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1月，在CNN《拉里·金直播秀》上，戈爾和佩羅關於《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在辯論。
還記得阿爾·戈爾(Al Gore)和H·羅斯·佩羅(H. Ross Perot)之間的那次較量嗎?在1993年11月，戈爾對這位脾氣暴躁的億萬富翁展開了他輕車熟路的抨擊。佩羅認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會讓大量的就業機會「嗖地一聲」流向墨西哥，而戈爾稱此項協定會有力地推動美國的經濟繁榮。
這場辯論之所以讓我感觸良多，不是因為戈爾如何贏得的這場辯論(他的確贏了)，而是他在論證中經常將美國中產階級的福祉與世界上窮人的福祉混為一談。
20年後的今天，我們對於全球化的理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墨西哥?美國的就業崗位實際上流向了中國。
更重要的是，儘管貿易協定實行了20年，包括北美自貿區，也包括中國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但戈爾所暗示的許諾，即全球化會改善多數美國受薪階級的生活水平，其實並沒有實現。與之相反，全球化現在被看做是不平等橫生和薪酬增長停滯的主要原因。
但全球化的確起到一些作用，它改善了中國和亞洲其他地區億萬民眾的生活水準。這樣不平衡的結果，使已開發國家和許多窮國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感受產生了分歧。
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是國際發展方面的專家，他曾在世界銀行(World Bank)工作，現在供職於紐約城市大學(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研究生院。他簡潔地提出了他的觀點，從全球的角度來說，20年來全球化的歷程產生了「看起來還算不錯的結果」。如果你將全世界看成一個國家的話，收入不平等事實上是減輕了，中等階層的收入增長速度比最富有的那些人更快。
已開發國家中產階級的收入增長停滯不前，而最富有的1%人，收入卻大幅提升。與此同時，中國、印度和亞洲其他國家億萬受薪階級的收入也急劇增長。根據米拉諾維奇的算法，上世紀80年代後期，中國城市中等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相當於美國收入中位數的56%，到2008年，這個比例已經提高到了71%。
這是一個驚人的進步。儘管已開發國家受薪階級的收入沒有像亞洲貧困國家一樣快速增長，但他們的收入也沒有減少：全球化使所有人都受惠。
最能體現已開發國家這種新的悲觀情緒的，恐怕是諾貝爾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1997年，在擔任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時，他將簽訂貿易協定後失去工作的工人，比作汽車發明後失業的鐵匠。斯蒂格利茨問道，「所以我們就應該不允許生產汽車嗎?」但在周六，他的觀點轉變了。原來的觀念是在貿易協定中受惠的一方會補償受損的一方，但這基於很多前提條件，而這些前提條件「完全是錯的」，他在《紐約時報》上這樣寫道。大多數美國人「在全球化中，都處在了不利的一邊」。
這幾年多邊貿易協議(如WTO)，漸漸被個別國家自行洽商的雙邊協議所取代，美國也積極拉攏國家加入環太平洋經濟協定(縮寫TPP)。Joseph Stiglitz最近便在《紐約時報》撰文，提到這些貿易協議，往往以做大個餅來包裝，主張只要餅做大了，水漲船高，最終人人受惠。Stiglitz認為，這論據建基於一個海市蜃樓，就是自由貿易下的贏家，會願意透過賦稅、消費等渠道把得益補償予輸家，令自由貿易達致雙贏，但實情是，受惠的企業往往抬出要提升競爭力為理由，主張減稅及抗拒加工資，於是乎，輸家永遠不能從水漲船高中得益，反而成了自由貿易下的犧牲品。
貿易開放加劇貧富懸殊
