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情況存在兩個疑點。首先，從1月27日到2月27日這短短的1個月內，毛澤東為什麼改變了他對於「鬧事」的看法和對策？其次，毛澤東對於1956年「反冒進」的不滿，已經在公開場合有明確的表達，為什麼他的政治局同事們並不重視？目前所能看到的歷史材料還不足以完全回答這兩個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兩個問題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可以聯繫起來考察的。根據並不充足的相關歷史材料，筆者對此提出3點推測：
第一，陳雲對於1956年經濟工作的看法和相應的經驗總結，在中央領導層中有相當普遍的共識；而毛的看法則與這些共識有很大距離，他的權威因此被領導層的共識所壓倒。也是在毛召開的頤年堂會議上，陳雲、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4人在各自的發言中，一致認為1956年「冒了」。陳雲講話即前述意思，李富春用了「沖昏頭腦」一詞，薄一波列舉了1956年經濟生活中的10個問題；李先念則從財政的角度認為1956年「冒了」30到35億。[34]毛對這4人的發言作了詳細筆記，還把薄一波的看法總結為「薄十條」[35]，說明毛無法輕忽這些財經重臣的看法。必須指出，這時距離中共「八大」結束才3個來月，毛對於中共中央的高層政治生活比較不那麼具有權威。毛在經濟問題上的發言，在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這一段期間，顯然比較不受他的同志們的重視。這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釋，為什麼儘管毛對「反冒進」不以為然，陳雲他們還是照樣講話，並且被賦予統管全國經濟的重大權力。
第二，雖然陳雲們有表達觀點的機會和領導經濟工作的權力，這並不表示毛會心甘情願地接受他們的觀點。相反，毛堅持自己的看法。在頤年堂座談之後，他於1月18日公開了自己對於「反冒進」的不滿。按照毛的思維方式，在居於少數的時候，他會認為自己是在「反潮流」，「真理在少數人手中」；而按照他的行事邏輯，有這麼多的領導人反對他的觀點，正說明問題嚴重，必須採取非常手段來解決問題。事實上，歷史資料說明，毛一直堅持認為，這些財經事務領導人是右傾保守的，雖然他在1957年1月並不直接表達這個看法。直到1958年1月，也就是經過了以「反右」為軸心的一系列政治事態發展之後，到了毛已經掌握政治主導權的「南寧會議」上，毛才對他們算舊帳。他說，1955年12月，我寫了《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序言，產生了很大影響，這樣我就成了冒進的罪魁禍首。會上，周恩來受到嚴厲批評，以至打算辭職。[36]陳雲則此後基本賦閒。毛還在會上指著薄一波的鼻子說：「我看你不是右傾的話，至少也是中間偏右！」[37]「南寧會議」之後的1958年2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的批評繼續加碼，說所有那些主張「反冒進」的中共領導人「跟右派相距不遠了」，「大概五十米遠」。[38]這時，毛直接用「右派」作為基本的政治坐標，把他對於1956年「反冒進」的反攻倒算合法化，企圖在政治上壓倒他的政治局同事。一年以前的1957年春季，也就是「反右」運動之前，有同樣看法的毛，卻不能這樣痛快地表達，也不可能改變中央的經濟工作方針和經濟工作權力架構，更不可能讓自己的看法占據至高的政治優勢。在劣勢的情況下，如果毛因此會思考通過什麼手段才能取得對薄一波們說這個話的優勢地位，恐怕也是一個所謂政治家很正常的反應吧？
第三，利用群眾「鬧事」所表達的不滿，打擊一下這些「當權派」的「官僚主義」，恐怕就成為毛的一種戰略選擇了。按照他的政治思維，毛從「鬧事」中發現了「階級鬥爭的新問題」；於是，毛要利用這些「階級鬥爭的新問題」來為實現自己的政治和權力目的服務了。可以推測，當毛柳暗花明地思考到這裡時，他豁然發現，群眾「鬧事」不僅不可怕，而且可以「壞事變好事」了。怎樣把它變成好事呢？毛有他的「歷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即「整風」。「歷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這句話，是毛在1956年11月八屆二中全會期間講的，[39]而那次全會正是「反冒進」的高峰。可以想像，毛從他感到「壓抑」之時就開始思考如何改變這種「壓抑」狀態，也就是思考如何掌握政治主導權了。1956年冬天，他已經有了初步思路，就是重施「延安整風」的故伎；而到1957年初，他的戰略戰術隨著「鬧事」等事態的發展而逐漸在頭腦中清晰了，這就是：藉助社會壓力，實行黨內「整風」。
2、「整風」
