上,甚至同天地會(洪門各流派,對外均稱天地會)保持非常密切的聯繫。民國著名的清史學家蕭一山先生曾經論述過這些問題,他認為,白蓮教演變成了義和團,天地會演變成了革命黨。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清末反清革命,包括同盟會的組成,也是採用知識分子同民間秘密結社的融合方式。這種方式很有趣,你看結成同盟會的這幾個團體,比如興中會是湖南的,它的背景是洪門,還有哥老會也被同盟會的反清勢力結合了。從這種組織形式來看,此後演變成近代政黨的時候還帶有相當濃厚的會黨色彩。會黨色彩是指組織方式是家長制,它是有山門的,而且在這山門裡另有山頭,分成不同的各派。在它的內部有比較嚴密的組織紀律,也有幫規。如果違反幫規,就通過嚴格的措施處置內部叛徒。
以這一套辦法觀察近代的政黨,你就會發現這些東西全都承襲下來了。政黨內部也有嚴密的組織,也有殘酷鬥爭,存在著無情打擊。對外又很團結,內部的事務按本幫的幫規處理,外人不得插手。  
                      
  現在讓我們反思這套組織形式。國民黨成立的時候,又加入一個東西,就是列寧式政黨的組織形式。這種形式同西方政黨那種比較鬆散的結構不同。比如在美國,這一屆登記選民,我登記共和黨,下一屆我覺得民主黨好,就說我是民主黨,它沒有嚴格的程序,也不用宣誓,組織很鬆散。但是國民黨形成的時候不是這樣,既承襲了原來中國傳統會黨的這套組織形式,又以俄為師,接受了列寧的這一套,對自己的政党進行規範。在這一點上,國共兩黨都是一樣的,都是列寧式政黨。所以,我們觀察國共兩黨,就會發現他們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當然,這個話題扯的比較遠了。再回過頭來說民主黨派。
                        
  民主黨派這種色彩相對淡點,比較接近西方政黨。民主黨派在主張上普遍採用西方的,推行民主憲政,要求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民主黨派是從民國初年開始形成的。在第一屆國會召開的時候就出現了很多政黨,這些政黨有的就延續下來。現在大家已經不太注意的一個叫國社黨(國家社會黨),它的領導人是張君勱,後來改稱民社黨(民主社會黨)。民社黨由國社黨和海外的「民主憲政黨」合併而成,1946年8月15日成立於上海,自稱「以民主方法實現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為宗旨。他們在血脈上是相同的,都是由原來主張君主立憲發展來的。還有一些政黨,像五四時期的所謂「少年中國學會」這些人,他們後來發展成青年黨,但不是全部,因為少年中國學會此後也走向分化。曾琦、左舜生、李璜曾經創辦《醒獅周報》雜誌,大體上就是這個系統的人,後來他們組成了青年黨。再晚一些,又產生了我們看到的農工民主黨,又叫第三黨。第三黨派是怎麼形成的?它是在大革命接近失敗、國共即將分裂的背景下,由部分脫離中共的人士和一些國民黨左派組合而成,政治主張既不贊成國民黨,也不贊同共產黨,是為第三黨。其當時的主要領導人是譚平山,譚平山是一個兼跨國共兩黨的人物,雖然他是共產黨員,但脫離了共產黨。譚平山之後的主持者就是鄧演達,後來被蔣介石殺害,其後的領導人是章伯鈞。雖然這部分人既不贊成國民黨,也不贊成共產黨,但他們還忠於一些在國共合作時期社會改造的理念,比較接近社會主義,與現在國外的社會民主黨的主張相似,所不同的是他們也搞武裝鬥爭。還有一些政黨因為非常多,我不能盡述。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政黨就是致公黨。它實際來源於洪門。在國父孫中山先生在美洲華僑中串聯鬧革命的時候,他曾是美洲洪門致公堂的紅棍。所謂紅棍,就是幫會執法者,職掌懲罰。孫中山本身是革命家,但有些著作認為孫先生也是黑社會人物,我們現在看很多革命家可能都是來自黑社會,都會搞恐怖活動,至少在那個年代是這樣。義大利的燒炭黨,性質上也是秘密會社,不過它有政治主張,不像如今的黑手黨,只以謀取經濟利益為目標。中國洪門這一系也是如此,它也干一些非法的事,但它有一個反清復明的主張。因此,在這個前提下,孫中山把他們團結起來,共同推翻滿清王朝。
                        
  致公黨創始人是陳炯明,孫中山同陳炯明反目後,陳炯明就創建了致公黨,目的是團結海內外的袍澤實現他們的政治主張。陳炯明與孫中山不同,孫中山主張武力統一,而陳炯明主張聯省自治,所謂「聯省自治」就相當於聯邦制的國體形式。致公黨會黨色彩比較濃厚,與其他的知識分子政黨有所不同。我現在已經說了幾個黨,有些在歷史長河中消失了,或者到了海外。下面,我們就談談還繼續存在的政黨情況。這就要從抗戰時期說起。
                        
  現在最主要的一個民主黨派就是民盟。它是由「三黨三派」組成的,三黨就是剛才講的,一個青年黨、一個民社黨、一個第三黨。三派是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派、黃炎培的職業教育社派和沈鈞儒的救國會派。救國會派形成於抗戰爆發前,於1935年底成立。這個「三黨三派」在抗戰爆發以後都參加了國民參政會。他們的領導人有很多都是國民參政員。這些人希望在國共兩黨之外形成一個第三勢力來制衡國共兩黨,所以,他們在1939年就有了一個組合,一些主要的國民參政員和少數無黨派參政員發起創建了「統一建國同志會」,「統一建國同志會」後來又發展成「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最後發展成「民主同盟」。這是現有的民主黨派里一個主要黨派的來源,它的成分主要是一些崇尚西方民主理念的知識分子,他們希望能夠在國共兩黨之間起到制衡作用,並推動中國走向民主憲政。在抗戰時期,曾經有過兩次民主憲政運動,這兩次運動的發起都與第三勢力黨派有著很大關係。
                        
