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王柯慶施
1950年7月，當曾任石家莊市長的柯慶施擬任南京市委書記時，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及華北局書記聶榮臻等曾聯名致電華東局，稱他「在團結幹部及履行工作任務方面是有缺點的」，望華東局「隨時注意加以幫助」。而這之前，柯慶施的個人履歷上已經有著不良記載：1933年中央派他赴滿洲省委執行任務時他因畏懼敵情中途脫逃卻謊稱已去，延安整風中曾給他這一問題的結論是「犯有在危險時刻動搖並欺騙組織的錯誤」。
按理來說，這樣一位「問題官員」不會太得重用。然而到華東後的柯慶施卻是仕途青雲直上。他於1950年8月任南京市委書記，兩年後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1954年接替陳毅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上海局(當年大區撤銷後唯一組建的中央局)書記，1958年八屆五中全會上並非政治局候補委員的他擢升政治局委員，同年還兼任上海市市長、華東協作區主任、南京軍區第一政委，1960年任重建的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1964年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升任國務院副總理。
在那個時期的共和國歷史上，柯慶施的如此官運亨通實屬罕見，箇中緣由也就耐人尋味。固然這與時代氛圍、黨內製度有關，但最主要者應是他堅持曲意逢迎最高領袖、窺測風向而動的為官準則。正如1980年陳雲談《歷史決議》中如何寫毛澤東的晚年錯誤時所說：「毛主席的錯誤，地方有些人有相當大的責任。毛主席老講北京空氣不好，不願呆在北京」，「他願聽意見的首先是華東的柯慶施。」
一
翻檢史書可見，柯慶施琢磨毛澤東喜好行事者，最早當是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後期。他對毛澤東的一次看似漫不經心的談話，曾經深深地打動過毛澤東，且對當時共和國歷史的某些方面不無改變。
眾所周知，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在1955年夏黨內開展的對所謂「小腳女人走路」批判前，步伐一直是比較穩當的。但是在這年夏毛澤東視察南方後，5月起，這一工作陡然間被毛澤東加快了，短短數月內一蹴而就，因要求過急，改造過快，工作過粗，形式過於簡單劃一，遺留了不少問題。近年來，不少人探詢毛澤東「五月變化」的原因。薄一波在其《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指出，最主要者是柯慶施向南巡的毛澤東所講的一個情況所致，「說他經過調查，縣、區、鄉三級幹部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反映農民要『自由』的情緒，不願意搞社會主義」。薄一波認為，柯慶施的這幾句話「故作危言聳聽，以打動領導」，「恰在這時，在黨外高層人士中，替農民說話的多了，有的還說了一些類似一九五三年梁漱溟先生講的『農民苦』一類的話。毛主席是不大願意聽『農民苦』之類的話的。當時他得出這麼一種印象：這些講農民苦的人，自以為代表農民，其實他們並不代表農民，只是不願搞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早在40年代初，毛澤東就提出了中國革命「兩步走」的經典公式。從新中國成立之日起，他就一再號召全黨做一個完全的革命派、努力過好社會主義關。因此不難想像柯慶施的這個情況匯報的高超和妙諦所在。恰如薄一波所說：「柯把毛主席的思路和喜愛琢磨透了，他的這幾句話給毛主席留下的印象很深。毛主席立即想到：這種『不願意搞社會主義的人』，下面有，省里有，中央機關幹部中也有。」(三年後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期間，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再次提及柯慶施的這次匯報，可證薄此言不虛)。所以，南方視察回京後的毛澤東就帶著怒氣與憂慮走上前台，開始力排眾議，大刀闊斧地推進農業合作化;不知底里、主張合作化步伐應當穩妥的鄧子恢，自然就被他斥為「小腳女人走路」。而對於所謂「小腳女人走路」的批判，不僅帶動了整個社會主義改造的急速前進，也導致了1956年共和國經濟建設的冒進。因此有論者指出：「在當代中國歷史中，這是用虛偽事實欺上瞞下，致使黨的方針誤入歧途的首次記錄。」
柯慶施的這次向毛澤東進言，無疑是為自己博得了頭彩。他更加事事緊跟最高領袖，以搶得風氣之先為能事。也許正是由於柯慶施的緣故，從這時起毛澤東對華東地區格外青睞。1957年底，二次訪蘇歸來、正在醞釀大躍進的毛澤東曾來此停留了近一個月。薄一波後來說：「毛主席認為那時北京的空氣沉悶，華東的空氣活躍，想以地方來促北京。」正所謂近水樓台先得月，對於毛澤東在發動大躍進之際批評反冒進、改變八大路線方針的想法，及「十五年趕超英國」的雄心壯志，當時黨內在言行上跟得最緊者當數這位上海黨的領導人。這年底，柯慶施便在中共上海第一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一篇急躁冒進味道濃烈的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他在報告中猛烈地抨擊了1956年的反冒進：「曾經有些人同黨的看法相反，他們把這種革命態度、革命氣概和革命速度，看作冒進，看作是『好大喜功』。他們總是說這也辦多了，那也辦快了，這也冒進了，那也冒進了。他們就是不看一看到底是社會主義前進了，還是資本主義前進了;到底是社會主義多了、快了，還是資本主義多了、快了;到底是『好』社會主義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還是相反。試問，經過一番努力能夠使社會主義前進得快一些多一些，這難道是錯誤嗎?」
