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在當年，以領導幹部們並不算低的智商，何至於就「很不理解」呢?如今，折磨了中國政壇和全國人民十年之久的「文革動亂」——實際是一種「半無政府狀態」，當然是沒有了;可現在折磨著我們的，卻是規模相當可觀而且似乎斬不盡殺不絕的「腐敗現象」這樣的「陰暗面」。我想，讓人民群眾揭露黨和政府的陰暗面，就這麼一個簡單的道理，如果放在今天的中國，如果還是「很不理解」的話，即使是普通百姓，反倒是有點缺乏常識了。
而作為「革命動力」的那些初嘗政冶禁果的青年人，對「揭露黨和政府的陰暗面」還須有「民主」和「法制」的「監督」這樣一些觀念和方法，在那個時代，不僅相當陌生以至完全無知，而且在意識形態上持完全排斥拒絕的態度;對於現實政治的複雜，他們的經驗幾乎為零，對過去革命歷史的曲折，他們的知識也少得可憐;當涉足政壇開始他們的「政治初戀」時，在這些「革命小將」們幼稚而狂熱的頭腦里，大概只有從老一輩那裡繼承和模仿來的意識形態和方法：——「革命」!而他們的「革命」，矛頭卻對著昨天「打天下」的「革命前輩」!他們甚至幼稚而荒唐地把毛澤東幾十年前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說的方法也用上了：——「戴高帽子遊街」!
因此，就這場「革命」而言，無論是作為「革命對象」的「陰暗面」的事實，還是作為「革命動力」們「揭露陰暗面」的觀念與方法，對那個時代的政治生活，如果借用時下流行的經濟學語言來說，都是十分稀有的「短缺資源」。
顯然，象「文化革命」這樣一場「革命」，在客觀方面，並沒有什麼現實的「革命危機」，完全是人為地製造出來的，——如果史達林還活著的話，又該嘲笑中國的「麥琪林式的革命」了，「麥琪林」者，俄語「人造奶油」也，即冒牌貨之意;而在主觀方面，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的「資源」，甚至更加「短缺」得厲害：大概除了軍隊的支持，就是他的個人威望了。
——作為一位統治者，毛澤東也並不缺乏常識：在「文革」時代，經常講的一句話就是，「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是的，如果把國家政權比作一所房屋的話，沒有粉刷、沒有裝修，甚至連門窗、屋頂也沒有，自然不象個樣子，可若是連「柱石」都沒有了，那豈不是要坍塌垮掉了嗎?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自然也就無從談起了。
如今，主持軍隊工作的林彪，又要同他分道揚鑣了，「兩條腿走路」，有一條腿要跛了，這「文化革命」的路，還怎麼走得下去?而且，如果林彪「清君側」的謀略得逞，不僅那時還支持他的「文革」——無論是有幾分虔誠動機，還是出於對他的崇拜，抑或僅僅由於「不看僧面看佛面」——的原本力量就相當單薄的隊伍，又要折損幾名干將;而他作為「一把手」，即使在「文革」中也要不時為調整一下進退攻守的「平衡」的常規戰術，也擺弄不成了。
——「文化革命」，由於鋒芒指向「國家機器」的性質，「政治路線決定組織路線」使然吧，其在黨政領導幹部中獲得支持的「資源」，原本就先天不足地「短缺」，現在更面臨空前「短缺」的危機。毛澤東繼續進行「文革」事業的「資源」，就要只剩下他的個人威望了。
「文化革命」的這個「內在矛盾」，更加尖銳地擺在毛澤東的面前。
廬山會議的政治風波，毛澤東認為是「對著他來的」
那場「要炸平廬山」的政治風暴，就深刻揭示了「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而且呈現為一幅極具諷刺意味的生動圖景：兩百多名中央委員，為「有人反對毛主席」而群情激憤，而毛澤東卻認為，這是「對著他來的」。
實際上，我們不得不對毛澤東眼光的老辣而嘆服，他年近八旬，卻寶刀不老，其透視人性的目光仍然很尖銳：——為「有人反對毛主席」而群情激憤的背後，潛藏的心理狀態卻是對「文化革命」的不滿情緒。
他警覺地注意著：——這股為「有人反對毛主席」而群情激憤的政治浪潮，轉瞬之間，就會演變成衝擊和淹沒他的「文化革命」的災難。
中央全會上討論的情況，果然如他所料：——為「有人反對毛主席」的群情激憤，掩蓋著對抗「文化革命」的潛台詞。
如此看來，這不是「對著他來的」，又是什麼?
