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中全會的講話提綱中，毛還提出了實現現代化的「兩種方法」的問題，即「一種慢一點、差一點，一種快一點、好一點」。[62]毛的主張，只能是「快一點、好一點」的那一種。那麼，有人主張「慢一點、差一點」的方法嗎？是什麼人在主張這種方法呢？當然不是「右派分子」。事實上，1957年早些時候，在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時候，毛也含蓄地但是頗為理論化地談到了這個問題。他強調，經濟建設方面存在著客觀規律和主觀認識的矛盾，而「這個矛盾，也將表現為人同人之間的矛盾，即比較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同比較不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之間的矛盾」。[64]當然，毛不會認為自己屬於「比較不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誰是這些人呢？當然也不是「右派分子」，因為他們已經屬於敵人，而在那個時候，毛還認為那「比較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同比較不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要等到七、八年之後，在毛的理論又有了新的發展的時候，那些「比較不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人，就成為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了。
概括地說，通過「反右」，毛在兩個層面上奪回了對於中國政治的主導權。第一層關乎如何界定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如何確定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方位，如何判斷中國的根本問題，從而制定中共的基本路線和政策；第二層關乎如何進行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也就是採取什麼樣的道路、方法和步驟來推動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在這兩層的背後，就是政治權力。政治權力從來不是空洞的東西；在中共的政治中，它首先就體現為這兩個層面的影響力。在掌握了這樣的影響力之後，毛對於他的政治局同事的權威，就今非昔比了。按照薄一波多年之後轉述的「同志們」的看法，從「南寧會議」前後開始，「毛主席有些高居政治局之上了，已很難像以往那樣同政治局的同志坐在一起平等地商討問題」。薄一波認為，這「標誌著建國以後黨內的民主生活開始由正常或比較正常向不正常轉變」。[64]
如前所述，毛把「反冒進」和「右派」聯繫到一起，他認為「反冒進」與所謂「右派進攻」是互相關聯的，前者為後者鋪路。這樣，在1957年夏季及此後，那些一年之前還在積極地「反冒進」的中共領導人，為了顯示自己與「右派」並沒有政治上的關聯，就不得不特別拉高「反右」的調子。也如薄一波所回憶，這「表現在去年（1957年——引者注）6月23日周恩來同志在人民代表大會上的那一篇報告，痛駁右派，壯人民的志氣，滅敵人的威風」。[65]
這裡，一個可能引起興趣的問題是：從「整風」到「反右」的轉折，是毛蓄意「引導」所謂「右派向党進攻」而造成，還是「整風」失控所引起的？按照毛的「引蛇出洞」的說法，按照常見的對「反右」運動的分析，似乎應該是前者；而本文提出的先有從「鬧事」到「整風」的轉折、再有從「整風」到「反右」的轉折的看法，特別是強調這兩個轉折的著眼點都在於毛從他的那些經濟現實主義派的黨內領導同志手裡爭奪政治權力的論點，則似乎容易導向後一種結論。實際上，筆者對此沒有定見。這首先是因為沒有足夠的史料來回答這個問題。從現有的資料看，應該說，前一種看法可以得到較多史料的支持。毛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由來已久。「整風」伊始，毛就說過，「只要我黨整風成功，我黨就會取得完全的主動，那時就可以推動社會各界整風了（這裡首先指知識界）」。[66]其中，可以看得出已經有了對知識界下手的打算。到了判定「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時候，毛更明確地寫道，「共產黨整風告一段落之後，我們將建議各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實行整風」，「現在是黨外人士幫助我們整風，過一會我們幫助黨外人士整風」，[67]顯然要轉過頭來對付黨外人士了。「整風」對於毛來說，無疑是非常重要的。1957年6月，毛強調過，「整風」是「天下第一大事」。[68]這可以幫助說明，毛在構思、部署和發動「整風」之際，應該是有所謂「一盤棋」在胸的。在這個意義上，本文傾向於認為，第二個轉折，即從「整風」到「反右」的轉折，是毛在決定第一個轉折（即從「鬧事」到「整風」的轉折）時有所前瞻並有所預謀的。因此，「反右」可以說是一個陰謀連環套，「陰謀後的陰謀」，「陰謀中的陰謀」。陰陰為陽，是為「陽謀」。
