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被稱為習近平「國師」的孫立平
（本文發表於《改革內參》今年第六期。發表時做了一些必要的刪節，個別文字做了改動。這裡發表的是全文）
改革的關鍵是勢
分析歷史進程，有時候更需要看重勢。勢是一種產生社會動能的趨勢，這種勢比一些具體的舉措更為重要。認識和把握剛剛開始破局的這場改革也是如此。
首先從上一輪改革初期的兩件事情說起：
第一件是"改革四君子"的故事。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個著名的"改革四君子"，即翁永曦、王岐山、黃江南、朱嘉明。他們是4個30左右歲的年輕人。他們研究倡導改革，提出政策建議，在政策研究乃至決策圈裡已經開始有一定的名聲和影響力。有一次，河南省省委書記劉傑到北京開會，聽到他們的發言，便邀請這些年輕人到河南去調研、出主意。於是，青年經濟學家組成一個河南政府諮詢團，去考察河南的情況，提出建議。事後，省委書記即邀請兩位青年在他們那裡任職，朱嘉明任省體改委副主任，黃江南任省外經貿委副主任。要知道，那時候他們也就是三十歲出頭的年紀。
另一件事情是理論務虛會。當時的背景是，文革結束，社會中有一種強烈的衝動，要求改變現狀，甚至改變在文革中走到極端的舊體制。社會中變革的動能在醞釀，特別是真理標準的討論，成為一次撬動舊體制的思想動員。於是在葉劍英的提議下，於1979年初召開了理論務虛會。這次會對於當時改革的勢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當時面臨的情況是，舊的思想仍然是強有力的禁錮，當時的表達就是兩個凡是。而且，當時中央的主要領導人對已經開始的思想解放運動，顯得相當被動。會上，一些理論界的人士和官員，對當時的主要領導人進行指名道姓的批評。在與會實力人物的支持和社會中輿論的呼應之下，理論務虛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社會的思想氛圍甚至社會的走向。理論務虛會成為中國改革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提起這兩件事情，是想說明那時的改革是在一種什麼樣的氛圍中開始的。那是一種基於深層、發自內心的變革衝動。為了變革，勇於承擔，寧可付出代價。儘管外在的約束還沒有完全逝去，但內在的衝動塑造著自由的靈魂和社會的走向。正是這樣的一種勢，一種上上下下的合力，衝破了萬馬齊喑的局面，啟動了改革的進程。
看今天的改革也需要這樣的一種眼光，如何形成改革的勢，至關重要。當然，今天所面對的局面與30多年前已經有很大的不同。形成改革的勢所需要解決的問題也與30年前很不一樣。
要說明當前改革的勢，需要從這輪改革的歷史脈絡說起。今天這場改革的啟動，是在上一輪改革已經進行了30多年之後。現在回過頭來看，在上一輪改革之初，人們往往將一些問題想得過於簡單化了，一些重要的事情，特別是其中的複雜性，並沒有想到。比如說，當我們說改革的時候，人們總是假定，我們是在從一個起點走到一個終點，在從舊體制走向新體制。改革就是從起點不斷走向終點的過程。這個過程的結果會是怎樣的呢?當時從邏輯上說，我們只能想到兩種可能性：一種是成功，一種是失敗。成功就是最後到達終點，建立起新的體制;失敗就是又回到原來的起點，退回到舊的體制。所以，每當改革進展不順利的時候，人們總是擔心歷史往後倒退。
但現實比邏輯更為複雜。其實，從後來改革的歷史進程來看，還存在第三種可能性。這第三種可能性就是，在從起點走向終點的過程中，在中間的某一個時點上，都有可能停頓下來，既不往前走，也不往後退，而是停在那裡了。不但是停在那裡，而且把我們通常看作是"中間的"、"過渡中"的那些因素定型下來，固化下來，形成一種相對穩定的體制。而維護這個體制的，就是在"過渡中"形成的利益格局。在中國上一輪改革後半段發生的，可能恰恰就是這第三種結果。
由此說來，過去30年的所謂改革時代，實際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中間的標誌就是中國加入WTO和體改委撤銷併入發改委。前一段，可以說是真正改革開放的時期，中國最有實質性意義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在那個時候進行的。當然，整個90年代的改革其實就已經有點強弩之末，甚至是走樣變形了。在此之後，改革開始處於停滯狀態。雖然在領導人的講話中，在有關文件中，改革這個詞還經常在提，但實質性的改革措施已經很少了。在有些領域中，特別是在法治等領域，甚至出現了倒退的現象。
