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遠（Raymond J.deJaegher，1905年－1980年）神父在1952年他寫了一本書《內在的敵人》（THE ENEMY WITHIN: An Eye Witness Account of 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回憶他在中國的經歷，書中記載1940年在中國傳教40年的天主教神父雷鳴遠(Vincent Lebbe)，1877年8月19日－1940年6月24日被中共囚做政治奴隸40天後，逃出太行山時說：「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人；中國共產黨不是人；中國共產黨是活閻王。」雷鳴遠這三句話是在1940年用地道的中國話說的。
柬埔寨的紅色高棉從1975年至1978年殺害了四分之一柬埔寨人民。西方人同樣很難理解出身旺族，曾在西方留學的知識份子，彬彬有禮的波爾布特會如此殘暴。他的親生弟弟說：「我不曉得他為什麼會變得那麼邪惡，恐怕這是因為他讀過某些書和交上壞人所致吧。」
同樣西方很難把能背誦林肯演說詞的江澤民與活摘器官的罪惡聯繫起來。
從1999年到2007年，中國器官移植市場飛速發展。在2003年，中國器官移植數量突然大幅度成倍增長。2003到2006年間在國際上掀起了到中國的器官移植旅遊熱潮。中國一些醫院的器官平均等待時間短到不可思議的1-2周（國外要等2-3年）。哪裡來的這麼多器官呢？
2006年３月，有一名中國記者和一名瀋陽醫院工作人員在美國首先曝光出中共大量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慘案，一個潛在的器官來源浮出了水面。該記者和醫院工作人員指證中國法輪功學員的器官被活體摘取，用於器官移植牟取暴利，而學員遭到焚屍。這位醫院工作人員，她的前夫曾親自參與活摘手術。活摘器官的指控引起了海外法輪功學員和一些人權組織的強烈關注，事情很快擴大到對全國數百家移植醫院的調查。
器官移植旅遊熱
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曾在國際醫學雜誌《柳葉刀》（TheLancet）上撰文說「在過去十年間（1997-2007），中國器官移植數量飛速增長」。大陸雜誌《南方周末》在「中國叫停『器官移植旅遊』」一文中，也曾引述黃潔夫的話來描述中國器官移植的亂象：「全國一共有600多家醫院、1700名醫生開展器官移植手術，太多了！」相比之下，在美國，能夠做肝移植手術的只有約100家醫院，從事腎移植的不過200家；而香港特區能夠從事肝、腎和心移植手術的醫院僅各一家。
超短的器官等待時間
美國衛生部的數據表明，在美國，肝的平均等待時間是兩年，腎的平均等待時間是三年。而中國的一些醫院說，他們的器官等待時間短到只要以周來計算。
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天津第一中心醫院）稱病人等待器官的平均時間為兩周；
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器官移植研究所（上海長征醫院）稱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時間為一周；
國際移植網絡支援中心（瀋陽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在其網頁上說「肝臟移植最快只需一個月，最慢不超過２個月左右。腎臟移植最快一周，最長不超過一個月。如有問題在一周之內再次進行移植手術。」
在活摘器官被曝光之後，大陸器官移植機構在其網站上或者刪除器官等待時間，或者關閉整個網站。不過，我們存有相關網站的頁面截圖和備份。
軍隊醫院主導
器官來源由軍隊掌控，參與的醫院以軍方或者與軍方有聯繫的器官移植醫院為主，是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一個重要特點。因為軍隊保密的緣故，外界也就更難知道事情的全貌。
中共有龐大的軍隊衛生系統，包括解放軍總醫院，各軍醫大學附屬醫院，軍區、軍兵種總醫院，等等。器官移植是中共軍隊醫院發展最活躍的領域之一。解放軍總後勤部衛生部部長、原第二軍醫大學校長張雁靈2008年12月在新華網上說，「1978年，全軍只有３所醫院能做腎臟移植。現在全軍能開展肝臟、腎臟、心臟、肺臟移植和多器官聯合移植的醫院已經有40所，占全國總數的四分之一。」