毛馬上行動起來。1957年3月，毛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開始布置「整風」，針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他主張「放」。[40]然後，毛就「南巡」了，到了南京、上海等地，並在杭州住了一段時間。在當地的黨員幹部會議上講話時，毛把他自己在1月份看作風雨將至、「螞蟻出洞」的那些罷工、罷課、遊行、示威、請願，統統「看作調整社會秩序的一種方法」，並豪邁地發問：共產黨、國民黨、民主黨派，誰怕批評？[41]對毛和他的聽眾來說，答案當然是毫無爭議的。
4月底，中共中央正式發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42]原定1958年進行「整風」，1957年僅是進行準備並在適當範圍試行。[43]但是，毛已經迫不及待了。在4月27日黨內發布「整風」指示之前的4月19日，毛替中央起草指示，要求各地在15天內用電報報告：「你們對人民鬧事採取了什麼態度，黨內某些人存在的國民黨作風（即把人民當敵人，採取打擊壓迫方法，所謂人民民主，所謂群眾路線，所謂和群眾打成一片，所謂關心群眾疾苦，對於這些人說來，只是騙人的空話，即是說黨內有一部分人存在著反動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風）是否開始有所變化。」[44]
把那些忠心耿耿維護他的共產黨政權、因而敵視乃至鎮壓群眾的罷工罷課等行動的官僚們，放到這樣的問題下質問，毛的意圖，對於我們已經了解他早些時候對所謂「鬧事」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判斷的後來者來說，一下子就變得十分清楚了：為了打鬼，藉助鍾馗，這是毛的一貫手法。「鬼」總是那些人，就是黨內並不亦步亦趨跟隨毛的人；「鍾馗」很多，這一次是「鬧事」民眾。
但是，「鬧事」鬧過之後，不能繼續鼓勵。這是一位不好使喚的「鍾馗」，難以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弄於股掌，指揮如意。為了更好地達到「打鬼」的目的，毛還要請新的「鍾馗」。5月4日，毛再次替中央起草指示，要求各地黨委「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指示說，「現在整風開始，中央已同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領導人士商好，他們暫時（至少幾個月內）不要表示態度，不要在各民主黨派內和社會上號召整風，而要繼續展開對我黨缺點錯誤的批判，以利於我黨整風，否則對於我黨整風是不利的」。毛強調，「沒有社會壓力，整風不易收效」。[45]於是，轟轟烈烈的「鳴放」運動開始了。
恰恰在這個時候，毛又提出了一個甚為敏感的問題。他提出，不再當下屆國家主席，並且首先是面對所謂民主黨派的領導人提出的。4月30日，毛對陳叔通、黃炎培談了這個想法，並「囑我們（即陳、黃—引者注）透露消息」。[46]這個消息產生了複雜的政治效應。陳、黃等人馬上誠惶誠恐，要求毛留任；相比之下，黨內那些早就同意毛「退居二線」，也贊成毛卸任國家主席，甚至贊成毛在適當的時候卸任黨的主席的政治局同事們，在毛看來，是更加體恤毛呢，還是有些不夠意思呢？社會上有傳言，說黨中央開始分裂，毛的「鳴放」方針遭到了黨內90％的人反對和黨內保守勢力的反擊，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47]
當然，毛後來確實辭去了國家主席，但是，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這一舉動及其效應不是產生了一些微妙的政治後果嗎？其一，這就為「整風」注入了有關高層權力鬥爭的想像；第二，造成了毛是開明的、而另有領導人是官僚主義後台的印象，而那些領導人甚至要逼迫毛下台！就是民主黨派領導人的勸進表態，不是也有助於讓人在對比中看出那些剛剛在「八大」取得治國大權的中共領導人的一些問題嗎？「整風」「鳴放」的矛頭應該指向哪裡，難道毛沒有給出暗示和指引嗎？
三、一九五七（下）：從「整風」到「反右」
