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13年，中國的發展世界矚目，一大批中國富人批發，城市在地產高速發展的海洋中熠熠生輝，高樓林立，製造業在高速發展的工業化的背景下產能膨脹，政府在人民幣製造中推進世界上最大的造路運動，高鐵、高速、地鐵大躍進，農民進城，赤腳上樓，城市化高歌猛進，世界在中國低端製造的衝擊下假貨泛濫，一片愕然，中國人也在自己的假貨的與財富的追逐中陷入發展的可怕陷阱，環境、資源、精神、文化的瓶頸等發展陷阱，資源陷阱、環境陷阱、文化陷阱、制度陷阱、貨幣陷阱、教育陷阱—等全方位的陷阱。
一、世界經濟發展的新模式—「再工業化浪潮」初露端倪，歐盟生病、日元大貶值，針對中國發展的國際陷阱悄然形成。
正當中國為自己一路高歌猛進的發展模式歡呼雀躍的時候，2008年，一場世界性金融危機在大洋彼岸向世界蔓延，本次金融危機，美國地產泡沫破裂，金融衍生品泡沫破裂，世界的大宗商品泡沫破裂，為世界提供低端消費的中國代工、訂單消費的下游製造業也被一掃而光，秋風掃落葉，中國沿海數千萬農民工捲鋪蓋回家，歐洲幾個躺在歐元溫暖環抱的國家也在金融危機中國家債務問題暴露無遺，最終演變為一場席捲歐洲乃至世界的國家債務危機，本次危機迄今為止已經為期5年，中國製造業輝煌不再，歐洲大部分國家至今深陷泥潭，只有美國-危機的發源地開始重振雄風，經濟發展開始呈現出良性的、實體經濟帶動消費、地產復甦、「頁岩氣革命」(新能源革命)帶動高端製造業回流本土的可喜勢頭。
本輪危機，美國輕傷、歐洲重傷，中國遍體鱗傷基本顯露無遺。美國為自己產業轉型贏得了時間與空間，世界大量資金回流美國避險，美元資產成為世界避險港灣，大量美元的回歸美國為新產業的培育提供了充裕的資金支持，為美國「頁岩氣革命」的培育提供了資金支持。美國世界貨幣的產業培育優勢、科技技術產業化的貨幣生成機制再次完美演繹，美元又一次上演世界貨幣與科學技術完美結合的經典案例，這一無與倫比的世界貨幣優勢是任何國家無法複製的。美國財富的先進文化生成機制、先進文化的創造機制又一次助推美國文化站在世界文化發展的制高點之上。
在「頁岩氣革命」助推下，美國經濟率先走出了本次經濟危機的陰影，穩步引領世界的下一經濟周期高潮的到來。從最近2013年5月美國公布的一系列靚麗經濟數據，可以看出，除失業率(7.6%)還處於危機線之上，其餘如非農數據大幅度改善，消費者購買力信心指數、居民存款都創出了歷史新高，房地產銷售、居民購房指數底部強勁回升，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國製造業大幅度增長，實體經濟呈現前所未有的發展勢頭，傳統製造業在「頁岩氣革命」帶領下、美國本土開始呈現出以成本比較優勢而吸引了眾多高端製造業回流美國本土的可喜勢頭，這個新型的產業發展動態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高度關注，這是美國由於「資訊技術革命」而引發的製造業空心化而導致競爭力下降多年以後，美國本土出現一個非常顯著的「再工業化浪潮」，現在這個新的產業革命浪潮的出現，將極大改變世界的經濟格局，節能、環保、低碳等符合人類可持續性發展理念的人性化的新型製造業在世界呼之欲出，美國、日本、德國將是這一新型產業的代表力量。率先引領世界這場「再工業化浪潮」的美國無疑是最大的受益國。
未來美國與世界經濟主要經濟力量的差距還將進一步拉大，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還將進一步鞏固。在「美國再工業化」浪潮的推動下，世界資金流入美國本土，美國股票市場在資金的培育下一路高歌猛進，連創歷史新高，出現金融資產與實體經濟良性互動的繁榮景象。美元進一步走強，黃金、石油為代表的大宗商品開始走向漫漫熊途，而處於大宗商品資產關聯度最高的「金磚五國」將是本輪經濟周期調整幅度最大的幾個國家，「金磚五國」即將沉淪，由黃金髮展周期轉變為長期失去的反發展周期，中國必將是其中調整幅度最大、產業鏈轉型最艱難的國家，中國將陷入一個長期的發展陷阱。中國學術界在2008年經濟危機中流行的「美國經濟衰退論」以及「美國國力衰退論」者的學術謊言已經破產。
歐洲部分國家(希臘、葡萄牙、西班牙、義大利)為自己高福利與勞動力效率持續下滑、競爭力下降交出了巨額的學費，未來重振南部歐洲的勞動效率，科學處理公平與效率問題是南部歐洲未來的重點課題。但是歐洲有德國高端製造業產業鏈的支撐，整個歐洲有良好市場環境的制度性支持，南歐各國的轉型也只是市場文化的重造，市場機制與經濟自由主義理念也將逼迫南歐國家進行轉型。南歐問題只是經濟層面的問題，解決與處理的難度不大，需要的只是時間與空間，在國際與國內的壓力下，在歐元貶值的預期下，作為中國最大的製造業出口地歐盟，歐盟長期的經濟低迷給中國出口蒙巨大的陰影。
在歐洲的經濟版圖中，德國將一枝獨秀，德國統一的紅利與歐元貶值、世界高端製造業的產業優勢與未來世界「再工業化」發展方向一致，德國實體經濟的在中國製造業退出歐洲的舞台的歷史背景下，面臨更大的市場份額，「再工業化浪潮」對於德國高端製造業提供了巨大的發展機會。
