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在獄中練書法，最初的辦法是用布頭蘸水在水泥地上按照自己的記憶，很認真也很享受地一個字一個字的寫去。寫滿滿一地板，大家就站著欣賞，老三便和大家講顏體如何行如屋漏痕，書法如何用氣。後來老三又革新了毛筆。做法是：用牙膏皮做管，用破牛仔褲去了經線，這樣秦城牌毛筆就造成了。我學著老三的樣子，練了一陣子水泥地書法，因為只能蹲著寫，倒反而練成了懸腕寫字功夫，至今還能懸腕寫一兩個貌視顏體的字。
九個人在一個屋，最初沒有書看，後來經過大家持續地要求，終於有一天，號子裡發到了一本書，馬恩選集中的一本，第幾卷忘了。九個人一本書，大家只好商量著把書拆開。後來管教還說我們不懂得愛護公共財物，我說：九個腦袋湊一起看書實在做不到，拆了然後再用粥湯粘上，算不得破壞。
大概從八月開始，號子裡偶爾會送進來一張報紙，那時日，大家讀報紙是太認真了，連報縫裡的廣告都一字不漏地讀。其實報紙都是經過嚴格審查才送進來的。不過也有漏進來的信息。比如吾爾開希跑出去的信息就是從送進來的報紙上讀到的，當管教發現這報紙被漏送進來後，趕忙又收回去，但我們還是知道他已經成功出逃了。據我所知，開希成功出逃的信息被大家獲知後，一些人提審時，就不再避而不談他的事情了。將來有一天秦城卷宗公布，我估計開希的事情怕是最多的。
八九年九月份之後，東歐劇變的消息，很快也被大家知道了。特別是齊奧塞斯庫被槍決的消息，讓秦城24樓好一陣興奮，大家用捶牆的方式來表達抑自不住的興奮。哨兵開始還想管，但終於管不住，就只好讓大家用這種方式表達一下了。很快，獄方給大家開會，這次是用監獄的廣播系統，牆內的匣子開口了。那個給我上銬子的處長給大家講東歐的事情，這老先生嗓音確實好，所以我一聽就知道是他在講話。講話的具體內容是不記得了，大概是：西方亡共之心不死，而東歐黨內的赫魯雪夫們終於成了美帝國主義的走狗。他還說：共產主義在實踐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中國共產黨人就更要在這關鍵時刻站穩腳跟。老先生忘了他是在跟誰作報告了，不過，204樓也確實關了不少中共黨員。
記得在十二月的一次廣播中，北京警局的一位副局長來做報告，他開口就是同學們，讓不少人也著實興奮了一陣子。「同學們」這個稱謂是久違了。那位副局長是來穩定大家情緒的，畢竟半年過去了，按法該有說法了。那位副局長給大家講了一通辯證法，什麼欲速則不達。意思是：今天大家希望快點要說法，結果一判判個七年八年的，這快反而是慢了，若是大家都情緒安定，把事情弄清楚，大家又都反思得好，沒準兒過個三月五月的，有些人就可以獲得自由，這慢反而是慎重，是快了。這副局長還說：文革中他在這裡關了七年。
大概在九月份，學校開學了，號子裡的人，情緒明顯不穩定，動不動敲門讓哨兵通知要見管教的人多起來。由此可見，不少人是不覺得要因此要真正坐牢的。而號房裡的人與哨兵的關係，也開始發生變化。我到十五號不久，曾與銬我的那個班長有過一次聊天，這次聊天后，他就基本不用那兇狠的眼光看我了。
那次聊天是晚上，晚上的哨兵其實也很無聊，走廊里來回走動，這個窺視孔瞄一眼，那個窺視孔瞧一下，無趣之極。故此時敲門，他要興致好，就能從較快的腳步聲里聽出來。我那天問他：為什麼總是對我們這麼凶？我們不過是書生，不過是為了爭取每個人的權利，也同樣是為你們爭權利啊。小班長那天情緒不錯，他沒黑著臉關門了事。他說：我也知道你們是學生，但是，如果你的戰友被莫名其妙地打傷，你不憤怒嗎？然後他和我講他的幾個戰友被磚頭砸破頭砸傷背的事。我就和他講：我見過的那個九歲孩子的屍體。我問他：如果那是你弟弟，你會怎樣面對？他就說那個被剖腹吊在天橋上的兵的事。我就說：是軍人武裝到牙齒，是軍人開著坦克，開著槍，是軍人對手無寸鐵的人開動了殺人機器。這是事實。他說：那也是軍人忍無可忍了。我說：面對手無寸鐵的人扣動扳機，平常狀態下，你幹得出這樣的事嗎？他堅定地搖搖頭說：不可能。我問：難道黑夜裡就可以嗎？
