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中國大陸和美國華人圈子裡，發生了幾起文化事件，其一，中國作家出版社為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組織了 100個知名作家手抄毛的這篇講話；其二，央視播出由作家梁曉聲編劇的電視劇《知青》；其三，美國有一位在大陸當過知青的華人作家填詞寫了一部歌頌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組歌，叫《歲月甘泉》。
這三起文化事件集中體現了知識分子的精神迷失和墮落。先說這100個知名作家，裡面除了少數原來就是毛澤東思想的擁護者，其他絕大多數都是文革後撥亂反正的所謂「新時期文學」的中堅作家。而在思想解放運動洶湧澎湃的八十年代，中國文學的流向已經叛逆了毛澤東文藝思想，文學不再是政治服務的簡單工具，不再把階級性放在高於人性的位置上，所以那時候湧現了許多優秀作品。
誰知道六四過去23年，中國泛社會精神墮落，道德沉淪，這首先在於這些刻畫人心人性的知識分子急劇地墮落。在那些被出版社邀請抄寫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作家中，只有上海女作家王安憶一個人斷然拒絕，她說： 「我從來沒有抄過東西，也不會去抄東西。」這件事在網上引起滔滔議論，網民除了諷刺和斥責那100個作家，也讚揚了王安憶的風骨。
至於央視在黃金時段播出的電視劇《知青》，開始幾集還沒有覺得怎樣，越往後播，網上越是輿論譁然，這是典型的為上山下鄉運動招魂和為文革貼金的貨色。於是忍無可忍的網民發動聯署，要求央視停播這套「精神污染」垃圾電視劇。上山下鄉運動不是對一代青年靈與肉的摧殘，難道還是什麼值得讚美歌頌的事物嗎？
同樣的精神扭曲和是非顛倒，在所謂知青組歌《歲月甘泉》的歌詞和曲調里，也集中體現出來。這個由美國華人作家填詞和大陸作曲家譜曲的不倫不類的東西，首先從作品名字看，就令人啼笑皆非，文革和知青的歲月居然是「甘泉」，它甘在哪裡？更加上歌詞和曲調都塞滿了文革年代最流行的火紅口號和誇張的感情。這個組歌在美國華人當中有很多批評的聲音，最尖銳的說這是「唱紅歌」，因為它完全可以原封不動地搬回文革年代演出，說不定還可以成為「革命樣板戲」之一。
應該說，無論是國內看《知青》的觀眾，還是海外聽《歲月甘泉》組歌的老知青移民，確實有相當部分的人覺得可以滿足懷舊心理，那其實是對自己青春的緬懷追思和祭典。就像現在大陸在公園廣場裡唱紅歌的人，他們並非認同紅歌裡面的內容，而是在他們那個年代別的曲調能夠保留下來，他們只會唱紅歌而已。同樣，為知青生涯的細節重現而感動的觀眾，也是因為這就是他們那個年代青春的全部，生活中沒有別的東西可以保留下來，所以哪怕是苦難，也作為記憶收藏和翻出來回味，這可以理解，但是作為知識分子，作為作家，他的精神境界不是煽動大家去懷舊，而應該深刻揭示那個年代的悲劇性，和深刻批判造成那場民族大災難的內在根源。為何文革結束四十多年後，中國的作家群和知識分子反而整體精神倒退了呢？
其實答案很明白，他們當年思想解放運動中的自由意志和探索精神，在後六四的政治高壓和所謂盛世的銅臭物慾中已經被淹沒，其實後六四23年來的文學和影視作品，正是整個社會的縮影，人慾橫流、寡廉鮮恥不但見於字裡行間，見於銀幕螢幕，甚至腐臭到了央視的中國新年聯歡晚會舞台上。
作家、藝術家和公共知識分子，是社會的瞭望者、批判者，是公義良心的捍衛者，在中國古代所謂「士」這個階層，以及在毛時代一大批被整肅被流放被判刑的知識分子當中，這都是一種薪火相傳的精神道統。豈知到了今天，已經風化剝落到接近徹底沉淪的地步！這不能不說是整個民族的悲哀。RFA
參考閱讀：
記者_周至美 實習生_常曄、林羽豐 長沙、上海、北京報導
4個多月前的1月18日，作家出版社社長何建明寫了一封《特邀抄錄毛澤東手稿約稿函》，邀請一百名文藝界名家參與，分別抄寫《講話》片段，擬匯集成書，正式出版。
在約稿函中，何建明說，為紀念《講話》發表七十周年，作家出版社將「舉辦一次具有特殊意義的徵稿活動」，「出版一本特別定製的宣傳紀念冊」。
隨著何建明的約稿函一同寄給百餘名文藝界名家的，還有請求抄寫的原文一頁、抄寫用冊頁本一冊和格式樣兩張。
「請您依其格式樣，以鋼筆按原文位置橫排書寫。抄後請留下您的簽名，並附五十字左右的個人簡介一同交付我們。在此，對您的墨寶和辛勤付出致以崇高敬意！」何建明說。
這便是在今年5月份，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何建明主編的《毛澤東同志百位文學藝術家手抄珍藏紀念冊》得以出爐的機緣。
「抄寫費用現金1000元」
據該書的責任編輯王寶生表示，從中國新年前，他就開始給每一位抄寫者打電話，對方同意以後，才將約稿函、用於抄寫的三張稿紙、抄寫的段落以及抄錄費用（據多位作家表示，費用為現金1000元），稿費回執單等一併用掛號的快遞快遞給抄錄者。
