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全國人大會議在北京召開，這已經成為了一個熟悉的年度儀式。來自全國各地的3000多名「當選」代表們，從衣著絢麗的少數民族到都市億萬富豪，參加這個為時一周的會議，在政治參與的幌子下，「商討國家大事」。
一些人認為，這威風的聚會是中國政治制度力量的標誌，但是它掩蓋了其嚴重的弱點。中國的政治總是戴著一個戲劇性的貼面，像人大會議這樣的活動只是要展示中國共產黨（CCP）的強大和穩定。官員們和老百姓都知道，他們應該符合這些儀式，興高采烈的參與，鸚鵡學舌般的重複官方口號。這種行為在中文叫做「表態」，但是只是象徵性的服從而已。
儘管表面光鮮，中國的政治制度是嚴重支離破碎的，共產黨本身比任何人都更清楚這一點。中國的強人領袖習近平，希望對異見人士的打壓和反腐可以鞏固黨的統治。他決心避免成為中國的戈巴契夫，主導黨的解體。不過，儘管他做的與戈巴契夫的相反，習近平卻很可能面臨同樣的結果。他的專制嚴重的加大了中國的制度和社會的壓力，並把它們帶到了一個面臨崩潰的邊緣。
預測獨裁政權的滅亡是有風險的。沒有幾個西方專家在1991年蘇聯解體前，預測了前蘇聯的崩潰，美國中情局完全沒有料到。直到真的發生前，說東歐共產政權垮台也同樣被蔑稱為反共人士的一廂情願。蘇聯解體後，從2003年到2005年，喬治亞，烏克蘭和吉爾吉斯坦發生的「顏色革命」，以及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起義，都是在意想不到的情況下爆發的。
自從1989年天安門廣場屠殺事件中共政權險些倒台後，中國問題觀察家們就一直高度警覺該政權的腐朽和沒落的跡象。從那時起，幾位資深的漢學家們冒著自己的職業聲譽受損的風險，斷言了中共統治的崩潰是不可避免的。包括我在內的其他人則更為謹慎。但是，中國的時代在變化，我們的分析也要跟上。
我認為，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末日已經開始，並且，它在末日的旅途上走得比很多人想像的還要遠。當然，我們無從知道從現在開始到它結束前的路會是什麼樣子。它可能是非常不穩定，非常不安定的。但是直到該制度開始出現明顯的解體前，體制內的還是會隨波逐流，因此，繼續裝點著穩定的門面。
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不太可能安靜的結束。它的死亡很可能是長期的，混亂而暴力的。我也不排除習近平在權力鬥爭或政變中被廢黜的可能性。
中國有句諺語，外強中乾。習近平的這種強硬的個性掩飾了該黨和政治制度其實內在是極其脆弱的。
下面，從五個跡象來闡述該政權的脆弱性和黨的系統性弱點。
首先，中國的富豪們已經一腳踏出了國門，他們已經為一旦制度真正開始崩潰而大批逃亡做好了準備。2014年，上海的胡潤研究院發現，他們調查的高淨值個人--即393名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中的64%，已經移民或者正在計劃移民。有錢的中國人以創紀錄的人數將孩子送出國留學。
有錢的中國人也在以創紀錄的水平和價格在海外置業，經常在避稅天堂，用皮包公司的名義，將金融資產轉移海外。
同時，北京在試圖引渡生活在海外的大量卷財逃跑的逃犯。當一個國家的精英—其中很多是黨員—以這樣巨大的人數逃離，這說明他們對現政權和國家的未來缺乏信心。
第二，自從2012年上任以來，習近平加劇了籠罩在中國的自2009年以來的政治壓制。壓制的目標包括媒體，社交媒體，電影，藝術和文學，宗教團體，網際網路，知識分子，藏族和維吾爾族，異見人士，律師，非政府組織，大學生和教科書。2013年，中央委員會通過各級黨委下發了被稱為9號文件的嚴厲命令，命令所有單位揪出任何看起來是對西方「普世價值」的支持—包括憲政民主，公民社會，新聞自由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
一個有安全感和自信的政府不會實行這樣一個嚴厲的鎮壓。它是黨的領導人的深深焦慮和不安全感的症狀。
