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王晶垚：「我，沒有忘記歷史」
妻子卞仲耘沒有活過她的大部分學生，這一任務看來註定要由他來完成。
這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93歲了，儀容依然十分整潔。一件紅色的唐裝棉衣總是繫緊每一個扣子，白髮攏得整整齊齊。背駝了，耳朵也有點背，但精神好得仍然讓人吃驚，滿面紅光，反應也十分敏捷。
「為什麼當年你不要求追究那些毆打卞校長的女學生？」
「因為她們都是被利用、唆使的。」
「你如何評價自己的一生？」
「我過得不怎麼樣，但這一生沒有白活。為什麼？因為，我沒有忘記那些本來可以淡忘的歷史。」
1966年8月5日晚間，王晶垚得到噩耗，趕到醫院，看到的是妻子卞仲耘血跡斑斑的屍體。第二天，他用幾個月的工資買了一部昂貴的照相機，給妻子照了許多張照片。在接下來的每一個步驟，清洗、換衣、火化、殯葬……皆有照片記錄。之前女學生們上門鬧事，貼在家門口的標語、大字報，全部被他攝入鏡頭。全中國的「文革」受難者，像卞仲耘這樣留下如此之多的影像記錄者，屈指可數。
2006年，紀錄片導演胡杰拍了一部以卞仲耘之死為主題的紀錄片，《我雖死去》，這些珍貴的歷史記錄都派上了用場。片中，王晶垚和卞仲耘的大女兒王學回憶：那一天，父親「痛不欲生，抱頭趴在涼蓆上，蓆子被啃爛了一大塊」。
「壞人，壞人！」這是他掛在嘴邊的常用詞。當然，是用在特定群體的身上。劉進是「罪魁禍首」，袁愛俊「壞透了」，葉維麗是「壞的典型」。「說這些人悔改，還為時過早。她們這輩子會不會悔改，還要觀察。」
他分得清宋彬彬的責任。「她沒有參與打人，但她是一夥兒的。」
王晶垚把家裡當成妻子的紀念館。書房高大的玻璃門書架上，擺著一張卞仲耘的像。多少年了，她一直在那裡微笑著，注視著丈夫。他晚上就睡在那張床上，同樣在她的目光下。
那張床當年曾擺放過她的血衣。每件血衣，他都好好收藏著，幾十年從來沒沾過水，當年血痕猶在。
不予起訴
在2006年去拜訪他之前，劉進和王晶垚一共見過三次。
第一次是「八五」當天晚上，在搶救卞仲耘的醫院裡。劉進記得王晶垚的嚎啕大哭。第二次是1978年，在卞仲耘的追悼會上，她忘不掉他痛苦和堅定的眼神。第三次是1996年，在紀念北師大女附中時任副校長、卞仲耘的副手胡志濤——她們同是「八五」那天的難友——去世一周年的座談會上，王晶垚做了言辭激烈的長篇發言，關於「八五」。「我感覺他一直活在那一天。」劉進評價。
這種意志無疑來自未酬的欲望，一個老人復仇的欲望。
王晶垚至今保留著「組織上」對卞仲耘之死的兩份鑑定材料：1969年12月4日，首都工人、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作出的《對卞仲耘的審查結論》：「卞仲耘擔任幹部以來忠實地執行了修正主義建黨路線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系犯錯誤的革命幹部。1966年8月5日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而死。」
1978年6月3日，中共西城區委發出一紙近千字的《關於卞仲耘同志的昭雪決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卞仲耘同志立場堅定，敵我分明。對黨和群眾始終堅持正確態度，表現了自我犧牲精神。對別有用心分子的破壞活動，及時進行了揭發和鬥爭，堅貞不屈。由於林彪、『四人幫』顛倒敵我，縱容、支持壞人，瘋狂摧殘黨的老幹部，卞仲耘同志橫遭誣陷迫害、非刑毒打，不幸於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壯烈犧牲。」
之後，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為卞仲耘舉行了追悼會，她的骨灰被安放在革命烈士紀念堂。給了400元補償。「文革」的百萬死難者，有卞仲耘這種待遇的人不多。
妻子之死被歸結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林彪、「四人幫」，王晶垚不滿意。