據王寶生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透露，寄給作家的稿紙是編輯親自用原子筆畫好方格，作家簽名的位置都準備好了，「平均每位作家寫170個字」。如果比照目前每條微博140字的篇幅，這相當於一百個作家發了一百條加長微博。
抄寫者中的一百人，均是中國目前知名度較高的文藝家。其中有在《講話》前後去過延安的詩人賀敬之（《回延安》、《白毛女》作者）、周巍峙（代表作《中國人民志願軍戰歌》、《十里長街送總理》）、白刃、於藍、黎辛（曾任延安《解放日報》編輯，處理和發表多篇與座談會有關的稿件）、郭漢城等。
作家出版社在出版說明中說，有些人現在仍對「講話」原文記憶猶新，有些可以大段地背誦、默寫「講話」段落內容。他們的抄寫一絲不苟、工整認真，有些人甚至抄寫數遍。
「很多抄寫者對於這種形式特別認可。」王寶生尤其強調， 「像於藍，親自聽過毛澤東在魯藝《講話》的報告。」
這一百人當中，當然也少不了在中國作協或中國文聯任過職的「大腕作家」。例如現任中國作協正副主席的鐵凝和陳忠實、莫言；現任中國文聯副主席的馮驥才等人。
而像賀敬之、於藍等老同志，除了抄寫一頁講話之外，還為此次出版題詞。如先後任文化部副部長、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部代部長賀敬之的題詞是「中國解放區革命文藝精神永放光芒」。
曾任文化部部長、中國作協副主席的王蒙的題詞是：「青春萬歲。」這恰好也是他的代表作的書名。而於藍的題詞是 「毛主席教導我們：要走出『小魯藝』，到『大魯藝』中去！」
在這一百人中，曾獲得中國文學界最高獎項「茅盾文學獎」的有7位，包括陳忠實、莫言、劉醒龍、張潔、劉玉民、徐貴祥和王火。其中唯一兩獲「茅盾文學獎」的張潔還為此書題詞「忠於藝術」。
若以出生地來算，來自江蘇省的作家最多，有17位，依次是山東省15位、河北省14位、上海8位，其中多人在地方作協或文聯任職。
黑龍江省作協主席遲子建雖然不在百位抄寫者名單中，但她也在5月24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了紀念文章《生活照亮藝術》。
「在我心目中，毛澤東同志是締造了新中國的偉大領袖，更是位博覽群書的傑出詩人。」在文章的開頭，遲子建這樣表達自己對毛澤東的崇拜，「作為一名來自基層的文學工作者，我想結合自己這些年的創作實踐，談一些學習《講話》的體會。」
「全書定價260元」
當然，這百名抄寫者中，也遺漏了當前活躍在中國文壇上的一些重要作家，如余華、余秋雨、王安憶等。
《南都周刊》記者曾撥通了王安憶的電話，王明確表示不會對此事發表評論。
王寶生跟《南都周刊》記者解釋，該書在出版過程中，聯繫一些文藝名家時也頗為曲折。
「例如有些聯繫人在國外，不方便郵寄；有的關掉聯繫方式集中創作，因而難以聯繫到；有的身體原因難以勝任（如《我的祖國》演唱者郭蘭英）；還有的聯繫到但當時在山區不方便通信（如歌劇《劉胡蘭》選曲作者馬玉濤）。」王寶生說。
該書的編輯工作持續了三個月。作家郵寄回來抄本之後，出版社開始要製版。「要嵌字、去線。有些作家寫錯了字，會認真重新寫一個，我們會單獨把這個字拿出來。作家們都非常認真，比如賀敬之老師寫的很工整。」王寶生說。
至於為何採用了夾寄現金的方式支付稿費，王寶生解釋說是為了雙方的方便。
「這是我們對勞動的一種尊重，另一方面，這裡面每一位文藝家的字都不止這個價錢吧。不過，王曉棠（影片《野火春風鬥古城》中飾演金環、銀環。記者注）老師是唯一沒有要報酬的藝術家，她說，抄寫毛主席的著作，不需要報酬。」
「這本書在文獻整理上很有價值，從藝術上，讀者也可以欣賞到名人名家的手跡簽名。而且，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版本，印裝精美。」王寶生介紹說。
該書的裝幀相當精美，採用了瘦長的16開本，有盒裝外封，內頁分「版本」、「首版」、「重錄」、「抄本」四個部分。全書325頁，定價260元，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印數為3000冊。
「版本」中選取了《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下簡稱《講話》）的63個封面，含36版中文、2版少數民族（藏文、維吾爾文）、25版外文封面。圖檔由榮膺「收藏毛澤東著作吉尼斯世界之最」稱號的張迪傑先生提供。
「首版」選用了1943年解放出版社（32開、42頁）的影印件。
「重錄」是採用1991年6月人民出版社的《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的版本，作家出版社2012年5月予以重錄。
「抄本」封面是書法家歐陽中石的題字。據王寶生講述，他們之前找了歐陽中石，想讓他抄寫其中一頁，但歐陽中石說不能抄寫，於是改為幫封面題字。