  在抗戰行將結束之時,政治家們都在思考中國未來走向的問題。蔣介石讓陶希聖給他寫了一本《中國之命運》,陶希聖在書中提出了一套中國未來的建設規劃。當然,張君勱先生對中國未來憲政規劃也做出了很大貢獻,他早年追隨梁啓超從事立憲活動,是政聞社的骨幹人物。自上世紀30年代起,他又先後組建或參與組建中國國家社會黨、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和中國民主社會黨,參加過兩次民主憲政運動,做過國防參議會參議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以及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代表,並主持起草了《中華民國憲法》。  
                      
  當時,中共也面臨一個問題。按照美國的設想,戰後國民黨政府不能實行一黨專政,要成立多黨的聯合政府。這是美國方面對蔣介石提出的要求。這個要求涉及到共產黨軍隊怎樣處理的問題。對此,國民黨提出收編中共軍隊,在政府安排職位,在中國搞民主政治的對策。共產黨不會輕言放棄,它幾次瀕臨絕境,在抗戰的縫隙中恢復壯大,現在卻把軍隊交出,這對共產黨來說是件很難的事情。作為回應,中共把實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作為交出軍隊的條件。這個條件與所謂的第三勢力的主張是一致的,共產黨把第三勢力對於國家未來改造的方案全盤接過來,而且視為道義的大旗高高舉起,是一個很高明的辦法。收編軍隊可以,但要開放政權,我提出的各種要求必須達到。在此背景下,1945年7月,黃炎培、褚輔成、章伯鈞、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等六位參政員訪問了延安。所謂「窯洞對」,就是毛澤東在這個時候做的表態。黃炎培問毛澤東:「怎麼能擺脫中國王朝更迭的周期律?」毛澤東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一條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這句話讓人聽來甚是動心。民主黨派或第三勢力與中共的蜜月由此開始。在此前,作為在野黨,他們之間有合作,有支持,但共產黨有軍隊,說話腰杆子比較硬,民主黨派有文化,說話也會有人聽。這種相互合作,對打破國民黨一黨專政局面,是件好事。
                        
  時至抗戰勝利,政治民主化的呼聲變得異常強烈。因此,在抗戰勝利後不到半年的時間內,國內掀起了一次組黨熱潮,什麼人都想組個黨,就像文革中大家拉個戰鬥隊似的,有成百上千個的小團體紛紛登場。這其中就有後來的幾個民主黨派出現:一個是民主建國會,主要成分是民族資產階級,還有一些與他們有關係的知識分子參與其中,領導人有黃炎培、章乃器、胡厥文。民主建國會的政治主張有一個比較有特色的地方,他們不但提出人民民主權力、軍隊國家化,由於多為搞經濟出身,還提出了經濟民主的要求;還有一個民主黨派也是在那時產生的,就是民主促進會;後來還出現一個九三學社。這些政黨至今還存在,他們都是在抗戰勝利後的短暫時間內出現的。
                        
  還有一個重要的民主黨派——民革,它在歷史上有很複雜的成分。大體由三部分人組成,也可以說是四部分人,均來自國民黨內的反蔣勢力。一派是汪系的改組派和其後所謂福建人民政府、福建事變出現的一批人,有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和蔣光鼐,他們都是兩廣人物,在國民黨內被稱為粵派。他們曾有一個共同領袖,就是胡漢民。比較間接且屬於更早的精神領袖,也可以把汪精衛列入其中,只是汪精衛後來變了道;另一派就是三民主義同志會;還有王崑崙、許寶駒這批人。這三部分人在國共分裂、內戰爆發的背景下,大概在1946年左右組建了一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這個過程我可能講得比較長,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活躍在當今政治舞台上的這些演員就是在那時一個一個登場的。出現最晚的,當屬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領導人是謝雪紅。謝雪紅為台灣共產黨創始人,也是二二八起義的領導者,其身份應該是中共秘密黨員。因為,我曾看過她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後,中央有一個開除她黨籍的文件。
                        
  現在大體將八個民主黨派的產生過程作了介紹。在1946年7月,國共內戰爆發後,中國政治生活的一次重新組合開始了。第三勢力希望在國共兩黨之間起到制約平衡作用,他們既反對內戰,對國共兩黨均持批評態度,又想調停內戰,反對國共兩黨自相殘殺。但是民主黨派做這件事情,國共兩黨都很不高興,只是對他們不得不敷衍應付。其實,國共兩黨都希望能吃掉對方,但為了做好能徹底吃掉的充分準備,就需要有這麼一個第三方出來拉架,在拉架之中爭取時間、準備條件。在這種情況下,民主黨派在內戰爆發前調停了很長時間,國共兩黨在那個階段既需要他們,又都厭煩他們。到內戰真正爆發的時候,第三勢力自身開始分裂。國民政府搞了一個國民大會,搞制憲,頒布中華民國憲法。一部分人本來就是憲政主義者,同時他們還認為國民政府是正統的,是合法的政府,就參加了國大。青年黨和國社黨由此從民盟分裂出去。因為國民黨當時說也要搞憲政,他們覺得好像應該參加,況且會得到政府職位,在政治上有誘惑力。
                        
  對於剩下的民主黨派,國民黨採取只要不同我合作,我就強行解散的策略。1947年,國民黨宣布民盟為非法組織,在國民黨的壓迫下,民盟解散。以民盟解散為標誌,第三勢力已經分裂,一部分人跟國民黨走了,一部分人跟共產黨走了。在民盟解散不久,章伯鈞、沈鈞儒等人到了香港,宣布國民黨的勒令解散之舉也是非法的,這個解散法令不成立,就把民盟總部設到香港。據一些民盟老人回憶,由於國民黨過分壓迫民盟,在中間勢力中有一部分人,如黃炎培、張瀾、羅隆基還希望保持第三者的身份,最後導致他們做第三者也做不成,結果推到了共產黨這邊。共產黨是什麼態度呢?在現在看到的資料中,有一封1947年毛澤東寫給蘇共的信,他的觀點就是在中國革命勝利後,中共之外的政黨都應該退出政治舞台。後來,史達林在1948年給他寫了回信,不同意毛澤東的觀點。史達林認為,這些黨派在歷史上曾經發揮作用,將來得成立聯合政府,還要跟他們合作。史達林的一錘定音決定了今後這六十年的中國政治格局。但現在有些學者提出質疑,認為這信的內容是米高揚披露的,對這封信的真實性產生了懷疑。我覺得這信有很高的可信度。你可以看到,從1947年開始到十年之後,民主黨派處在一個什麼樣的位置,這同毛澤東的心態比較契合。
                        
