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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出書追憶白崇禧 稱父親很多事被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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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白先勇看來,雖然史觀與史實是兩回事,可以各有各的史觀,但事實只有一個。歷史就是真相,不是真相就不是歷史,「在我有自己的觀點之前,我一定要把我父親所做所經歷的事實搞清楚。」

白崇禧

白先勇出書追憶白崇禧稱父親很多事被曲解

白先勇在台中演講「文學與歷史」

白先勇出書追憶白崇禧稱父親很多事被曲解

——「這些年我一直在等,等哪一位替我父親寫個傳,等來等去,都沒有別人能出這樣一本書來,等不及了,只好我自己來動手。」

——「後輩為自己的先人寫史,大家都會有個擔心,會不會有為尊者隱、不夠客觀的情況出現?」

——「我為我父親寫書,一定是為我父親講話的。」

日前,在台灣台中市公共資訊圖書館的休息室,白先勇接受深圳特區報駐台記者獨家專訪時說,如果沒有對歷史的清晰了解,我們對未來的判斷很可能不是那么正確。他想提供一個角度,還原一些被掩蓋扭曲的歷史真相。為父親白崇禧將軍寫傳,是他繼小說寫作、崑曲推廣後的又一個工作重心。

從虛構到非虛構寫作,民國史的大架構一直在其中

要訪問白先勇,得先跟上他緊湊的工作節奏。記者循著演講海報的信息,從台北追到台中,再從台中追回台北。長居美國加州聖芭芭拉小鎮,短期回台的白先勇行程安排得很滿,為新書《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往返各地演講,為台灣大學的學弟學妹開設《紅樓夢》通識課。所到之處,各地讀者,舊雨新知簇擁而來。77歲的白先勇像年輕人一樣充滿活力,跟識與不識的來訪者一一熱情招呼,對排起長龍索要簽名的粉絲,也是有求必應。而記者的採訪,倒變成了「纏訪」,只能在他稍得清靜的小憩時段,見縫插針進行,話題就從他近年的歷史寫作談起。

「其實,我對歷史的興趣,一直就有。我的小說寫作,自覺不自覺都有歷史意識在。像《台北人》系列小說,背後有一個大架構,就是民國的興衰。」白先勇說,文史一體,是中國特殊的文學傳統,他清楚記得,他在台灣大學念大一國文時就是念《史記》,別的都沒念。「最好的歷史著作,像《史記》、《漢書》,也是一流的文學作品。詩歌從屈原到杜甫,都在寫史;小說如《三國演義》、明清戲曲與傳奇的很大一部分,都寫的是興衰。」這樣的文學傳統,在白先勇的寫作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的小說多每借新舊交替時代的人物故事,寫出歷史興替和人事滄桑。「如果把《台北人》和《父親與民國》連在一起看,你可以看出互相照應的血緣關係。」

《父親與民國》是2012年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白崇禧將軍身影集》之上卷,下卷為《台灣歲月》,共由約600幅珍貴歷史照片,以及白先勇撰寫的10餘萬文字構成;近日出版的《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與歷史學者廖彥博合著),則通過尋訪耆老,搜集湮沒史料,還原1947年台灣「二二八事件」後,時任國防部長的白崇禧奉命來台平息事件,制止軍警濫捕濫殺,採取寬大政策安撫民心的關鍵16天。

白先勇坦言,從小說寫作轉到歷史寫作,其實「很吃力」。小說是用虛造的人物,象徵的手法,捕捉一個時代的精神。而歷史寫作則必須一句句都要有根據,「人物、事實,都不好有偏差的。」

因為自覺缺乏嚴格的史學訓練,白先勇一直希望能由別人來為父親寫史,可等來的幾本與白崇禧相關的書,「我都不認識那個傳主是我父親,面目全非。」只好親自動手。

從梳理檔案到口述訪談,把被掩蓋的歷史真相還原回來

「在我有自己的觀點之前,我一定要把我父親所做所經歷的事實搞清楚。」

白先勇告訴記者,身為陸軍一級上將的父親白崇禧,其軍事生涯從武昌起義開始,指揮過北伐、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等許多重要戰役,他的一生也是民國史的一部分。但由於種種原因,白崇禧做的很多事情被掩蓋掉了,或者曲解了。「因為蔣介石猜忌我父親的關係,台灣方面是有意識地抹殺,所以我現在要把他真正做過的事情,他的為人還原回來。」

那麼,如何保證客觀性呢?

