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微博熱點不是博鰲論壇，也不是李小琳的支持反腐，而是「順我者昌，逆我者嫖娼」的廣州舉報公車私用老人區伯。一個吃著低保的監督公車私用的老人，為了監督廣州的公車為啥跑到了長沙去了就跟著去了長沙，住著最高不超過300元的旅館，居然會花1200元去叫雞？讓人感覺是長沙的電視節目主持人或女警下班兼職去了。
如果不是，那就只能說明長沙的雞貴得太離譜了。為了挖坑讓一個正直的老人家跳，連基本的物價常識都不顧了。有網友腦補了一下當時的畫面：如何被嫖娼？一個女服務員以檢查房間(或身份證登記有誤)的名義敲開你的房間，一般人都會開(進門之後門保持不關)，進門之後，迅速脫掉自己的衣服，趟在你的床上，這時警察如期而至，後面攝影機跟上，嫖娼一事基本就定了下來。
如果後來通過技術手段採集到精液，並補拍到男的裸體，那就更完美了......下面就準備去央視痛哭流涕地在公眾面前懺悔了。。真正的原因應該是途中區伯發的這條微博吧？時間剛好對上，被拘留的五天（3.28--4.2），正好讓區伯不能出庭了。世上本來沒有坑，黨給你挖一個就有了，你可以盡情地往裡跳了。。
3月26日，也就是「廣州區伯」被抓的那天，他發布微博稱，自己在湖南發現兩輛廣東的公車涉嫌公車私用。其微博顯示：「今天早上10點半，毛澤東故居『韶山毛澤東紀念園』內，區伯監督到@廣州公安(廣州市警局官方微博)粵0A2041公務車公車私用。昨天在衡山也監督到一輛其他單位公務車涉嫌公車私用，都已向@廉潔廣州(廣州市紀委官方微博)舉報了，等待調查處理回復。」他最後一條微博發布於當日21時50分。他在這條微博中轉發了上述曝光公車私用的內容，並回復一名網友：「視頻回廣州後上傳，請留意!」
南方都市報
監督公車私用的廣州區伯嫖娼被抓
南都訊記者李平監督公車私用的「廣州區伯」區少坤，於前日(3月26日)在長沙被當地警方以嫖娼名義抓獲並處行政拘留5天，執行期限從今日起至4月2日，當地警方有關人士證實了這一信息。
3月26日，區伯在新浪微博@廣州區伯發布了最後一條信息，稱到湖南兩天監督到公車私用兩起，微博內容還透露，當天上午10點半，毛澤東故居「韶山毛澤東紀念園」內，區伯監督到@廣州公安粵0A2041公務車公車私用。3月25日在衡山也監督到一輛其它單位公務車涉嫌公車私用，都已向@廉潔廣州舉報了，等待調查處理回復。微博還附了多張粵0A2041照片，為一輛舊款豐田霸道。
今天下午，長沙市警局天心分局新開鋪派出所有關人士證實確有其事，但拒絕透露詳情。
2014年的相關人物報導：區伯，公車監督者「自殺」迷局
導讀廣州聚德花苑的廉租房裡，62歲的區少坤拿起刮鬍刀片，狠狠割向自己的手腕。好在他沒能殺死自己，雖割斷三根肌腱，卻未傷及動脈。
區少坤曾是這座城市的一道獨特風景。因為第一個站出來監督「公車私用」，他成了人所共知的「區伯」——網絡上、電視裡，常常出現他舉著一隻破舊拍照手機，追著公務員質問「為什麼開公車帶老婆」的畫面。
八年裡，他也因為監督「公車私用」吃盡苦頭：他自己曾被人打倒在地;母親家曾被人投去冥幣……很多人勸他放棄，他卻仍要把「閒事」管下去。然而這一次，是什麼讓他選擇了「以死抗爭」?