  內戰打到1948年,中國政治再次開始洗牌。中共提出了「五一口號」,就是準備召開一次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它有別於抗戰結束時召開的舊政協。結束國民黨的法統,重新成立一個新政權。「五一口號」得到了駐在香港的原中間勢力黨派的支持,他們聯合發表了響應中共口號的聲明。民主黨派那時已經被擠到香港,在國民黨統治地區,他們的活動很是艱難。此時,共產黨向他們伸出手來,於是大家就在中共地下組織的安排下,分批進入東北解放區,並組織他們參觀解放區的新氣象,這使他們很受感動。這部分人陸續到達後,國共戰爭還在繼續,從1948年一直待到1949年,中間這段時間,這些人就在那裡等,等著把這個仗打完了,他們才好開會。這個等待十分漫長,他們中的一些人顯得非常著急。我曾跟一些人聊過他們在那段時期的生活,他們無所事事,有的人就外出買古董、買古書,反正沒有正經事干。到了1949年,他們開始忙碌起來,因為真的要開新政協了。這個時候,中共對他們又是什麼態度呢?統戰部對民主黨派有一個分析,就是我們看到的一個「新政協的陣營」文件談到的這個問題,文件中分析了未來新政協各個黨派的安排及其領導人的政治態度。將他們按照一個一個黨派,分成左中右,對若干主要領導人對中共所持的政治傾向和政治態度作了詳盡的闡述。
                        
  此外,我們還有一個觀察角度,1949年7月,劉少奇訪問了蘇聯,他向史達林請教,中共真的要當家了,應該怎麼當這個家?他在給蘇共中央史達林的報告中說,政協籌備會已經組成,共有籌備委員134名,其中中共黨員43人,與中共保持絕對一致的進步人士48人,中間人士43人,其中中間偏右的有12人,在進步人士中,有15個秘密黨員,中共可以保證對政協籌備委員會的絕對領導;在籌備會中另外設立常務委員會,有委員21人,同樣可以保證我黨的領導地位,就是說,這是一件很有把握的事情。讓我們再看看「新政協的陣營」文件對民主黨派的分析。
                        
  對民盟的分析。在民盟中央委員11人中右派分子占居多數,左派分子僅有兩個。但其總部及各地區的實際領導權已逐漸轉移到進步分子手裡。民盟組織內部主要由人民救國會、農工民主黨與無黨派人士組成,三者左中右都有。文件認為,沈鈞儒、史良、胡愈之領導的救國會系左派,是可以依靠的力量;同時認為,農工民主黨上層右派分子居多。文件還談到章伯鈞,認為章伯鈞有江湖政客習氣,在黨內實行家長制統治,常以民主同盟的名義發展自己的黨派,即所謂的農工黨,他的舉動引起同盟內部的強烈不滿。章伯鈞過去一貫企圖在國共兩黨對立下爭取第三方的地位,他同民盟中的右派分子打成一片,又與一些地方實力派保持聯繫,鑑於同我黨關係較為緊密,仍可作為中共爭取的對象。  
                      
  民盟領袖除沈鈞儒和章伯鈞之外,尚有張瀾、黃炎培、張東蓀、羅隆基四人。他們在民盟群眾中的威信雖已降低,但仍是右派和中間派的中心人物,張瀾與西南地方勢力向來有聯繫;羅隆基是親美分子,主張在聯合政府中容許反對派的存在;張東蓀企圖做民盟主席,他拉攏張瀾、黃炎培、羅隆基等人,排斥沈鈞儒、史良以至章伯鈞。以上,就是當時中共中央統戰部對民盟上層情況的一個剖析。
                        
  中共想達到什麼目的呢?中共認為,民主同盟應該而且可能成為各個被壓迫階級的聯盟,但需改組中央常委,容許共產黨員存在,把民主同盟建成以進步分子為主導的組織。但這並不容易,難以一蹴而就。中共希望逐步改造民盟組織,扶植進步分子。在對民革的分析中,中共認為,李濟深及其親信組織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本身想取蔣介石的法統而代之,本質上還是國民黨,只是想取代蔣介石而已。他們都是受蔣介石排擠的地方實力派和失去地盤乃至尚有地盤的代表人物。其秘密黨員(不是指中共秘密黨員,而是指國民黨系統中的民革秘密黨員,其中有一些還是民革的秘密中委)中雖然有不少進步分子,但這些進步分子只能在裡面起號召和牽製作用,沒有取得實權。何香凝、柳亞子、譚平山等元老也只相信李濟深,但他們尚未取得領導權。在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以李濟深為首的右派集團主張,以三民主義為建國最高原則,而不願採用新民主主義,企圖組織資產階級右翼形成反對派,以防中共控制,並主張保留蔣黨起義部隊編制,以圖收集殘餘力量,聯絡地方軍閥,策動地方武裝,從而培植勢力、滿足其奪取領導權的要求。這也是在1949年報告中對民革的分析。報告認為,像譚平山、王崑崙領導的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是比較進步的。我們知道,譚平山原來是中共黨員,王崑崙是中共秘密黨員。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也是民革的一支,是以李濟深、蔡廷鍇為中心的封建性小集團。

 

     另外,報告還提到民建。報告認為,其下層中有不少小資產階級進步分子以及革命知識分子,但尚不能起到決定作用,政治傾向一般代表產業界自由資產階級的要求。黃炎培和章乃器為他們的代表人物。章乃器、施存統(施復亮)曾經公開地主張中間路線與改良主義。章乃器比施存統來得更堅決。他說,在國共兩條路線之外,他自己要造第三條道路。在他們進入解放區後,言論見解才有若干改變。報告對民建的分析比較悲觀,認為將來只能以右派併力爭中派居多,雖然不排除有個別進步分子在代表團之中,但不可能單單依靠他們發揮積極作用,總體上看,對民建的改造比較困難。  
                      