白先勇堅持用材料說話。《白崇禧將軍身影集》是圖傳,用歷史照片還原歷史場景。《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則運用各項檔案、電報、函件,以及相關當事人的日記與口述訪談記錄,重建白崇禧奉命來台宣慰善後的前因後果。

白先勇告訴記者,其間遇到的最大困難是資料搜集不易,找到了還要費一番工夫去辨識。由於缺乏史學訓練,他獨力做《白崇禧將軍身影集》時非常吃力,照片上的人要一個個認,殊為不易。而《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有青年歷史學者廖彥博的加入,兩人合作互補,工作起來就輕鬆多了。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現代歷史上最慘痛的悲劇,所帶來的衝擊和影響,至今仍未消散。「事件過去67年,很多當事人不在了,所以我趕快要做,再不做,這些人就都走了。很幸運碰到幾個還在。」其中一位88歲的蔡錦文老人,當年僅21歲,已被綁赴刑場,幸得白崇禧制止濫殺的命令及時到達,才撿回一命。「這樣獲救的人,當時很多。我父親也因此在台灣民間有很高的聲望,這也讓蔣介石對他更為猜疑,派特務24小時監控,同時將父親的歷史,如北伐、抗日的軍功,當然也包括『二二八』後來台宣慰的成績,消滅抹殺。」

白先勇並不諱言,為父親寫書,一定是為父親講話的,「你罵你的父親就不必寫了」。不過他也強調,「我跟我父親處了這麼久,我應該最了解他,比起別人更能看清楚他的優缺點,我也不會為他特別忌諱啊。該寫的照寫。」

而合作者廖彥博則表示,白先勇其實很鼓勵他去還原歷史的真相,沒有一面倒去替白崇禧說話,對白不利的材料也放進書中,並不是說不處理,或者迴避。

在白先勇看來,雖然史觀與史實是兩回事,可以各有各的史觀,但事實只有一個。歷史就是真相,不是真相就不是歷史,「在我有自己的觀點之前,我一定要把我父親所做所經歷的事實搞清楚。」

一些關於他父親的不實傳言,也是他要澄清的。比如,曾有前台灣情治人員出書稱,白崇禧是被蔣介石派人毒死的,「這是胡說!」白先勇說,「我父親有心臟病,他是自己死的。」

從遠離到繼承,父親的影響想逃也逃不了

無論西方還是中國的文學,父親的形象每每是用來被反抗的,故有「弒父情結」之說,但對比白先勇的作品,父親或父輩,卻多以引領者的形象出現,比如《孽子》。這與白先勇的成長環境不無關係。

「父親對我很好,所以沒有跟他對著幹。」十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五的白先勇是跟父親關係最好的一個。「我們家是以讀書成績來排家庭地位的,所以我就拼命念書,書念好了,我爸爸就不來找碴了。」白先勇笑稱自己是用讀書成績把父親「矇騙」了,讓他看不到自己的很多缺點。兄弟們沒少挨父親的打,白先勇卻極少聽到父親的重話,除了一次:「父親讓我替他寄封信,我放在桌子上兩天都沒有寄,父親看見了,說,你這小子,為人謀而不忠!我一下子臉都紅了。」

父親是嚴父,白先勇少年時對父親的印象就是,總穿著戎裝,騎高頭大馬,來電話就是問學習成績。「他最怕我們成為紈絝子弟」,不給小孩子零花錢,不准罵傭人,不讓家人坐他的公務車。「坐汽車是特權啦,他不要我們有這種特權的想法。我中學大學都是騎腳踏車上學的。當時會覺得他的教育偏嚴了。」

如今,白先勇也到了父親晚年的年紀,對父親的理解跟寫《孽子》時已大為不同,「從前年紀輕,就想離父親遠一點,不要像他。但年紀大了,不自覺地,卻越來越像他,照起照片像他,做事情也是說到做到,一專到底。所以我覺得人的家庭遺傳很可怕,你逃不了的。這是年輕時沒有想到的。」