另一個貿易開放人人得益的假設，是要假設經濟已處於全民就業的狀態，令打工仔可以很容易轉工，由開放貿易下式微的行業，轉行至其他受惠貿易的行業，但若就業市場本已疲弱，甚至有不少打工仔已長期失業，這時打工仔轉型便變得困難，即使在職的，也因為有很多人待業，而工資受壓。整體就業情況有可能最終不但得不到改善，反而差過以前。
就像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對我說的：「如果你認同普世主義的觀念，你可能會說，『管他呢，我擔心什麼?』世界變得更加平等，也大幅消減了貧困。」
但是，仍然有充分的理由擔心這種全球發展的模式。「如果說數億人在二三十年以前還處於赤貧之中，而現在他們脫離了貧困，這就是一件既重要又正面的事，」勞聯-產聯(AFL-CIO)的政策主管戴蒙·西爾弗斯(Damon Silvers)說。「可是，如果平等發展的必然後果是極端的不平等，那我想我們不應當接受。」
的確，各國之間的收入趨於平等的同時，無論窮國還是富國，國家內部的收入不平等都加劇了。由於工資提升的速度落後於生產率的提升，所以中國和德國受薪階級的收入在各自經濟蛋糕中所占的份額均越來越少。
儘管中國讓數億勞動者脫離了貧困，但是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的數據顯示，受薪階級在中國總收入中所占的份額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近三分之二，下降到了2008年的不足一半。
「一方面，有人從極端貧困的狀態，提升到了略好於赤貧的狀態，」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United Steelworkers)的國際事務總監本·戴維斯(Ben Davis)說。「但是與此同時，全世界的收入分配也變得更加扭曲，不利於工人，有利於億萬富翁。」這樣的全球發展模式很難穩定維持。
亞洲開發中國家在過去20年中的經濟趕超，依賴的是一波全球繁榮的浪潮，但這一波繁榮不大可能重現。
出口大國藉此機會積累了巨額的貿易順差，而美國消費者則利用廉價的外國資本，在寬鬆的信貸環境下維持著生活水準。大宗商品出口國趕上了大宗商品繁榮的機遇，較為貧窮的歐洲國家則因歐元促成的資本流入而受益。
羅德里克說，「整個系統中累積了很多不可持續的因素，然而在過去20年裡，相對而言所有人的境況都還不錯。」
許多開發中國家可能會希望這種模式能持續下去。「如果把中國看成是超廉價勞動力的第一撥浪潮，那麼中國之後還有其他國家，比如印度，之後還有孟加拉國，再之後還有非洲國家，」米拉諾維奇說。「這麼說來，西方的下層中產階級就會再面臨20至50年的停滯。」
然而在增長放緩、失業率升高的新世界，美國等富國可能無法容忍類似的不均衡狀態。現在的問題是，如果各國開始反擊出口導向型的增長策略，隨著大宗商品價格下跌、資本流動無法回到過去的規模，又會發生怎樣的情況?
羅德里克說，他認為可以實現一種相對良性、但全球化程度略低的未來，屆時要靠累進稅制提供更可靠的社會保障，同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以求最大限度地促進就業。貿易增長可能不會像過去一樣快，資本流動也可能會放緩，但各經濟體仍將維持相對開放的狀態。
然而，歷史卻提出了不同的選項。
我們知道，政治大多數時候局限於本土。無論在全球尺度上發生了什麼，國內收入分配的集中化，以及已開發國家薪資的停滯，都會對國內政治產生影響，維持開放、遵守規則的全球經濟也會更難。「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內部的經濟不平等有危險的政治影響，」西爾弗斯對我說。「長此以往，可能會造成政治動盪，催生威權統治。」
或者我們也可以直接拋棄全球化。20年前，在《拉里·金直播秀》(Larry King Live)上，戈爾送給了佩羅一個禮物：裝在相框裡的參議員里德·斯穆特(Reed Smoot)和眾議員威利斯·霍利(Willis Hawley)的合影。1930年，這兩位議員說服國會通過了一項法案，實際上用關稅保護美國工人免受競爭力極強的進口商品的衝擊。戈爾說，「那是美國及全世界陷入大蕭條的主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