  中共認為民盟比較重要,但在成分上不夠理想,需要扶植左派,團結中間派,再對其組織加以改造。而對於民革,中共認為比較棘手,民革對國民黨的遺產繼承的太多,需要慎重處理。對於民建,中共也覺得不宜馬上就讓左派分子掌握權力
                        
  報告對致公黨的分析比較有趣。認為致公黨是陳炯明的勢力,李濟深有可能是這個黨的秘密主席,致公黨實際上支持李濟深的政治主張,而且該黨帶有濃厚的封建性質,其組成分子主要為封建官僚和下層小部分流氓無產者。總的來說,中共的長期目標就是扶植左派、逐步孤立和取代右派。報告對民主黨派中,哪些是為中共所喜歡、哪些不喜歡、哪些是有問題的人物進行了列舉。在若干年後發生的那個政治事件中的一些目標人物,在這個報告中已經出現。
                        
  現在,回到新政協會議的召開。新政協最主要的成果就是通過了一個大憲章式的文件----至今還能看到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我曾對共同綱領全文內做了一次檢索,發現檢索結果沒有「共產黨的領導」這句話,出現的只有「工人階級領導」這個詞組。在性質上,共同綱領是一個所謂的新民主主義綱領,基本承襲了聯合政府的傳統框架。聯合政府就是由國內各階層、各黨派的代表,通過政治協商成立的政府組織形式。史達林同中共領導人談話強調,你們現在是聯合政府。因此,從這個綱領框架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的政府陣營看,可以確信當時成立的的確是一個聯合政府。這在政府組成上也能體現出來。當時,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差不多有一半都是黨外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六個人副主席中,有三個是非中共人士;在政務院有兩個副總理,黃炎培和郭沫若都是非中共人士;在政府政務委員和部長這一級,大概有20個人是非中共人物。時至如今,國務院只有兩名黨外人士當了部長,但在那個時候的人數比現在多的多。
                        
  在共和國剛成立的時候,中央政府被稱為人民政府委員會(後來隨著54憲法的頒布,組織形式改變了,整個政治格局發生了變化,演變成人大常委會)。對此,劉少奇曾對史達林作過解釋,他說這個中央政府主席團與內閣的關係是,主席團是集體的總統,內閣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執行機關,服從主席團的領導。在那個時候,中央人民政府大概有幾十個委員,這幾十個委員就是總統的集合,政務院就是內閣的執行機關,要服從主席團的領導。
                        
  在這個框架下安排了許多的黨外人士,對於這樣的安排,中共黨內有很多不滿的情緒:覺得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國民黨起義將領都能當部長,我們幹革命幹了這麼多年怎麼讓他們當。對此,薄一波在回憶錄中有一個回答,安排民主人士好處很多。第一,可以賺人。民主黨派非黨人物有當副主席、部長、司令員的,朝野有人,國民黨會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賺來四萬萬人民,賺來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賺個社會主義,就是和平過渡的社會主義。這是當時對黨內不滿情緒的回應。
                        
  在新政協召開之前,各民主黨派內部也存在很多矛盾。這個矛盾它自身解決不了,只有由中共來解決。實際上,中共在解決各民主黨派內部矛盾中扮演著仲裁者的角色。誰可以上,誰不可以上,都由統戰部決定。黃炎培日記有一些記載,他談到比如民建內部某某人,統戰部提出讓他當政協代表,大家表示反對。但潘漢年堅持,大家越是反對,潘漢年越是堅持,結果大家只好同意作罷。在研究討論民主黨派人士到政府任職的時候,各黨派彼此競爭,黨派同黨派之間競爭,黨派內部也存在競爭。對於這種狀況,最終由中共來仲裁、來解決。
                        
  新政協成立後,我們看到,民主黨派發生很多的變化。一個是它的組織開始變化。當時,與會的除了中共與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以外,還有十一個黨派單位,此後,為什麼變成八個,缺了三個?我剛才講過,三個之中有兩個併到民革,一個是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還有一個是國民黨民主促進會;最後一個是救國會,被宣布解散,其成員都在民盟里,而且掌握了民盟的領導權。
                        
  還有一個說法,就是中共認為民主黨派太多了,想合併一下,於是就打算把民主促進會、九三學社、農工黨、救國會合併到民盟;把致公黨併到民革;最後僅保留民革、民盟、民建幾個黨派。當然像台盟合併不了。曾經有過這個計劃。後來據說毛澤東覺得黨派多一些,對外形象好看,還是不變了吧。但有的已經被宣布解散,沒有辦法挽回(比如救國會被解散),到抗美援朝時期,各民主黨派聲明支持中國出兵朝鮮,沒了救國會的聲援,毛澤東感覺有些後悔。這是後來發生的事情。

  伴隨著各民主黨派組織的重新組合,對其內部的調整也逐漸開始。我們知道,民主黨派有一個特點,就是它主張軍隊國家化。而在各黨派之中有很多的舊軍人,民革里有原國民黨起義將領,農工黨也同國民黨軍隊系統有些關係,策動過國民黨軍隊起義;民盟成員也有做兵運工作的。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不久,大概在1950年,李維漢宣布,中共已同各民主黨派達成了協議,即民主黨派不能在軍隊、軍事機關、軍事院校等軍工單位發展成員。後來,中共又將這個範圍作了進一步擴大,擴展到情報機關、駐外使領館、少數民族地區。韓戰爆發後,鐵路實行軍管,又將鐵路系統納入其中。以後,這些禁區有的逐漸放開,在鐵路和少數民族地區可以發展成員。最近,軍方發言人談到要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各民主黨派不能在人民解放軍中發展成員。綜上所述,民主黨派有一個發展方向的限定,哪些領域可以發展,哪些不能發展,先把不能發展的確定下來,然後再確定哪些可以發展。  
                      
  這個規定延續到現在,決定了各民主黨派的分工和成員的分布。民革主要集中在原國民黨軍政人員這一群體;民盟主要是高級知識分子這一塊;農工黨也算是知識分子集中之處,但側重醫藥衛生界;民建面向原工商業者;台盟當然要吸納台灣省籍人士;民進主要在教育領域。這種分工和黨員的分布,在民主黨派內部戲稱為防區制,這是我的防區,那是你的防區,不能越雷池一步。
                        