其實，作為一位「辯證」的大師，對「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毛澤東在「文革」發動時，不僅並非不知情，而且心知肚明：他估量了一下個人威望這筆資源，還用「暢遊長江」為它作個廣告、造點勢、讓它增點值，而後作為一種政治資本，毅然決然地將它投入了「文化革命」的旋渦。
我們從毛澤東在「文革」前夕給江青的信中看到，他似乎也預感到：「弄文罹文網，抗世違世情」，他發動的「文化革命」這場政治風暴所掀起的濤天巨浪，最終或許要讓他的領袖威望也付出代價，甚至會連同他自己一起「打得粉碎」!——對「文革」前景的莫測與兇險，他並非全然不知情。不過，毛澤東歷來不怕弄險，他喜歡魯迅：「在危險中漫遊，才能體驗生命的力。」
也許在毛澤東看來，他的威望，如果保護得好好的，把它傳下去，讓後人象神一樣供起來，還不是古時候「神道設教」的老套套，那有什麼意思呢?過去在延安時代，把他的「毛澤東思想」樹起來，用以對抗「第三羅馬」的教主史達林，從「共產國際」的思想束縛下掙脫出來，為中共爭得獨立和自由，還有點實際的用處。可是，現代世界的觀念，是人民主權，也是世俗社會，並不需要把他毛澤東當作一尊神來「信仰」。
——中國革命，如果由於它的成功近於完美，並且以毛澤東的名字作為標誌，讓後人視為神物，一切都墨守成規，絲毫不能變動，使一場偉大的革命，鑄就一個相當保守的政權，在毛澤東看來，或許也是一種悲劇呢。
因此，當人民高呼「毛主席萬歲」時，他卻用老百姓的大實話念叨著：「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叫，自己去。」而毛澤東喊的「人民萬歲」，才是現代世界的真理：如果人民還需要「信仰」什麼的話，那麼他們應當「信仰」自已。——如果說的斯文一點，這也許就是康德哲學裡講的「倫理學的自由」。
1970年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看盛大的遊行時，站在毛澤東身邊的斯諾問他：「對這一切，你還滿意嗎?」這位具有敏銳洞察力的著名記者，可能是要刺探毛澤東的靈魂：他想從毛澤東的回答中判斷一下，是否由於他對自已領導中國的成就感到驕傲和得意，才產生中國「文革」時狂熱的「個人崇拜」?
毛澤東以他特有的辯證思維回答道：「既滿意，又不滿意。中國比過去有了進步，但是進步還不夠。」也就是說，對中國革命的勝利，毛澤東是滿意的，但他沒有被勝利沖昏頭腦，他的頭腦是清醒的。他知道，革命勝利給中國帶來的進步，不僅沒有實現什麼「理想社會」，而且沒有達到當今世界的發展水平。用他的話來說，他領導的中國革命，「感動了上帝」，得到了「人民的擁護」;但是，「人民的擁護」，並不等於「人民的權利」，在現實社會裡，人民還不是「上帝」，在國營商店，甚至連「顧客是上帝」，也是一種奢望。他寫的「六億神卅盡舜堯」，還只能是在詩中所寄託的一種意境。
儘管從歷史的角度看，一個用革命意識形態武裝起來的、在長期戰爭中建立起來的政權，勢必帶有嚴峻的軍事色彩，大概也只能是這個樣子吧。可是毛澤東對中國僅有這樣的「進步」，卻「不滿意」，他要用自已對「進步」的理解，改變這種局面;而且，「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雖然已經是晚年了，但他還是要在有生之年改變它，而且親自去做這件事。
或許，在毛澤東那超越時空的哲學玄思里，可能還會想：對他的個人威望這筆政治資源，誰知道身後的人們，會利用它來幹什麼呢?一種全面控制的絕對權力，不符合他一貫期望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並不合他的意;如果這種全面控制的絕對權力再加上完整無損的道德形象，更讓他不放心：一旦脫離了人民，中國的前景會是怎麼樣的呢?是打著列寧旗號的「社會帝國主義」?還是「神道設教」的傳統專制?抑或「納粹德國」或日本「天皇—軍部」體制那樣的法西斯專政?
