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批地方政府大量賣地、大量拆遷且置拆遷居民於不顧，說這樣下去「威脅中國社會穩定」(1994年6月，《賣地收入首先要用於安置拆遷戶》，第一卷第509頁)。如今，這問題可比10年前嚴重多了!拆遷已經成為中國每年約20萬起群體事件的最主要原因，又怎樣了?不還是「繁榮盛世」麼，似乎也沒有影響到社會穩定?強力專政工具總比手無寸鐵的上訪者厲害，多投維穩經費罷了。
但，地總是有限的，可供政府賣出價錢的地(不管它是政府怎麼強取豪奪拿到手裡來的)更是有限的，朱鎔基時代政府就大肆賣地，十多年過去，如今賣地更成了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今後還能再賣多少年?還需要再犧牲多少人的家園、損害多少人的利益?中共政府若只能依靠「土地財政」維持，還算是「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和諧發展」嗎?能通過這樣的路徑實現不只宏大而且偉大的「中國夢」嗎?
朱鎔基批做假帳，說「我這一任政府若做了這一件事情，就是不做假帳，那我就死可瞑目了」(2001年12月，《加強輿論監督》，第四卷第291頁)。事實更殘酷，如今的中國，還有不做假帳的企業和不做假帳的財務人員嗎?中國企業在美國上市幾近全軍覆沒，不就是因為做假帳?可如果我們說這是被「渾水」之類居心叵測的外國人陷害，那調查下我們自己股市上的上市公司看看如何?我們的企業，無論國企民企，無論境內境外上市，都是要重新做帳的，其中原因可不僅僅是財務制度不一樣那麼簡單。我們截至2012年底的2494家境內上市公司，能找出幾家不做假帳的?這還是經過了層層核查、審批的呢，何況那些不上市的!耄耋之年的朱先生該怎麼辦呢?
不得不多說一句：做假帳既違法又可惡，但中國之所以假帳泛濫，不僅僅是公司領導、財務人員缺乏操守，而是有更深層次原因，並且朱自己對這原因的形成也負有無可推諉的責任。
其中之一是政府縱容甚至主導，官出數字、數字出官，大家早已耳熟能詳，不必多說—可朱任總理第一年為了完成8%的增長目標，要求各部門、各地立軍令狀，所以那年經濟增長水分極大，朱是直接責任者;
另外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是：企業不做假帳就活不下去!因為完全依法依規繳稅繳費，幾乎沒有企業能夠活下去——稅費負擔太高了!筆者調查過數百家企業，這幾乎是所有企業都一致認可的。但1994年以後的稅收改革，不就是朱鎔基主導的嗎!他一直主張「集中力量辦大事」、主張財力權力都向中央集中。1994年以前，中國的改革大趨勢是向地方、向市場放權，但朱鎔基擔任常務副總理後，利用自己的強勢和李鵬的弱勢，把改革勢頭完全扭轉了過來。
此後，從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來說，政府權力越來越大，市場越來越被忽視乃至鄙視;從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關係來說，中央權力越來越大、財力越來越雄厚，但地方政府卻在經濟、財政主導權上被削弱，不得不「跑部錢進」，向中央要特殊政策，向中央要大項目，並更加依賴土地財政。但頗為弔詭的是，朱反市場化、加強中央集權的「改革」舉措，反而促使地方政府離心力更強，很多地方成為了獨立王國，出現了極為普遍的所謂的「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奇特現象!朱的痛罵不能解決問題，這也算是原因之一。剛剛爆出的安徽副省長倪發科騙了朱鎔基不但沒被追究責任反而一路高升之類奇聞，恰恰是反諷味十足的形象註腳。
朱曾經對建議他降低稅賦的專家破口大罵：什麼都不懂!我現在規定17%(增值稅)才實征7%，若降到10%，那還不連5%都征不到了!——看看他都是什麼邏輯?當初在討論這個問題時(關係到出口退稅)，我就說，正因為稅率太高，企業不偷漏稅就活不了，可生存是企業第一位的，所以才「不得不」去做假帳、偷漏稅;而一旦偷漏稅，就不會偷到企業能賺錢、能生存就行，而是能偷多少偷多少，一點不繳還能騙退稅最好—正如人一旦墮落就不再有底線約束、破罐子破摔一樣。
稅率17%、實征7%，就把出口退稅稅率降為7%(實現規定的出口產品零稅率)，可對於那些守法企業來說，就是含稅出口;而對於偷漏稅企業來說，卻是白賺的利潤!這不成了鼓勵違法、打擊守法了嗎?朱的腦子，真不知怎麼想的!
朱痛罵的很多現象，都是他一手造成的，所以他的痛罵就成了一種很奇怪的情緒宣洩，而絕對不能解決問題;或者，他也根本沒有真想去解決這些問題。打走私不是這樣嗎?反假帳不是這樣嗎?一方面喊著打私、反假帳，一方面自己的政策措施又助長走私、逼著做假帳!
朱鎔基1995年不贊成搞京滬高鐵，說「沒有錢也沒研究透」(1995年11月，《鐵路建設要雪中送炭》，第二卷第218頁)，可他自己在1998年就搞了一大堆項目，有的甚至比京滬高鐵投資還大，總投資額更是高達數千億元(類似2008年後的「四萬億」，那次是為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有幾個是「研究透」了的?當時我曾經去過很多省市調研，黑龍江為了突擊花錢(年中才確定項目，9月份資金到位，要求當年度就要完成一半投資)冬天都在做土方施工，純粹胡鬧——一切的目的不過是為了完成當年經濟增長8%的目標。可這不是官方在通過制度安排強令製造「豆腐渣工程」嗎?朱以罵出此語博得掌聲，可有多少「豆腐渣工程」是在他的親自領導下製造出來的?包括他長期主管的眾多耗資巨大的技改項目，只強調大投入、高科技、新產品之類硬體，全然不考慮企業體制、市場導向等問題，誕生了「不搞技改是等死，搞技改是找死」的中國特色著名論斷，那些早已死翹翹的重點項目，不也是工業領域的「豆腐渣工程」麼?——可那是多麼巨大的國民財富浪費啊!又讓我們的企業、產業發展，錯過了多少良機和時間啊!
2008年後，我們又這麼做了一回，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從政策目的、可行性研究、項目審批到經費使用，與1998年朱的做法如出一轍，溫家寶總理在卸任之時貌似蓋棺論定地說「這個決策是完全正確的」——因為我們又保了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