於是，在歐陽中石的題字之後，即是百位文藝家合力抄寫的版本，按照名單中的名字順序，每位作家抄寫一頁，並附有作家的簽名和簡介。
「有些後悔」與「無可厚非」
5月21日，媒體刊發了《百位文藝家「抄書」紀念「延安講話」》後，引發坊間爭議。
一些參與抄寫的作家在事後表示「有些後悔」。如葉兆言在新浪微博上回應此事說：「有些後悔。不是把這事當回事，是太不當回事。在抄寫時，寫到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為人民大眾，既覺得好笑，又覺得慶幸，今天似乎已沒有這些詞彙了。」
5月23日，作家周國平發表博客《紀念時我紀念什麼？》說，自己當初答應抄寫有「顧及情面」的考慮：「當時略覺詫異，直覺告訴我，此事不該我做。但是，遺憾的是，這次我沒有聽從我的直覺，而是顧及了情面。」
周國平在文章里說：「我想，該社的人我熟識，手抄一頁書也說明不了什麼，讓抄就抄吧。我還想，從我的角度來說，我也有紀念《講話》的理由，就是它在我的成長歲月里曾經起過重大的作用。」
「卻不過情面」，這是一個相對普遍的理由。
一位名單中的作家在接受《南都周刊》採訪時承認，作為圈子裡的人，總是有一些情面的，人在江湖，誰都有一些難處。「坦率地說，我不想抄寫，我也沒看過《講話》，但不抄就得罪朋友，抄了，也不是我一個人。」
「人家把約請用快遞寄過來了，一看就是同志們的一項工作，有時候得替別人想想，」作家梁曉聲在回應《南都周刊》的採訪時說，「雖然覺得意義也不大，不必做這種事，但是你想，支持一下人家的工作嘛。（不做的話）不就等於把人家的信件摔在人家的臉上了嗎？」
當得知記者要就手抄本如何出爐等問題進行採訪時，梁曉聲反問：「你們想做什麼呢？這件事，你要是問我《講話》是否還能指導我們現在的工作，這還像一個問題，這還像傳媒應該做的事情，我就可以告訴你，今天不能僅僅按照那個來指導當下的工作。」
在這本書中，梁奉命抄寫的《講話》內容是：
「那末，什麼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所以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
更多的認為此事無可厚非。
河南作家二月河說，他一開始並沒有在意，中途有人打電話催了他一次，「我覺得這件事沒什麼可以非議的。」
湖北作家、詩人熊召政認為，《講話》作為一個在黨的歷史上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歷史文件，紀念一下是無可厚非的，「抄寫這個就像抄寫唐詩宋詞一樣，真沒有想這麼多」。
名單中的一位作家也認為：「作為中國作協的一個出版機構，作家出版社做這個事情應該說是很正常的，無可厚非。」
池莉5月28日在騰訊微博上公開回應南都周刊記者說：「在我看來，紀念延座70年與我們每天都在召開的無數各種紀念會議沒有區別。我願意面對和尊重歷史存在，也不拒絕重新了解，手抄一段文章也OK，至關重要的是怎樣認識問題，那就另當別論了。」
「作家的想法可以有反覆，但我相信我們現在做的這個版本仍然會成為一個有意義的版本流傳下去，也會成為歷史的記錄。」對於因該書引起的爭議，王寶生回應說： 「我相信讀者和作家在見到樣書之前和之後，會有不同的認識，會和想像的不一樣。他們會理解我的初衷和立足點。對於《講話》本身，作家可以有自己的認識，但總體上，讓政治的歸政治，文化的歸文化，出版的歸出版。」
5月27日，百位文藝家中韓少功做客湖南省作協主辦的「文學名家大講堂」，在毛澤東文學院做講座。
在回應南都周刊記者「對百位文藝家抄寫《講話》有何想法和觀點」的提問時，這名湖南籍作家強調說：「七十周年前的這個《講話》基本上是內行話；第二，它針對一個開發中國家的思想文化的問題提出了一些針砭，針砭是對的。最後，如果我有機會對我的湖南老鄉毛澤東，包括對鄧小平、孫中山乃至對蔣介石這樣在中國現代歷史上做過巨大的努力的一些先輩人物表示尊敬，我覺得沒有任何值得後悔的地方。」
韓少功抄寫的講話內容是：
「革命的文藝，應當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群眾推動歷史的前進。例如一方面是人們受餓、受凍、受壓迫，一方面是人剝削人、人壓迫人，這個事實到處存在著，人們也看得很平淡；文藝就把這種日常的現象集中起來，把其中的矛盾和鬥爭典型化，造成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就能使人民群眾驚醒起來，感奮起來，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鬥爭，實行改造自己的環境。如果沒有這樣的文藝，那末這個任務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