白先勇跟父親的最後一面,是在松山機場,1963年1月的一天,他要飛赴美國留學,父親一直送他到飛機下面,留下了父子倆最後一張合影。「當時,我母親去世不久,父親很哀傷,我也是,隱隱覺得這是生離死別。果然,兩年後父親去世,我沒來得及趕回來見他最後一面。」

「父親也跟我講過他的往事,相當多,但現在看來是不夠,因為我當時還不太懂,也沒有記下來。現在想來非常遺憾。當我在美國開始懂事的時候,想等回來問他,已經來不及了。」

接到父親離世的消息,白先勇第一感覺不是悲痛,而是肅然起敬,因為「這是英雄之死」,悲傷是後來慢慢上來的。在為父親整理傳記的過程中,他更深地理解了父親的理想、擔當和隱痛,大傳尚未完成,工作還在繼續,「讓我父親對歷史有一個交代,我對我父親有一個交代。」

從復興崑曲到解析「紅樓」,對中國文化的興衰一向很在意

《止痛療傷》一書的執行主編項秋萍與白先勇合作多年,在她眼裡,白先勇是「天下第一等的絕頂聰明人」,做事有效率,想得深遠,能夠規劃一個很大的架構,又很重視細節,而他所做的很多事情,都不是為了他自己,他最擅長的是搭建平台,用自己的熱忱帶動同道一起成就一項事業,像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與台大同學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等創辦《現代文學》,涵養了一個時代的傑出作家群,時下台灣文壇的許多成名人物如王禎和、施叔青、陳映真、七等生、水晶、於梨華、李昂、林懷民、黃春明等,皆發軔於此;當他把熱情用到了崑曲上,又結合大家的力量,做了一個復興崑曲的平台。他為父親寫傳,亦帶動兩岸學界把民國史上不清楚的部分給挖掘出來。

雖然重心已經不在崑曲上,但一提起崑曲,白先勇依然意興盎然,「我一向對中國文化的興衰是很在意的。當時看到崑曲的衰微,就希望把它復興起來。」他興奮地告訴記者,這些年,青春版《牡丹亭》演出超過200場,北京大學的崑曲中心已運作五年,現正進入第二個五年計劃。香港中文大學和台灣大學也相繼開起了崑曲課。「崑曲在校園紮根,學生起勁得不得了,在台大講座有2000多人報名,只能選四五百人入場。《牡丹亭》在北大演了三輪,2000多人的劇場坐得滿滿的。」他認為,傳統文化教育事關文化認同,「這是要緊的。」

雖然已於1994年從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的教職上退休,白先勇仍然孜孜於往返各地校園播撒文化的種子。此次由美國返台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為台灣大學的學弟學妹們開設《紅梅夢》通識課程,每周一期,共十六講。限額400人,報名來了2300多人,最後只能電腦抽籤。記者在講堂現場看到,前來「蹭聽」的城中文化人頗不少,來得稍遲的學生只好加座了。

「蓸雪芹是我『師父』。我從小學五六年級就開始看《紅樓夢》,看了一輩子,它一直是我的枕邊書。」白先勇作品的敘事風格,受《紅樓夢》影響甚深。他在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國語文及文學,《紅樓夢》是代表性課程,一講就是29年。以小說家、文學家的身份講「紅樓」,白先勇更注重寫作上的解構,並旁徵博引古希臘悲劇、莎士比亞戲劇等西方經典,為學子們提供與別不同的解讀門徑。「我不知道現在的『小朋友』還看不看《紅樓夢》?我要求他們上課前要細讀。希望讓他們先感興趣,慢慢年紀大了,會懂得更多。」

「和學生們在一起,他青春的熱情又回來了。」項秋萍說。兩個小時的課,白先勇站著講完,毫無倦意。講到高妙處,不時擊桌讚嘆。一下講台,立即有出版人迎上來邀約出書,《紅樓夢》講稿要的,《父親與我》也要的。白先勇以招牌式的伉爽笑聲回應:「我又要被綁住了?退休後比退休前還忙!」

那,累嗎?「興奮!」白先勇說,他保持良好狀態的秘訣是:練氣功。

責任編輯: 吳量  來源:深圳特區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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