「人無完人，金無足赤」、「人非聖賢，豈能無過?」——這是毛澤東時常講的話。他知道：人都是有缺點的，政府官員甚至國家領導也一樣。在認識論的意義上，誰都不可能象上帝那樣「全智全能」，在倫理學的意義上，也都不會象天使那樣「至善至美」;在道德方面，人大概也都兼有善惡兩面，而且善惡之間的轉變，或許只是一念之間的事，佛家不是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頓悟成佛」嗎，反過來的情況，從明清小說里「怒從心中起，惡向膽邊生」的話來看，道理也是一樣的。未來的黨和國家領導，如果他們的心中沒有人民了，又沒有人民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失控的「惡」，用他威望的餘輝作為偶象，裝點和掩飾成無上的「善」，只會更加禁錮人們的思想，那對社會進步又有何益呢?
——如此情形，既非他所願，也心有不甘。因此，個人威望這筆政治資源，與其當作一種擺設放在哪裡也是一種浪費，留給後人又很不放心，不如現在作為「文化革命」的投資，自己用了它。
我們從毛澤東的信中關於「虎氣」和「猴氣」的議論中，似乎還能感悟到他作為「最高統帥」在「大戰」前夕深藏的心理衝突的一絲表露。不過，就象他自己說的，最終，他身上的「虎氣」，還是戰勝了「猴氣」。戰略決策的決心一下，他義無反顧地走向了「文化革命」。
作為中國的革命領袖和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己經創造了歷史，並且十分輝煌，但他並不滿足，還要創造新的歷史。在萬丈雄心的毛澤東看來，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不過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他一生事業的「一件事」，在七十三歲高齡時，毛澤東又開始做「另一件事」了：「文化大革命」——這是人類文明史上絕無僅有而又極為奇特的「革命內部的革命」。
「文化革命」，既然在毛澤東的心目中享有如此不同凡響的地位，他便無論碰上多少困難、坎坷與銼折，即使面臨被「打的粉碎」的危險，也不會輕易放棄。在廬山會議上，他再次運用個人威望這筆資源，一篇七百字的《我的一點意見》，就把二百多名中央委員群情激憤的怒火澆滅了。——看來，毛澤東的個人威望，還有餘勇可賈，仍然具有強大的威力。
在這一輪黨內鬥爭中，毛澤東的意志再次占了上風，「文化革命」的路線，全黨還要繼續貫徹。於是，黨內高層圍繞「文革」問題又展開了新一輪的鬥爭，「文革」時代的中國政壇，繼續在這個「內在矛盾」的漩渦中苦苦地掙扎著。
林彪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
廬山會議時，在《我的一點意見》裡，毛澤東雖然還拉上林彪，給他打了點掩護;不過那只是策略，林彪跟毛澤東幾十年了，自然也不會不知道這個。實際上，他們兩個人在政治上的關係，在廬山會議上，己經徹底決裂了。
毛澤東和林彪鬥法，在全黨發起了「批陳整風」運動：——他「綱舉目張」，再次祭起「路線鬥爭」的旗幟，把黨的歷史象中藥鋪里的「十全大補」一樣，排列成「十次路線鬥爭」，使政治鬥爭在宣傳上頗具廣告效應;並且用「拋石頭」、「摻砂子」、「挖牆角」的「三大措施」，把他布下的「路線鬥爭」的網，越收越緊，步步緊逼，想讓林彪就範。
對「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林彪同樣心知肚明，而且林彪的個性特點和政治意志，和毛澤東同樣固執和倔強，雖然他的政治理念所追求的目標，比毛澤東要容易理解得多：也就是有了統治權力，按老路子搞點建設吧。