在「再工業化浪潮」、美元走強、安倍政權啟動日元貶值(近幾個月貶值幅度與美元、人民幣達到30%以上)多重內外的作用下，日本經濟呈現出強勁的20年以來底部復甦的強勁勢頭，日本本輪的經濟底部復甦動態需要引起高度關注，是繼美國「頁岩氣革命」之後世界經濟一個非常重要的世界重大格局的變化，日本經濟重新崛起的勢頭開始明朗化，中國製造業的市場空間將受到巨大擠壓。日本本輪經濟底部崛起得益於新首相安倍提出的安倍經濟學，其主要內容如下：
安倍政府近日推出的「日本未來5年至10年的經濟振興政策」被稱為第二輪經濟振興政策。第一輪發生在今年4月份，安倍發表了旨在有利於年輕人就業和婦女參加工作的經濟振興政策。如果說，第一輪經濟振興政策的指向性還不明顯。那麼，第二輪政策的指向性已經顯露無餘。目標就是中國。
此輪經濟振興政策包括五個方面：第一是促進投資政策;第二是擴大出口戰略;第三是發展農業政策;第四是改革教育政策;第五是推動文化產品出口政策。據計劃，日本政府將今後3年確定為「集中投資促進期」，積極鼓勵民間企業進行以技術開發為中心的投資活動。為此，日本政府將引進租賃制度，向積極投資和技術開發的企業提供低息設備租賃，以減輕企業的設備投資成本。政府還將針對技術開發投資企業實施「放寬限制」的政策，促進新技術和新產品的問世。
日本政府制定了促進投資的長期目標，將目前每年63萬億日元的民間投資提高到2016年的70萬億日元。
這是一項帶有槓桿性質的投資促進計劃，日本到底採用怎樣的方式從事設備租賃業務我們不得而知，但這著實是一項好計劃，表面上看，三年之間從63萬億日元擴張到70萬億元日元不是一個大數，但如果新增的投資都是依靠租賃，那將為日本實際經濟產出帶來巨大增長。
在出口方向，日本政府今後將積極推動社會基礎設施(智能電網、交通網路建立和管理、高速資訊化等)的出口，向全球推廣日本先進的社會基礎設施開發技術和設備，以及先進的管理經驗，以滿足全球特別是開發中國家對社會基礎設施越來越大的需求。日本的目標是到2020年將社會基礎設施出口額從目前10萬億日元擴大到30萬億日元。
這也是一項十分聰明的做法。因為，如果開發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大量採用日本技術，那終端設施、包括消費品就很難擺脫對日本產品的依賴。所以，日本的占領國際市場的戰術是從上游開始的，然後通吃下游。
這樣的投資和出口領域不是中國的熱切期待嗎?但是，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在與日遞減，而日本在日元大幅貶值的支撐下卻與日遞增。更關鍵的是，中國國內企業經營環境越來越差，而日本企業的經營環境卻在迅速改善。
再看看日本的農業政策。日本政府將成立農林水產和地區活力創造本部，制定和推行綜合農業政策。其目標是大幅提高農業用地的集約化和效率化，放寬法人企業參與農業生產和加工的限制，積極開發高附加價值的農產品，並努力擴大農產品出口，使日本的農業從「防守型農業」向「進攻型農業」轉變。日本政府將使日本農產品出口從目前的4500億日元擴大到2020年1萬億日元。如此一個土地資源小國，居然敢提農產品出口，而且鼓勵出口。說明，日本農業已經從滿足自己，發展到特殊為先。
日本人十分明白，日本的耕地根本養活不了自己，必須依賴進口，所以與其低收益地種植傳統糧食，不如發展高效農業，為農民創造高額的收益，改善其消費能力。再有就是「日本將加快高校教育的國際化步伐，大量引進國際教育人才，提高英語教學質量，爭取日本10所高校能進入全球100所名校之列」。
這是日本在為自己儲備人才，儲備獨立技術。這方面，日本因其技術過度依賴美國而吃過大虧，現在它們開始注意了。「吃著碗裡的、看著盤裡的」大力扶持技術人才。包括文化產業，日本經濟振興的主導方向全部都是實體產業，而並未像過去那樣關注金融。這是一次歷史性的回歸，是「安倍經濟學」的典型特質。
據計劃：日本將積極拓展獨特的文化產品開發能力和出口潛力，今後將以動漫和音像產品為中心，向全球出口反映日本文化特色的產品。為此，日本政府將與民間組織合作成立酷日本推進機構，重點扶持有創意的文化產品，目標是5年內使日本文化產品出口額從目前的63億日元擴大到163億日元。日本對文化產業的重視與輸出，卻有得天獨厚的根基，那就是特點鮮明的日本民族文化的特質，這一點中國有很大差距。
總體評價，日本的經濟振興政策簡陋而明確，針對性十分明顯：就是你中國想幹什麼，我就要幹什麼，而且要比你幹得出色。
據彭博社2013年5月16日報導，日本近日公布的經濟數據顯示，日本2013年第一季GDP增長年率為3.5%，遠高於預估，日本股市也是一路躥紅，日經指數上漲了近45%，居民消費率更呈強勢增長之勢。 這是日本久違了的「好消息」，也是近段時期以來世界各國都陷入各自「問題」而一籌莫展之時，格外突出的好成績。被指吃「冷戰紅利」長大的日本經濟，冷戰結束後沉入了「失去十年」和「再失去十年」的經濟停滯，隨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波及，日本經濟再受打擊，經濟總量萎縮3%。幾乎看不到曙光的日本經濟，緣何當下突然大放異彩?答案在「安倍經濟學」。