  下一步就是開展對人事的改造,一些中共黨員被安排進各民主黨派抓組織工作,同時,吸收一些民主黨派成員參加中國共產黨,這也是改變民主黨派成分的一個有效辦法
                        
  在50年代初期,民主黨派還是有一定發展的,在1949年,民主黨派的人數也就是兩萬多人。
此後,中共做出扶植各民主黨派,特別是扶植民盟、民革和民建發展的決定。扶植結果,對民主黨派有一個好處就是成員增多,對中共也有一個好處,就是它改變了原來民主黨派的組織成分。
                        
  1952年6月,中共中央做出關於加強民主黨派工作的決定,要求著重吸收各黨派所聯繫的階級階層中有代表性的中上層人物。民建和民盟逐漸實行了這個方針。「截止目前,民主黨派在國內的黨員有32000多人,加上民盟、民革和致公黨在國外的黨員10000多人,總計40000多人」。
                        
  關於民主黨派經費問題,這個事情很有意思。民主黨派本屬自籌經費,任何一個政黨的資金來源於其成員繳納的黨費,有的還向社會爭取募集。這是世界各國政黨通行的慣例,但在我國從50年代開始就變成由國庫支出。原民盟財務委員會主任周鯨文(此人於1956年跑到香港)。據他在回憶錄中記載,在開始的頭兩年,我拿著單子到財政部去領,領取的是民盟全國系統的開支,再由我分發民盟在各地支部。以後,變成只領取民盟中央的份額,各地支部則到當地財政領取。在這樣的經費管理體制之下,使各民主黨派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獨立性不復存在,逐漸淪為政權的附庸。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在1956年做了一個工作報告,他說八個民主黨派在省市級的組織,全國共有371個,幹部有2516人,平均每個組織只有6個多人,他們要求調幹部常常遇到很多困難,「有的地方幹部生活待遇偏低,民主黨派經費開支為數很少,八個民主黨派總部的開支數1955年結算為73萬多元,1956年預算為124萬多元,有些地方民主黨派的辦公費不夠開支,政治活動和業務活動的招待費不能報銷。辦公地方既小又壞,交通工具得不到解決。」這是李維漢在他的報告中講到的問題。
                        
  總之,從1949年到1956年間,民主黨派發生了很多變化。它的成員增加了,但它的組織成分改變了,它的經費由獨立自籌和黨內捐助改由國庫開支,變成了政權的附屬機關。同時,黨員的發展領域也受到嚴格的限制。
    更大的變化來自1954年憲法的頒布,政府格局重新做了調整。一方面,中央人民政府被撤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取代了原中央人民政府的職能,把政務院改為國務院。另一個就是,位置安排上有了很大的變化。原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副總理的黨外人士改任人大副委員長,他們不再是副總理或副主席。1953年,劉少奇訪問蘇聯,就將來中國怎麼進行選舉和制憲,請教過史達林。史達林說:「你們現在的政府是聯合政府,就不能只由一黨負責,而應當由各黨派共同負責。你們很難做到保密,如果通過人民選舉,共產黨員當選占大多數,你們就可以組織一黨的政府。各黨派在選舉中如落選了,你們不應當使統一戰線破裂,你們應當繼續在經濟上同他們合作。」這是史達林的指教,也就是說,他們在那時已經預見到後來發生的一些變化。
                        
  還有一個重大變化就是政協的地位變了。1954年憲法頒布以後,政協通過的共同綱領是一個大憲章式的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合法性就來自共同綱領,但到1954年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後,政協變成了一個統一戰線組織,也就是只是一個諮詢機構,不再具有立法和監察的權力。此後,政協的主要功能就是學習,政協還成立了一個學習委員會。
                        
  民主黨派有了這麼多變化,對當時政策的制定並不是沒有影響,它的影響力還是存在的,他們同中共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同之處。比如,在一邊倒問題上,民主黨派就與中共有不同想法。為此,毛澤東寫了《別了!司徒雷登》這篇文章,在文章中,他不只針對司徒雷登,而且針對民主黨派和這些自由知識分子。還有一個比較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張東蓀,他主張同美國和蘇聯都要保持關係,後來說他出賣情報給美國特務,就受到了整肅。同美蘇保持同等距離的觀點,在當時的民主黨派中間很普遍。再比如,對出兵朝鮮這個問題,民主黨派大都持有反對意見,對土改、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民主黨派也時有批評。梁漱溟同毛澤東的那次爭論,爭論的焦點就在於統購統銷問題。統戰部曾提出,希望民建組織改變上層分子成分,以中小資本家為基礎的建議,遭到了章乃器的反對,章乃器認為以中小為基礎,代表性不夠。這個反對意見後來好像被統戰部接受了。
                        
    歷次的政治運動對民主黨派成員大有衝擊。李濟深家就發生過這個事,他家來了兩個客人,軍警就把他家給包圍了,並抓走了那兩個客人。這件事發生在鎮反時期,李濟深很是憤怒,意思是打狗也得看主人,是我請來的客人,你們不打招呼直接從我家抓走,他十分不滿。民建很多成員在三反五反中受到衝擊,據記載,上海經常發生跳樓自殺事件,被稱為空降部隊。最著名的自殺人物有盧作孚、冼冠生,此二人的自殺在中共中央引起震動。一些民族資本家認為,三反五反之所以剎車,同他們自殺有很大的關係。
                      
  我大體上把1957年以前一些民主黨派的變化講述了一遍。下面我講一下:為什麼後來民主黨派會變成了改造對象?這個問題源自於1956年國家實行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推行公私合營政策。公私合營完成後,毛澤東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成就,他開始了下一步的規劃,這個規劃包含著對民主黨派的進一步改造。1956年,國內外發生了很多大的事件。在國內,完成了對資改造,國內矛盾比較尖銳,各種事端增多,曾發生一萬多人上街遊行罷工的事情;在國外,由於對史達林批判的秘密報告引發了波匈事件。在這一年中,中國知識界對政府的批評增多,在下半年表現得更加突出。
                        
