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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 |
毛澤東的徒子徒孫是一批沒有想像力、沒有人格魅力、沒有宏大理想的平庸的黨國政工幹部，他們當下在控制思想意識形態方便的做派，只能是神經中樞受損退化後出現的癲癇症。
中共敗亡以意識形態死亡為標誌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是以販賣進一個西方理念起家的。馬克思的人類社會改造計劃沒有在西方的主流價值體系中找到中心位置，卻在他所鄙視的"東方亞細亞"社會中找到了試驗田。無論是典型的中國東方社會形態，還是半東方的俄羅斯，還是天主教占據多數的法國和義大利，都成為了遠較西方新教文明更為適合共產黨生存的土壤。但二戰後，西方國家的左翼知識分子在經歷了"粉紅十年"後，認識到共產主義是一個"失敗了的上帝"，開始拋棄它。赫魯雪夫揭露出史達林的暴行後，蘇聯共產主義信仰崩潰，龐大帝國開始了瓦解，直到戈巴契夫時代徹底坍塌。共產主義在歐洲實踐以失敗而告終，給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敲響了喪鐘。而中共的最終徹底失敗也是會以意識形態的死亡為標誌的。
中國對馬克思主義接受經過了列寧、史達林和毛澤東三層污染，起始就帶有從近、現代文明的中心地帶向邊緣地帶退化和庸俗化的特徵。但因為這種退化是以暗合中國歷史專制主義傳統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又獲取了強烈的本土適應力。不過，與傳統的東方專制主義相比較，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還有一個只是當代極權主義政權才有的特徵，即對心智的暴政和對思想的控制。實施這一目標的精神改造又叫"洗腦"，或叫"對心智的強姦"。
中國共產黨引進了辯證唯物主義，其實玩的是用"極端主義"和"虛無主義"雙重手法來詆毀和消解中、西方的精神遺產(尤其是心智至上的哲學觀和各種宗教學說)，建立自己的詭辯話語體系。它又繼承了歷史唯物主義，建立了一套虛假的歷史進化階段論，用歷史決定論來代替人們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選擇，把共產主義作為最高價值強加給民眾。毛澤東的"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把他的追隨者轉化成了精神奴隸;他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又把知識分子馴化成幫助他洗腦的工具。這種做法在共產黨奪權後繼續演繹：前者有"學雷鋒"、"學大慶、學大寨"等運動，後者有"三反五反"、"反右"和"文革"。通過當代的"焚書坑儒"、愚民政策和個人崇拜，毛把馬恩列斯主義打造成世俗化的神學教條，而自己則裝扮成他們在中國的先知和救主。在匱乏和恐懼雙重壓力下，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接受了毛的烏托邦似的意識形態，直到上帝之手結束了毛的性命後，才敢發出對毛主義的懷疑。
神經中樞受損退化後的癲癇症
無論毛主義有何等的瘋狂和荒謬，至少有幾點是可以肯定的：第一，毛還是有信念的，他似乎也試圖實踐他的信念，但他沒有找到合適的方法。第二，毛對中國和中國人的現實有深切的了解，所以他還能建立自己的超凡魅力來動員民眾。第三，儘管毛犧牲了以千萬計的中國人，毛也不惜犧牲自己的家人來實現他的理想。第四，毛對全球權力格局和走向有敏銳的直覺，所以他的意識形態既激發了中國人自己抵禦外辱的想像力，也曾激勵了無數第三世界國家反對帝國主義。如果說毛是一個精力體力、想像力、抽象能力和超凡魅力都過人的激進主義惡魔，那他的後繼者則是一批沒有想像力、沒有人格魅力、沒有宏大理想的平庸的黨國政工幹部。他們永遠不會步入毛時代"恰像颱風掃寰宇"的激進的烏托邦主義，他們染上的意識形態病症只能是神經中樞受損退化後出現的癲癇症。
毛澤東緊抓意志把中國人誘入瘋癲狀態去奔共產主義烏托邦。矮小的鄧小平則像張愛玲教導出的女人，從腸胃入手征服了中國人。在"求溫飽、奔小康"的肚皮政治下，鄧卻也未忘一個大志：等中國人解決了吃飯問題後，再推行民主選舉。江澤民似乎也認同這一思路。所以，從鄧首肯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到江推出的"三個代表理論"有著邏輯的聯繫。但到了2004年，所謂的"胡溫新政"提出"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問題是，這兩項口號不是"胡、溫"力求進取而踐行的完美標準和追求的宏大目標，前者成了"胡、溫新政"自我認證的商標品牌，後者成了中國人現狀的"客觀描述"。從"胡、溫"到"習、李"，他們打造出了"大國崛起"、"和諧社會"和"千年盛世"的表象世界，然後，再動員舉國體制把這一華麗的表象世界植入中國人的意識之中，並讓每一個中國人接受它為中國的客觀現實。
僅僅從政治理論層面，我們可以看到中共意識形態工程的幾個特徵：第一，新意識形態是以"訓誡"的形式出現的。他們只是中共政治化妝師扳著指頭來昭示天下的，所以我們看到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兩條腿走路"、"三個自信"、"四項基本原則"、"五個不搞"、"七個不講"、"八榮八恥"，等等。
"宇宙真理論"PK"普世價值"
第二，意識形態新戒律既不需要前提，也不需要內在邏輯;既不留下討論、異議的空間，更不允許反對的聲音和多元選擇。比如說，中共最高智囊王滬寧把美國民主思想家杜威的"鞋子夾不夾腳、夾在何處，只有自己知道最清楚"的個人自由主義原理，運用到中國國家主義的外交，宣稱"道路合不合適，只有我們自己知道，外國不能指手畫腳";同時否認個人自由選擇可以同時適用於個人和國家的關係、國與國的關係。再比如，中共又一高級智囊俞可平提出"三個和諧統一"，宣稱"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核心，卻無法認識到，賦予中共一黨永久獨享執政特權就已經割裂了執政黨與人民的選舉紐帶，破壞了法治精神(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的正當程序，等等)。最為可笑的是，中共一手否認"普世價值"，另一手卻捧出"宇宙真理論"，聲稱中國堅持的"主義"就是"宇宙精神"。
第三，中國社會科學界全方位緊急跟進，與黨國宣傳機器一體化，以至中國思想界妖孽盛行、妄語充斥。近幾天出現的"新四論"(楊曉青的"憲政屬資論"、劉亞洲"黨性神性論"、《解放軍報》的"宇宙真理論"、劉小楓認毛為父的"新國父論")就是典型例證。我所認識的一位復旦教授蘇長和還做了"將西方民主知識從普世降為地方級別"的工作，完全無視在上世紀的民主第三波後，全球絕大多數國家和絕大多數人口都選擇生活在了他所說的"地方級別知識"下了。
當中國的學者甘心被一個慣於迫害文人、扭曲知識的政權御用、並引以為榮時，他們似乎忘記了"存在即合理"的現狀還有一個原始含義：國家的理性(raison d'être和reason of state)。如果他們甘願放棄理性，熱衷於仰賴國家機器來放大他們的意見和支持他們的結論時，知識精英也加入了發羊癲瘋的幹部官僚隊伍。
法國政治哲學家福柯曾說過："沒有任何東西比一個漠視真理的政權更不穩定;沒有任何東西比一個聲稱能界定真理的政體更加危險。"
(作者為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
――原載《動向》雜誌2013年6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