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清查「五一六」事件。《晚年周恩來》只提了一句：1967年9月，毛澤東「在審閱姚文元奉命寫的《評陶鑄的兩本書》時特別加了一段話，點了前一段在社會上反周最力的造反組織『五一六』的名」。
我們知道，清查「五一六」事件是文革中的一個大事件。「五一六兵團」本來是北京部份高校的一個規模不大的造反組織，多次張貼大字報炮打周恩來。在1967年夏秋之交，中央文革即將其定性為「反革命組織」予以鎮壓，又查抄又抓人。照理說，「五一六兵團」之事至此已經了結。殊不知在一年後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五一六」的問題又被提出。1970年1月，林彪和江青等人就抓「五一六」問題作了新的指示，隨即展開了徹底清查「五一六」運動。1971年2月，毛澤東與周恩來聯手，將清查運動正式擴大到全國範圍。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清查運動中，被清查者早已超出參與過炮打周恩來的造反派，而是延伸到所有反對或懷疑中共上層領導及各級新生紅色政權的群眾。據十分保守的估計，在這場運動中，遭受迫害的群眾多達幾十萬，致死致殘者也有數萬之眾。該運動直到1976年「四人幫」垮台後才不了了之。不論我們對所謂造反派作何評價，這場清查「五一六」的運動，其莫須有、想當然，其株連深廣、卑鄙殘暴，都是不可寬恕的。周在文革中作過不少違心之事，但清查「五一六」應不在此列。這表明，在使用專政手段對付民眾對付反對者的問題上，周和毛沒有區別。
還有遇羅克的問題。遇羅克是誰下令殺害的?據友人Y君說，吳德之子曾親口告訴他是周恩來。周說：「這樣的人不殺，殺誰?」
這很有可能。首先，遇羅克的《出身論》發表在北京，影響遍於全國。對遇羅克的定案很可能涉及中共最高層，決不是北京市一級就能決定的。其次，雖然在文革中，因言論罪而被處死者很多，但是像遇羅克這樣全國出名的異端思潮代表人物被殺害的好像很少。例如寫林彪大字報的伊林滌西，寫《中國向何處去》的楊小凱，寫《四一四思潮必勝》的周泉纓以及後來的李一哲，儘管也遭到迫害，但是都沒有判死刑。遇羅克的《出身論》是在1967年4月被中央文革的戚本禹點名批判，遇羅克本人在1968年1月被捕，先是判十五年監禁，後來突然又改成死刑，但並沒有立刻執行，一直到1970年3月才被槍殺。從整個過程來看，具體主管部門好像沒有準主意，抓不抓，判不判，怎麼判，執不執行，好像都不是由他們作主，而是由更高層的大人物直接干預的結果。那麼，這個下令殺害遇羅克的大人物會是誰呢?不會是林彪、四人幫一夥(包括謝富治、吳德等)，否則，當後來遇羅克在全國範圍內公開平反，還通過光明日報發表文章正面歌頌時，早就揭露出來了。那時候，凡是能推到林彪、四人幫頭上的壞事，一定會推到他們頭上，哪裡還會替他們遮掩?唯有當下令殺害遇羅克的大人物屬於「德高望重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屬於中共在文革後、甚至在今天都必須維護其崇高聲譽和光輝形像之列，當局才會始終諱莫如深。在文革中握有大權，文革後仍享有盛譽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中，葉劍英、李先念等不大可能插手此案，除了周恩來還有誰?