「安倍經濟學」並不是學術概念，而是指與執政力密切相關的經濟新政策，是領袖人物把觀念中的經濟學，經過其強有力的執行力與動員力，落實成政府內閣的具體政策。與之可以媲美的，如柴契爾夫人時代的英國。
安倍目前享有高達70%的民意支持率，這與法國奧朗德13%和美國總統歐巴馬50%相比，幾乎就是奇蹟。安倍在國內操弄民粹，對外表示強硬，一定程度上就是為推行其「安倍經濟學」創造良好的環境。在他注意到人們已經從懷疑到確認「安倍經濟學」之後，他也開始收斂一些迎合右翼的民粹論調。
「安倍經濟學」由三套組合拳組成，日本國內學者稱為「三支箭」，每一套組合拳，都是「重量級」的，都是弱勢政府所不敢嘗試的。如安倍經濟學中大膽甚至放肆的寬鬆貨幣政策，超規模回購債券或超規模印鈔，人為拉高通脹預期，是以往內閣所做不到的。安倍之前，民主黨政府也嘗試過貨幣寬鬆，卻在低迷的支持率和各派的政治掣肘下，往往只能做到「淺嘗輒止」，結果均是無功而返。
我們也可以從人事結構及變動上看出安倍這屆內閣的「執政力」。日本派閥政治積重難返，民主黨小澤派內鬥，嚴重削弱了來之不易的執政機會的持久能力。自民黨內的麻生派，是安倍派所不敢輕視的一支力量，安倍不但給麻生委以副首相之位，甚至把「財相」這樣顯赫的內閣部長之職一併交給了麻生。這使安倍可以對不稱職或不滿意的官員能快速變動，以利於政策的雷厲風行，如安倍果斷撤換了作風傳統保守的日央行總裁。
安倍經濟學這麼短時就見顯著成效，又一次讓人們看到改革與執行力之間的天然關係。改革的推動，有時不僅僅只在於意願，也不在於改革的設計看上去是不是很美，而是在於有沒有創設適合於把意願落實的環境，更在於推動新政策的執行力與動員力。
日本經濟發展模式長期堅持節能、環保、低碳、可持續的理念與人類社會發展目標一致，儘管經過20年的低迷，但是其紮實的、高效的管理水平一脈相承，強大的資金實力仍然保存，特別日本大和民族務實、合作、嚴謹、勤勞的民族精神的魅力，在經過認真反思自己「失去的20年」後日本時代更加值得期待，本人高度看好未來的後「日本模式」。
安倍晉三政權推出的「安倍經濟學」有其深厚的歷史背景與現實基礎。
第一，美元處於歷史性的上升周期是日元未來處於一個歷史性的貶值周期，安倍政權順應了這個歷史潮流。
第二，日本經濟處於長期的通貨緊縮是過去弱勢美元長期打壓的結果，而且，資源價格的暴漲嚴重推高了日本資源依賴型產業結構(製造業)的成本。使得日本製造業的價格優勢蕩然無存。
第三，中國與印度等人口紅利優勢，生產要素的廉價競爭與市場化優勢，中國市場化、城市化帶來的市場空間巨大釋放、擠壓了日本製造業的世界市場，日本20年長期低迷有其歷史的必然性。隨著以上中國製造業優勢的逐步消失，日本的低耗、環保、低炭、高效的集約化的發展模式必然重新恢復其活力，在製造業成本下降、日元貶值、低耗、環保、低炭、高效集約化的發展背景下，日本經濟的恢復性上漲、活力重現是必然的趨勢。
第四，順應了世界「圍堵中國」這個世界規則的破壞者、自然資源浪費者、環境污染者、不可持續發展者、道德與文化底線的破壞者、世界正常價值觀念的異化者、資產高度泡沫化國家的世界潮流。是遏制「中國威脅」的現實選擇。
第五，通貨緊縮是日本20年經濟低迷的結症，「反通縮」是安倍政權的政策核心，安倍經濟學終於找到了一把解開了日本經濟振興的鑰匙，出現了國內日本各派政治力量強力支持與民意高度認同的局面。「中日紛爭」也使得日本獲得了國際「反華」勢力的支持與呼應，與國際上「圍堵中國」潮流相互配合，日本獲得了天時、地利、人和全方位的發展機遇。
「中日紛爭」「南海危機」、「朝鮮核問題」「中印領土紛爭」、「中國危險論」使得中國發展的國際空間與外交處於歷史上最艱難的困境，中國發展的陷阱是現階段中國問題的真實解讀。
在「頁岩氣革命」、美元升值、歐元區經濟前景暗淡、日本安倍政權推出重量級日元寬鬆政策、人民幣對外虛假升值對內大幅度貶值以及中國製造業成本飆升的重壓下，中國製造業面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嚴峻的外部壓力，特別是低效率、未充分市場化的、低成本的、享受壟斷地位的製造業領域的國企在中國紅利消失後面臨著巨大的生存壓力，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具備國際優勢的製造業—中國的實體經濟未來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性抉擇。中國的發展陷入國際力量的包圍圈，中國發展的國際陷阱已經形成。
二、自身發展模式的內部陷阱
政府主導(權力主導)的發展模式運行出現了體制性阻礙，市場化與權力化、法治與人治、自由與壟斷、民主與專制的矛盾在各個領域內爆發，官民衝突、財富分配矛盾集中爆發，社會利益固化，權貴官僚階層在中國社會形成。