在「廬山會議」上發動「清君側」的「政治戰役」敗下陣來之後，林彪看到：他和他的「幾員大將」，搞「文鬥」不行，搞「武鬥」可能還有點本錢;於是「揚長避短、發揮優勢」，調整部署、整備力量，另組「小艦隊」，準備搞「武鬥」，而且要「破釜沉舟」、拼個「魚死網破」，竟然對毛澤東動了殺機。
如果從西方哲學家們講的所謂「純粹理性」的角度看來，構成「文化革命」的基本要素里，如果毛澤東作為「文革」的「始作俑者」和決策者，從中國政壇上消失了，「文化革命」這個似乎無休無止地折磨著中國政壇的「內在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也許這是林彪為解決「文化革命」的「內在矛盾」的想法吧。——從這個意義上說，林彪也並非全然為了個人。本來嘛，政治家的行為，從來就不能單純用追求個人榮華富貴來解釋。雖然政治家也是人，不過他們的想法，和為衣食溫飽奔波忙碌的平民百姓，還是不大一樣的。
當然，象毛澤東常說的，我們自然也不是林彪「肚子裡的蛔蟲」，不可能確切地知道他全部的真實心理活動。不過，就一般情況推論，象絕大多數「領導幹部」一樣，林彪的心理狀態，大概也不會完全不受「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的影響，畢竟是革命幾十年的「親密戰友」了嘛;而且他也不會不知道，在那個時代，對毛澤東的忠誠，同對國家民族的忠誠，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因此，「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作為一種情感與心理的衝突，也許一直糾纏到林彪生命的最後一刻。
但是，林彪就是林彪，他不是常人，同絕大多數領導幹部的想法也有不同：只差一步，就會登上權力的頂峰，功虧一簣，則會是他政治生命的終結，權力欲交織著危機意識，而且，為中國革命奮鬥幾十年的林彪，自然也會有某種對國家民族的使命感。性情特具定力的林彪，雖然表面上整日在毛家灣靜靜地索然枯坐，心中卻似翻江倒海一般，風聲、雨聲、國家、家事、革命歷史、現實政治、……各種心緒，一起湧上心頭，使林彪在「無可置疑」和「大可置疑」這個「文化革命」的「內在矛盾」中，經歷著一番「觸及靈魂」的痛苦思索。
終於，作為一種政治的判斷和決策，他從這個「內在矛盾」中掙脫出來了。如果看過莎土比亞的著名戲劇《麥克白》，我們也許可以想像，林彪突破這一道重要的心理防線：要對毛澤東動殺機!內心深處翻騰和激盪著多麼洶湧澎湃的驚濤駭浪!如果用「文革」時代的語言來講，完全可以叫作「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了。
在那個時代，可以說，絕大多數黨的「領導幹部」，都不是現代社會意義上的「政治家」，而只是毛澤東的「忠臣」，象彭德懷那樣抱定「寧可自己身敗名裂，也不能危害黨的事業」的決心，在黨的領導幹部中並非絕無僅有;而象劉少奇同志那樣認識到「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卻不是大多數領導幹部能夠達到的思想境界。
相比之下，我們可以認為，林彪的思想，要「解放」得多。僅從那「冰山一角」的「五七一工程」看，就思想而言，簡直象「天馬行空」一般，無拘無束，自由馳騁，根本沒有什麼「最高指示」的限制，也沒有什麼「頂峰」之類的「禁區」。顯然，象「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那樣的話，只是說給別人聽的，至於「大樹底下好乘涼」的話，可能完全不是他真實的心理寫照。
