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成為政治局委員，柯慶施與毛澤東接近的機會就更多了，他也能更便利地從領袖的言論中領悟其意向和思路，然後以得風氣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闡發。因而在隨後的「大躍進」歲月中，柯慶施的長於琢磨、進而逢迎更是蔚為壯觀。
八大二次會議後，大躍進運動便在全國各條戰線鋪開。高指標和浮誇風首先空前泛起。柯慶施自然是這萬馬奔騰中一馬當先、睥睨一世者了。6月，由他主政的華東協作區在農業口率先放「衛星」，說華東五省市去年糧食總產715億斤，今年夏收203億斤，加上秋季將有1200億斤，比去年增長近70%。華東區還規劃到1959年華東五省市(不含山東)鋼的生產能力達到800萬噸。薄一波說，這對毛澤東最終下1958年煉鋼「一○七○」萬噸的決心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可以斷定，毛主席受了他的影響。這有毛主席後來多次的談話為證」，是柯「促使他闖下這個亂子」。而1958年煉鋼「一○七○」的目標對當年及其後共和國經濟建設的危害則是眾所周知的。1959年廬山會議前期，周恩來曾說去年的1070萬噸鋼，主席本來是提出來問問的，我們沒有經過多少調查研究，全黨就行動起來，這是一個嚴重的教訓。與會的谷牧後來回憶說：「總理講這番話的時候，神情很嚴肅，也顯得很激動。」
在當年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柯慶施還別出心裁地首創了人民公社「吃飯不要錢」的口號。據說，河南新鄉七里營人民公社剛成立時，柯慶施就派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張春橋去參觀，張發現那裡搞吃飯不要錢，回去後向柯作了匯報，柯就把這個口號宣揚出去了。所以當時黨內盛傳「吃飯不要錢」是柯慶施的「首創」。李銳則說：「吃飯不要錢」的口號柯慶施在八大二次會議上就提過了，報紙上一宣傳，就普遍推開。因此，英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麥克法夸爾指出：「免費供應膳食的問題顯然是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提出來的。」柯慶施的這個口號顯然又極得毛澤東的歡心，在隨後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曾多次談到「吃飯不要錢」。於是，8月23日會議討論農村工作時，柯慶施就正式提議「公社實行吃飯不要錢」，不少人立即贊成，只是最終由於毛澤東、劉少奇等的明確否定，會議制定的人民公社問題決議才沒有寫入。「吃飯不要錢」的提議沒有正式獲准，柯慶施則把毛澤東在會上關於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講話牢記於心，9月初回滬後講給了自己的「軍師」張春橋，張立即寫出了一篇在當時誰也想不到的文章——《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文章認為「資產階級法權的核心是等級制度」;在舉了魯迅小說中的趙太爺罵阿Q不配姓趙的例子後，張文說，在舊社會，從配不配姓趙，到穿衣、吃飯、住房子、走路、走路的快慢、抽菸的姿勢，「處處都有資產階級的法權」;進而文章否定建國後改供給制為薪金制的必要，認為這個改革「保護了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打擊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傳統」。果然，看到了此文的毛澤東很是欣賞。根據他的指示，《人民日報》10月13日全文轉載了張文，毛澤東代寫的編者按說：「這個問題需要討論，因為它是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認為，張文基本上是正確的。」從而引發了一場連續兩三個月的大討論，為當時平均主義和共產風蔓延進一步製造了輿論。
二
喧囂一時的大躍進並沒能持續多久。1958年秋冬之際，發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亂子出了不少的毛澤東率先開始糾「左」。但是這位大躍進的得力幹將柯慶施卻並不服輸。在1959年初的上海會議上，據時任山西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魯笳回憶，當他在會上說四大指標都定得過高時，柯慶施就說要有雄心壯志嘛!共產黨員不說三分大話不算數，有三分大話，七分可靠就行了嘛。而在另一個場合，柯慶施則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在果園摘蘋果，當夠不著時就要跳起來摘。