生產過程的、流動領域的壟斷化，分配領域的權力化、消費領域的奢侈化與腐朽化異化為社會的主流與時尚，出現了改革的停止與倒退的社會逆流，部分核心領域的社會改革迴避，權力維穩成本高企。
政治治理結構中司法獨立嚴重缺失，權力制約失衡，人治高於法治，憲法淪落為權力的奴婢。政黨化傾向強化，與鄧小平時代提出的「黨政分離」政改目標相去甚遠。
思想領域，害怕普世價值觀念的傳播，輿論控制限制思想自由、新聞自由，操控輿論工具，全面控制社會輿論。甚至揮舞民族主義的大棒，激化民族矛盾，國家矛盾。壓制市場文化、自由主義文化的傳播。
經濟運行過程中，採取掠奪式的地產金融化的財富剝奪機制，資產證券化的殘酷財富剝削機制，與民爭利，掏空普通民眾的錢袋子，推行一系列社會福利領域的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的原始的、推卸政府基本責任的極端改革措施，加大社會的貧富差距，製造人為的社會不平等，加速社會民眾的傳統價值觀念的崩潰。
政府主導的經濟運行模式，權力監督的缺失，制度性腐敗、社會性腐敗貫穿於中國社會的生產、流通、分配與消費的所有環節，社會演變為圍繞權力運行與爭奪的政治鬥爭與陰謀的超級悲喜劇。政治利益的再分配在全中國上演，「王力軍事件」、「薄熙來事件」等「重慶鬧劇」在中國不斷重複，只是規格與影響的不同程度而已。
在中國自身發展模式的內部陷阱中，有幾點是需要高度關注的焦點。
1.政治改革如何進行的問題，是否維持現有政權結構，還是推倒重來?事實證明，現有政治模式只會使得中國的問題激化與矛盾加深，腐敗無法在政治利益共同體中根除，美國式的民主與法治、西方文明中政治治理結構是否適應中國?而且台灣的中國人已經成功運行了4屆，政黨輪換機制與中國傳統文化不存在相剋的問題。民主與法制是世界政治發展的規律基本得到中國乃至世界人民的認同。中國現有的所有矛盾產生的根源與此相關。社會治理比經濟發展的更加重要，是經濟成果的制度保證，而且與社會穩定與長治久安緊密相聯，與人民幸福與安全感結合在一起。政治改革是無法逾越一個發展瓶頸，是解決中國發展陷阱的一個核心環節。「經濟中心論」思想必須重新反思。
2.文化價值觀念的重建問題。中國自從1840年以來，儒家封建文化傳統與西方市場文化激烈衝突，晚清名臣李鴻章是預言中國面臨3000之巨變的政治家，但是滿清錯過了機會，中華民國的蔣介石也錯失了機會，鄧小平的改革也錯失了機會，後鄧小平時代的中國難道再在這個問題上錯失良機嗎?與中國連衣帶水的日本明治維新1868年以一場政府主導的「脫亞入歐」方式解決了這個問題，西方歐美的制度性的文化優勢保證了資源嚴重缺乏的日本實現了趕超式發展，自1840年以來，中國一直在對待歐美文化的核心價值觀——普世價值懷疑論中徘徊與憂慮，中國也錯失了一次次現代社會的重建機會，文化現代化才是現代化的本質內涵。
現代歐美文化的源頭是「社會契約論」，民本主義的人權保護機制與對公共權力進行制約的憲政機制是其理論基礎，私有財產是市場自由化的根基，公有制解決不了個人與集體、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個人與自然的矛盾問題，公有制產權結構解決不了市場主體、客體與市場仲介和諧運行的問題，腐敗問題其實質是市場運行的結構性、根源性矛盾，是人類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中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環節產權屬性混亂的表現形式。在一個產權歸屬不明晰生產體系中，責任、權利、利益必然是混亂的，各種社會腐敗必然產生。而且，公有制產權結構必然導致權力對個體利益的剝奪的合法化，進而演變為的社會暴力的合法化。中國現在正處於公共權力對普通民眾的基本人權、合法財富瘋狂的剝奪階段。「沒有1%的強拆就沒有99%自願拆遷，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等論調完全揭開了中國公有制暴力合法化的「皇帝的新裝」。
中國公有制產權體系與當今世界私有制的世界文化潮流也格格不入，不計成本的發展模式，一窩蜂式的產業布局方式，資本與權力結合的腐敗的利益剝奪機制，不計較資源與環境代價的GDP至上的政績追求導向，無法實現經濟的集約化、產業的成功轉型、升級換代，破壞式的、掠奪式的發展模式是公有制產權最後的宿命。不尊重經濟規律與泡沫化是必然歸宿。
認為政府無所不能的所謂產業發展規劃往往與市場規律背道而馳，高而大的發展目標往往成為無法實現的「畫餅」，「太陽能產能過剩」「風能產能過剩」等過剩產能無一不是產業規劃的產物，當下的中國就處於這種發展模式的最後階段，處於泡沫破裂的前夜。
3.經濟運行體系的改革問題。在分析了中國文化與政治結構的根源性發展陷阱後，我們回到現實的經濟運行的問題上來，因為中國是個世界性大國，在面臨歐美日等合縱包圍的世界背景下，中國到底在現實經濟運行中面臨那些具體的發展陷阱。哪些可以通過有限的改革可以避免，那些是必須與政治改革配套解決的，那些是根本性的解決方案.