問題是，「鳴放」不可能完全按照毛的意志而展開。「鍾馗」被請來了，它卻連「老鬼」一併打擊，儘管「老鬼」本是請他來打「小鬼」的。「整風」開始後，毛澤東很快就覺察到，「大鳴大放」的矛頭所向並不只是針對他認為屬於官僚主義的現象及其權力代表，更不僅是針對「小和尚」，而往往會針對「老和尚」，[48]針對毛本人，針對毛所領導的這個黨和毛所創建的這套制度。有的批評意見明確說，「三害」（即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那裡挖」。[49]就是毛提出辭去國家主席這件事，一些知識分子也另有看法。在決定展開對所謂「右派」的「反擊」之時，毛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特意提到了「右派分子」的這種看法：「毛澤東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辭職。」[50]就是否害怕批評而言，毛其實是紙老虎。從5月4日毛替中共中央發布指示「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算起，黨外人士發表意見不過10天而已，毛就已經受不了了。5月15日，毛起草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黨外人士中發現了「右派猖狂進攻」。可是，這篇文章當時秘而不宣。[51]因為毛認為，「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所以，在做出「右派猖狂進攻」這樣一個判斷的同時，毛依然在5月16日指示全黨，「放手讓他們發表，並且暫時（幾個星期內）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52]大約是根據這一指示，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官員在5月底還三番五次動員時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的儲安平發表鳴放意見。[53]動員成功的結果，就是那篇以批評「黨天下」而名留青史的「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最遲，到6月6日，也就是「反右」運動正式開始的隔天之前，毛還為中共中央起草了最後一個要求「加緊進行整風」的指示。[54]為了下一步的輝煌戰果，毛要中共黨員幹部、也要自己「硬著頭皮頂住」。
值得指出的是，這個時候，毛還沒有忘記「一雞兩吃」地利用「右派進攻」的「剩餘價值」，即通過這樣的「整風」來「揭露」黨員幹部的「缺點錯誤」。[55]另一方面，在「誘敵深入」的同時，毛也耐不住要送出一些「殲敵」的信號。5月25日，在接見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的時候，毛在簡短的講話中強調，「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而「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56]
在短短1百多字之中，毛已經鮮明地把他的所謂「辨別香花與毒草」的兩條根本標準突出了出來。30日，毛要求胡喬木轉載一篇批判章乃器的文章，但特意提出「何時轉載適宜」的問題。[57]《人民日報》是6月8日轉載這篇文章的，也就是毛指示中共各地黨委「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那一天，《人民日報》發表毛撰寫的社論「這是為什麼」的那一天，「反右」運動正式登台的那一天。
與1956年6月毛對《人民日報》有關「反冒進」的社論送審稿採取「不看了」的消極態度相比，1957年5月的毛異常亢奮。繼6月8日「這是為什麼」的《人民日報》社論之後，6月10日，毛親自部署「關於反擊右派分子鬥爭的步驟、策略問題」；6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撰寫的「編輯部文章」――「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6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不平常的春天」，這也是經過毛親自修改的；7月1日，毛再次親自撰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在《人民日報》發表。然後，毛就出巡了，而且打算在長江三峽游泳。[58]7月9日，毛從外地通知中央，「反攻應當擴大」。[59]
顯然，自從開始「整風」，毛就增加了對中央決策權的掌控；而「反右」一旦展開，毛就完全掌握了主導權，很有高枕無憂的感覺了。到10月的八屆三中全會，即「八大」開過整整一年之後，毛便修正了「八大」的路線，提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60]而在上一次中央全會上，即1956年11月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毛還附和「八大」對於社會矛盾的判斷，說「國內階級矛盾已經基本解決」，雖然那時他也強調「但是應該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動」。[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