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集黨、政、軍三權於一身之後，還不辭勞苦地親自擔任各種小組長，至3月15日出任「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組長」為止，他已經出任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國家安全委員會、網絡安全和資訊化領導小組的負責人，此外還有一個外界沒太注意的「釣魚島應變小組」組長。
三權集於一身，加之現在是多事之秋，這種「小組長」只增加習近平的工作勞煩，並不給他的權勢再添榮耀，他為何還要親任各種小組組長?要了解這個問題，先得弄清楚「小組」在中共政治中的功能，才能解釋習為何熱衷於成立這種小組。
*「小組」：重組內部事權的政治手段*
「小組」政治在中共內部有悠久傳統，各種名目的領導小組不但是中共推進工作的重要方式，也是內部事權整合的重要手段。早期黨史上最著名的小組就是長征時期的三個「三人團」，依次為「最高三人團」、「中央隊三人團」和遵義會議後的「新三人團」，毛澤東成為後兩個「三人團」的重要成員，為其掌握中共最高權力鋪平了道路。此後，毛為了便宜行事，經常成立各種政治小組，重組內部事權。「延安整風」是小組政治的巔峰時期，從1941年7月開始，陸續成立中共中央調查研究局、清算過去歷史委員會、幹部審查委員會，中共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等，服務於不同的目的。毛一生最為人熟知的是「中央文革小組」，他賦予這個小組的使命是奪權鬧革命。只是其時毛已是天下第一人，不再出任組長。
毛澤東在文革中用中央文革小組奪權2013年5月，搜狐網搜集舊文，編了一輯《「小組」如何治大國?》，該輯介紹，「小組」是中共黨政系統中常規治理方式之外的補充，並在特定時期擁有跨部門的協調權力。級別不同的小組，擁有的權力也不同，國家領導人親任組長的小組權力最大。該文並不避諱這些小組的「神秘性」：機構設置在官方資料中鮮有詳細記載，公開報導更少之又少。這些小組既不掛牌子，在黨的組織機構名錄也找不到它們。眾多「小組」沒有固定的辦公場所，也不單獨確定人員編制。很多領導小組雖為常設，但並不需要日常辦公，多數只在出現了需要應對的重大問題時，以組長牽頭組織聯席會議、多部門聯動的方式完成決策。該文用「尋常無蹤跡，大事現真身」十個字概括以往的中共小組政治，倒也傳神。
習近平時期的小組政治有其特點：從小組成立的密度來看，堪比延安整風時期;從其親任組長之多來看，遠超歷屆中共最高領導;從小組活動的方式來看，從過去的神秘隱身走向公開。
*習近平為何偏好「小組」政治?*
習近平成立各種「小組」並親任組長，並非完全對小組情有獨鍾，實乃時也勢也，不得不如此為之。
鄧小平確定的集體領導體制，自從薄熙來向上藉助常委支持、向下藉助草根輿論，想迫使中共高層改變內定接班人的規則以來，就受到了嚴重挑戰。中共高層政治的裂痕不可避免地展示於世人面前。所謂「集體領導體制」雖然可以避免一人專斷，但卻成了「多龍治水」的權力分散之局。胡錦濤第二任期內，中共最高層「各吹各的喇叭各唱各的調」，多個高層家族利用分管部門、行業的事權貪污腐敗，形成了一條條粗大的利益鏈條，導致特赦腐敗論公然行之於世。鑑於這種事權分散，最高領導人權威弱化之局，習近平希望重樹領導人個人權威，為中共政治的朽壞之局注入生氣。
可以說，小組的密集成立並親任小組長，只是出自危機感與不放心，與外界期盼的「政治體制改革」並無關係，我曾總結過，他的兩個30年之說，很好地詮釋了他是要用毛式政治鐵腕，維護鄧小平確立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利益格局。
中共執政逾60年，早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科層化的官僚行政體制，雖然富有中國特色，比如以黨管政，但這種管理組織結構已經形成一套特定的規則與程序，有明確的權威登記，權責自上而下傳遞。江、胡兩人都是中共內部法定的權威，只是胡的權威由於其治績與能力而受到挑戰與損害，形成了地方政府各行其是，中央部委權力坐大，尤其是國安、武警與警界過去由周永康管理，已成尾大不掉之勢。習近平履任以來，雖然已往各省區「空降」一些官員，但整個架構與官僚構成並未經過大的調整，深感(或者說擔憂)指揮不靈，因此，習採用毛當年習慣用的「小組」形式，既達到了重新整合事權的目的，也便於其直接插手各領域的工作。
習近平能順利地將各種權力集於一身，有幾個其特有的因素。第一，他出身「紅二代」，中共政治承認這種非體制化資源，加上京城政治中「紅二代」特別活躍，認為紅色江山是他們父輩打下來的，是他們的家天下，對習近平採取支持態度。第二，習性格強勢，比較善於利用「一把手」的地位優勢，更兼胡錦濤在卸任時，將軍委主席一職移交給習，習再無元老掣肘之虞;三是新的七位常委大多出身平民，並無習的「紅二代」優勢，俞正聲雖然也是紅二代，但其家族早年失勢，王歧山只算半個紅色家族成員。有此三點，本屆常委已經不可能維持「多龍治水」格局，只能成「眾星拱月」之勢。
*習的個人專斷於中共政治之影響*
中國(包括中共)的政治文化傳統是崇拜強人政治。主弱則臣欺之。胡錦濤時期即如此，每年兩會，一些委員公然炫富，將會場變成了時裝、名表、名包的展覽場地;億元級貪官的層出不窮，導致「政令不出中南海」，都是外界可以感到的主弱則臣欺的表現，再加上溫家寶自行一套的政改說辭、薄熙來的唱紅掃黑，令很多黨內人士及擔憂動亂的知識精英曾為中共的前途憂心忡忡，因此，習近平的強硬作風，以及他對腐敗的打擊，對幹部考核指標的改變(如不以GDP增速為考量標準，將環保納入考核體系等)，讓體制內人士看到了政權穩定的希望。這種個人專斷的弱點是：領導者個人能力與見識決定了其施政高度。
習近平的政治選擇，出自中共統治集團對局勢的判斷。王歧山數年前向黨內官員及知識分子推薦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實有雙重用意。對統治集團意在警告：托克維爾定律的真義是，別以為「改革」那麼好玩，「一個壞的政權最危險的時刻並非其最邪惡時，而在其開始改革之際」，所謂「改革」就是找死。對那些要求民主化的知識界人士，其意在提醒：歷史進程未必如他們所願。中共垮台之後，未必會帶來民主與秩序，更可能出現的局面就像當年法國大革命一樣，陷入民粹主義的泥潭，清算富人、踐踏精英將成為常態，大家千呼萬喚才出來的民主化，有可能只是斷頭台政治重演。
出於維護政權穩定的需要，習近平對維權者以及西藏、新疆、香港的政治反對者的強硬打壓是全方位的，動輒抓捕反對人士、加強網際網路管控、收縮言論空間等等。這些措施在短期內看似加強了中共的統治，但從長遠看，卻扼殺了一個社會的政治進步因素，導致中國長期徘徊於黑暗專制中而不得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