第一，權力配置社會資源——經濟發展模式的制度性陷阱。
政府主導(權力主導)的發展模式的實質是政府成為經濟運行的主體，政府成為經濟運行過程中的教練員、裁判員、運動員，成為遊戲規則的制定者、參與者、監督者。可以想見，這場遊戲怎麼玩得下去，結局不言自明。而市場經濟的一個原始起點就是政府只能承擔裁判員或者監督者的角色，就是現代自由主義經濟學之父—市場經濟理論的奠基者亞當.斯密在其著名的《國富論》所論述的政府只能是「守夜人」的角色。這隻「有形之手」的職能只能是有限的，小政府是市場經濟運行的一個原始起點。市場經濟運行另一隻「無形之手」只能是市場，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中，市場才是資源配製的核心手段，這是市場經濟模式順利運行的邏輯起點。中國自從1992年宣布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以來，距今已經21年，21年的經濟改革，連一個普通的常識性的市場經濟的基點都沒有建立起來。
近年來，權力主導的發展模式越來越強化的趨勢。最近中國市場經濟理論的奠基者——「吳市場」之稱的吳敬璉老先生反覆在各個不同場合呼籲這個問題，80多歲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茅于軾老先生在媒體說中國不是市場經濟國家，國際上美國以及歐盟等主要經濟體乾脆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中國的改革開放35年了，我們還在市場經濟的原始起點上面徘徊，近年來圍繞著「國進民退」還是「民進國退」的討論就是這個問題的爭論。而且，現行政策的結果是「國進民退」全面占據上風。市場自由派完全處於弱勢，腐敗之風狂飆就是市場環境惡化的典型症狀。
市場化的原始起點之所以沒有解決，主要原因是牽涉到政治體制這個根本的制度性陷阱，中國的問題還是「姓資」與「姓社」問題之爭，「姓資」與「姓社」問題之爭實質上是「姓公」還是「姓私」問題的爭論。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講話」迴避了這個爭論，今天中國已經無法迴避這個問題了，力圖找到一個公有制模式下的市場經濟的中國模式、中國特色，最後的結局就是中國腐敗、中國混亂、中國危機。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兼容，中國惡化的國際國內環境已經證明了這個真理。
現在中國模式已經演化為徹頭徹尾的中國權貴經濟。少數權貴階層合法化的對多數人公然的財富的明搶豪奪。90年代的國企改革成就了一大批富豪，現在中國的「新八大家族」的成長史就是典型的國資低價賤賣、豪奪，中國A股市場之怪狀表現之一就是對民間財富的槓桿化、合法化的豪奪，對農民土地財富的低價收購高價賣出的土地價值剝奪成就了一批批達官貴人與地產富豪。
「國企改革」、證券市場、地產造富這三輪中國特色的造富運動，權力配置社會資源是現在中國社會運行的真實面目，而權力配置社會資源是中國原始資本積累的真面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演變成為與原始資本主義「惡性」媲美的早期原始資本的吃血體制。而「台灣模式」、「韓國模式」「戰後日本模式」、「戰後德國模式」、「新加坡模式」基本避免了早期資本原始資本吃血弊端，比較科學處理了公平與效率的關係問題。
西方資本主義早期的資本積累是海外殖民，海外殖民有其先進文化發展、擴張的歷史性、規律性要求，代表歐洲先進文化傳播的全球化人類發展的規律和進步的歷史進程。但是其血淋淋的財富剝奪機制與征服機制遭到人類的拋棄與歷史的無情批判。
二戰後美元資本的金融化、全球化的歷史進程哺育了人類科技革命的偉大歷史進程，美元資本創造了一個二戰後的人類繁榮的科技文明。同時孕育、奠定了人類走向未來和平發展的世界道路。「德國模式」「日本模式」「台灣模式」「韓國模式」以及中國30年高速發展的經濟成就無不得益於美元資本的世界布局。
美元資本的全球擴張明顯開始兼顧社會發展與考慮人權改善，資本盈利與教育科學技術普及傳播融合，和平競爭機制開始成為國家競爭的主要形式，大國競爭朝著非戰爭模式轉型，極其重視美國文化價值觀的培育，凡是美國價值觀培育成熟的國家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基本能夠保持可持續性，政治結構治理也開始穩定與有序，社會呈現良性發展的勢頭，二戰後的「日本模式」、「台灣模式」與「韓國模式」是典型的代表，二戰後的「德國模式」也堪稱經典。
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選擇起源於鄧小平時代，在決定拋棄蘇聯模式還是決定倒向美國模式的問題上，中國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根據目前解密的檔案看，當時中共政府派出了多個工作組外出考察，考察的結果是資本主義世界的發展水平遠遠高於社會主義國家，為取得歐美資本主義的支持，中國發動了一場在中國官方稱之為「自衛反擊戰」對越戰爭，這是一場中共政府告別蘇聯模式的世界宣言，美國政府終於看出中共政府的誠意，對越「自衛反擊戰」後，中美政治、經濟與文化交流開始漫入快車道。中國終於取得了對外開放的歐美通行證。這才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邏輯起點。
對越「自衛反擊戰」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邏輯起點，不是什麼「十一屆三中全會」，因為即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想改革開放，沒有歐美通行證，中共政府只是一廂情願而已，如同男女戀愛雙方，沒有對方的認同，最多就是單相思。
現在中共政府好像完全遺忘了對越「自衛反擊戰」，是否這場戰爭不曾發生過，真實的歷史事實就是害怕人民懷疑中國共產黨偉大決策、現行「反美意識形態」和「中國現行體制」，衝擊中國既得利益集團的根本利益。