不過，筆者並不願意把這種看法推到某種極端程度，認為毛自始至終成竹在胸、操縱全局、指揮如意、節節推進。誠如赫魯雪夫所言，「毛澤東簡直就是隱藏自己思想和意圖的大師」。[69]換句話說，毛從來都是一個陰謀家、戰略家、權術高手。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毛能夠未卜先知；相反，毛總是隨時根據形勢調整自己的戰略，同時保持他的目標不變。正是因為這樣，毛在1957年製造了兩次轉折，得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在「鬧事」不危及中共地位、制度和毛本人政治利益的時候，藉助群眾尤其是「民主人士」的批評來打擊和壓制黨內有不同意見的領導人；而在這種批評質疑中共地位、制度和毛本人的時候，又反過來強調階級鬥爭，以此壓倒中共「八大」集體確立的政治路線而代之以自己的政治路線。從「鬧事」到「整風」，藉助「鍾馗」可以「打鬼」；從「整風」到「反右」，「借鬼」也可以打擊「鍾馗」。形勢歷經轉折，毛的目的只有一個：奪回權力。知識分子和經濟務實派領導人兩敗俱傷（當然，這一次，後者比前者傷得輕多了；真正的兩敗俱傷要等到七、八年之後），而唯有毛取得了勝利。
四、1957――1958：從「反右」到「大躍進」
一旦毛的政治主張通過「反右」而占據了中共的主導地位，毛就要實施自己的主張了。必須指出的是，毛這時的主張固然強調階級鬥爭，但並不因此排斥經濟建設。如前所述，只是毛有自己那一套經濟建設的主張和路數就是了。結果是，毛一旦取得政治勝利，我們就可以嗅到「大躍進」的氣味了。因此，1958年，從政治上說，是從「反右」運動取得所謂「勝利」的時候就開始了。
毛從「反冒進」之後的一年多內不怎麼談經濟問題。從1957年10月八屆三中全會起，他又開始大談經濟發展、特別是農業問題了。10月9日，毛在山東莒南縣厲家寨大山農業社爭取豐收的報告上批道：「愚公移山，改造中國，厲家寨是一個好例。」[70]9月初，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毛在1955年底主持制定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毛本人則在10月中再次親自修改這份文件，並要求很快在報上公布「綱要」。[71]1958年1月，毛召集「南寧會議」，大肆批評「反冒進」，並在此後親自統攬了經濟工作的大權。[72]這等於說，毛澤東不但從「二線」殺了一個回馬槍，再次站到「一線」，而且在「一線」特意選擇了經濟工作的領導權——這項兩年之後他自己承認「我就不大懂」的領域。[73]然後，就是「大躍進」了。在「大躍進」高潮中舉行的「八大二次會議」，其政治結論和政治意義，就是本文開頭所說的那種內容了。按照毛自己的總結，是個「馬鞍型」，兩個「高潮」之間一個「低潮」，「低潮」就是「反冒進」。[74]換句話說，「反冒進」和「反冒進」過程中舉行的「八大」使毛的權力進入「低潮」；而「整風」、「反右」則改變了這種狀態，把毛再次送上了專制權力的高峰。
結論：動態的歷史，政治的樞紐
經過對歷史發展脈絡的梳理和分析，可以說本文有兩個發現：
第一個發現是，從「鬧事」到「整風」、從「整風」到「反右」，有兩次轉折：毛先是企圖利用知識分子特別是民主黨派來反對黨的官僚，用所謂「整風」打一下劉少奇們；但很快他就發現這一戰略並不奏效，相反，知識分子的矛頭對準了整個黨國制度，包括毛本人。於是，毛就反過來，對知識分子痛下殺手，用血淋林的鎮壓凸現所謂「階級鬥爭」的激烈、殘酷、你死我活，他則仍然勝利占據中共路線和權力主導的制高點。過往的研究清楚地看到了第二個轉折，但第一個轉折則往往被忽略了。由於這種忽略，「鳴放」運動的出現就顯得突兀而缺少邏輯，或者容易被理解為毛和中共有其開明、民主的一面，只是在「民主」觸及到制度根本的時候才被迫還擊，或者被完全看作毛所自詡的「引蛇出洞」，好像一切都在毛的掌握之中。而從上文的敘述和分析中我們看到，「引蛇出洞」僅僅是5月15日到6月8日之間毛的戰略，並不能完全解釋此前毛為什麼發動「鳴放」運動。只有看到第一個轉折，事情的脈絡才變得比較清晰一些。可以說，看到了這兩個轉折，在歷史層面，才能夠較為清楚地展現歷史的動態；而在概念層面，也才能較為清楚、深刻地看到中共極權制度下專制權力運作和專制制度運行相互作用的政治圖景。
本文的第二個發現也展現了歷史的動態，那就是：毛澤東並不是從來不要搞經濟建設。恰恰相反，毛在1950年代中期熱衷於所謂「加快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鼓吹提早實現現代化，「15年趕上英國」。但是，毛並不尊重經濟規律，更不懂得現代化建設。這就導致了毛與他的那些試圖了解經濟規律、學習如何搞現代化建設的同志們之間出現了分歧。這種分歧在政治上就表現為對國家決策和治理權力的爭奪。毛的許多聽起來很具有進步性的看法，比如對官僚主義的反感、對蘇聯經驗的不滿、對所謂群眾首創精神的尊重，其實都是和他的經濟冒進主義聯繫在一起的，是為了維護和推展他的經濟冒進主義而提出來的，因此並不具有真正的進步意義。反過來，他的那些自以為掌握了經濟規律的黨內不同意見持有者們，比如陳雲，也不過是在與毛的對比中比較具有接近實際的品質，而放到另外的歷史和制度環境下也就不一定具備這種品質了。