在7月共和國歷史上著名的廬山會議前期，面對「大躍進」的沉痛教訓，大多數與會者都能冷靜地剖析問題，反思經驗教訓，說由於自己缺乏經驗，頭腦發熱，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確切的情況和資料，感到心情沉重，而柯慶施卻屢屢護短。親歷此次會議的李銳後來在《廬山會議實錄》中稱他是「左派」司令部的掛帥者，說以他為首的一部分人始終是在窺測風向，對上年的興風作浪、迎合抬轎不僅沒有絲毫內疚，反而犯阿Q之病：觸動不得，一觸即跳，過於護短，過於保護自己。在16日彭德懷的上書被毛澤東批示印發後，柯慶施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立即領悟到了領袖的意圖。因此在毛澤東表態之前，他就已稱彭德懷的信為「毒草」。他批駁彭的「得不償失」說：就得失關係，不僅不是「得不償失」，也不是「有得有失」，而是「得多於失」;正如上海工人說的，「不要說當這個大家不容易，我當這個小家也不容易，還經常買蔥忘了買姜。」21日，當張聞天在小組會上發言支持彭德懷信中的意見時，柯慶施不斷插話責難。次日，毛澤東找人談話。柯慶施說，現在很需要主席出來說話，頂住這股風，不然隊伍就散了，人都被彭德懷拉過去了。這就促成毛澤東的主觀武斷，認為彭德懷是在「掛帥反毛」，「魏延反骨」作怪。正如2003年出版的《毛澤東傳(1949-1976)》所指出：「如果說，彭德懷的信觸動了毛澤東，對改變毛澤東著力糾『左』的初衷起了主要作用，張聞天的發言更進一步影響了這個變化;那末，柯慶施等人對毛澤東的進言，則直接促使毛澤東下了『反右傾』的決心。」在毛澤東23日講話之後，柯慶施在隨後的發言中立即說彭信的整個內容「應當肯定是錯誤的」，是實際上否定了大躍進，否定了總路線的正確。這是小組討論中最早批彭的「畫龍點睛」之筆。在30日的發言中，柯慶施進一步攻擊彭德懷在歷次革命的緊要關頭都是動搖的，總是站在錯誤路線方面，這次為首反對黨的總路線，決不是偶然的。於是，「神仙會」最終演變成了「護神會」，中國繼續被推向大災難之中。
共和國的建設從1961年起進入了一個艱難的調整時期。但是對於困難形勢和成因的估計，黨內看法不盡相同。一些推行「大躍進」不遺餘力者堅持認為困難並不大，形勢仍然是好的。這不僅嚴重影響著調整工作的深入，也逐漸生成了中央領導核心內毛、劉的分歧。在這方面，柯慶施則是典型代表。這年初，毛澤東號召本年搞一個實事求是年，一個調整年。2月初，急於了解農村真實情況的毛澤東在杭州召集地方黨的負責人聽取關於糾正「五風」的匯報，柯慶施仍然在大講特講食堂辦得怎麼好，吃食堂有多少好處。所幸的是，毛澤東從其他渠道得悉公共食堂的極大弊端後，1961年底順從了農民停辦食堂的意願。在次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柯慶施則對劉少奇代表中央提交的報告中關於形勢的分析和提出的任務極為不滿，提出了一連串的質問：「《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要不要?多少年解決吃穿用?十五年趕上英國要不要?……幹勁還要不要?用什麼方法鼓幹勁?……指標要不要?」並且說，「越看越沒勁」。對於這一時期周恩來、陳毅主持的文藝政策的調整，柯慶施也頗為不滿。1961年6月，中宣部、文化部在京召開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柯慶施指示上海代表：「只帶耳朵聽，不要帶嘴巴，上海的路線是正確的。」周恩來在會上批評文藝界的一些錯誤做法為「五子登科」，柯則不准在上海傳達這一講話。以至於周恩來在後來的一次會議上氣憤地說：「你算老幾?」原全國文聯副主席、著名導演謝晉後來回憶說：我坐在第一排，看得很清楚，嚇了一跳，周總理臉漲得通紅。大家都在猜他講誰，實際上他是在講柯慶施，只是沒有點他名。
三
1962年後，隨著反對蘇共「現代修正主義」的展開，毛澤東的注意力從「大躍進」的挫折中重新轉向了階級鬥爭，意識形態領域首當其衝成了他審視的重點。意識到最高領袖興奮點轉移的柯慶施也立即跟進，開始頻頻矚目文壇。
這年底，毛澤東在上海的一次談話中首先對戲劇工作提出了批評：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多起來，有點西風壓倒東風，東風要占優勢;「梁山伯」不出糧食，「採茶燈」不採茶，舊的劇團多了些。於是，並不熟悉文藝創作規律的柯慶施立即標新立異地提出了「大寫十三年」的口號。他在翌年初上海文藝工作者聯歡晚會上的講話中說：今後在創作上，作為指導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堅持「厚今薄古」，要著重提倡寫解放後十三年，要寫活人，不要寫古人、死人;只有寫十三年的現代題材，才能幫助人們樹立社會主義思想;也只有反映建國十三年來的生活，才能是社會主義的文藝。他甚至還說，只要是寫十三年的，我就帶老婆孩子買票來看，不是寫十三年的，請我看我也不看。