第三，即使是很多政權的支持者也只是在走過場。去年夏天，我作為少數的外國人（唯一的美國人）在北京的一個黨領導下的智庫參加了一個關於「中國夢」的會議。我們連續兩天不間斷的觀看了由20多個黨的學者帶來的令人頭腦麻木的演講，這些學者的臉很僵硬，他們的身體語言非常呆板，他們的無聊之情溢於言表。他們假裝奉迎黨和領導人的最新口頭禪。但是很顯然，宣傳已經失去了效力，皇帝沒有穿衣。
12月，我回到北京，參加了中央黨校的一個會議，中國的高官們和外國政策專家們再次的逐字背誦口號。一天午餐時，我去了校園書店。書架上的大部頭從列寧文選到賴斯的回憶錄，在門口的一張桌子上高高的堆滿了習近平關於推動「群眾路線」的小冊子。我問店員：「這個怎麼賣？」她回答道：「哦，那個不賣，我們免費贈送。」那麼大一堆表明這不是什麼搶手的作品。
第四，瀰漫在黨國和軍隊中的腐敗也同樣到處瀰漫在中國社會中。習近平的反腐運動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更持久，更嚴厲，但是沒有運動可以消除問題。腐敗頑固的根植於一黨專制，裙帶關係，經濟缺乏透明度，政府控制媒體，缺乏法治之中。
另一個問題，習近平是中國第一代革命精英的後代，黨的「太子黨」之一，他的政治紐帶很大程度上都是其他的太子黨。這些含著銀湯勺出生的一代在中國社會是廣受詬病的。
最後，中國的經濟，陷入了一系列系統性的陷阱，沒有容易的出路。在2013年11月，習近平主持了黨的三中全會，推出了經濟改革的方案，但是到目前為止，只聽雷聲不見雨。總之，習近平的宏偉目標已經胎死腹中。改革方案挑戰強大的，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團，例如國企和地方黨的幹部，他們分明就是在阻擋著改革的實施。
這五個日益明顯的裂縫只能通過政治改革來解決。除非中國放鬆其嚴厲的政治控制，中國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創新型的社會和「知識經濟」。政治體制已經成為中國亟需的社會和經濟改革的主要障礙。如果習近平和黨的領導人不放鬆管制，他們可能招致恰恰是他們希望避免的命運。
自從蘇聯解體後，中國的高層一直對共產大哥的倒台耿耿於懷，不停的剖析蘇聯解體的原因。
習近平的真實的「中國夢」就是要避免蘇聯一樣的噩夢。就在他上台的幾個月後，就發表了一個內部講話，懊悔蘇聯的解體，並哀嘆戈巴契夫的背叛，認為莫斯科沒有「真正的男兒」來面對其改革派的最後一位領導人。習近平現在的一系列打壓意味著就是戈巴契夫重組改革和開放政策的的反面。不但不開放，習近平還加倍管制異見人士，經濟，甚至是黨內對手。
有專家認為，習近平的嚴厲手法可能預示著在他任期的後面可能會更開放更加改革。我不這樣認為。這位領導人和現政權這樣認為：如果放鬆管制，就肯定帶來制度的滅亡和他們自己的垮台。他們也採取了陰謀論，認為美國正在積極的努力顛覆共產黨的統治。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大刀闊斧的改革指日可待。
我們無法預測中國共產主義何時會崩潰，但是不難得出結論我們正在目睹它的最後階段。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歷時第二長的政權（僅次於北韓），沒有任何一個政黨可以永久統治下去。
展望未來，中國觀察家們應該關注該政權的控制工具，以及那些被分配使用這些工具的人。大量的中國公民和黨員已經用腳投了票，離開中國或假裝遵守黨的指示。
當政權的宣傳機構和內部安全機構開始在執行黨的指令時變得鬆懈，或當他們開始認同異見人士時，我們應該格外關注。當人類的同情心開始戰勝僵化的權威時，中國共產黨的末日將真的開始。
本文譯自David Shambaugh（沈大偉）於3月6日發表在《華爾街日報》上的文章，原文題目是「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點擊閱讀）譯文略有刪節。
Shambaugh博士是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政策項目的主任和國際事務教授，也是布魯金斯學會的的非常駐高級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