對越「自衛反擊戰」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邏輯起點，這場戰爭的歷史意義遠遠高於中國歷史上「抗美援朝戰爭」甚至奪權的解放戰爭，歷史地位被遠遠低估了，對越「自衛反擊戰」的戰爭老兵將獲得崇高歷史榮譽必將載入史冊。
第二，執政水平與能力全面下滑的陷阱
中國30年高速發展的經濟成就是世界經濟全球化、世界經濟一體化、世界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美國經濟結構轉型、美元貨幣世界布局、美國世界政治布局的產物，得益於中共領導人順應歷史潮流的天時和地利，是中國順應世界發展規律的產物，是開放的結果，不是改革的產物，不是什麼偉大英明的中國共產黨高明執政與科學領導的產物。相反中共政府執政能力不是提高了，反而降低了。理由如下：
衡量一個政府執政水平的高低除了經濟標準以外，還有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程度、社會和諧程度、環境良性發展水平、社會文明水平、社會成員的精神信仰、道德水平的提升程度以及公平與正義提升程度。以上標準除了經濟進步有提升以外，而且這個經濟進步還有巨大的社會公平的喪失與貧富懸殊巨大差距的代價，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程度、社會和諧程度、環境良性發展水平、社會文明水平、社會成員的精神信仰、道德水平的提升程度以及公平與正義提升程度都在不同程度的惡化，環境的巨大破壞，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進程停滯不前與倒退，價值觀念與道德的大崩潰，社會和諧度與民眾的幸福感、安全感的極大破環。
體制性腐敗與道德價值觀念的崩潰、社會基本底線的破壞、自然環境的全面惡化與食品問題與公共安全危機頻發是中共政府執政能力全面下降的標誌。
第三，決策能力弱化與經濟管理失控的陷阱。
現階段，中國社會面臨的資產泡沫化主要表現在貨幣泡沫、房地產價格的泡沫、地方債務泡沫、產能過剩的製造業泡沫。四大泡沫的出現是政府決策弱化與經濟管理嚴重失控的結果。
首先，貨幣泡沫的出現是長期中國「國富民窮」公有制經濟導向的結果，公有制經濟主導下的經濟發展模式必然是投資導向性的發展模式，不計成本與全國一盤棋的投資拉動是這種經濟發展模式的主要特點，政府主導下的投資拉動就是人為製造貨幣，惡性通貨膨脹與稀釋民間財富是其主要的表現形式。改革開放的30多年，中共政府的貨幣超額發行就進行了N次，我國有貨幣存量統計數據的資料始於1952年，當年的貨幣存量(M2)101.3億元，請大家記住這個數字。截止到今年2013年M2已經高達103萬億了，也就說說61年來中國貨幣增長量剛好1000倍，M2年均複利增長20%以上。
從90年到93年，貨幣增長量每年都還控制在數千億元之內，沒有超過萬億元，90年與89年相比，新增5253億元，91年比90年新增4100億元，92年比91年新增6100億元，93年比92年新增9400億元，環比增長速度39%!93年貨幣存量達到34879億元。93-96的超級大通脹，是90-93年打下的基礎，環比增速39%，這三年。也是海南房地產投機熱發展到頂點的時候。
94年開始貨幣增長量超過萬億：94年比93年新增12100億元，環比增長速度為34.6%;95年比94年新增14000億元，96年比95年新增16000億元，其實97年之後，如果沒有美元輸入的話，天朝就會步入辛巴威的境地了。那麼今日辛巴威的記錄，本來應該是中國來打破的。沒有美元支撐RMB的信用，RMB早崩盤了。
97年比96年新增15000億元，98年比97年新增13500億元，99年比98年新增15400億元，2000年比99年新增15600億元，2001年比2000年新增18200億元，貨幣存量達到152888億元。平均年增長量為15100億元，平均增長速度在39%左右，可以稱為第五次通貨膨脹期。看看M2吧，從來就沒慢過。
89年底M2存量不過1.2萬億，2013年3月份是103萬億，也就說20年來年均增長M2將近100倍，21%的年增長率，幸虧中國有美元輸血，和10幾億老百姓，否則你我今日，過的不會比辛巴威好到哪去的!年均21%的M2增速，中國永遠不會產生中產階級的。產生了，3-5年內就會被通脹掠奪一空。
2003——2012年人民幣M2供應量為：
截至2003年11月，廣義貨幣供應量(M2)餘額為21.6萬億元。
截至2004年12月，廣義貨幣供應量(M2)餘額為25.3萬億元。
截至2005年12月，廣義貨幣供應量(M2)餘額為29.88萬億元。
截至2006年12月，廣義貨幣供應量(M2)餘額為34.56萬億元。
截至2007年12月，廣義貨幣供應量(M2)餘額為40.34萬億元。
截至2008年12月，廣義貨幣供應量(M2)餘額為47.52萬億元。
截至2009年12月，廣義貨幣供應量(M2)餘額為60.62萬億元。
截至2010年12月，廣義貨幣供應量(M2)餘額為72.58萬億元。
截至2011年12月，廣義貨幣供應量(M2)餘額為85.16萬億元。
2012年4月中國M2突破90萬億大關;預計2012年底將突破100萬億大關，刷新貨幣發行量增長的各國世界記錄。
美國過去100年的年均通脹率不過3%，知道美元為甚麽是世界貨幣了吧!也知道RMB不可能成為世界貨幣了吧!還國際化，真能吹啊!基本上都是M2先超長增長，20%以上，之後1-3年內出現大通脹。通過歷史資料可以知道，M2反應到物價上有一個遲滯效應。另外，物質緊缺，會給通脹再來個加速度。建議大家提前布局，要麼買資源，要麼持有美元，今年年中開始，就可能突然發生一夜通脹。整個共和國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大通脹史。美元黃金換了，要藏起來，千萬別曝露，否則招災。
作為比照的參照係數：
2009年美國M2增長量約8萬億美元，匯率1:6.8，約相當於54.4萬億人民幣。
2012年美國M2餘額約9萬億美元，匯率1:6.3，約為56.7萬億人民幣。
要知道，美元可是在全世界流通的，並且美國GDP三倍於中國，中國人民幣可只在中國國內流通的。