1963年1月6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報導了柯慶施的這個講話。「大寫十三年」這一奇怪提法立即招致了文藝界的強烈批評，但是卻和當時正欲染指政壇，卻在北京無人理睬的「流動哨兵」江青的想法不謀而合。2月下旬，江青來到上海，欲藉此地建立她的「文藝革命試驗基地」。柯慶施則早已從毛澤東注意力的轉移中領悟到了江青的重要性，於是雙方一拍即合。由於江青是打著「文化」的旗號而來，柯慶施就把上海市委分管文教的候補書記張春橋正式介紹給她。4月，中宣部召開的文藝工作會議就柯慶施提出的「大寫十三年」的口號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周揚、林默涵、邵荃麟等在發言中都指出這個口號有極大的片面性，不符合「雙百」方針，而上海的張春橋、姚文元則根據柯慶施的旨意，編造了「大寫十三年」的十大好處。北京和上海的對立之勢由此形成。會後不久，有了具備特殊身份的江青的支持，柯、張就在上海動起了真格。5月6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由江青、柯慶施組織人寫的《「有鬼無害」論》，對崑劇《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展開了政治批判，從而拉開了60年代中期文藝界愈演愈烈的批判運動的序幕，也標誌著在上海建立「文藝革命試驗基地」後，江青與柯慶施、張春橋開始「協同作戰」。中國的文藝舞台遂日益變成了政治舞台。幾年後，身為中央文革要員的江青曾不無感激地說：「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評『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是在上海柯慶施同志支持下，由他組織人寫的。」
此後，善於揣摩的柯慶施再出新招：他在上海推動開展故事會活動，用講故事的方式對工農兵進行階級教育。12月9日，中宣部《文藝情況匯報》報導了他的這一新舉措：柯慶施同志親自抓曲藝工作，一個是抓評彈的長篇新書目建設，「柯慶施同志提到，有沒有更多的在思想和藝術上都不錯的長篇現代書目，是關係到社會主義文藝能不能占領陣地的問題」;另一個是抓故事員，故事員配合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大講革命故事，起到了紅色宣傳員的作用，很受群眾的歡迎。很快，看到這則材料的毛澤東特地批示要北京市領導彭真、劉仁一閱，此中的深意顯然是批評北京遷就文藝界、墨守成規，不如上海抓得緊、有新招，看來他後來指責北京「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念頭這時即已生成。也就是在這則材料上，毛澤東作出了他在「文革」前關於文學藝術兩個著名批示的第一個：「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因此，有人指出：「柯慶施的這個新招直接引發毛澤東對文藝界特殊的感慨，導致文藝界最終跨進災難的門檻。」
無疑，柯慶施是很快就獲悉了毛澤東的這個批示的，這可由他在12月25日華東地區話劇觀摩會開幕式上指責戲劇工作的這一席話證得：「十五年來成績寥寥，不知幹了些什麼事。他們熱衷於資產階級、封建階級的戲劇，熱衷於提倡洋的東西、古的東西，大演『死人』、『鬼戲』……所有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們戲劇界、文藝界存在著兩條道路、兩種方向的鬥爭。」就在這次用當時的話說——柯慶施親自「領導」下、江青親自「關懷」下召開的話劇觀摩會上，特地趕來參加會議的中國劇協主席田漢連遭惡意輕慢，當他得知閉幕會主席台上竟沒有安排自己的位置時不得不悄然離開了上海。
1964年初，柯慶施被發現患有肺癌並住院治療和休養。延至翌年4月，病死於成都，終年63歲。在他死後，北京及上海都舉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動，中共中央的訃告中還稱他為「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可謂哀榮備至。這一時期，江青則頻繁地往來於北京和上海之間，點燃後來十年「文革」之火的那篇奇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正在滬上秘密炮製之中。「文革」大幕即將拉開，柯慶施沒有趕上那個時代，是不幸?抑或幸也?斯人已去，但看來是難以蓋棺定論。時至今日，柯慶施仍然是「文革」前的20位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唯一沒有個人傳記傳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