柯慶施這篇升虛火的文章無疑是及時地支持了毛澤東批判反冒進、準備大躍進的想法。自感「曲高和寡」在北京找不到知音的毛澤東，在這裡找到了。他指示《人民日報》刊登柯慶施的這篇文章。次年一月的南寧會議上，柯慶施便成了唯一不斷被毛澤東點名表揚的明星。毛澤東說柯慶施把中央許多同志比下去了，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出在地方;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集中的地方，沒有工人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的強烈激情，是寫不出這樣的好文章的。講到激動處，他甚至拿出柯慶施的這篇文章對周恩來說：「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會議期間的多次講話中，65歲的毛澤東屢稱56歲的柯慶施為「柯老」，據說這是當時黨內唯一被毛澤東尊稱為「某老」而實際年齡比毛澤東小的人。在3月毛澤東繼續醞釀「大躍進」的成都會議上，據吳冷西回憶：「柯慶施很活躍」，當會議發言總結1956年的所謂「反冒進」的教訓時，「連插話講了三次，總是帶著教訓人的口吻」。而他的上佳表演，則當數他提出的這句類似當年周佛哈拉捧蔣介石的經典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這句名言會後在全黨作了傳達，他也從此博得了「毛主席的好學生」的美譽。多年之後，胡喬木在一次講話中談到這件事情時曾心情沉重地說：「這是在正式的會議上公開提出來的，不是幾個人在私下談話，更不是任何人編造出來的。」
1958年5月，正式發動「大躍進」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召開。毛澤東繼續號召人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果然，在大會的發言中敢說敢做、敢想敢幹的呼聲壓倒一切。而最為離奇者當數柯慶施關於文教衛生大躍進浪漫前景的發言：
——以多快好省的方針進行文化革命，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時間內，我國的小學教育、中學教育早已普及，不但每個專區、每個縣都辦了大學或專科學校，在廣大鄉村中也都辦了大學或專科學校，人人知書識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之理)，個個都有比較高的科學文化知識，大家都能夠讀《資本論》，都懂得高等數學，什麼天文學、地質學、農業學、機械學、化學、物理學、電子學等等，都會變為普通人的常識。
——到那時，人們將過著極為文明、衛生的生活。蒼蠅、蚊子、臭蟲、老鼠、麻雀等早已斷子絕孫。孩子們讀到書中關於這些東西的記載，就像談到希臘神話里的怪物一樣神秘。他們聽到老一輩的人說起，幾千年來人們曾忍受過這些小東西的毒害，將視為奇談。人們將在博物館裡看到這些東西的標本，正如現在人們看恐龍化石一樣感興趣。
——到那時，新的文化藝術生活，將成為工人農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飯，每個廠礦農村都有圖書館、文化館、歌詠隊、演劇隊，每個生產隊、組都有自己的李白、魯迅和聶耳，都有自己的梅蘭芳和郭蘭英。
——到那時，共產主義的道德風尚已經基本驅逐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習慣，領導和群眾、群眾和群眾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關係，「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關係，早已成為社會的新風尚，隨著集體勞動和集體生活的發展，人們的集體主義精神將大大加強，全國真正變成一個親密、和睦的大家庭。
這位「柯老」還說：「這樣設想合不合乎實際呢?只怕我們的眼界還是小了些，想得還不夠遠大。」
據李銳說，柯慶施的這個發言「看來是張春橋的手筆」，在成都會議時柯慶施「似乎受到冷淡，他大概覺得這同沒有交出一篇文章有關。於是這位柯老找到我，要我為他寫一篇文章。他的主要意思是在工業和農業大躍進的同時，也要同時做到教育和文化的大躍進、大革命，但談不出多少具體內容，印象深的記得他談了一條：十五年之內，全國人人都成為大學生，到處都辦起大學。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非常勉強寫了一二千字交了卷。結果此文沒有印發出來。後來田家英告訴我，柯對他說：李銳的文章沒有寫好。以後中央開會，他就必帶張春橋了」。其實，柯慶施的這番對未來社會圖解式的描述並不是他的發明，而是他對這一時期毛澤東有關未來社會設想作的具體闡發。果然，南寧會議以來屢屢得彩的他在此次會上再次受到了毛澤東的表揚，緊接著召開的八屆五中全會上，他便和西南局的李井泉作為地方黨委負責人一同被增選為政治局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