1.「唐吉可德」與「風車」
3月20日，「割腕」的一周後，區伯出現在廣州省中級人民法院。他的藍白條紋病號服，和那隻纏著繃帶的左手，都成了他監督公權的新標誌。他的支持者們讓他抬起打著繃帶的左手，好讓它進入記者的鏡頭。
這次他希望通過法律途徑讓官方公開「公務車使用管理暫行辦法」。在法院門口，他指著排隊旁聽的人們，「這些都是趕來支持我的市民」。
在支持者眼中，敢於向公權力挑戰的區伯，是他們眼中的「唐吉可德」。他拿著手機一次次沖向「風車」。
8年裡，他不斷抓拍那些被私用的政府、公安、部隊公車，用標誌性的「質問」追趕躲避他手機鏡頭的人。他也因此被年輕記者們，授予了「廣州區伯」的聲名。
只要在街上看到公車被私用，區伯就會突然進入亢奮的狀態。他承認第一次監督公車私用，只是因為憤怒。
2006年的一天，他在街上散步，身後一輛車滴滴按著喇叭，隨即喇叭里響起「老東西，怎麼叫死你都不走?」。他回過頭，看到是一輛警車。車裡坐著一個年輕警察和他的女友。區伯是個直脾氣，心裡嘔不過氣，掏出手機，對著警車拍照、報警。一周後，派出所負責人致電告知區伯，對警察的處理結果「公車私用」。
那是他第一次知道這個「公車私用」的說法，於是開始不斷拍照監督、向紀委舉報。他承認，那時候還只是一種自我滿足的「成就感」。後來，他開始不甘心每一次都是書面的「處理」回復，於是開始撥通媒體的電話，並因此在記者的建議下開通微博。他說「微博是我的武器」。
而現在有了律師的幫助，法律也成了他的武器。3月20日這天的「維權挑戰」結束了。區伯走過人群，轉身，定住，淡定抬起右手，輕揮，讓人們拍下照片，然後再轉身走向電梯——這一連串動作他已然熟練。
但當走出法院，區伯馬上又進入了「工作狀態」。他沖向一輛停在行人道的警車，有些誇張地撅起屁股，擺出他標誌性的拍照姿勢。
一輛黑色轎車的出現，再一次激起了他的腎上腺素。他掏出手機的姿勢，更像是在掏出手槍。他開始憤怒得，對準轎車牌照和副駕駛座下來的女子質問，「為什麼公車私用?你告訴我為什麼?!為什麼?!」他說，他自有著一套辨別公車的心得。
直到聊起自殺事件，他對公車的注意力才有所轉移。他掏出一本紅色封皮的居民代表證，說自己自殺就是為了這個。
區伯說，有了居民代表的身份，監督起來可以更加理直氣壯。證件是居委會主任送來的。發證件的時候，主任告訴他：通過居民選舉，他被選為做居民代表。但他沒能想到，幾天後，街道和居委會就要他把證交回，理由是「有人告」。
出事的那一天，居委會主任帶著禮品上門再次提起了交證的事。這再一次激起了區伯的憤怒。他向監督公車時一樣，掏出手機質問「為什麼」。把居委會主任轟出家門後，他自己反而鑽了牛角尖。
區伯說，在用刮鬍刀片割下手腕之前，他想起了自己監督公車的八年——他自己被人打倒在地、他母親被人投去冥幣……那一刻，他的腎上腺素再一次沖向大腦。他說他想起了電視裡看到的那個孫志剛——一個用生命換取制度改變的人。
在被前妻救下後，他給自己拍了照片，發了微博：「政府，是否就是因區伯監督你們，你們就一定要逼得區伯自殺?」
2.反對者與「精神病」
這一次區伯的敵人，其實卻並非他口中的公權力「巨龍」——雖然他仍然堅定地沖向了那座風車。
他的反對者，是他的幾位街坊：同樣是住著國民住宅的城市底層。
在區伯被要求收回「居民代表證」之前，他們剛剛向政府提交了一份《關於請求撤銷二級精神殘疾人區少坤居民代表和居民小組長資格的報告》。
蕭河，是這份報告的發起者之一。這位小區曾經的業委會主任，在這份「報告」中寫道：「長期騙取低保、騙租廉租房的二級精神殘疾人區少坤竟然當選居民代表和居民小組長。這不符合我們聚德社區居民的意願，也不符合相關法規。」
已經退休的蕭河，同樣曾是個維權者。2008年作為業委會主任的他，因為帶領業主維權而被砍傷。在區伯租住的聚德小區，業主維權從上世紀90年代末就開始鬧得沸沸揚揚，不時選舉業主委員會，接著又換掉物業管理公司，業委會的治理又因為內部紛爭、維權等各種緣由而告失敗。
區伯說：他與蕭河的矛盾，源於有媒體採訪時，他批評了幾句蕭河：「自己請來了物管，又被他們趕跑，換來換去，也沒看管好。」而且，他帶頭反對物業公司按10元一個收取門禁卡的押金費用。
蕭河並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說自己最初站出來反對區伯，只是因為看不慣他借著名聲欺負街坊。
所謂「欺負街坊」的故事之一，正是關於他們共同鄰居連國強。2011年，區伯舉報小區消防問題，趕來的消防車輪胎卻被小區地面的三根鐵釘扎破，區伯要求小區物業給予賠償。
