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國大陸這一屆政府上台以來，就以霹靂手段強硬推進反腐，碩果纍纍，有目共睹，用作家二月河的話說，「我們黨的反腐力度，讀遍二十四史，沒有像現在這麽強的。這種力度絕對是不見史冊的。」
早就該這樣反腐了，但是前兩屆政府，尤其是前一屆政府雖然不斷高喊「從嚴治黨」、「懲治腐敗」，客觀地說，是雷聲大雨點小，在反腐上沒有多少作為。非但如此，過去十年腐敗還成幾何級暴增，無論機關、企業、學校、軍隊還是社會，可以說每個人都用自己手中的資源，包括權力、知識、關係、美色等非法地、不道德地交換金錢，形成了全民腐敗的局面，到了權力無孔不入，腐敗無處不在的地步。
腐敗的社會化、全民化，說明這個社會沉疴在身，其制度是疲弱的，信仰是缺失的，思想是溷亂的，道德是淪喪的，法律是鬆馳的，人心是邪惡的，除了一切向權力和金錢看齊，沒有什麽值得人們去追求和擁有，這個社會已經墮落到可怕的地步，社會肌體已經腐爛，且每個人都無力地任由腐敗像癌症一樣散發、蔓延。
面對這樣一個社會，不進行刮骨般的療治，難以讓人看到希望;僅僅將反腐作為治標的策略，而不是作為治本的戰略，治療就永遠趕不上壞死的速度。中共當然不願意看著自己就這樣爛掉，黨內需要有人站出來強力反腐，而有堅強意志的習近平被推到了這個位置上，他舉起了反腐的屠刀。
空前反腐有多種因素，多種角度的解讀，如果從經濟的視角看，反腐也是習近平無可避免的選擇，這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是中國經濟投資拉動模式在當下已窮途末路，過去十年，過度的財政和貨幣刺激，已形成巨大的資產泡沫，導致大量的產能過剩，連政府內部、執政黨內部也承認再搞新刺激不可行，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必須也只能接受經濟增速下滑的現實。事實上中國經濟已連續3年放緩，而且前景仍然不明朗，過去「保8」、「保10」之類的話，沒有人提了。
經濟下滑意味著執政黨靠經濟高速增長而支撐起來的執政合法性會受到質疑。用學者裴敏欣的話說，中國的政治精英都有一個共識，即中共的合法性來自於中國的經濟表現。更具體地說，經濟增長越高，合法性越強，其統治地位越牢固。因此，中國政府在過去20多年中一直強調經濟的高速增長。落實到基層就成了所謂的GDP主義，從而造成地方官員為了升官不擇手段追求GDP指標。
在不擇手段地追求GDP的過程中，伴生著官員為取得經濟高速增長而採用的各種損害人民利益的手段與行為，其中包括肆無忌憚的腐敗。也就是說，為了維持執政黨的執政合法性，必須依賴經濟高增長，為追求經濟高增長，容忍了官員的高腐敗，是為經濟增長支付成本。
這一容忍造就了亘古未有的驚人腐敗，我們讀遍二十四史，沒有像現在這麽強的，這種腐敗力度絕對是不見史冊的——動輒一個小小的科長，貪腐金額就能達幾千萬甚至上億。這大大地削弱著執政黨的執政合法性，因為官員多為中共黨員，官員腐敗某種意義上可以與執政黨腐敗劃等號。無論現階段的腐敗是不是與世界其他國家有共性，比如美國在經歷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時也曾出現過大量的腐敗，人們都會認為這是執政黨出了問題。或者說，官員的腐敗已經侵蝕執政黨的權力根基，再不雷霆治腐，「亡黨」(不存在亡國)並非戲言。我們可以從社會上瀰漫的仇富仇官現象，群體性事件，個人維權，公眾輿論對執政黨和政府的批評和不信任見出一斑，那就是，民眾已經認為，經濟發展的成果被既得利益集團拿走了，成本都轉嫁到了他們身上，他們不願意再接受這樣的現實。
當經濟增速下滑，前景不容樂觀時，再繼續容忍官員的高腐敗，無異於釜底抽薪，加速執政合法性的流失。當民眾經濟的改善情況和預期大為降低，而支付的成本不變且有可能繼續增加，就會轉化成對執政黨、現政權的不滿。如果說高速增長的經濟曾掩蓋了腐敗挖牆腳的作用，一旦經濟放緩，腐敗挖牆腳的作用會更為顯著起來。在經濟放緩之時，不容許腐敗一直高發下去，是保持執政合法性的必然選擇。
二是這一屆政府提出「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試圖建設「市場經濟」，就要減少「有形的手」對市場的干預，而腐敗叢生本身說明，政府對市場的干預過多，官員權力尋租太過尋常。其結果是，腐敗把資源配置在不該配置的地方，造成經濟扭曲、資源浪費和效率損失，降低了經濟增長的質量，也造成了不負責任的發展後果，比如環境的極大破壞和污染，公眾為這種巧取毫奪式的發展承擔了難以負重的成本，他們已經不想再這樣承擔下去，大陸多地發生的PX項目暴力抗議事件，就是這一深刻矛盾的直接表現。
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它與腐敗格格不入，客觀上要求降低經濟運行的人為成本，提供穩定的市場預期，而腐敗恰與之相悖。反腐正是為了砍掉那些尋租的手，杜絕官員在政策制定到執行各個環節中會對市場「敲詐勒索」，糾正畸形與扭曲的政商關係。可以說，建立「市場經濟」與反腐互為表里，不反腐就無法砍掉伸向市場的權力黑手，就無法「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這也是習近平霹靂反腐的經濟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