  據李維漢回憶錄記載,以章乃器、章伯鈞為代表,他們向中共提出了尖銳地批評,批評內容涉及黨派關係等政治生活的方方方面。章伯鈞提出,監督應該有憲法保障,民主黨派可以在人大設議會黨團,對政府部門應擁有質詢權,有權單獨向中外記者發表主張,政府部門和政協對民主黨派所提建議應當認真處理,不得敷衍。前段時間,我寫了一篇文章考證了兩院制提法的由來,兩院制提法確實由章伯鈞提出,但據章伯鈞回憶,那是應劉少奇的要求而提的。後來,我查閱了當時中央統戰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該報告提交後,1956年12月中共中央下達指示,指示認為,政協確實起著類似上議院的作用,這說明關於兩院制(政協作為上議院,人大作為下議院的體制)的討論在那一年已經開始,也就是,上議院有監督權,立法權歸人大,監督權歸政協。時至今天,這個體制也還沒有實現。此外,毛澤東在統戰部的報告上寫有批示,其大意是,在1957年夏季我們要專門召開一次會議研究這方面的問題。此後,我們知道在1957年的夏季都發生了什麼事情。
                        
  當時,黨內也存在一些矛盾,主要是反冒進。因此,毛澤東的權威在八大上受到了嚴峻挑戰。八大建議把毛澤東思想從黨章中刪除,預設一個名譽主席的位置。此後,毛澤東多次提出,他不任黨主席而當名譽主席,後來他提出兩個主席都不想當。隔了一些日子,他又說:「我仍存在,維繫人民的個人威信不會因不連任而有所減損」。他表示不排除在「衛國戰爭一類重大事件」出現時再度出任國家主席的可能,但堅持要求「從一九五八年起讓我暫時擺脫此任務,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問題(例如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員資格,在必要時,我仍可以做主題報告)。」總之就是中共主席他不再辭去。在此中間,他有幾個反覆。
                        
  剛才,我講到的這些情況,就使我們比較容易理解在1957年反右鬥爭後,民主黨派變成改造對象的背景。由於時間的關係,1957年整風我就不談了。
                        
  1958年7月18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印發了改造民主黨派五年工作綱要。綱要指出,民主黨派「對我黨和政府說來基本上是半反對派」。這是在反右後對民主黨派所下的定義。「但是除了右派分子以外,這種矛盾一般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因此,「民主黨派作為資產階級政治代表的地位和作用已日漸削弱。作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工具,他們在這一方面對我黨的輔助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日益增強了」。綱要還制訂了具體的組織整頓的步驟方法,以實現「壯大左派,團結中間,孤立右派」的目標。在此前說爭取右派,而在1958年就變成了孤立右派,政策變化之大,超出人們的想像。此後,黨外民主被消滅,1959年廬山會議使黨內民主也趨於消失。雖然後來發生了一次七千人大會,但很快毛澤東又重提階級鬥爭,發動了一場文革運動。文革期間,民主黨派活動停止,十年間,民主黨派被冷藏起來。到了鄧小平時代,民主黨派再次登上政治舞台,但已飽盡滄桑。歷經多年改造坎坷,部分老邁的民主黨派人士還保持著原來的風格。在三峽工程問題上,我們可以看到對三峽工程提出質疑的,主要是民主黨派人士和黨外的專家。在89政治風波,我查閱了當時的報紙,好像有四個民主黨派領導人寫信給中共中央,要求理性處理學潮問題。隨後,又有十幾個人大常委聯名寫信提出對學潮問題,要理性處理的建議。民主黨派在此時試圖充當調停人的角色。學潮很快過去,他們就前往部隊慰問。到1989年底,中央出台了一個文件,第一次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民主黨派是參政黨的提法。在此之前,有關民主黨派的定位很是模糊,民主黨派始終認為自己是執政黨之一。但1989年這個文件出來以後,民主黨派的名份改為了參政黨。從40年代開始到1949年成立的聯合政府,它什麼時候結束,我們不知道,但在這個文件中可以看出,聯合政府的概念從此消失。
                        
  再說說民主黨派的現狀。目前,我認為存在八個方面的問題。在1949年後,各民主黨派紛紛宣布以共同綱領取代本黨政治綱領,所以他們沒有獨立的政治主張。執政黨已經宣稱自己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先進的文化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民主黨派卻認為自己沒有特殊利益,這是當今民主黨派的最大特點;新黨員入黨動機比較功利,對本黨的歷史傳統缺乏認識;在社會看來,如果不打算要實權的職務,只圖個名聲,那麼加入民主黨派謀取名譽性職務是條捷徑;民主黨派現有65萬黨員,在組織發展上當然同7千萬黨員沒法相比,但它的發展領域依然不能超出限定的範圍;在提拔幹部之時,按照副職晉升規律,就是說我是一個副處長,不會被提升為正處長,但可能被提升為副局長的跳躍提升方式,雖然有所改變,但他們在就任後,不知怎樣同中共副職相處的問題較為普遍;交叉黨員(既有共產黨員身份又有民主黨派的身份)較多;幹部培訓制度存在缺陷,必須通過社會主義學院學習,結業後才能安排到新的崗位。這點同中共黨校相似,缺乏特殊性。
                        
  現在談一下交叉黨員的問題。根據我們查到的資料,像民盟的丁石蓀、台盟原主席張克輝、現任致公黨中央主席羅豪才、九三學社中央主席韓啟德都是中共黨員,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既是民建成員,也是中共黨員。像原九三學社中央主席許德珩,他是1979年加入中共的。很著名的例子就是榮毅仁,他於1985年加入中共。在民進網站上有一個反映民進內部有4.8%交叉黨員的帖子,後來這個內容被刪除了。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人事機關化。民主黨派現在被納入公務員系列,人員經費由國庫支出。各民主黨派基本都有一家屬於自己的公司,可以創收賺利潤
                        
  我們可以看到,從利益的角度,民主黨派同執政黨的利益是非常一致的,但它的監督作用不到位的問題非常突出。我感覺有時還不如媒體監督作用,更不如網際網路的監督作用。造成監督作用不到位的深層次原因也在於利益的高度一致,利益的高度一致,可以做到長期共存、榮辱與共,但由於執政地位不同,所以在互相監督、肝膽相照上,比較難以到位。當然我們觀察到,胡錦濤總書記上任後,他對民主黨派的身段同其前任不太一樣,確實多次提到民主黨派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我們還可以看到,很多姿態是提升民主黨派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影響,也看到今年有黨外人士出任政府部長。總的說,現在的政治生活似乎變得更加需要民主黨派這個角色。
                        