六、為周辯護無法自圓其說
為周恩來辯護的論調很多，但都是淺嘗輒止，顧此失彼，捉襟見肘，無法自圓其說，經不起分析和追問。
1、有人說，周恩來緊跟毛澤東，是因為他把毛視為真理和權威的化身;即便在毛作出錯誤決策、甚至對自己也猜忌整治時，周仍然認為毛的領袖地位是無可取代、不應替換的，因此只能在維護和服從的前提下徐圖改進。簡言之，周在晚年的所作所為，在當時的他看來，是在實現自己的革命理想;儘管我們今天對這些作為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評價。
這種觀點不值一駁。因為周在晚年為了跟毛而做的一些事，無論是按照中國傳統道德觀念還是按照共產黨自己標榜的革命理想都無法為之辯解。且不說周在其他「老一無」(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被打倒時落井下石(起碼也是同聲附和)，連鄧小平也要指其「違心」即違反道德良知--這還是根據共產黨自己標榜的道德準則;甚至就連周做的那些常常被視為德政善舉之事，其實往往也經不起推敲。
試舉一例。《晚年周恩來》裡寫道，在「紅八月」，紅衛兵打人抄家，草菅人命。許多高級統戰對象也被殃及。一直和毛私交很深的章士釗寫信向毛求救，毛批示：「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於是，周趁勢列出一份應予保護不受衝擊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共十三人名單，對他們採取了不同形式的保護措施。此舉歷來被人稱道。但是，那區區十三人名單以外的人呢?當紅衛兵見到這份名單時，他們難道不是同時也得到明確的暗示：那些在名單之外的人--千千萬萬的人--是任隨他們凌辱處置的?!事實上他們也是這麼領會，這麼行動的。誰能說在「紅八月」的血腥罪惡中就沒有周的一份?惡有大惡、中惡、小惡之分，但縱然小惡也是惡。
一般人在評價他人時，免不了以己度人。作為毛時代的過來人，我們當年都熱烈地崇拜過毛，以一種理想主義的情懷追隨過毛。於是我們很容易假定當年的周氏也是和我們一樣的理想主義。然而這種類比是不恰當的，因為我們和周的處境迥然有異。在極權主義的洋蔥頭中(借用阿倫特的比喻)，越是處在核心者越是犬儒，越是處在外圍者越是輕信。我們以前擁毛擁共，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蒙蔽」。萬里在1979年一次國務院高層會議上講到農村的貧窮時說：「如果這些情況讓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產黨才怪呢!」不消說，「這些情況」周恩來都是知道的，而且知道得比任何人都清楚。我們是極權制度謊言體系的犧牲品，周恩來卻是這一謊言體系的構建者。兩者豈可同日而語、相提並論?
順便駁斥「人民的好總理」這一神話。只要我們想到三年大饑荒和十年浩劫都發生在周的任內，想到這兩場災難給中國人民帶來的不可思議的巨大痛苦與犧牲，所謂「人民總理為人民」之說就不攻自破了。辯者會說罪在毛而不在周，可是周始終維護毛，所以周不能不分擔罪責。我們可以承認周並非不想為人民謀利益，問題是，在「人民的好總理」那裡，人民的利益從來不占據首要地位。周在政治上的首要原則是維護毛，順從毛;只是在此大前提之下，他才可能去做一些補救和修正的工作。所謂「顧全大局」中的「大局」顯然不是人民的大局，而是毛的大局，黨的大局。所謂「相忍為黨」，被「忍」掉的只能是人民的利益，就是為了黨的利益而犧牲人民的利益。周既然要把毛的利益和黨的利益置於首位，人民的利益就不能不讓位，不能不靠邊，不能不一次又一次地被犧牲。
2、鄧小平說：「沒有總理文革的結果可能更糟;沒有總理文革也不可能拖那麼長。」這話的後一句主要是指二月逆流。在1967年2月的懷仁堂會議上，幾個老帥和副總理公開向中央文革小組發難，毛大發雷霆之怒。本來站在反對者一邊的周立即轉向，並勸說那幾個老帥副總理低頭認錯。於是，「這場文革期間在黨內高層中僅有的一次集體抗爭，在毛澤東的淫威和周恩來的幫襯下，頃刻瓦解，整個形勢隨之逆轉」。
為周辯護者每每強調周的尷尬處境。他們說，在當時，周要正面抵制或反對毛是不行的，毛髮動文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事實上，順之者也可能亡);抽身事外，袖手旁觀，聽任事態的發展而無所作為也非上策--何況毛還要硬拉著周下水，君命難違;所以，周只好積極投身其中，在順從的前提下審時度勢，因勢利導，力圖起到某種緩衝或制約的作用。所謂「只可順守，不可逆取」，並非放棄己見，一味順從，而是避免正面衝突，以柔克剛。
這種辯護看上去很有道理，只是辯護者未曾意識到，當他們在如此辯護時，他們已經承認了毛是暴君，承認了中共制度的高度集權，高度獨裁，承認了在這種制度下，連偉大領袖的「親密戰友」都毫無言論自由和人身安全保障。周可以為自己在文革中的行為辯護：「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可是，地獄是誰們建造起來的呢?
