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那些流著淚來認親的母親沒有同情，對一二百個認親電話有絲齒冷。一個棄嬰的故事，肯定不是童話。背後有深深的，縱橫過大洋，千萬人血脈和命運的起伏跌宕。
北京初冬，天空飄著薄雪。
一個德國人下班回家，在停車場看到一隻籃子，籃子上蓋著塊兒大方巾。籃子裡窸窸窣窣，他以為是一隻小貓或小狗，於是看也沒看，就拎了起來。進家門後，他隨手把籃子和在樓道信箱拿到的郵件都交給了在廚房做飯的太太。太太問籃子裡是什麼，他說，停車場撿到的，也許是一隻小貓。
太太掀起方巾，籃子裡是一個滿頭黑髮，睡得正香的小女嬰。
講這個故事的是北京順義「果園西餐廳」的前老闆娘Lisa，2010年我在對她進行採訪時，她說，我必須給你講這個故事——這位太太是幫我設計果園的園藝師Sue，他們當時住在海淀區。這個小女嬰現在已經15歲了，她正在德國讀高中，非常聰慧美麗。
一個月前，英國金融時報帕提·沃德米爾寫過篇《一個中國棄嬰的童話》。她和同事在上海一條「寒冷漆黑的窄巷」發現了被層層衣服包裹的棄嬰，這個嬰兒(後來被起名為貝拉)有很多疾病，包括先天性心臟病、雙目白內障失明和部分蹼足。關於貝拉的童話是，她的美國養父母在還沒有見到她之前，就在教堂里為她募捐。為了「完成這次領養他們拼盡了全力，他們將房產再抵押、賣雞肉芝士義大利麵、賣T恤……」在回中國去接貝拉之前，養母甚至把頭髮染成了黑色，希望這樣不會讓貝拉「太過驚奇」。
文章還提到，貝拉被遺棄在Dunkin『Donuts門店外——那是外國人常常出沒的地方，也許是她的父母希望她最終能夠去海外生活。第一個故事中，籃子女嬰被留在了外國人居住的外交公寓停車場，她的父母應該也有同樣的想法吧。
從1993年11月10日中國頒布《外國人在華收養子女實施辦法》起，20年來，被外國人領養的中國孩子超過11萬。這兩段故事僅僅是其中的十萬分之一二。
也是2010年，我的朋友加拿大博士候選人Stacy Lockerbie(以下簡稱斯塔西)為了完成她的博士論文《加拿大媽媽領養中國孩子的社會調查》而在北京遊蕩。用「遊蕩」這個詞是因為她為了論文直接到棄嬰最大的輸出國「中國」來實地調查，卻被中國政府授權管理和受理跨國收養的中國兒童福利和收養中心(CCCWA)拒之門外。她只好在北京的幾家英文報刊上登廣告，希望得到收養中國兒童的外國夫婦的幫助。
60%以上領養孩子的加拿大家庭希望領養到一個女孩，因為女孩更容易和養父母建立起交流和感情，同時女孩長大以後假如會有一些麻煩也無非是「未婚媽媽」或者不愛學習這樣的小事，而男孩卻有可能去搶銀行或者成為黑幫。
中國人是如此的「重男輕女」。被拋棄再被外國人收養的孩子中超過90%的是女嬰，極少比例的男嬰中絕大多數是有殘疾或者疾病的孩子。
在斯塔西的報告中寫道：在收養兒童這件事上，中國和加拿大的供求關係非常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但加拿大家庭關係輔導師Amy Klatzkin在為一本關於國際領養的書「期盼一個女兒，需要一個兒子」(Wanting a daughter，needing a son)的引言中寫道：「很不幸，並沒有足夠的外國家庭領養所有被丟棄的女嬰。」
對中國人而言，這種供求關係不但不幸，而且恥辱。
【跨國收養的歷史】
關於跨國收養歷史，加拿大家庭最早是收養二戰後英國的戰爭孤兒。緊隨其後的是冷戰期間，加拿大的母親通過國際救濟孤兒機構成為了「遠距離母親」(long distance mothers)，最遲只是為亞洲孤兒提供經濟上的資助，後來才漸漸形成實質的跨國領養。
跨國領養形成規模始自美國的福音派信徒貝莎和亨利·霍特夫婦(Bertha，Henry Holt)的善行。1955年，霍特夫婦收養了朝鮮戰爭中的8名孤兒，這在當時的美國引起了轟動，其他家庭也紛紛效仿。1970年，加拿大婦女桑德拉·辛普森(Sandra Simpson)領養了一名越戰孤兒，其後她個人領養了28名孤兒，並且幫助其他人實現跨國領養。從此，在澳大利亞、加拿大、歐洲和美國，國際領養變得很普遍。僅2006年一年，美國就領養了2萬多名外國兒童。
國際領養的增長，絕大部分原因是由西方人口數量變化引起的。近幾十年來，由於節育、墮胎、晚婚等原因，不想過早生育的女性發現自己已經錯過生育年齡無法生育了，還有些人由於身體原因無法生育。在斯塔西的報告中提到，加拿大這一類想成為母親但是因為種種原因不孕的女性比例相當高，所以她們對孩子的渴望就寄託到了領養孩子上。
領養本國孩子有諸多不利因素。首先大部分進入領養機構的本國孩子本身的家庭都有一些問題，他們或者有一個非常不幸的童年或者受過侵害，或者是身體有殘缺……所以這些孩子被普遍認為很難融入新家庭，身帶惡習並很難教育及改變。領養家庭還擔心這些孩子的生母「最後一分鐘變卦」。畢竟，同在一個國家，變卦的生母很容易找到被領養的孩子，國際領養則「安全」很多。最後一點就是西方婦女對領養海外孩子帶有的「拯救」心理，研究跨國領養的加拿大社會學者Veronica Strong-Boag認為這在西方女性心中的「現代救贖的故事」。