《三聯生活周刊》2006年4月報導，「中國98%器官移植源控制在非衛生部系統」，也就是指器官來源控制在軍隊系統里。實際上從利用死刑犯器官到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軍隊醫院，也包括武警醫院，都占儘先機。一些能把器官移植做得規模很大的非軍方醫院，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於主刀醫生與軍隊醫院關係緊密，甚至本身就是軍隊、武警醫院的醫生。比如，中國現代臨床肝移植創始人沈中陽，既是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天津市第一中心）主任，同時也是武警總醫院肝臟移植研究所所長。
《血腥的器官摘取》
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皇家檢察官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和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就中國大陸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進行了多方調查，發表了調查結果《血腥的器官摘取——關於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報告》（BLOODY HARVEST）.常被稱為「大衛的調查報告」。作者根據一些公開的數據，認為中國器官市場高速發展的幾年中，有41,500宗移植手術的器官來源是無法解釋的。該報告收集到了能夠證明指控的幾十類證據。2006年7月，他們發表第一版調查報告時，已經收集到了足以證明指控的18類證據。2007年1月底發表的第二版調查報告中，收集到的證據已經達到33類。從2006年7月起，喬高和麥塔斯到了四十多個國家，發表公開演講，公布他們的調查結果，同時不斷地收集到新的證據。
新書：《血腥的器官摘取》
2009年11月，加拿大Seraphim Editions出版社了發行了大衛•麥塔斯和大衛•喬高的新書《血腥的器官摘取》（Bloody Harvest，The killing of FalunGong for their organs）。該書是調查報告的第三版，收集了52種不同的證據。大衛‧喬高強調指出，每一類證據無法單獨證明這些罪行存在，但綜合所有這些證據，幾乎是無可辯駁的證明，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現象在大陸長期普遍存在。他們提供的證據還包括以病人家屬的身份向中國很多醫院的器官移植科打諮詢電話，詢問醫院能否搞到法輪功學員的器官。調查結果進一步證實了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真實存在。
大衛•喬高和大衛•麥塔斯公開了他們的調查員與廣西民族醫院醫生廬國平對話的電話錄音，在電話錄音中，盧國平多次親口承認移植的供體來自於法輪功學員。他說，「有些是法輪功，有些是家屬捐獻的。」
對話片斷：
調查員：那你的同學有沒有跟你說過，他們做的都是這種法輪功的，是不是啊？
盧醫生：有些是法輪功的，有些是家屬捐獻的。
調查員：喔。那現在就是說，我想找這種，給我的孩子找這種法輪功的，你估計他能幫我找到嗎？
盧醫生：肯定能夠找得到。
調查員：你們以前用的，是從哪裡找的？是從看守所，還是到那個監獄哪？
盧醫生：從監獄裡面找的。
調查員：監獄裡啊。他那種都是那種健康的法輪功是吧？
盧醫生：對對對。肯定是選好的，才能夠做吧。因為這種東西做了要保證質量。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到大衛設立的專門網站（www.organharvestinvestigation.net）上查閱上述的電話錄音和對話全文，以及更多的其他調查電話錄音。
器官移植成暴利行業
各大醫院的收費標準可能不一樣，但是昂貴的程度從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國際移植（中國）網絡支援中心的費用表中可見一斑。
腎移植6萬多美元（約合40多萬人民幣），肝移植10萬美元（約和70萬人民幣），肺和心臟器官更貴，要15萬美元以上。
據《鳳凰周刊》2006年報導，隨著國外患者與日俱增，移植手術費用也逐漸上漲。2004年初，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肝臟移植手術費用為3.2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5萬元）左右，到2005年，治療費用已經超過了4萬美元（約合人民幣33萬元）。
據《南方周末》報導，「急劇膨脹的業務，讓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獲得巨額營收。據此前媒體報導，僅肝移植一項，一年即可為中心帶來至少１億元的收入。」2006年９月，東方器官移植中心新大樓啟用，這棟投資1.3億、擁有500張病床，總「病床年周轉率」可達上萬次，外科手術中心可同時進行九台肝移植及八台腎移植手術，成為亞洲規模最大的器官綜合立體移植中心。