  現在,讓我們做一個簡單的回顧。在早期,民主黨派曾作為中共的盟友,是聯合政府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員。然而,到50年代,特別是1957年以後,民主黨派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政治生活中變成被改造的對象。歷經十年的文革,民主黨派重新在政治舞台上露面,曾經一度好像也起點作用,但很快被規範為參政黨,而從胡總書記這屆開始,確實以實際行動在提升民主黨派的作用。我覺得,中共對民主黨派的改造是成功的,把它變成了一個馴服工具。這是一個成功,同時也是一種失敗。在把同盟者變成一個聽話的僕從後,同盟者就不會對你進行有效的監督和提出善意的建議。曾幾何,它積極諫言,提反對意見,但這些在我們現實政治生活中已是看不到的景象,現在基本做的是搞調研、寫提案。在監督方面,我們確實沒有看到太多的表現。早期的民主黨派人士高舉反對一黨專政、推行民主憲政大旗,勵精圖治,孜孜以求,努力實現開啟民智、富民強國的理想,但現在的民主黨派離他們先驅的政治理想已經非常遙遠。我的結論是,到目前為止,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民主黨派同以農民會黨為色彩的黨派結成的同盟,其結果必然是前者被後者所改造。我們有一種黨文化,但我們不見得有現代意義的政黨。我們現有的民主黨派,將應具備的政黨基本屬性剝奪乾淨,淪為政權的配套部分、一個附屬機關。或者說是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特色,直接說法就是政治花瓶。實際上,這對執政黨而言不是一件好事,執政黨只能獨自面對改革和政治生活中的內外壓力,它不再有一個緩衝力量折衝其間。對民主黨派而言也是如此,隨著市場經濟復興,國人權利意識的喚醒,許多知識分子參與維權活動,而我們卻見不到民主黨派成員的身影。當我們熱烈討論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也沒有看到民主黨派有什麼有特色的進言,包括在民主社會主義這一類討論,亦看不到民主黨派的發言。我覺得民主黨派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經過中共多年的改造已被大大削弱。  
                      
  可能中共領導人已經意識到這一點,並有意識地提升民主黨派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但這一切是否來得及,還是一個未知數。

交流提問部分
  
    提問1:請您分析一下1957年反右運動發生的原因。

  章立凡:我也一直在研究你說的這個問題。我在幾年前寫過一篇文章,分析毛澤東發動反右的動機。從文字記載角度,一種是李維漢的說法,不是引蛇出洞,是因為原來就想整風,由於形勢發生變化,才臨時轉為反右;一種是李慎之的說法,就是早有預謀,引蛇出洞。我覺得應該從黨內和黨外兩個層面作一說明和論證,一個是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對毛澤東產生了後任領導人否定前任領導人的刺激;另一個是匈牙利事件反對派奪取權力的刺激,這兩個都是毛澤東極為擔心的事。我剛才講過,毛澤東在1956年在黨內遭遇了非常大的困難。周恩來和劉少奇都反對他的冒進政策。在政治局、在決策層,毛澤東屬於少數派。而到八大的時候,預設了名譽主席位置,對他而言則預示著一種隱退的未來前途,毛澤東的性格不會甘心這種狀況,他必須找出一種東西,來挽回這個局面。他的做法就是沿用延安整風的老辦法。我們今天回顧延安整風,通過整風,整倒了王明,整服了周恩來。毛髮動整風應該有這層意思,那麼怎麼發動呢?他習慣於要找一個能量大的東西,這個東西就是大鳴大放,我想這是他的一個短期目標,還有一個目標就是改造民主黨派,這是一個長期目標。建國時,這個目標可能就存在,只不過時機尚未成熟。有個短期目標就是他要恢復權威,這是近在眼前的事情。這兩個心理因素促使他先發動整風,然後急轉為反右。反右的後果,一個是整肅了民主黨派,另一個是整肅了黨內的反對派。1957年,反右結束,他很快就在黨內反右傾,清算反冒進,甚至於想讓柯慶施取代周恩來。於是,周恩來在歷次會議上不斷地做檢討,這些我們看得很清楚。他把他的主導權又奪回來了,而且他還有能力發動一次大躍進。重樹黨內權威、改造民主黨派兩個目標他都已經達到。  
                      
    提問2:章詒和女士《往事並不如煙》裡有一對子,就是在文革結束後的「長期共存?榮幸,榮幸;互相監督?豈敢,豈敢。」我想問一下,對於中國未來的民主格局,或者政黨格局,現在的民主政黨有沒有希望擺脫花瓶的地位?並且我個人感覺能不能出現平民政黨,就是老百姓也能組黨,有沒有這種希望?

  章立凡:這你得問執政黨,我肯定沒法回答你。
  
    提問3:剛才談了很多民主黨派。我想問一下從歷史上講民主黨派這個概念是怎麼提出來的?

  章立凡:民主黨派這個概念的提出應該說可能是在1948年左右。那個時候提出來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召開一次新的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在那時,民主黨派正式作為一個政治名詞而出現。在此前,我們一般說第三方面,或者中間黨派。我想民主黨派這個概念嚴格地說,出現在國共內戰爆發後,到中共提出「五一口號」這個階段。同共產黨合作的這些政黨,參加了1949年新政權的政黨,我們從政治名詞上把它叫民主黨派。在那以前就隨便叫了,稱中間勢力、中間道路,等等。現在官方大體上也這麼規範的。至於說民主黨派目前是不是還算實至名歸,這個就要具體分析了。  
                      
    提問4:還有一個比較現實的問題,就是如果今天的執政黨給民主黨派一個比較寬鬆自由的發展空間。同時,取消國庫對民主黨派經濟上的支持。根據您的判斷現在的民主黨派有沒有這勇氣或者膽略來承擔?  
                    