連國強與區伯發生了爭吵。爭執中，區伯摔倒在地，稱被連國強抓了下體。連國強雖堅稱自己未曾動手，最終卻被公安處以5日行政拘留。因為咽不下這口氣，他一度狀告警局，最終敗訴。
反對者們開始用區伯習慣的方式回敬區伯。他們幾次上訪，舉報區伯不符合申領低保條件，且不具備租住廉租房的資格。在區伯看來，對方就是想藉此將他趕出小區。
除此之外，區伯的反對者不止出現在小區。網絡上有著一個叫作「反區伯大聯盟」的帳號。帳號的操作者稱，他最初也是區伯的支持者，「從來沒有給區伯監督過(包括我的朋友)」，也不是聚德小區的人。他站出來反對區伯，只是因為看不慣他不接受質疑。
他在給記者的私信中寫道：「揭露他所有一切不是我，是聚德(小區)正反兩方面人幹的，一句話說到底聚德水很深，我站在第三人角度說一句公道話：正反兩方都是為了各自利益而鬥。」——而這些，是雙方都不願意提起的話題。
3.監督者與監督者
在這場監督者與監督者的戰爭中，區伯的反對者們宣稱找到了很多證據。比如，區伯早年曾經坐牢;比如，區伯常去酒樓喝茶;比如，他和老婆的離婚不離床;比如，在官方的信訪回覆中稱，他的姐姐並未贍養老人……
除此之外，他們還有了更「驚人」的發現：區伯的一張殘疾證——在這個證件上，寫著「區少坤」、「二級精神殘疾」，監護人則是他的前妻。他們還從民政局得到另一份信訪回復，上寫明了區伯領證的原因是臨床診斷為「精神分裂症」。
區伯則解釋他從未騙保：離婚，是妻子無法承受他監督所帶來的壓力;坐牢，是因為60年代年輕氣盛「為女孩子，打群架」;殘疾證，是1990年代街道看他們困難「好心」送過來的。他也拿出廣州市精神病醫院的病歷，試圖證明自己沒有精神病——上面寫著從1986年開始治療癲癇症。
不過在2012年，區伯還是接到了海珠區民政局的停保通知書，「經調查核實，2006年7月至2012年4月期間，你在申領低保時，瞞報了家庭成員的收入，存在隱瞞實情騙取低保的行為，共計騙取低保金21252元。」
區伯用很誇張的做法改變了官方認定。他穿上一件白衣去廣州街頭乞討。在衫上寫上4行黑字：「陽光在哪裡，無飯吃;公平何處尋，斷低保。」不過，在他的反對者眼中，這反而成了區伯帶有表演性質的掩飾。
「監督者」和「監督者」間的戰火不斷升級，最終以區伯的自殺達到戰事高峰。
然而，區伯「以死明志」的做法並未打消所有質疑。手上的刀口尚未癒合，他就又有了新的麻煩。他的朋友用他的微博，發起了醫藥費募捐。但兩條募捐備註卻引起了新的風波——「1、不會公開帳目;2、款項使用區伯有完全支配權。」
有人給區伯打來電話，質問他作為公眾人物為何不公開帳目。區伯回答「你要是讓官員們公開財產，區伯立馬公開。」在區伯的邏輯中，公務員的錢是納稅人的，而他募捐的錢屬於私人贈予。「你沒有捐錢，你有什麼權利來問我?」
區伯說他並不想要捐款，只是自殺、自殘不屬於醫保範圍，「好心」的院方曾讓他「撒謊」說是自己刮傷。他不想騙人，堅持「區伯不撒謊，說假話不是區伯的性格」。
在採訪過區伯的記者看來，區伯並非那個理想主義的唐吉可德——他有著監督者的偏執，也有著小市民的現實。
因為外界的質疑和壓力，他和媒體提起自己曾幾次想過自殺。念頭來了，他就看看微博——那些評論和轉發，成了讓他堅持下去的嗎啡。他也曾一條條刪去那些罵他的評論。那一天半夜，他乾脆突然刪掉所有微博，決定不再管公車的事。他還寫下遺囑，推掉了原本定下的採訪。
他在病房裡哭訴：「媒體把區伯推到了風口浪尖……就像一條船被大浪推到高處」。採訪中，他常常會這樣哭得像個孩子，挽起袖口，用那件藍白條紋的病號服擦去眼淚：「區伯很鬱悶，很委屈」，「區伯只想做個好人，為什麼做好人這麼難?」
事實上，反對者並不是反對區伯做好人。連國強也同意區伯舉報公車私用，贊同讓「民不聊生」變成「官不聊生」。但他也強調，區伯自己作為領取低保的「監督者」，同樣有被納稅人監督的義務。
區伯想不通這一點。他質問記者：為何要去採訪他的反對者，而不去採訪他的支持者。他說，區伯不需要質疑。
他說他不想做名人，別人把他當作名人「這是社會的悲哀」。他也開始為出名痛苦——勞改、低保、殘疾證——幾十年前的故事，為了監督公權，「把腸子都翻出來了」。他繼續毫無掩飾得展示他的痛苦，「都快把區伯弄出精神病了」。
區伯說，如果時間再來一次，他或許不會讓自己曝光，而會選擇默默進行監督。恢復平靜之後，他開始為剛剛的情緒失控道歉：「退一萬步講，即使區伯是精神病，難道就不能監督了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