但是，林彪突破的這道心理界限，卻是一條不容逾越的道德防線：因為，你可以認為，毛澤東的話不再「句句是真理」了，但是要對他動殺機，卻完全是另一回事;你可以背棄對毛澤東個人的忠誠，但是如果背棄對國家民族的忠誠，性質就根本不同了。
其實，從比較世俗的角度看來，就個人和家庭在「文革」時代的遭遇和處境而言，林彪的情況，和同樣是革命幾十年的大多數領導幹部相比，其差別簡直象是「九地之下，九天之上」了。在「文化革命」中，全國成千上萬的領導幹部的境遇，用東北的方言來說，那個「遭罪」，可真是「老鼻子」了。
如今大家都知道，廬山會議後，對毛澤東的批評，林彪軟磨硬抗，拒不檢討。但是，倘若我們假定，林彪堅持他「結束文革」的主張，卻不是對毛澤東動殺機，更沒有在「方寸大亂」之際愴惶出逃，而是堅持進行政治鬥爭的方法，那麼情況會怎麼樣呢?
依當時的實際情勢而論，儘管林彪在政治上的實力和地位處於顛峰時期，不過要同毛澤東這樣的政壇巨人較量，他可能仍然不是對手。因此，可能性比較大的結果會是：毛澤東南巡歸來後，召開九屆三中全會，林彪會被毛澤東從「副統帥」和「接班人」的地位上拿下來，附帶的措施，自然會是改組「軍委辦事組」。
不過，考慮到「文革」在越過「高峰期」後，己經鋒芒頓銼、呈現「再衰三竭」之疲態，如果林彪不採取那麼極端的對抗措施，毛澤東又能拿他怎麼樣呢。而且，依他同毛澤東的歷史關係，或許還可以比鄧小平做的瀟灑一點，比方說，公然以「政見不合」宣布「辭職」，或者退一步，以「健康原因」告老還鄉，那樣的話，林彪自然難免會象陳雲、鄧小平一樣，過一段賦閒、坐冷板凳的日子了。
可我們都知道，毛澤東那時己是八十高齡的老人了，如果依廬山會議上林彪登高一呼、便群起響應所展示的巨大政治實力來看，在毛澤東去世以後，林彪的東山再起，並不是什麼不可想像的事。至於鄧小平，如果沒有發生「九一三事件」那樣震撼中國政壇的驚天奇變，依毛澤東歷來講究「因勢利導」的慣常做法，鄧小平或許未必會得到1975年展示政治理念和才能的機會;也就是說，鄧小平和林彪兩個人的政治經驗和水平、治國的理念和才能姑且不論，就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兩人在中國政壇的實際位勢而言，林彪明顯居優。倘若在毛澤東之後，林彪果能東山再起，鄧小平就更不會有機會了。
那樣的話，在毛澤東時代之後，就不是鄧小平時代，而是林彪時代了。當然，歷史就是歷史，歷史不能假設，毛澤東之後，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鄧小平時代，這己經是不可改變的歷史事實。
——當年那位名列「三巨頭」的英國首相邱吉爾說：「政治上戰勝對手的最好辦法之一，就是比他的政敵活得更加長久一些。」對這樣的話，我們自然很難說它具有什麼重要的思想價值，但是作為一個政壇老手的經驗之談，對政治家個人而言，卻也是不無實用價值的至理名言。
如此觀之，對林彪的命運，人們更要扼腕嘆息了。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溫都爾汗的「三叉戟」殘駭，靜靜地躺在那裡，卻長久地引發人們的無盡暇思。自然，人們更多的思考，還是其中蘊含的關於政治的是非曲直、智愚善惡。
——2005年5月30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