趙無眠先生曾經尖銳地指出，給周恩來辯護的那套理由和邏輯，也完全可以用來給汪精衛辯護。汪精衛也可以說他是忍辱負重，曲線救國。為汪辯護者也可以說，沒有汪偽政權作緩衝，淪陷區的人民會更受苦。我還要補充一句。有一點汪精衛可以比周恩來更理直氣壯：畢竟，日本軍國主義不是他汪精衛扶起來的，日本人入侵中國不是他汪精衛領進來的，大片國土也不是在他汪精衛手中丟掉的;而中共暴政的建立和毛澤東暴君地位的確立，周恩來卻負有極大的責任。
當然，為周辯護者可以說周當年為中共打天下和擁戴毛成為最高領袖都是出於善良的理想主義;等到日後清醒過來發現事與願違，自己已經騎虎難下，身不由己，只好委曲求全，取順守之道，勉為其難。問題是，周對此可有深切的反思和透徹的覺悟?
大陸學者笑蜀，把中共在抗戰期間發表在解放日報和新華日報等報刊上的一批鼓吹自由民主的文章彙編成冊，重新出版，取名《歷史的先聲--中共半個世紀前對人民的莊嚴承諾》。李慎之先生在這本書的香港版上作序，其中寫道：
我自己當時是個左派青年，而且是其中的積極分子，是學生運動活躍的組織者。我完全信奉毛澤東、共產黨提出的一切口號、一切理論，雖然我在國民黨統治下並沒有經歷過什麼大的危險，然而主觀上確也是捨生忘死地願意為其實現而奮鬥的。現在重讀這本書的時候，簡直不知道心頭是什麼滋味。是我騙了人嗎?從這本書上所寫的一切和我當時的言行來看，對比後來的歷史事實，我無法逃避騙人的責任。但又是誰騙了我呢?這本書的副標題是「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這難道也是我幹過的事嗎?不錯，我是向我的同齡人或者行輩稍晚於我的人宣傳過「黃金世界的預約券」的，但是微末如我，難道敢說自己曾作了莊嚴的承諾嗎?這樣說不是自我膨脹得沒了邊了嗎?我倒是想懺悔，但是我配嗎?
李慎之承認自己騙了人(嚴格說來，李要算受騙者，以他當初的年輕與天真)，可是誰騙了李慎之呢?難道只有毛澤東一個人，難道能不包括周恩來嗎?微末如李慎之等，對中共暴政的建立無關緊要，或許是不配懺悔的，周恩來也不配嗎?