毛完全放棄經濟建設、一心專注階級鬥爭，是經過了本文所研究的歷史階段之後又一個回合的鬥爭和起伏才形成的，那就是1958年的「大躍進」與「大躍進」所帶來的災難，以及此後經濟務實派領導人一度主導政局的那段故事了。這段歷史非本文研究範圍。但是，歷史有時候驚人地相似，其中總有其千里灰線的聯繫和脈絡。1958年起的「大躍進」，可以說是1956年毛澤東經濟冒進的放大；而1960年代初的形勢，則很像「八大」前後的情景。至於「文化大革命」，則就是「反右」運動的轉胎及其登峰造極的發展了。比如，1957年的時候，大學生當中還有很多是所謂「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年輕人，毛不想使用；但經過「鳴放」運動，毛也領教了知識分子是如何不好使喚，於是「文革」伊始毛改為發動青年學生「大鳴大放」。又比如，「文革」時中共經濟務實派的領導人仍然是鬥爭的目標所在，不過，從「反右」到「文革」，毛已經把他們從所謂「人民內部矛盾」看成為「敵我矛盾」了。再比如說，從「反右」到「文革」，知識分子都一同遭殃，因為他們與經濟務實派領導人一樣，對毛來說，同是在政治主張和政治權力上的兩個心腹大敵。可以說，毛生活在兩個「權力場」之中，一方面他面對所謂「階級敵人」，包括所謂「右派」；另一方面他則面對黨內潛在的對自己的主張和權力的挑戰者，即1950年代的所謂「右傾保守分子」和1960年代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權力鬥爭、路線鬥爭和階級鬥爭，在毛這裡都是交織在一起的。而對毛來說，只有掌握無人能夠質疑和挑戰的權力，才能取得所有這些鬥爭的勝利。為了這樣的勝利，毛權謀百出。不過，如果我們有歷史的眼光，並不難發現，毛亦不過「技止此耳」。甚至包括毛在「文革」中使用的政治伎倆，乃至一些細節，也有很深的脫胎於「反右」伎倆的痕跡，包括「出巡」時機的掌握、安排在長江游泳等等，都如出一轍。可以說，從宏觀的歷史眼光來看，「反右」運動不僅決定了中國知識分子在毛時代的命運，而且決定了毛時代的中國的基本政治走向。在這個意義上，「反右」運動是理解毛時代中國政治的樞紐事件。
【注釋】
[1]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頁38—117。
[2]劉少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頁285—325。
[3]「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出處同注1，頁341。
[4]出處同注2，頁288。
[5]鄧力群，「我所知道的黨的八大的一些歷史事實」，載楊勝群、陳晉主編，《五十年的回望：中共八大紀實》，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24。
[6]出處同上。據鄧力群回憶，1957年毛在杭州對周恩來、彭真和胡喬木講了這個話。
[7]鄧力群，「我所知道的黨的八大的一些歷史事實」，頁18；石仲泉、沈正樂、楊先材、韓鋼主編，《中共八大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頁117。
[8]出處同上。
[9]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頁4。
[10]杜潤生，《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北京：人民出版社，頁75-76。
[11]毛澤東1955年11月17日給劉少奇、鄧小平的信。轉引自張家敏，《建國以來，1949-1997》，香港：香港政策研究所，1997，頁198。
[1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頁487、485。
[13]「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1956年1月25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23。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頁1-10。引文見頁6、10、9。
[15]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頁9。
[16]出處同注13，頁82。
[1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頁104。
[18]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頁4-5。
[19]此處引語來自鄧力群，「我所知道的黨的八大的一些歷史事實」，頁23。
[20]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538。
[21]鄧力群，「我所知道的黨的八大的一些歷史事實」，頁23。
[22]例見，鄧力群，「我所知道的黨的八大的一些歷史事實」；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
[23]轉引自葉永烈，《歷史悲歌：「反右派」內幕》，香港：天地圖書，1995，頁58。
[24]「中共中央關於處理罷工、罷課問題的指示」（1957年3月25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頁154-63。引文見頁154。
[25]姜華宣、張蔚萍、肖甦主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1921-2006）》（增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頁265。
[26]鄧力群，「我所知道的黨的八大的一些歷史事實」，頁27。