當器官移植變成了暴利行業，後果是嚴重的。一方面有錢人願意花大錢買器官，另一方面，巨大的暴利就會推動醫院為追求經濟效益而不顧一切地去開闢新的器官來源。那麼，在特定的政治氣候下，某些群體就會成為這個器官來源的犧牲品。
「死刑犯」撐不起中國器官移植市場上的蘑菇雲
中共否認盜用死刑犯器官的態度過去一直很明確。中共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在2005年11月出席菲律賓馬尼拉WHO會議時，第一次公開提到供體主要來自死刑犯。不過，中共在後來又予以否認。
2006年3月，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在記者會上聲稱，「有關中國存在從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進行器官移植的情況，完全是謊言」，「蓄意捏造，欺騙輿論」。
2006年4月10日，中共衛生部新聞發言人毛群安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否認海外傳媒報導大陸隨意摘取死刑犯器官進行移植的說法。他稱，大陸移植的器官來源，主要來源於公民在去世時候的自願捐贈。
2006年10月10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回應BBC記者傅東飛的報導（報導中提及探訪的醫院醫生說「器官來自於死刑犯」）時再次聲稱，「境外一些媒體報導中國的器官移植時編造假新聞，攻擊中國的司法制度。」
但是，2009年8月26日的《中國日報》代表中共官方首次公開披露，說大部份器官來自死刑犯。國際社會也解讀為中共政府在盜用死刑犯器官上的正式表態，從此以後，中共沒有再就死刑犯是主要供體進行過否認或反駁，而是成為了在各種場合的標準說法。
幾經周折，中共終於承認盜用死刑犯器官，畢竟是一個「進步」。不過，這是在中共被指控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大背景下進行的。今天中共否認活摘器官的態度，就如同它過去否認死刑犯器官一樣，人們怎麼能信得過它呢？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共是在用一個罪惡去掩蓋一個更大的罪惡。
做移植做到著魔
中共的「解放日報」在2005年1月26日發表了一篇題為「乾坤挪移九小時」的文章，講述了上海仁濟醫院肝移植中心主任夏強做肝移植上癮著魔的情況。夏強親自開車來回140公里把72歲的病人接到醫院做手術。為什麼對72歲的老人這麼有興趣呢？因為老人身體狀況極差：肝硬化+肝癌+雙腎結石+腎功能衰竭，黃疸500多，腹水5000多，臥床已兩月，需要做肝腎聯合移植。夏強的目的是要衝擊亞洲肝腎聯合移植65歲的高齡記錄。夏強對記者說：「對肝移植我是著了魔的」，「我現在簡直像上癮一樣，一天不到病房看病人，心裡就會不踏實；每周至少做2—5台肝移植，失敗了也不怕，認真總結分析，第二天就會繼續做。」
每周要做數台手術，渴求的就是源源不斷的供體保障。這樣的情況下，有多少人會去關心供體到底是什麼人呢？是死刑犯還是法輪功學員呢？
美國賓夕法利亞大學生物倫理學（Bioethics）中心主任卡普蘭（Arthur Caplan）教授，是一位曾被《發現》（Discover）雜誌譽為科技界最有影響力的十大人物之一的國際知名專家，2012年3月13日在美國費城醫學院（The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Philadelphia)發表了「使用囚犯遺體做器官來源的道德倫理問題（The Ethics of Using Prisoners as Sources of Cadaver Organs）」的學術演講。他說「特別是對器官移植旅遊者，如果你到中國去，要在你停留的三周內完成肝移植手術，這就意味著得安排殺掉一個人，要通過血液和組織配型來找到一個合適的器官供體，然後在你要離開之前殺掉他們。如果你只是乾等有人在監獄裡死去，你不可能在三周內就等到一個肝；而且這個肝還要配得上你的血型和體質。你只能去找合適的供體，然後在器官移植旅客還在的時候把他們殺掉。這就是根據需求來殺人（Kill on Demand)。」
「按需殺人」的器官移植模式所需要的就是一個活著的供體庫。
明慧網曾就此發表過一篇「死刑犯撐不起中國器官移植市場上的蘑菇雲」的綜合分析。該報告收集了大量中共自己的報導和許多相關的內容。從2000年到2008年的器官移植數量來看，2000－2002年和2006－2008年，死刑犯器官來源穩定在6000－6500例，而2002－2006年之間卻有一個飛速的增長，這正是被指控發生大規模活摘器官的時期。報告特別指出了大陸那幾年器官移植高峰期的器官市場的不同尋常的特徵，包括超短的器官等待時間等，這些特徵是死刑犯器官很難解釋的，而又恰恰符合活摘器官的模式。