中國M2則從2007年的40萬億人民幣，到2012年底增長為100萬億人民幣。
僅僅5年時間，M2即快速增長60萬億，占同期世界新增貨幣總量的59%，2012年底中國M2總量超100萬億，占世界貨幣366萬億人民幣總量的27%，大幅度超過美國2009年M2增量，也遠遠超過美國2012年M2增量的1.5倍，中國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第一貨幣大國。
結論：
1)海量貨幣發行，通貨膨脹是中國現行體制下一個必然現象，其本質就是為政府錯誤決策買單老百姓付錢的中國特色政治。
2)海量貨幣發行，維護了經濟的高速發展，國家信仰演化為GDP至上主義，經濟發展高於一切，為黨的領導提供現實的合法性依據。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發展中國成為「真理」。
3)海量貨幣發行，維護了龐大的政權開支，為國家合法掠奪民間財富提供了隱形的工具與手段，公務員職業成為中國最熱門職業，做官成為中國最神聖的人生追求。其餘職業都是下等公民。
4)海量貨幣發行，房地產成為中國吸收通貨膨脹的主要資產，房子成為人民幣資產的主要財富形式，而房地產是中國權力介入最多的領域，人民幣貨幣資產實際上已經兌變為權力與腐敗的化身。房地產高度的泡沫化，說明中國政治權力結構的高危化與泡沫化。
5)海量貨幣發行，人民幣出現了內部大幅度貶值，外部大幅度的升值的反周期運行，非常方便權力財富的外逃與風險規避。普通老百姓由於貧困無法規避中國風險。
6)海量貨幣發行，人民幣資產出現的「內貶外升」現象說明了人民幣資產已經進入美元、日元以及歐元資產的對手盤，特別是已經納入了世界貨幣美元對手盤的「黑名單」。
7)海量貨幣發行，是中國物價暴漲的真正推手，而不是什麼美國的貨幣寬鬆政策導致的輸入性通脹。由於改革開放以來中共政府每年超過20%以上貨幣發行量，真實的CPI(物價指數)肯定超過了20%以上，經濟發展狀態經常處於嚴重失控狀態，巨額的公務員隊伍、龐大國家軍事力量與「政黨化」的輿論機構充當了中國社會的維穩機器。各行各業黨政機構的強化趨勢也與政治維穩密不可分。
8)海量貨幣發行，嚴重傷害了人民幣的國際信譽，使得人民幣淪落為國際上「劣幣」行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與自由化遙不可及。
9)海量貨幣發行，加大了中國資產泡沫化程度，是目前「中國泡沫」的最大推手，加速了中國危機的爆發。
10)海量貨幣發行，貨幣泛濫也導致中國假冒偽劣產品的世界泛濫，嚴重破壞了世界市場秩序，「中國威脅論」世界流傳，世界防範，中國的國際空間迴旋餘地狹小，面臨世界圍堵的尷尬境地。5000年文明薰陶出的中國君子演變成為世界不受歡迎的現代售假、制假的江湖騙子，不守規則成為中國人的世界標籤。
其次，「藏匯於國」的畸形外匯管理模式加劇了財富分配的不公平與政府的與民爭利，加速了中國社會的危機、資產泡沫化進程。
中國人民幣在國際上不是可自由兌換貨幣，中國要獲得外匯(主要是美元)，需要通過中國商品的出口或者提供勞務輸出，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現在的外匯收入全部來自於中國勞務創造。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外匯極度缺乏，國家採取了外匯管制的手段，人民銀行強制性收購美元，按照政府規定匯率發行等額的人民幣，匯率也採取了官方規定綁定美元的做法，2005年以後，由於中國外貿規模迅速擴大，中國由捆綁美元匯率過渡到一定程度的浮動匯率，但是「藏匯於國」的外匯管制制度仍然沿用至今。這一制度帶來的巨大弊端是：
1.人為加大人民幣發行量，現在中國外匯存底3.4萬億美元，事實上人為加大了人民幣貨幣發行量20-30萬億人民幣，如果不算其他因素，這個貨幣發行可人為導致房價升高3-4倍。也是多年來中國通貨膨脹的最大推手之一。使得居民合法性的財產收入大幅度的稀釋，難以形成一個穩定的中產階級，也使得中國難以產生一個穩定的消費拉動經濟發展的內需人群。因為如此巨大的貨幣發行量，3-5年就消滅了銀行存款的購買力，逼迫貨幣持有者出現更加投機化的投資衝動。
2.國家外匯強制管理制度，破壞了公民的財產選擇權與自由投資原則，使得中國公民的投資渠道狹窄，資金缺乏出路，加劇了國內的房地產價格的畸形與扭曲，也是中國「影子銀行」以及「高利貸」蔓延的根源之一，同時也是產生「蒜你很」、「豆你玩」「姜你軍」等畸形經濟現象的根源。
3.國家外匯強制管理制度增加了人民幣風險係數，人為推升了本幣升值的壓力，在現行外匯管理體制下，由於國家實質上是最終外匯持有人，在大量國家外匯餘額的淤積下，本幣由於有大量美元外匯信譽保證，導致人民幣匯率對外大幅度升值，由於人民幣對內大幅度超發，人民幣對內大幅度貶值，這種「藏匯於國」匯率管理模式是導致現在人民幣「內貶外升」反周期貨幣現象的根源。加大了未來中國經濟周期性調整的風險係數，因為一旦未來中國出現經濟的周期性、規律性、結構性的調整，人民幣匯率就會出現斷鏈式暴跌，中國的經濟安全就會誘發巨大的社會問題，甚至出現政治與社會危機。目前這種跡象出現的機率正在大幅度的增加。
4.現行匯率管理模式扼殺了中國實體經濟的對外競爭力，人民幣「內貶外升」反周期貨幣運行現象的出現，中國實體經濟也呈現出對外競爭力下降，對內成本大幅度飆升的嚴峻現實，出口、投資與消費三架馬車出現同時熄火的可怕情景。因為內需中國一直沒有有效的培育起來，投資拉動會必然導致貨幣的超發，出口拉動被本幣升值給扼殺了。
中國危機已經正在快速的迫近我們。美元的升值周期到來的時候，現在中國不得不繼續接受這個現實，要不你繼續接受人民幣對外升值的慢性死亡機制，象90年代的日本，實體經濟慢慢死亡，泡沫也得最後破裂。
要麼接受快速死亡法，釋放你的房地產泡沫+銀行業泡沫+地方債務泡沫，快速接受人民幣匯率暴跌的現實，迅速釋放出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市場，推動政治與深化社會改革，現在的中國就處於這個有史以來最大社會變革的前夜，中國天朝領導人有這個勇氣嗎?