李慎之在一篇回憶文章里寫道：「1987年我訪問日本時，有一次與當時的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談話，他告訴我他在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時期第一次訪問中國時受到中共總理周恩來的接見。當接見結束，周恩來已經送客轉身，竹入一行也已經走到樓梯口的時候，周恩來突然又折回來，走到竹入跟前說了一句：『竹入君，我們中國是不會永遠這樣下去的。』說罷轉身就走。竹入義勝告訴我，他當時分明看到周恩來眼裡噙著眼淚。」
我並不懷疑這段回憶的真實性，只是，它能說明多少問題呢?早在1966年12月，有的聯動分子就公開否定文革，提出「忠於馬列主義和1960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早在二月逆流中，幾個老帥副總理就大鬧懷仁堂，慷慨激昂地宣布要造文革的反，然而他們心目中的理想國仍然是中共的黨天下。問題不在於否定文革，問題在於用什麼標準、什麼原則去否定。文革期間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無疑具有路線鬥爭的性質，不同的路線確有高下之分，絕非半斤八兩;但不論是毛的路線還是周的路線或劉的路線，都和自由民主的理念相距甚遠。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周恩來象陳獨秀或李慎之那樣大徹大悟，回歸基本人權，回歸自由民主。今天仍為周辯護者，不可太一廂情願，自作多情。
七、周恩來為什麼不留遺言
記得在76年「四五」悼周運動中，一份題為「總理遺言」的傳單流傳甚廣。這份傳單的文字不長，其中要緊的話只有一句，那就是對鄧小平主持國務院的工作表示高度肯定。當時，反擊右傾翻案風來勢洶洶，鄧小平的地位岌岌可危。這份「總理遺言」表達了人心的不滿，可惜只是偽造。
現在我們都很清楚，周恩來臨終並未留下遺言。但問題是，他為什麼沒有留下遺言呢?
古人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西方有句諺語說：人之將死，其言也真。
在《晚年周恩來》一書里，高文謙寫道：周恩來臥床不起後，與周恩來相知最深的葉劍英幾乎天天來醫院看望，守在床邊和他長談。「儘管周氏對他內心的傷痛絕口不提，但是葉劍英還是能感覺出來，知道他心裡有很多話沒有講出來。為此，他曾叮囑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準備好筆紙，說：『總理原則性強，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悶在心裡不講，特別是對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後時刻有什麼內容要發泄，你們一定要記下來』然而，一直到最後，周恩來還是什麼話也沒有說。」鄧穎超在回憶文章里寫道：「恩來同志在得癌症以後，有一次他對我說：『我肚子裡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我回答他：『我肚子裡也裝著很多話沒有說。』雙方都知道最後訣別，不久就會殘酷無情地出現，然而，我們把沒有說的話終於埋藏在各自的心底里，永遠地埋在心底了。」
上面兩段記敘表明，周恩來死前沒留遺言絕不是因為沒話可說，更不是因為身邊沒有可說之人，也不是因為沒有傾訴衷腸、一吐為快的充裕時間和安全環境。象劉少奇、彭德懷，象史達林大清洗時的加米涅夫、季諾維耶夫，臨死前連留下遺言或遺囑的機會都被剝奪，自不待言。布哈林很聰明，在被抓進監獄前就感到凶多吉少，命在旦夕，因而秘密寫下一封《致未來的蘇共中央委員會的公開信》，由他年輕的妻子背熟記在心裡，總算留下一封遺書。周恩來臨終前的處境要優越得多，為什麼偏偏是一句話也不肯留下來呢?
這件事反過來想想就不難明白了：你叫周恩來留下什麼遺言才好呢?