在大部分西方婦女心中，從那些貧困的國家領養一些可愛的孩子是一種具有神聖意義的事，這和那些西方男人認為從一個處於弱勢的國家愛上一個異族的美麗女子似乎有相似的地方。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美國影星安吉麗娜·朱莉領養的三個孩子，他們分別來自：柬埔寨、衣索比亞和越南。
從1999年到2009年10年中，中國一直是最大的跨國領養輸出國，2005的高峰年，它為17個國家輸出了14，496名兒童。中國孩子一直十分受西方歡迎，因為其他的國家提供的孩子要麼多有殘疾，要麼就有「販賣兒童」(比如烏克蘭和一些非洲國家)的嫌疑。例外的只有中國，被領養孩子90%以上是健康且年幼的女嬰。
中國受理一個領養申請的時間也比較長，2009年以後已經達到了4年左右(如果願意收養有殘疾的兒童，時間就會縮短很多)。費用也較高，大約成本在3-4萬美金。可能由於男女性別比例的逐漸失衡、生活也都溫飽了和誘拐兒童供國際領養類的醜聞，中國政府已經大幅度減少了輸出中國兒童的數量。同時也更為嚴格，單身、同性戀、肥胖、年紀大、不夠富裕、經常離婚和結婚、服用抗抑鬱藥或者已有多個孩子，只要有其中一條，就會遭到中國的拒絕。
據《英國金融時報》引用的數據，中國約有70萬名孤兒(無父母照顧的孩子)，其中約有10萬名孤兒被國家機構收養，剩下大部分孩子獲得政府補貼。
被跨國領養的孩子，是不幸者中的幸運兒。
【不僅僅是童話式結局】
除非在街頭親自撿到的棄嬰，到中國領養孩子的過程大約是這樣的。
首先是遞交申請，等上3到4年，申請成功的夫婦(中國政府要求夫婦雙方都親自要到中國去接孩子回國)會被安排到中國一周行程。這個行程看起來更像一個旅行團，領養夫婦會被組成團安置在五星級酒店，完成法律文件之後，他們就被組織游長城逛故宮吃烤鴨買紀念品。這個過程其實是為了讓這個團的養父母彼此熟悉，並建立聯繫。
領養父母回國以後通常會自發形成社交團體，他們每隔一段時間(最少一年一次)見面，平時也時常打電話，在Facebook上互動。被領養的中國孩子們互相稱呼「兄弟姐妹」，他們的身世並不是什麼秘密。養父母們會儘量給他們一些中國文化的灌輸，或者是學中文，或者是帶他們回中國旅行。加拿大溫哥華本地報紙《先楓報》採訪的幾對加拿大夫婦，每年會給自己的養女養子們過過年，包紅包，告訴他們「你們來自中國」……他們自發組織的「Families with Children From China-British Columbia」(有中國孩子的家庭協會)，每個月都有各種各樣的活動。
加拿大政府對這些領養的孩子也有相應的法案，基本上只要是加拿大籍的父母領養的孩子也可以馬上獲得國籍。
貌似一切都很美好，也不盡然。
斯塔西在中國做博士論文調查時，和一些普通中國人聊天。「那些人一邊感嘆』這些孩子太幸運，可以去國外『，一邊又說，她們還是中國人，她們長大了會回到中國。」斯塔西問我：為什麼他們會認為，這些孩子在西方國家長大，還要回到中國呢?我想，潛意識裡，中國人對「大中國」的自我認知跨越了國籍，只要是黑頭髮黃皮膚就應該是中國人，是中國人的種就會落葉歸根。
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是對的。近年來，陸陸續續有不少被領養的中國孩子，回國尋找自己的親生父母。如果1990年左右是第一批中國孩子被跨國領養年份，那麼她們現在正好20出頭。受西方教育的孩子們，在經過青春期時都要經歷「我是誰，我從哪裡來」這樣「finding myself」(尋找自己)的過程。可以預見，更多的被跨國領養的孩子們回到中國來尋找出生地和親人。
2012年夏天，被媒體稱為「耶魯女孩」的夏華斯(Jenna Cook)到武漢來尋親。20年前，大概出生一個月左右，她被遺棄在武漢宗關辦事處附近。在武漢，她接到一二百個認親電話，與44個家庭見面、聊天，傾聽他們的故事，擁抱、流淚、合影。新聞圖片看，真的有不少婦女抱著華斯淚流滿面，還有人要驗證她身上的胎記。
問題是，如果夏華斯不是擁有美國國籍已經在耶魯讀書，而只是一個在中國福利院長大，現在在富士康打工的普通中國女孩，會不會有這麼多的家庭，這麼多的中國媽媽流著淚來認親?
做一假設，有很多疾病被遺棄在上海Dunkin』Donuts炸麵包圈店外的貝拉，20年後到上海來認親，那些母親們會不會有勇氣來面對她呢?那層層包裹往冰冷的地上一放的舉動，是嫌棄，是狠毒，是了斷了所有親情，把孩子推向一個未知，讓命運和造化來定奪她們的生命。
我對那些流著淚來認親的母親沒有同情，對一二百個認親電話有絲齒冷。一個棄嬰的故事，肯定不是童話。背後有深深的，縱橫過大洋，千萬人血脈和命運的起伏跌宕。
斯塔西說：幸運的不僅僅是被收養的女嬰，還有那些有了孩子們的加拿大母親。我想，對於孩子，她們始終比我們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