當然中國還有一個選擇，就是全面挑戰美國的世界霸權地位，打破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政治秩序，最後打敗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全面取代美國的世界盟主地位。使人民幣成為世界貨幣。但是問題是中國現在實力具備了嗎?中國具備了領導世界能力與實力了嗎?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5.中國錯過了「藏匯於民」最佳歷史時機，中國推行「藏匯於民」最佳歷史時機在2005-2008年，這個時期中國社會矛盾相對緩和，資產泡沫也不大，特別是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機處於爆發時期，老百姓也認為歐美國家經濟也好不到哪裡去，擠兌浪潮相對較小，人民幣匯率下跌也屬於正常可以容忍的範圍，一般來說，「藏匯於民」推行的初期，本幣對外匯(主要是美元)必然有一個短暫暴跌時期，大部分黑金會選擇出逃，帶來人民幣匯率的短期暴跌，但是避免了未來本幣超發乃至被巨額外匯綁架的風險，也不會出現2008年以後中國房地產價格暴漲、房地產綁架中國銀行業、綁架地方政府財政的高風險出現。如果現在推行「藏匯於民」就會出現居民急劇兌匯潮出現，中國的外匯存底很快就擠兌一空，留下巨額的人民幣貨幣，銀行支付很快出現急劇的信用危機。一大批富人以及官僚階層攜帶美元逃離中國這塊是非之地，留下一大堆貧困的普通老百姓來承受未來中國高通脹的現實。
6.「藏匯於民」外匯管理機制下，美元攻擊人民幣的難度相對較大，中國老百姓有財產選擇權，你美元升值，老百姓可以選擇持有美元，人民幣貨幣供應量增加，中國人民幣貨幣兌美元跟隨貶值就是了，伴隨人民幣的貶值，中國的實體經濟反而受益，中國出口競爭力反而增強，就業增加。可以避免貨幣超發、物價飛漲、「內貶外升」反周期貨幣現象的出現。因為這些現象的出現是正常的經濟周期性波動而已。
7.「藏匯於國」的外匯管理體制嚴重損害了人民幣的信用體系，導致人民幣貨幣持有人(銀行儲戶)利益嚴重受損，國家政權成為最大的合法財產的劫持犯，個人財產保護成為笑談。因為如此巨大的貨幣發行量，3-5年就消滅了銀行存款的購買力。
8.所謂的「藏匯於國」只不過是在打著國強旗號下的豪取強奪，是事實上的「國富民窮」極權政治的現代翻版。在中國現有官僚體制的背景下，往往派生出「官富民窮」掠奪式的財富剝奪機制。
現行人民幣「內貶外升」的反周期貨幣畸形結構中，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有能力實現移民與海外投資的權貴資本以及部分富裕的人群，他們可以輕易通過各種途徑把人民幣資產迅速轉化為美元資產，近幾年中國出現的投資移民浪潮其實質就是這部分人群，他們位居中國社會的高端，對於中國體制的弊端看的最清晰，對於中國問題的把握心知肚明，在未來的中國風險面前，他們早已準備好了通往國外的機票，這就是中國體制的結症所在。目前中國社會的國家機器事實上已經綁架在這部分人群身上。
中共政府「藏匯於國」的外匯管理體制是改革開放初期的產物，是稀缺外匯歷史背景下臨時性的外匯監管機制，對於今天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性第一貿易大國的中國來說，外匯已經不是什麼稀缺性的資源，在今天中國巨大的國際墮胎、物流面前，中共政府仍然沿襲這個改革開放初期制定的落後管理體制，無非就是力圖控制國人自由進駐海外的正常投資通道，加強對國人嚴密的思想控制，害怕所謂的西方自由化思潮在中國的蔓延，抵制中國的全盤西化浪潮，這個落後的冷戰思維方式在今天給中國社會留下巨大的金融風險、政治風險與社會風險，帶來了這個可能是繼蘇聯之後人類最大的一場和平時時期的社會災難。今天的中國危機不是簡單的修修補補可以解決的問題了，而是一場經濟危機、政治危機、社會危機、生態危機相互交織的可怕圖景。
今天，中國面臨的發展陷阱是全方位的，危機的來臨是確定性的，惟有尊重市場規律、重塑市場精神，進行全面的政治改革，重建中國的正常價值觀，尊重社會發展規律，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才能把危機控制在有限的層面，避免上升為政治危機、社會危機以及生態危機等高危的、系統性的、破壞性的社會動盪。[博訊來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