不但如此，如前所述，那些通常被人們看作是"中間的"、"過渡中"的因素，開始定型下來，固化下來，形成一種相對穩定的體制。這個體制最突出的特徵，就是權力與市場相結合，看起來似乎市場因素也在發育，但實質上是權力將市場因素打碎進行重組，使市場成為權力的機制之一。同時，在權力和市場結合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種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甚至形成一種穩定而強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團。所謂既得利益集團的說法現在似乎被用濫了，我們這裡所說的既得利益集團就是基於市場和權力相結合形成的權貴集團。正如以前我們多次說過的，這個既得利益集團既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後退，他們要的就是維持現狀，因為維持現狀對他們最有好處。
有人總是說，他們是想倒退。其實，倒退到舊的計劃經濟體制對他們有什麼好處?用權力的方式攫取資源，用市場的方式變現，甚至用金融的方式直接劃帳就行，對他們來說，還有比這個更好的嗎?他們要的就是維持現狀，維持權力與市場相結合的體制模式。也正是在這個基本背景下，以維穩為代表的一系列"弊政"開始形成。
所有的路都在牆後
進行上面的歷史回顧是想說明：上一輪改革後期形成的這種權貴體制，以及由此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和既得利益集團已經成為現在中國社會面對的基本問題，是橫在中國社會進步道路上的一堵牆，或者說，也是這場改革的最大阻力之所在。不撼動這堵牆，別的都無從談起，所有的路都在牆後。而看改革的勢，這是一個基本的背景和思路。
如果從這樣一個歷史脈絡來看，對目前這輪改革究竟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改革的體制對象是什麼這樣的問題，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任何改革都得有個體制對象，你要改的舊體制是什麼?那麼，本輪改革的體制對象是什麼?對此，可以有兩種不同的認識思路。
一種是，仍然將改革的體制對象確定為在文革中走到極端的那個舊體制，即改革前近30年的舊體制。如果這樣定位，意味著本次改革是上次改革的延續或深化。這樣定位當然也是有道理的。因為上一次改革的許多重要任務並沒有完成。而且上輪改革後半段形成的權貴體制也確實與改革前的那種舊體制有著密切的關係。但這樣定位也會造成一個問題，即忽略近些年來出現的新問題，特別是老百姓有著切膚之痛的那些問題，尤其是那些帶有體制性因素的問題。另外的一種認識思路，則是將本次改革的體制對象定位於上一輪改革後半段形成的"新體制"，即這裡所說的權貴體制因素。如果這樣定位，本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新的改革，雖然與上次改革有著很明顯的繼承性，但本輪改革與上次改革的體制對象已經不完全一樣。可以有如下兩層含義。
對改革的體制對象進行這樣的區分，是非常必要的。上輪改革前的舊體制，以再分配經濟和權力集中為特點。但經過30多年的演進，我們所面對的已經不是這個體制的原型，而是這個體制在新的環境中的變種。目前這輪改革的體制對象，應當是這個權貴體制因素及其弊政。這樣界定本輪改革的體制對象，
