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我們現在也確實有一些好幹部，我接觸過的人，比方說楊善洲。楊善洲的女兒求他，說「爸爸我都沒工作，沒有找到好工作，就是你點個頭，不用寫條，我也能有個好工作啊」。她爸爸說，「誰讓你生在我們家呢？你生在我們家，那爸爸就對不起你了，這個打招呼也不能打。」
東方早報：我相信是有不少這樣的好官。
胡德平：是啊，但是這種人大家覺得現在不是很多的。我父親有一張照片，有一次父親去騰衝，騰衝那兒的地委書記，要接待我父親，但看車還沒來，看見農民在耕地，那地委書記是一把好手，農田活都會幹，結果他手腳也痒痒起來了，下地幹活去了。沒想到正幹著活呢，有人傳話說誰誰誰來了，結果他趕緊洗了個手，把腳也沖了沖，跑去迎接我父親時，褲腿都沒有放下來……我說的那張照片上反映的就是這個情況。這樣的人有。
東方早報：老一輩里這種人挺多的。
胡德平：是啊。我覺得現在說讓大家都像以前那樣，應該也不現實。那個時候，即使像這樣的人，也並不是一心想往上走，只為得到提拔重用。我知道的，就是剛才說到的騰衝的那個地委書記，最後他退休了之後，跑去種樹了，他團結了一幫人，種了十幾萬畝樹，據說還很有成就感。
社會需要新的動力機制
東方早報：我這次採訪的一些官員和學者，他們跟基層也有很多聯繫，他們談到一個情況，說現在基層的不少官員有些懈怠的傾向，尤其是八項規定之後，大家都不敢多說話，不敢大動作，寧願什麼都不做，什麼都不說，不犯錯，求「安全」。就您所知，有這樣的情況麼？
胡德平：是啊，現在確實有這個事，但你作為一個領導幹部，在任何情況下，你都不能鬆懈、怠工，不能出工不出力，不能沒有激情，不能對群眾的冷暖漠不關心。
東方早報：比如很多人也會經常提到，希望能始終保持創業之初那會兒的幹勁……
胡德平：你說的這是一個問題，我覺得必須要整。現在的社會需要一種新的感召力和動力機制，能夠激發廣大幹部群眾的熱情，共同去推進我們共同的事業。
但是如我上面所說的倒逼機制，我看現在的銀行就有點坐不住了。現在，最有希望的是網際網路金融，最近馬化騰入股京東，這就是不得了的事。如果有一天買東西只要有一定的信用就可以白條交易，我們知道政府是不能打白條的，企業卻能接受白條，這個能調動多少消費者的積極性？對草根，包括白領草根，都是很振奮的。當然，這恐怕是違規，甚至犯法的，但作為一個新興的行業，因為虧損或者違反可能不合時宜的規定倒下去，這個也正常，這樣一個新的業態就起來了。
要讓人民有信心
東方早報：我看了您寫的書，您談改革什麼的，從字裡行間可以看出，您還是挺樂觀的一個人，對我們的黨和政府很看好，雖然也經常批評。所以我覺得您算是「根正苗紅」的。
胡德平：這是好話還是不好的話？
東方早報：好話。
胡德平：你這有血統論之嫌。
東方早報：您的特殊身份很容易使人想到這種血統。
胡德平：我反對血統論。不過說我「根正苗紅」吧，應該也不能說是壞話。
東方早報：您能不能總結一下這一年多來，新一屆領導的執政風格？
胡德平：我還是比較樂觀，所以我對這個問題想得真的沒有你們想像得那麼深。你這個問題提得是很好的。總的說來，我比較樂觀，比較有信心。或許你要問，有什麼讓我這麼有信心，是不是屬於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這樣的三個自信。
東方早報：是啊，您的樂觀從哪兒來的呢？您知道嗎，前年，我帶李澤厚去見周有光，很有意思，兩位老人家就在那裡談，當時他們一個83歲，一個106歲。
胡德平：李澤厚都83歲了啊？他原來是出去過一段時間，是嗎？
東方早報：一直在外面，在美國。現在他差不多每年回來一次。我帶他們兩個相見，李澤厚其實是去取經，老問周有光有什麼長壽秘訣，周老很有意思，聊著聊著就想跟李澤厚扯中國的現實問題。比如，周老關心幾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現狀，還關心中國的下一步改革等等。
胡德平：是啊。就是說要有實際的進程和事實，能夠讓人民有信心。
東方早報：我感覺您願意、也樂於接受新的信息，譬如說像您這樣的年齡，能有幾個人可以談網際網路金融的。
胡德平：那就是「根正苗紅」啊。我還知道很多網際網路「新名詞」(胡德平拿出手機讀起了段子)，譬如說主持人改叫大忽悠，化緣叫眾籌，算命改叫分析師，八卦小報叫自媒體，統計叫大數據分析，忽悠改叫網際網路思維，戴耳機的改為可穿戴設備，IDC都自稱雲端運算，辦公室出租叫孵化器，圈地蓋樓叫科技園區，放高利貸叫資本運作，借錢給朋友叫做天使投資……其實這些不是什麼新名詞，不過也能算作某種社會「輿情」的反映。
東方早報：這就是現在的網際網路語言。
胡德平：很多這樣的語言確實反映了一些社會輿情，反映了一些特定人群的思想和想法。
考初中時理想是當記者
東方早報：我還有一個挺八卦的問題，像您這樣「根正苗紅」的人，自由嗎？我剛剛等您的時候就在想，如果您進來時我朝您飛奔過去，會不會有安保人員立即衝出來把我按住……
胡德平：現在我退休了，在工作期間，在工商聯和統戰部工作的時候，我覺得我在機關裡面，應該是能夠暢所欲言。當然我是暢所欲言的了，人家高興不高興，這是兩回事了。
東方早報：您一直是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胡德平：你說沒有一點顧慮，也有，但是基本的觀點我可以說得出來。退休之後，因為我是學歷史的，我也願意對改革開放的歷史，對我父親的一些思想發展等等問題做些研究，這一點我覺得也沒有對我的限制。
東方早報：如果不是您父親的話，您給自己設計人生道路，會怎麼走呢？您小時候有沒有想過將來大了最想做什麼？
胡德平：在小學畢業考初中的時候，問我的志願是什麼，我就說我想做一個記者。這恐怕是當年我父親帶我看了幾場球賽，當時看記者寫的報導，我覺得記者消息很靈光，你們上海人的話—靈光。
東方早報：那後來怎麼沒有往這方面去發展呢？
胡德平：以後考大學，就考歷史系了。
東方早報：再後來呢？
胡德平：考上大學以後，就想做個反修防修的革命戰士。
東方早報：那也得有個具體的工作啊。
胡德平：那時候就沒有想到職業，就是想到革命人生了。然後改革開放，就開始對經濟問題感興趣了，覺得應該是全心全意發展我們的經濟，全力以赴謀劃我們的發展。
但是這種發展經濟，根據我所接受的思想，要講生產的目的，要講民富，就是共同富裕。如果講到發展經濟，就是激烈的競爭，就是拼命追趕，使經濟成為一種不能帶來幸福的經濟學，那應該也不能成為我們的初衷。社會競爭太厲害了，而且還有各種弊端，又缺乏法制的約束。發展經濟本來是很快樂和幸福的一件事，所以我希望經濟學能夠成為一種幸福、快樂經濟學，我覺得這才是社會主義，這才是「根正苗紅」。
我們現在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個積極的概念，就是說，你不能把落後的因素說成是你的中國特色，把那些不快樂的東西，說成是你的中國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