這次聊天，班長是默默地關了門走的，這之後，他對十五號有所優待，每次發窩頭，總會多給兩個，打菜也會多給一勺。開學期的騷動過去後，日子又平靜下來，大家的飯量也開始增加，獄方供應的窩頭量也加大了，每次有號子多要窩頭，哨兵會滿足要求。某次有哨兵告訴我，某號一次能多要幾十個窩頭。我以前從未吃過窩頭，秦城是我第一次吃窩頭的地方，現在偶爾看到窩頭，我都會想起秦城。最初吃窩頭我不習慣，太糙，但日子久了，也慢慢嚼出其中的甜味。不過，學生們關秦城，伙食實在太差。故九月後，管教組織了一批方便麵，允許每個號購買一批。我關進秦城時，身上還有百多元。十五號，好象除了老六外，每個人被抓時，身上都還有幾十元錢，於是，十五號一次就購進了幾百袋方便麵，堆在屋子裡，象個小山。有了方便麵，也不多要窩頭了，開始大家還計劃著，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食用兩袋方便麵。但泡方便麵的水是個問題。開水每天只早餐時發一次，打在盆里，很快就涼了。於是就有人早上先吃一袋方便麵，一個窩頭，然後待肚了餓了，再吃一個窩頭。可窩頭實在太難吃了，就用涼水泡方便麵。再後來，就干吃方便麵，又發明把方便麵壓成碎沫。吃方便麵的方式，十五號發明出了好幾種。但當如山般的方便麵吃完的時候，號子裡只有老七被放出去，其它照舊，而方便麵再無供應。
不過，我們與管教的關係也在發生變化。我的那個管教，老先生今年要還在的話，得八十多歲了，經過與我幾次談話後，他覺得我本質上不是個壞孩子，或許他想到自己文革期間的遭遇吧，反正他開始每星期提我一次，讓我到他屋裡抽菸，喝茶，聊天。他會和我講人不得不有耐心，我則會講我為什麼會上街。現在想起來，我以為東歐事變或許是使管教思想發生變化的一個重要外部因素，但我只是猜測。這位老先生是我的第一位管教。
大概十二月左右，秦城大調號。十五號一個個被調了出去，一下子全屋只剩下我一人。那是我在秦城第一次感覺到孤獨，大概是認為被調號的就是獲得了自由的緣故吧。後來知道，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被釋放，那次調號，確實有一批人獲釋了。十五號終於只是我一人在空蕩蕩的屋裡轉悠，我忍不住，開始唱畢業歌。聲音不小，但也不敢真正放聲歌唱。哨兵拉開門，希望我不要唱，我理都不理，繼續。那天我一個下午都在號房裡轉圈，想十五號的兄弟們獲得自由的樣子。
十五號，九個人在一起過了一個中秋節，那天改善伙食，還每個號發一人發了一隻蘋果。那天晚餐，老二老三老八老師和我，各自朗頌了自己寫的詩。我讀我的那首詩的時候，好幾人都眼含淚水。這個團圓節，我們在囚室里，一種悲傷的情愫在涌動，那夜大家圍坐著，守候窗外的月光灑進來。
九月後，突然有一天，管教把人一個個提出去，原來，終於可以給同學或親人寫信，內容當然只是要些書藉和錢物，其它的一概不許說。寄書寄物的地址卻是半步橋。那時候，我們還不能確定這裡就是秦城。但老師說：這裡肯定就是秦城。後來，我們從哨兵的嘴裡得到證實，這的確是秦城監獄。
大概十五天後，我收到了我的老師給我寄來的一箱書一些衣物和一筆錢。有書了，每天屋子裡辯論的時間少了，靜靜地看書的時間多了。直到大調號那天，我一個人在屋子，卻突然想起集體辯論時的十個字：一跪驚天下，雙絕撼人心！老二是三個下跪的學生代表之一，我是絕食倡議人之一。那一夜，我一個人獨自艱難地睡去。我那天想得最多的是：我是肯定出不去了，但究竟會是幾年的囚牢生活呢？十年？七年？還是五年？我想，不可能低於五年。五年，我能不能扛下來？我提醒自己：不管多長時間，必須扛下來。但，我的心情卻是：超過五年，我就扛不住了。我找不到讓自己迴避刑期的理由。
十五號另外一件值得說的事：因為哨兵的大意，某天，他把十六號的眼鏡送到了十五號。那時候，我們號已經由老二和老八發明了二進位的敲牆密碼系統。可十五號總是不能聽明白我們在敲什麼，只會用漢語拚音敲你好。於是，老八連忙在一個紙上寫下A、B和Z的敲法。然後喊哨兵說眼鏡送錯了。很快，十六號知道敲牆的意思，於是按這個二進位，和十五號聯繫，原來，十五號關著周鋒鎖等人。十五號和十四號的聯繫，原來是通過廁所水池，但有一次，我實在閒得慌，覺得牆壁上的那根短木樁有點礙眼，就爬上暖氣箱，兩手抓著搖晃，結果居然拔了下來，這才發現，這是一個可以窺看十四號的牆孔。
