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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那個意識形態還在，那個社會基礎還在，重回階級鬥爭的年代，是易如反掌的事。
中國社科院院長王偉光關於開展階級鬥爭的說詞，在某些人看來，這是及時的應景之作，也是適宜的警世之舉。
王偉光的說法遭到了知識界的圍攻與聲討，甚至有人揚言要」絞死「他，表達了人們對倒行逆施者的憤恨之情。但是我們還應當清醒認識到，權力並不會站到知識分子一邊。堂堂的中國社科院院長的講話，會是」空穴來風」嗎？
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文革，在極左勢力不懈的努力下，成功地否定了被否定的文革，走完了「否定之否定」的完美過程。毛澤東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鬥爭哲學，依然是管控著人們思想的意識形態里的重要內容。
王偉光關於開展階級鬥爭的言論，或許很快會變為現實。其實，這個」鬥爭」早就開始了。
（二）
君不見那年本該是行政稅收解決的問題，卻借崔永元之手，煽動起億萬民眾，楞是把崔永元與馮小剛之間的個人恩怨（馮沒有兌現讓崔在《手機2》裡飾演角色；並抄襲了崔的一些「構思）」，演變成了人身攻擊甚至誣陷他人的帶著正義色彩的」偉大斗爭」。
在把問題上升到」戲子誤國」的高度之後，圍攻討伐便是順理成章的事了。網上的批鬥會一場接一場，完全剝奪了被批判人為自己辯護的權力。說你有罪你就有罪，這和文革中欲加之罪的大小批判會有什麼區別？
搞臭了范冰冰無可厚非，搞臭了馮小剛和劉震雲，再外加一個被無緣無故扣上「崇洋媚外」帽子的李詠，道理何在？而李詠之罪，僅僅是因為他移居到了美國，況且他還是一個因病不幸故去的人。
上述這些對人格、對人的尊嚴、對人的基本權力的肆意踐踏，已經到了沒有底線、令人髮指的地步。然而，整個社會並沒有感到有什麼不妥。人們習慣了暴戾之氣，習慣了不用依據事實去講道理的思維方式，習慣了圍觀看熱鬧，享受順便踢上一腳、置他人於死地的快感。甚至某些涉事群體、涉事個人，竟沒有人站出來為他們的無辜作證，沒有人站出來說一句公道的話。有的卻是冷嘲熱諷，冷眼旁觀，默不作聲。
（三）
如果說花里胡哨的文藝界裡的人難免有」尾大不掉「的毛病，容易讓人抓辮子扣帽子，那麼真正嚴肅嚴謹的知識分子，難道也是不堪一擊、難逃厄運嗎？答案是肯定的。
那個方方不就是寫了幾篇日記，不就是說了一句」引咎辭職，追究責任」的話嗎？結果惹來了大禍。因為這句話刺到了權力的痛處，刺到了問題的要害，於是便犯下了彌天大罪。她長時間遭到圍攻圍剿，被謾罵被恐嚇，甚至生命安全都受到了嚴重的威脅。極左勢力的大小虎狼們，甚至要以」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罪」置她於死地。對於一個忠實記錄現實生活，敢講真話、敢吐真情的弱女子，我們的社會表現得是何等的囂張霸凌，何等的冷酷無情！這一切，都是那隻看不見的權力之手精心策劃和精心導演的。
與此同時，凡是支持方方的人，只要你有點頭臉，蓋在棒打之列，且是露頭就打，決不手軟。湖南大學和海南大學的兩位教授，皆因支持方方，以」不當言論「獲罪，為此丟掉了工作，丟掉了飯碗。她們在飽受網絡水軍與新老粉紅們的圍攻批判之後，沉默了，消失了。
現在，在武漢，在全國，還有誰再敢對疫情中領導的失職瀆職進行追究問責？沒有啦！追責已經完全變成了歌頌。
（四）
這恐怖嗎？我認為一點也不恐怖。在我們看似平和的日子裡，恐懼會時常伴隨著你。你會像不敢去攙扶倒在地上的老人一樣，不敢去做你認為應當去做的事。你也不敢在大小是非面前去為正義聲張，去為弱勢群體或個人說話，因為你隨時有可能因言獲罪。
聰明的知識分子早就悟透了我們這個社會的大事小情，得躲就躲，能忍就忍，能不說話就堅決閉上嘴巴。何必惹禍上身糟踐自己呢。
所以，現在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堪一擊的居多數，有骨氣有血性的少之又少。這就不可避免地讓一些知識分子成了」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很合理，也很正常，沒有什麼可奇怪的。
問題是，權力已經把這些看得透透的了。順從馴服的知識分子，正是他們所期待的。沒有了這些敢說話、會說話，有獨立思想與獨立見解的人，撒謊騙人就容易多了，指揮起那幫腦殘的烏合之眾，也方便多了。
（五）
如果沒有大的變化，中國的極左勢力會在關上國門後，開展大規模的階級鬥爭運動。這種可能性很大。這樣，威權盡顯神威，權力征服人心。崇拜將調動起狂熱的非理性情緒，鬥爭會如火如荼展開。屆時，國人的思想與人格會更加分裂，並在分裂中互相撕咬。人們會把鬥爭方方的模式不斷升級，最終會讓很多人學會了順從，學會了沉黙，學會了對權力的忠誠。至此，一切就都OK了。
那個意識形態將繼續引導人們去走為解放全人類而獻身的康莊大道。這就是宿命。
不過，最後的結局也可以是宿命的反面。因涉及到對我國內外大勢的研判，此刻腦力枯竭，不再贅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