從1978年到1989年，他連續告了12年。
狀告的對象是一個名叫袁淑娥的女人。1979年11月27日，她被北京市西城區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八個月後因病取保。王晶垚把她視為害死卞仲耘的首要兇手。
袁淑娥是女附中一位教師的前妻。離婚後，她要求作為學校負責人的卞仲耘每月從她前夫的工資里扣除一部分交給她，被拒絕，就此生恨，連續在長達三年的時間裡寫信誣告卞仲耘。
1966年6月21日，正當卞仲耘被團中央下派的工作組召開全校師生大會批鬥時，她帶著老人、孩子衝上台連哭帶喊，掏出一張剪裁的照片，指責卞仲耘有「生活問題」，破壞了她的家庭。學生們的情緒被點燃，衝上來毆打卞仲耘，工作組根本控制不住局勢。這次毆打，是「八五」的預演。
「被告人袁淑娥借『文化大革命』之機，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嚴重，已構成誹謗罪。」西城區檢察院1981年的一份法律文書稱。
這份法律文書，卻是一份《不起訴決定書》。「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十條第二項之規定，被告人袁淑娥的犯罪行為，已過追訴時效期限，故決定不予起訴。」
「我又在1983、1985、1987年先後向西城區委、北京市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同志以及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楊易辰同志提出申訴。胡啟立同志曾批示市委進行複查。楊易辰同志也曾表示甚為憤慨。」王晶垚最後的努力是：1989年，他請求全國第一位律師出身的人大代表王工在七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提出第3433號建議，重審此案。
當年年底，最高檢察院回覆：「袁淑娥1964年—1966年5月期間向有關方面控告卞仲耘同志的內容，不是捏造足以使他人受到刑事追訴的犯罪事實的問題，不具備《刑法》第138條規定的誣告、陷害罪的構成要件……不符合中央關於處理文革期間遺留問題的政策規定精神。」
實際上，王晶垚已經先進行了一次「宜粗不宜細」的選擇。
他只起訴了袁淑娥一人，而沒有同時起訴另外兩名誣陷卞仲耘「假黨員、真右派」、「要搞『兵變』」，導致學生在批鬥會上情緒激動毆打她的女附中同事。「他們也是被蒙蔽的」。
同時，他從來沒有要求追究那些揪鬥、毆打、虐待卞仲耘，直接導致她死亡的女學生。
兇手到底是誰？
到底誰是毆打卞仲耘的兇手？誰發起了那次致她死亡的揪鬥？
暴行發生在光天化日下，有眾多目擊者。要弄清這個問題，人證無疑是不缺乏的。
然而，劉進牽頭的調查進行了八年，總訪談人數達到上百人，卻沒有在調查報告裡揭示這個答案。
於是，道歉陷入了這樣一個怪圈：她們越道歉，越像在為自己「洗白」。越是大聲呼籲勿忘校長之死，越得不到「苦主」的諒解。
用一位「文革」研究者的話講，這是她們與王晶垚關係的一個死結：你總說你不是兇手，那兇手到底是誰？
早在1967年，女附中前任學生會主席王南芬就對「八五」進行過調查。她同樣沒有公布那些學生的姓名，但結論與劉進是一致的：高一（3）班發起了這次揪鬥，高一和初二的一些學生在毆打卞仲耘時表現突出。
這一信息的流出首先在幾個人內部引起一陣爭吵。劉進不同意公布，想要「等她們自己站出來」；但馮敬蘭和葉維麗強烈堅持，起碼要有最低限度的公布。「我們必須對她們有譴責。不能黑鍋宋彬彬背上，你們就可以躲在生活里，好好過自己的日子，那不行。」馮敬蘭說。
最早描寫揪鬥發生場面的，是王友琴那篇寫於1988年的《女性的野蠻》：「……一天（1966年8月5日）下午，這一派的一些同學在教室里開會，『我們要堅持鬥爭的大方向』，『走，掃黑幫去！』」王友琴正是高一（3）班的學生。
劉進對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她訪談的另外幾位該班學生都證實了這一場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