（正在寫十五號的事，卻接到老四打來電話，說要給我寄條特有意思的圍巾。我告訴他，我正在推上交待秦城監獄的事，他說好，那是一段挺難釋懷的日子。）
我們這一排，從十二號到十七號，大家就通過這種方式聯繫上了。於是有了用手紙辦起的一份稱為《小草》的雜誌。不過，只辦了兩期就停了。究間是誰發起的，我不得而知。兩期的內容記不清了，但其中有各個號關了誰的名單。某次管教提我出去，笑著說：你們敲牆的密碼，我們早就知道了。
大調號的第二天，管教就提我出來，老先生說：一個人一個號，沒人說話，的確是寂寞孤獨了。不過，這就是監獄，這地方不可能由著你的想法來。你唱歌，捶牆，可以理解，但要讓自己迅速平靜下來，面對現實。我說：一個人關押，算是一種懲罰了。我的確沒有做好這個準備。我回號後，就想假如真的一個人待一個號，日子長了，我會怎樣？我想我可能會瘋掉，會痴呆。但轉頭看見同號走的時候，留下的一堆書，我自己從心裡嘲笑自己。這麼好的讀書空間，有書讀，還扛不過去嗎？於是給自己制訂讀書計劃。每天上午是背英語單詞和讀哲學書。下午是文學和經濟學。我的英語底子極差，背英語單詞幾乎堅持不下去，因為不懂讀音，老二還專門教我發音，但天生的語言能力差，最後還是沒能堅持下來，哲學書讀得不少，不過真正讀懂的不多。文學相對輕鬆些，但那種環境下，一輕鬆反而容易讓腦子裡胡思亂想，腦子一走神，一紙文字就算是白讀了。
其實，我一個人關一個號，只有兩個晚上。管教談話的第二天下午，門一響，管教領著個人站在門口，管教說：給你找個伴。這位兄弟是燕山大學的，外高聯成員。他和我在十五號待了不足兩個月，就釋放了，放回家過的九零年過年。兩個人一個號的日子，空蕩中多了一份傷感。每天聊天時間一般都是在晚上。
十五號人多時，大家會討論各自的命運。十五號幾乎一致認為我是肯定要坐牢的，其次老二也不太可能出去。但究竟誰先出去，社科院老師認為他會先出去，老五認為他會先出去。其實是老七先出去了。十五號在秦城關押時間最長的是我，其次是老三。老三隻因為寫一手好字，被招進廣場指揮部秘書處。他是六四屠殺後撤退到天津，在天津一校園裡被抓的。當時抓他們一群人的時候，還以宿舍里丟了東西的名義。可見那時在校園裡捕人，並不大張旗鼓。老三之所以被關押一年半的時間，並且被起訴，用他事後的話說：就是死不認帳，與同捕的人口供對不上。老三是個講氣節的人，沒有的事打死也不承認。老三案子的審理中，有人交待他們是南下宣傳團，而老三堅決不認為自己參加過這個組織。當然，每個人的交待，都免不了要講運動中每天的事情，但老三這個案子就就南下宣傳團何時何人成立，成員有誰的問題，始終審理不清楚。這一審就是一年半，逮捕的罪名是反革命宣傳煽動，最終結論是免於起訴。
燕山大學這位兄弟一進十五號，就肯定地認為自己能被放出去。其實他也說不清理由，只是堅持認為：愛國無罪，要求政治體制改革沒錯。他一沒煽動顛覆，二沒打砸搶，只是參加了外高聯，幫助學生和學校聯絡，這要是算罪，他說：這將是天底下最滑稽的事情了。我聽了他對案子的分析，也覺得他會獲釋。我現在和燕大的這位兄弟還經常聯繫，他現在湖北一家較大的公司任高管。他的確在過年前幾天獲釋，他釋放的當天下午，我就被調到十四號。
十四號里還留著兩個人，一是著名編劇王培功，一是人大的一位兄弟。我在十五號和他們通過話，也在牆上的窺視孔里看過他們。十四號原來也是九人。王培功老師是《傻帽經理》的編劇，也是話劇《火熱的心》和《WM》的編劇。我在秦城和王培功老師同號關押的時間最長，差不多一年有餘。他一直和我們學生關在一起，未被轉到知識分子號，也就從未享受知府分子待遇。培功老師是軍旅作家，語言幽默，文字老辣，思想深刻，崇尚氣節，堅信做人之本。他被捕前是青藝編劇，他在秦城有個同案。培功老師告訴我，他是在貴州被抓的，用大麻繩子五花大綁，還被錄相。他自嘲地說：這形象一上電視，不是暴徒也是暴徒了。十四號在之前還關押了另一知名學者王魯湘。培功老師的兒子叫王冬，魯湘老師的兒子叫王兮（音）。培功老師說：一個往東一個往西啊。我在電影學院是劇作專業，和培功老師算一個行當。不過，在秦城和培功老師在一起，我們沒探討編劇問題，更多探討的是中國歷史、中國傳統和中國政治。培功老師是自學成才，他的古漢語功底很深，我和他一起的日子，在他的指導下學習古漢語，大有收穫。培功老師關押期間，心情特平靜。
