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號稱「世界五大公關公司之一」的愛德曼公司所發布的一項調查報告令無數中國人大跌破眼鏡。該調查分別對一個國家中的政府、媒體、NGO、公司來展開調查，看他們所獲得的民眾信任度如何。然而，從網絡留言的反饋中發現，該調查最終呈現的結果並不在人們的意料之中。
調查得出的結果有二：其一、「新興經濟體國家的信任度相對更高」，阿聯、印度、印尼、中國排名前四;而位於「不信任」區間的三分之二的國家以已開發國家居多，尤其是對政府和媒體的信任度普遍低於50%。其二、在中國，「無論是NGO、企業、媒體，還是政府收信人的程度相比各國都算得上是最受信任的，都在70%以上，尤其是對政府的信任度高達82%，遠超被調查的絕大多數國家。」
一邊是知名企業運用專業手段獲取的第一手材料，一邊是讀完材料後，第一時間便提出質疑、予以反駁的網友評論，面對著如此對比鮮明的民意，人們似乎都會感到困惑難當、無所適從。誰又能分清辨明，到底哪一方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從報告本身所呈現的詞句中，我們或許能夠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對於被調查的受訪者，媒體文章在對此報告的介紹中是這樣描述的：受訪者是來自27個國家和地區3.3萬名受過良好教育的民眾，這些人被調查機構認定為是各國的「意見領袖」。這裡所說的「受過良好教育」以及「意見領袖」，若想在一個國家中找到對應的人群或階層，則顯然可拿以專家、學者、教授為代表的知識份子來進行對號入座。
事實上，在西方社會的普遍認知中，「知識份子是一群受過相當教育、對現狀持批判態度和反抗精神的人」，這一概念已經在民眾中達成了共識，從「他們批判政治，成為當時社會意識的中心」的原始界定中，我們也會發現，西方社會的知識份子是真正能為民眾發聲的一個獨立群體，而對政府提出批評則更是他們所公認的職責所在。
既然真正能代表民眾發聲的這類受訪者，他們的責任在於批評，他們的基點立於質疑，那麼，上述那些西方已開發國家，其政府的民眾信任度普遍呈現出占比較低的結果也就不足為奇了。對他們來說，批評是一種源自內心深處的信任，而質疑則是建立信任、從而消除疑慮的前提。在自由、民主的體制下，媒體、企業亦或NGO更加被賦予了充分的自由度以及合法的獨立性。在市場良莠不齊的自然狀態中，這些機構要接受民眾的監督與審視、飽受外界的批評與質疑，都理應被視為合情合理。
已開發國家的民眾信任度一度走低應情應景、合乎情理。而調查所呈現出的中國社會「一片和諧」，豈止是做作，簡直是黑白顛倒。在良心犯、異議人士遭到殘酷打壓迫害的現實中，在原本以自由為基調的網絡平台遭到官方「消除自由」審查之際，在天怒人怨的中國，那個「對政府信任度高達82%」的調查有人相信嗎?
既然這樣的數據如此惹人非議，那麼發布調查結果的那家國際公關公司卻又為何執意而為，將自身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呢?事實上，只要在網絡上略加搜索便可得知，「愛德曼」這個名稱舶來中國後，已然打上了「中國」的標籤，其背景值得考量。而迄今已擁有「北京總部」、「上海、廣州、香港和台北分公司」、「位於北京、上海、廣州的3家辦事處」的架構及陣容，加之「榮登中國國際公共關係協會(CIPRA)評選出的中國十大國際公關公司排行榜前列」的這一殊榮，就足以讓我們有理由懷疑，它在中國是否能夠秉承不受官方左右的獨立原則來進行多項調查。
在中共獨裁的大環境中，依附政治權勢來獲得生存、謀求發展，已是中國社會的常態。媒體、企業，包括那些雖隱姓埋名、卻仍不斷被取締的NGO，都被禁錮在極權政治的指掌之下。如今，又冒出這樣一個「第一家入主中國的中外合資公關公司」來進行一項有關「政府信任度」的跨國調查，而調查結果與國情民意大相逕庭。明顯給中共塗脂抹粉的信任度調查，實在有損愛德曼公司的聲譽。一個企業失去信譽，意味失去客戶市場，失去財源，更何況是一個靠信譽生存立命的公關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