[2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頁351-2。
[28]出處同上，頁354。
[2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363。
[30]《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頁1-11。
[31]出處同注25。
[32]出處同注20，頁541。
[3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陳雲年譜》（中卷），頁360-1。小組的其他4名成員是：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黃克誠。
[34]出處同注20，頁541。
[35]出處同注20，頁541。
[36]出處同注20，頁639。
[37]出處同注20，頁555。
[38]《陳雲年譜》（中卷），頁410。
[39]出處同注25，頁263。
[40]「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2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378-95。
[41]毛3月19日、20日分別在南京、上海黨員幹部會議上講話。講話提綱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頁403-5。
[42]《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頁222-6。
[4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422，注2。
[44]出處同上，頁432-3。
[4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頁455-6。
[46]出處同上，頁458。
[4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493。
[48]「小和尚」和「老和尚」是儲安平「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中的用語。見下文。
[49]轉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612。
[5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503。
[51]出處同上，頁475-6，注1。
[5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478。
[53]穆欣，《述學譚往：追憶在〈光明日報〉十年》，北京：東方出版社，2006，頁38。
[5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頁491-2。
[55]出處同上，頁478。
[5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頁488。
[57]出處同上，頁489。
[58]「關於擬在三峽游泳給中央的電報」（1957年7月7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六冊），頁535。這次游泳未能實現，因為「根據試水情況，中央常委沒有同意」（注2）。
[59]「中央關於增加點名批判的右派骨幹分子人數等問題的通知」（1957年7月9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537-8。
[60]出處同上，頁595。
[6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頁245。
[62]出處同上，頁594。
[6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頁357。
[64]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653。
[65]出處同上，頁645。
[6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頁455-6。
[67]出處同上，頁475。
[68]「關於注意閱讀整風消息的批語」（1957年5月14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頁468。
[69]《赫魯雪夫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頁659。
[7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頁599。
[71]出處同上，頁604。
[72]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226。
[73]出處同上，頁167。
[74]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641。
《當代中國研究》200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