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4日，香港維園18萬港人燭光紀念六四事件25周年，眾人高唱《自由花》。(粵語部記者李建軍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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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來看看經濟。1992年鄧小平南巡打破六四之後的政治經濟雙雙倒退的局面，開始以「改革」之名的「市場化」進程。然而，它不是建立在1986年以後的政治改革研討和十三大方針的基礎之上，而是鎖住政治體制改革，打開經濟大門，不擇手段追求GDP以「強黨強國」。這是史上最不公正的經濟增長和財富暴發過程，建立在血汗工廠之上，通過對土地及各種資源破壞性掘取，強拆公民房產、野蠻「城市化」，令國企職工下崗甩包袱而實現的。GDP數字與人民福祉、社會公正非但不是正相關關係，反而是相當程度的負相關。如果像英國最近宣布的那樣，將性服務和非法毒品交易納入GDP計算的話，中國GDP或許成為世界第一也未可知。然而，那樣一個不公正的經濟增長註定是不可持續的：世界工廠不再了，資源耗盡了;鐵路公路機場修得差不多了;政府救市印鈔票通貨膨脹已經高不可攀了;傳統產業產能嚴重過剩;城市化運動走到盡頭。中共十八大以後的強權「反腐」使石出而水落。雖然沒有精確統計「官員經濟」占GDP的比重有多少，但是大量餐飲業、禮品業、藥品業、洗腳按摩業、高爾夫及高級會所業等或關張，或生意冷淡，足見其在GDP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各級政府公司化運作模式發生了供應鏈中斷;國企高管人人自危心不在焉;民企老闆唯恐財務不安全，紛紛轉移資產和移民。
再看社會。兩個月來，中國各地刀光血影，槍聲陣陣。社會幾近「內戰」狀態。這第一戰是反恐。大練兵、大演習，開啟武裝執法模式。比如，南京官方宣布，自6月3日，交警將「持槍護學」，早晚在校園周邊執勤。警察真槍荷彈，提高速射培訓，配發子彈增倍，並被授權遇暴恐分子，無須警告可直接開槍。在要「敢於用槍」的新令下，連日來，警察槍擊死人事件頻發。僅5月30日就曝出兩起：一起發生在雲南曲靖羅平縣，一位名叫陳學理的村民，見警察與其他村民發生衝突，上前勸架，結果反被警察打死，屍首被警方搶走，而官方通報稱這是「槍枝走火致人死亡」;另一起發生在貴州三穗縣，樂德宏與妻子發生口角，喝過酒後拿著菜刀尋找妻子時被打死。在中國當下，警察權的擴大，並不一定意味著公民人身安全保障的增進，反而是增添了不安全感和恐怖感。有律師和知識人對此發表意見說，警察等強力部門是中國最缺少文明素養、最少民權觀念、最遠離有效監督和最常濫用權力的機構。在沒有同等甚至加倍擴大民權和對警察權的嚴格司法審查下，警察權的擴張是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
除了武裝執法之外，中國也開啟了全民反恐的新模式，即：街面威懾，情報預警，公眾參與。深圳成立了首家街道反恐民兵分隊;北京則是從5月29日進入社會面反恐模式。各區縣群防力量全部上街巡邏，每天有85萬志願者上街，9個地鐵站人物同檢，22個進京檢查站逢車必查;31條公共交通線配備乘務安全員;10萬信息員收集涉恐情報，街頭修鞋匠也成為偵察員;群眾舉報涉恐將獲得獎勵。這種全民皆兵的天羅地網，對於50歲以上的中國人喚起的是「文革」記憶。
這第二戰是維穩。以「尋釁滋事」罪名刑拘知識分子、律師、記者、基督徒、公民的人數達到了64之後抓捕之最;有關部門驅趕和造訪各種有「案底」人物;微博、微信統統在控制之列，防民之口如防川。北京地鐵甚至在2號發布通知：「自明日6月3日(周二)17時起至另有通知時止，地鐵1號線木樨地站A1、 A2出入口採取封閉措施。」而反恐和維穩混在一起，反恐即維穩，從5月27日浙江省公安廳舉行的反恐維穩匯報演練中看得一清二楚。現場圖片顯示，警察對抗的是舉著「拒絕強征」牌子的上訪民眾。
這第三戰是打老虎。據公開報導：「十八大後落馬省部級官員超30人，接近前10年一半」，「能源領域今年已有近16名官員和高管落馬」。在展覽反腐戰績的同時，揭示出了這個出產貪官的體制不可救藥。
總之，「敵人」越打越多，越抓越多，社會越不安定，人心越是惶惶，它彰顯出了官方所謂「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荒謬。至於「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也在「時刻準備開槍」的狀態中不知去向。然而，透過這些必須看到，日益成長的民間社會和公民意識的覺醒，還有人心向背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