葉劍英希望周恩來能說出「對中央里的某些人」的看法。可是周恩來的圓滑或曰圓熟之處正在於，他從來就是腳踩兩隻船;雖然是一腳重，一腳輕。你能清楚地感覺到他的政治傾向性，但是你很難從他那裡找到可以攻擊的話柄。周恩來對江青、張春橋們當然是反感的，可是他知道他們都受到毛澤東的信任，他不能讓自己站在毛的對立面，也就是不能站在失敗者的一邊，他要給自己留下餘地，所以他至死也不肯用明確的語言說江青和張春橋們的壞話，以免留下把柄。
葉劍英還希望周恩來講出自己心中的委屈。可是，周恩來有什麼委屈可講?所謂委屈，就是認為自己受到別人的不公正對待;委屈是建立在某種公正觀或正義感之上的。沒有了一定的公正觀或正義感，連委屈都無從談起。羅瑞卿長期充當毛澤東的打手，整彭德懷時跳得很高，後來自己被打倒了感到很冤枉，被關在秦城監獄和彭德懷住隔壁還委屈地說：「怎麼能把我和彭德懷關在一起?」羅瑞卿一介武夫，頭腦簡單，總以為別人挨整都是對的都是該的，只有自己才是給整錯了冤枉了，所以他要鳴冤叫屈。周恩來不同。周恩來是明白人，他知道先前那些挨整的差不多都是冤枉的。這中間哪有公正可言?既然周恩來早就接受了這套野蠻殘酷的叢林原則並且多次扮演了落井下石的角色，深知這裡是個弱肉強食的世界，不是吃人，就是被人吃;伴君如伴虎，天威難測;因此當整到自己頭上時，他不能不清楚地意識到他連抱怨都沒有資格抱怨。除非從頭否定，包括否定自己。在抱怨的同時首先要懺悔。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後，把過去歷次政治運動一風吹，平反的平反，摘帽的摘帽，雖然反右這一段留下一節尾巴，硬說反右是必要的，只是犯了「擴大化」的毛病，但明眼人都知道鄧小平是在死要面子，心裡頭未必不明白。鄧小平能想到的問題，周恩來就想不到嗎?只是周恩來沒有機會糾正毛澤東的罪過並順便洗刷自己的罪過，所以他陷在「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思緒中無法解脫。
另外，我們也可以懷疑周恩來是否具有否定自己的勇氣;再說，周恩來臨終前，毛澤東還活著，周恩來還恐懼得很，唯恐自己死後毛還不肯放過，唯恐別人在自己臉上畫叉。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還能留下什麼遺言呢?正因為心事太多，左想也不是，右想也不是，百感交集，一言難盡，欲言又止，欲說還休，所以到頭來只好選擇沉默，選擇無言。
也許，周恩來臨終前並不曾有過比較深刻的反思。「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於長期陷於繁瑣的事務，更由於長期身處權力鬥爭漩渦的中心，周恩來早就費盡心機，精疲力竭，無暇也無力再進行超越性思考。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緊鑼密鼓的情勢下，周恩來很可能憂讒畏譏，被恐懼所壓倒。他不知道民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不知道自己已經成了國人不滿於文革、甚至不滿於毛的一個象徵性符號。周恩來多半沒有料想到他的死竟然會點起一把天安門的熊熊大火--否則他就不會在臨終前還那麼誠惶誠恐，戰戰兢兢了。1978年6月，大文豪郭沫若壽終正寢，臨終前囑咐將骨灰撒在大寨。那已經是什麼年月了?他還以為大寨紅旗不倒，真的會飄揚千秋萬代呢!虧得郭老還是歷史學家(?!)，對當時正在發生，已經發生和將要發生的重大歷史性變化居然一點感覺都沒有。這些大人物的與世隔絕，閉目塞聽，實在不可低估。
《晚年周恩來》裡還寫道，周明知江青一夥炮製的給劉少奇定案的材料不實，存有不少疑點，起初他也對之採取了消極抵制的態度，但是後來禁不住壓力，擔心毛不會放過自己，還是在材料上簽署了附和的意見。九年後，周的遺孀鄧穎超會見英籍作家韓素音，為她丈夫當年在劉少奇一案上的所作所為作過這樣的開脫：「開除劉少奇出黨的文件是恩來簽署的我們為此而道歉就成了嗎?這件事對恩來說來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這樣做這樣做是為了顧全大局。」這意味著，周非常明白，如果毛下令打倒周自己，不管提出的罪狀多麼虛假不實，其他同志舉手附和、落井下石也是意料之中的，「正常的」，可以理解的，易地則皆然--「顧全大局」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