第一，這個權貴體制因素及其弊政，是目前中國社會種種問題和弊端的根源。前一段時間我講"弊政"造成的四大災難，即活力下降，兩極分化，法治倒退，社會潰敗，生態災難。這些災難就是由這個權貴體制因素造成的。在過去的十幾年中，真正意義上的的改革已經陷入停滯狀態，而旨在掠奪民脂民膏的偽改革卻層出不窮。這時的改革實際上已經開始成為財富掠奪的戰爭。於是，社會中貪腐橫行，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社會矛盾激化，各種社會亂象迭出。為了緩和社會不斷加劇的緊張狀態，只能一方面走火入魔式地發展經濟，另一方面打壓民眾權利，進行所謂維穩。今天的這場改革，應當成為對這種弊政的系統清理。這些問題都是老百姓有著切膚之痛的問題，改革的對象應當從這樣的現實問題出發。而在現實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維護民眾的利益和權利已經成為這次改革的明確目標之一，其中許多重要的舉措都有可能導致在這個層面的撥亂反正。
第二，這個權貴體制因素及其弊政，是中國社會進步的最現實的阻力。這些年的現實告訴人們，這種權貴體制及其弊政就像一堵牆一樣擋在那裡。有那堵牆橫在那裡，往哪去都動不了。無論是往左還是往右，往往都繞不過這堵牆。然而令人痛惜的是，現在整個社會對這堵牆的認識是相當模糊的。在當前的左右爭論中，左右之間，互為仇讎，甚至有點不共戴天之勢。他說往左走，他說往右走，其實，只要有那堵牆橫在那裡，那條路也走不通。反倒是一位叫袁庾華的"左派"道出了這個問題的癥結：現在是自由派和"毛派"共同維護了權貴的穩定。
如果從這樣的一種脈絡來看本輪改革，呈現給我們的也許是這樣一種形象。第一，三中全會關於改革的決策，意味著在這個時候做了一個決定：打破這個僵局，把社會變革繼續向前推進。而且我們知道，其實下這個決心是很不容易的。壯士斷腕，刮骨療毒，攻堅克難，無數次強調這樣的說法，不是沒有原因的。第二，要真正啟動這場改革，必須推倒既得利益格局這堵厚厚的牆。可以說，反腐敗真正的意義就在這裡。可以說，過去這一年多時間的反腐敗，已經開始使這堵牆出現了鬆動的跡象。儘管在打破僵局之後，路會怎麼走，我們還不能斷定。但如果不推倒這堵牆，是什麼路都沒有的，什麼都無從談起。所有的路都在牆後。所以，前一段時間我就說過，總的感覺是歷史的步伐加快了。更確切地說，還不是加快了，而是從不能挪步到可以挪步了。
關鍵是要形成推倒這堵牆的勢，改革才有可能破局。而這個勢的起點在哪裡?就在反腐，通過反腐撼動既得利益格局。除此之外，似乎並無它途。我個人的看法是，有關方面現在對面對問題的認識是清楚的。十八大之後，習近平同志在視察深圳時的講話，李克強在前年11月改革座談會上的講話，還有他們二位後來的一系列講話，都在強調一個東西，就是要警惕利益格局的固化，因為利益格局的固化已經使體制內喪失了變革的動力。在三中全會之前的武漢座談會上，習近平同志用了一個說法，要衝破利益格局的藩籬。李克強同志也講，現在看，觸及利益格局比觸及靈魂還難。應當看到，對於既得利益集團對中國進步的阻礙作用，整個社會正在開始形成基本的共識，儘管由於以前思維框架的束縛，這個共識還是雜亂而模糊的。
在現實中，這次改革顯然是將反腐敗作為打破僵局具體的突破口。要看到，這個權貴集團經過20年的經營，已經根深蒂固，具有極強的力量。這種力量，不僅來自於結構，甚至也來自他們正在構築的體制。而且這種體制已經營造出一種濃重的沉悶而守舊的社會氛圍。我一開始講的兩個例子可以表明，80年代那是一種什麼氛圍，整個社會是一種變的衝動，甚至願意承擔風險和代價。當時河南省委能破格使用兩個30多歲的人，如果像今天的幹部一樣，一種不出事就行的心態，為了保官不願意承擔任何代價，是不可想像的。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這20年的經營，20年的獎勵與懲罰，20年的教育，20年的墮落，現在已經造成了一種什麼樣的社會情勢。在這種情況下，唯一的可能，是從反腐敗入手，撬動這堵牆。當然，也正如不少人已經指出的，這次的反腐敗帶有很強的運動式的特點，王岐山同志也明確地承認，這次的反腐敗是從治標開始的。但我要說，運動式反腐，對於突破目前的僵局是有重要意義的。
這就是前面所說的勢。關鍵的問題是，橫在前面的那堵牆現在開始鬆動了，變革有了啟動的可能。對於過去這一年的舉措，特別是反腐敗，我首先關心的還不是能不能有效解決腐敗的問題，而是形成的對那堵牆的衝擊，是開始撬動那堵牆。那堵牆出現了鬆動。由此，歷史開始了。
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挑戰還沒有真正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