先做個更正，是王培公而不是王培功。大概在九零年下半年，培公師的《父子老爺車》作品公映，編劇姓氏被更名為王公培。更名過程是通過師母寫信告知培公師的。培公師說：其實又有多少人知道王培公，更別說王培公被關在秦城。我們共同感慨：在中國，人被關了，名字也就成忌諱了。
九零年過年和培公師及人大兄弟一起過的。過年期間有五天改善伙食。年三十是大米飯，兩個菜，年初一有一頓茴香餡的肉包子，至年初五，記憶中每天都有一頓細糧，每天都會有一個有肉或有雞蛋的菜。十四號的年，有培公師，過得挺有生機！
培公師一肚子的故事，無數人生經歷，聽他說人生，確是一種享受！培公師說過幾個至今讓我難忘的故事：在他當兵時，一個團長為了表明自己也是讀書人，在一次講用會上，突然向全體參會人員發問：《資本論》的作者是誰？大家被問愣住了。團長見半天無人回答，就得意地說：《資本論》作者是四個人，一個叫卡爾，一個叫馬克思，一個叫弗里德里希，一個叫恩格斯。培公師還說過一個故事，是某部隊兩個隨軍家屬在洗衣房洗衣服，婦女閒聊時，一家屬說：這衣服領子和袖子最髒，得使勁搓。結果，另一洗衣婦政治警惕性高，立馬將這話匯報給領導，說此話的家屬最後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人生從此跌入深淵。培公師說：中國人平常說話都得十二分地小心。
培公師說他自己，曾因話劇《火熱的心》（寫朱伯儒的）而受到一王姓中央領導人的接見，並說：你為我軍做了一件大好事，有大功勞。而轉年，培公師的《WM》公演，隨及受到批判，並禁演。後來他聽人說：這位王姓老軍棍拍著桌子大罵，並聲嘶力竭地：應該把這個作者送上軍事法庭，判死刑，槍斃。
培公師也說他自己的案子，他因公開宣布退黨，以及參與簽署和找人簽署一些宣言，還有與萬科王石之間的一些事情，而受到長達一年半的審查關押。最滑稽的是，他最終未能主動退黨，而是在獄中收到了開除黨藉通知書。他拒絕簽字，理由是已不是中共黨員。來人的一番說法氣壞了他。來人說：沒有人承認你退黨，幹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說來就來，說走就走，天底下哪有這等好事？入黨要經過黨委會，是組織決定，怎麼可能你個人說退就退。你不合格了，只能被黨組織開除，這是對你的政治生命的判決！培公師說：黨章上的規定不算數嗎？不繳黨費也可以退黨啊。來人：對你只能不算數！
培公師對付審訊也有一套自己的辦法。他告訴我：他最不喜歡說假話，但發現人有時不得不說假話，編故事。畢竟事情涉及到很多好人，且上了歲數，他必須保護他們，必須違反自己的人生原則。結果，他為此曾幾次提審時間長達十二小時。回號時，精疲力竭，卻還要堅持把一天鍛鍊身體的計劃不折不扣地完成。
人大的兄弟曾經擔任高聯財政部長，提審他通常是為錢的事情。他每次提審都特別痛苦，他必須面對那一張張報銷憑證或財務帳單去回憶，他常常不能把這些細節回憶起來。預審就不斷提醒，不斷追問，他說：他就差用頭撞牆了。無論他說：記不得，想不起來什麼的，都不被認可。他被關押一年釋放。
我和培公師對自己的處境都不樂觀，培公師說：他大概是要被算進長鬍子一類的人裡面的，是黑手！屬於黨國的叛徒，不會輕饒。他判斷我，被通緝了，那麼多演講被錄音，又是絕食倡議人，又和王丹是四二七大遊行的最後命令發布者，特別是絕食，使學運轉變成民運，改變了運動性質，「罪責難逃」了。
2012年1月18日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