  章立凡:這個問題你得去問他們。因為它已經被改造這麼多年,你現在突然讓它獨立,我想可能會出現相當多的問題。
                        
    提問5:剛才您說到胡錦濤上任之後,對民主黨派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逐漸重視。後來又說不知道還來得及來不及。我想您能不能就這個「來得及來不及」稍微展開說說?另外一個就是剛才那位朋友說到的,共產黨今後如何對待國內的這些政黨?我覺得今後在中國民主化的道路上的作用可能已經是歷史的成績了。如果今後我們中國有一天實現了民主,那麼我們可以在博物館中看到。但是,會不會有新的立足中國本土的民主黨派,或者像孫中山先生那時在海外,按照新的理念可以對中國未來的民主發展起到作用政黨存在呢?  
                    
  章立凡:我在18年前曾經有過一次發言,是在統戰部召開的討論多黨合作問題座談會上的發言。我說,多黨合作的前途好像不如多黨競爭,以中共為例,最有活力的時期是它在野的時期,執政後,它可能面臨著政權逐漸官僚化的問題。我們看到商業存在競爭,政治也是如此。缺乏了競爭,政黨的特性和活力可能都會消失。我也曾經說過,國共兩黨都曾經認同三民主義,而且我感覺好像在民族主義這個問題上,兩黨的主張基本相同;在民生主義上,當時的台灣已走到前面;但是,在民權主義方面,都有需要改進的地方。在那個時候,我就認為,是否可以讓國民黨以某種形式到大陸活動,這也是一個統一的台階,不要把它限定在台灣省這個範圍。台灣不許你去,但你可以讓它過來。如果它願意在某個省份有所活動,我們是不是也可以統一。這是我1989年初在座談會上的想法。十八年過去了,有些東西我們也多少看到一點,國民黨真到大陸來了。而有些我們還沒有看到,至於說將來能有什麼樣的局面出現,這個很難說。我在網絡上看到有一些人自稱是大陸的國民黨員,但其合法性如何,我不清楚。現在,政府只承認八個民主黨派。所以,你這問題我也只能回答到這個程度。
                        
    提問6:我想問章老師一個關於政治哲學的問題。就是剛才您在講座中,基本上把民主黨派從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到逐漸被中共馴化成國家機器一部分的歷史梳理了一遍。但是我在想,在1949年建國後這麼一個過程當中,作為民主黨派的領導人,這些成員他們自身雖然是在中共外在的壓力和壓迫下導致民主的挫敗,但他們自己對於這個選擇,他們應當承擔什麼政治責任?國家的命運變成這樣,我覺得各個民主黨派也有自己的一種責任,應該反思反省。  
                    
    章立凡:你說的很好,我對黨派政治一直抱著一點我自己的偏見。我覺得好像中國這個黨派政治最終變成一種利益上的分配。這也是一種傳統。封建時代靠武力打了天下,天下變成一個戰利品,由新的執政者來分配。那麼政黨政治或者說民主政治好像不應該這樣,但是中國的黨派政治確實有很多會黨政治的成分存在。我對於黨派政治有種比較悲觀的看法,我們看台灣的黨爭,我也覺得他們好像不是以這個社會利益和國家利益為前提,而是以黨派利益為前提。所以很多事情沒有是非。沒有是非的黨派之爭就不是正當競爭,而是不正當競爭。這種情況是否在世界各國都存在,我想可能就有一個制度設計的問題。也許你的政治制度設計好一些,這樣的東西就能避免。當然還有文化問題,這必須說到我們中國人的國民性,有很多很惡劣的東西。這不是今天的話題,但我確實對政黨政治有很悲觀的看法。很多年前,有一個澳大利亞學者問我,你看中國的民主黨派能否在未來的民主生活中起到作用?對此,我的回答很悲觀。
                      
  至於你說反省,我想有些人是做了反思的。我也看到一些文字上的記載。但是大部分人好像沒什麼。現在的人當然也談不上反思,因為本來就不是他們搞的。所以你說反思這個想法,我很贊同,但你說的反省我見到的很少。
                        
    提問7:當年民主黨派選擇了共產黨的原因和初衷到底是什麼?當時民主黨派的領導,跟民主黨派里的個人選擇中共,那是個人的看法,有些知識分子對共產黨做出一個判斷離開了,但更多的是留下來了。這個留下來的原因是什麼?或者因為您是親身經歷了您父親的事情,您是否可以對這個看法談談?這個原因到底是什麼使得他們留下來,選擇同共產黨合作?他們也跟國民黨合作過,我們現在看,同國民黨合作的空間比和共產黨合作的空間要大得多,這個選擇的原因是什麼?  
                    
    章立凡:我父親到大陸的時候,我母親還在香港。父親晚年時,我母親曾經問他,現在都落到了這個地步,你把我叫回來究竟為什麼?說這話的時候是在文革時期。我父親說了這麼一段話,「我以為他們真的要搞民主了」。當時,父親給母親寫信,說你快來,解放區這裡好的不得了,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共產黨領導確實好。當然,這是我父親個人的感受,那時他從內心覺得共產黨人在治理國家和實行民主方面的確很有建樹。但有的人可能不像他那麼天真。我前段寫過一篇談陳銘樞的文章。陳銘樞對民主黨派里的許多人不滿,他認為這些人是爭名獵位,為了利益而來。實際上我們也看到在西方民主制度下,每次大選結束也有分贓現象的發生。當然,我不能拿這個作類比,但是在當時,民主黨派參加新政權,也希望能在新政權中占有一席之地。這是個現實利益的考量。為什麼有些中間黨派隨國民黨走了,參加了國大?青年黨說的就很直白,坦言「給我官做」。張君勱也說過,我這個黨要存在,不能不參加國大。至於這些民主黨派會做這樣的選擇,確實為形勢所迫。民盟和民革本來就是國民黨的反對派,因此,國民黨對他們就有了比較多的壓迫,這兩個主要政黨在那種形勢下無從選擇。我父親個人在香港與其他民主黨派一同做了表態,響應「五一口號」。民建是持觀望態度的,對「五一口號」響應最晚。而留在上海的這部分人,黃炎培他們看到敗局已定,才遲遲做出動作。政治這個東西有時顯得比較骯髒,不一定全部體現理想主義,有很多現實的利益在其間。我最近經常也看點台灣的政治報導,更是加深了我這方面的感覺。
    
    
本文根據演講錄音整理,演講人審定。
    文字整理:陳源張博

責任編輯: 鄭浩中  來源:章立凡的風雨讀書樓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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