大量失蹤的法輪功學員，去了哪裡？
中共對上訪學員採取了非常惡劣的株連政策：讓家人下崗，讓單位領導受罰，讓全單位職工都沒有獎金，甚至讓地方政府部門承擔責任，以烏紗帽相威脅。這樣一來，中共實際上就是把學員周圍的一切環境都動員起來參與到對法輪功的迫害中。單位里本來對法輪功學員有同情心的同事，因為獎金被扣，也被煽動起對學員的怨氣，對法輪功的不滿。地方政府部門為了保住官職，從消極狀態變為不顧一切的阻擾法輪功學員去上訪。地方公安被派到北京信訪辦門口去截訪，「駐京辦」變成了各級地方政府在北京抓捕當地大法弟子的派出所。
於是，從2000年左右起，很多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就不報姓名，不報家庭地址。從當時明慧網上的學員交流文章就可以看到，「不報姓名地址」成為了大法弟子抵制株連迫害的一種廣泛流行的做法。這些學員後來怎麼樣了？很多人失蹤了。外界只知道他們很可能被集中起來關押到一些地方。現在回顧起來，這種集中關押就為大規模活摘器官製造了條件。
在《血腥的器官摘取》一書中，作者大衛•麥塔斯和大衛•喬高在世界各地調查採訪了很多被中共非法關押過的法輪功學員，這些學員提到在看守所遇到了許許多多不願說出姓名和住址的法輪功學員。這些學員最後不知去了何處。同時，這些失蹤學員的家屬很多並不知道自己的親人去上訪，更不知道親人被誰抓捕，被關到了哪裡。嚴酷的現實是，想要人都不知道跟誰去要。
據明慧網報導，一位法輪功學員回憶起2001年初在北京看守所看到的許多不報姓名的法輪功學員被轉移到東北的經歷。她說，2000年12月20號以後，被送到看守所里的學員突然增多，每天都有好幾十人，甚至上百人，不報名的就被編上號。沒幾天監室里就放不下這麼多的人，警察每天也是在提審追問她們到底叫什麼名字，並使用電棍等刑罰，警察教唆監室里其他犯人打她們，可她們基本上都不說。後來警察也不怎麼問了，就說你們不說就把你們送到能讓你們說的地方去。果然在2001年初每隔兩天凌晨就送走一批，都是用大客車裝的。我們監室有個十八、九歲的山東女孩，編號是K28，有一天早晨因叫錯號了上了大客車又回來了，說都是往東北拉。後來警察也不瞞了，也是說都往東北送。那一段時間北京往東北送了很多人。
中共應對活摘指控，一是不讓外界去調查，二是加以否認，三是開始承認供體主要來自死刑犯。聯合國「酷刑問題」特派專員曼弗瑞德•諾瓦克（Manfred Nowak）在2009年8月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中共)解釋說器官移植的來源主要是死刑犯是無法令人信服的，如果那樣的話，那麼死刑犯的人數一定比認為的要高得多。」2008年11月「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器官移植熱的興起與迫害法輪功幾乎同步，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憂慮。」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在2009年度報告中指出，「未經允許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指控再次出現，進一步引起了對中國的器官移植業可能存在虐殺的關注。」
2011年６月，美國國務院更新了非移民簽證申請表DS-160，變更的內容包括新增加了六個關於「安全和背景信息」的問題，其中之一是：「你是否曾經直接參與強制移植人體器官或身體組織？」（Have you ever been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coercive transplantation of human organs or bodily tissue?）該問題屬於核查不得入境的理由類問題，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申請人通常不能獲得簽證。
《大衛的調查報告》把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稱為「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
「天啦，我無法相信這是真的！」這可能是你聽到「活摘器官」這一指控時所具有的自然反應。
但是，這並不是你一個人的反應。六十多年前的美國最高法院法官費利克斯•法蘭克福（Felix Frankfurter)聽到納粹屠殺猶太人時，也說過類似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