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這篇文章時，輸入「告密」，才發現沒有被設為詞組。我打的是全拼。難道告密在中國不是個事?或者告密已經遠離我們?
現在講起告密，總是想起毛時代。即便因為現今，比如「畢姥爺」事件，也是感慨毛時代又來了。確實，毛時代是個告密的時代。夫妻間，情人間，兄弟間，親朋好友間，都可能產生告密者。我的母親就被告密過，對單位領導不滿，跟一個女同事議論了幾句。其實是那女同事找我母親議論，我母親覺得人家能把這麼私密的話跟自己交流，就視對方為「閨密」了。人家說了，自己不說，不好，就也跟著說。我母親有這毛病，惟恐冷落對方，生病了，人家來家，也要撐起病體、顯得健康的樣子去應酬。我也被說遺傳了母親這個毛病。結果，那個女同事轉身告密去了，把所有話都安在我母親嘴上。我母親從此沒好日子過了。
我小時候，父親常拿這事提醒母親。我小小年紀，就知道人間陰險。我早熟，或者應該說是早絕望，應該跟這關係很大。
但知道不等於做得到，絕望不等於不反抗。性格使然。毛時代已經過去了，到了鄧時代，或者說是胡時代。現在對胡評價甚高。那時候好像真有不一樣的氣象了，思想解放，現代化，重視人才，尊重知識。我剛上大學時，輔導員見我能寫會畫，辦起壁報一把好手，就讓我當宣傳委員，並叮囑團支部書記，培養我入黨。卻不料我是天生的反動派。那時代搞了一陣改革開放，執政危機了，所以又搞「學雷鋒」。宣傳必須跟上，我卻籌劃在年級壁報上搞一期反學雷鋒專號。我們上年級的大哥大姐從正面反思「學雷鋒」，我們小弟就嘻笑漫罵裝瘋賣傻諷刺「學雷鋒」。結果，先貼出來的上年級壁報被人告到省委宣傳部，我的也流產了。當時我被系領導臭罵一頓，說：你有才華，有才華的人多了!才華不為黨所用，就沒有用，還會有危險。那些「右派」都有才華。
我不知道我這事流產，是否有告密的成分。其實也沒有秘密，當初都已經張揚開了。這是我行事風格，有炮當面放，背後不搞手腳。所以我天生走不了仕途。想想，如果為了得到好處，活得像鬼一樣，甚至是卑賤的狗，有意思嗎?人活著，圖的就是爽。那時候，不知道是被「改革開放」、「撥亂反正」的號召所蠱惑，或者乾脆就是我這性格，不讓說也要說，我言論無忌。還是入黨的事，換了第二任輔導員，老實說她還是喜歡我的，也讓我爭取入黨。有一次，在宿舍樓走廊上，輔導員見我，又這麼說。我應：「等我信仰共產黨了再入!」
當時走廊滿是人。我這麼說，輔導員臉都綠了。過後她教訓我：你怎麼這麼傻!這麼多人聽見，你覺得很英雄啊?牛仔未穿鼻!
當時我18歲，也許真是覺得自己很英雄。但我說的也是我長期思考的結果。這話聽起來冒瀆，其實合理。對一個主義都尚未信仰，對一個組織都未加信任，為什麼要去入?至少我對入黨是認真的，至少比那些投機入黨者認真。我這種人多了，對共產黨實際上是大好事。一旦入了，就是真共產黨員。
但那個未被我信仰的政體是不會聽我這一套的，那些告密者也深知掌握權力者不會聽這一套，於是告密。我這話被人告上去了，當然還有我許許多多的話。當時我未能體味輔導員的惶恐，到畢業分配時，見後果了。我本來是預定留校的，這是很多人羨慕的工作，於是我被告了。我驚訝知道，原來有一些人長期收集我的言論，他們都是我的同學。有的還記在本子上，白紙黑字。不止是我，為了爭奪好單位，其他同學也被告密，還有互告的：你告我的密，我也告你的密。敢情早就收集著別人的黑材料。還有在宿舍里閒說被記下來的。想想，這些朝夕相處的舍友會是間諜，簡直不寒而慄。想像一下，當你一身鬆懈躺到床上，或者早晨睡眼惺忪之時，嘟噥出來的話，都被某隻耳朵招進去，都被一支筆記下來了，這日子簡直沒法活了。
自己被告密所害，所以對告密深惡痛絕。畢業後我一度當中學教師，當班主任，我班上有個學生也喜歡告密，偷偷摸摸跑到我這裡告狀，這樣的學生，往往被老師看作好學生。而且他告密，往往不是因為人家損害了他，是為了班級榮譽，為了正義。告密者往往聲稱自己是為了公義，有人甚至將之跟見義勇為混為一談。但為公義而見義勇為，是「義人」，為私怨而告狀，是「常人」，而告密，哪怕是為「公」而告密，卻是「小人」。
「小人」與「義人」都言「公」，關鍵就在這個「公」上。是「公權」還是「公義」。比如我，當了班主任，掌握著「公權」，那麼向我告密者，很可能就是覬覦著我這「公權」而來的。但「公權」也未必一定滋生告密，如果這「公權」使用正當的話，告密也得不到多少效益。比如對那個喜歡告密的學生，我念及他還是小孩，摸摸他的腦袋，敷衍幾句，把他打發了，他就不再來了。
但其實，我這個班主任也未必就絕對不喜歡那個告密的學生。作為班主任，我也有專制的一面。要把學生管服，專制還真是省力有效的方式。在這種時候，我就希望這學生來充當我的鷹犬。有了這樣的學生，我就可以像「老大哥」一樣監控學生了。甚至希望全班都是這樣的學生。如果學生們互相告密，那麼班上人人自危，也就天下太平了。如果再多一點私心，比如想徇私，不能容許學生挑戰尊嚴，那就更需要告密者了。當我無法正當使用「公權」，採取專制，那麼就寵愛告密者，告密者就有收益，就會層出不窮。專制是生長告密者的溫床。
許多人懷念1980年代，其實那時代仍然是專制的時代。只不過執政者遮遮掩掩，忽放忽收，一方面想利用民眾熱情，一方面又怕引火燒身。這個政體從來沒有改變過，告密者也從來沒有消失過。十多年前，我的導師收個研究生，到畢業時，對方坦白自己就是有關部門安插在導師身邊的信息員，不過，他說他從來沒有告過導師。據我所知，長期以來，高校招生時，有關方面就有意招進可以成為信息員的學生。這是這個制度的需要，是制度設計的重要部分。
我長期有個課是大課，幾百號學生，黑壓壓的一片，我不知道其中有沒有信息員。即使有人告訴我有，我也辨別不出來是誰。那些深邃的、甚至是景仰的眼睛背後，都有著怎樣腦袋?我委實不知。前陣教育部長警告上課不能講西方價值觀，應該也是學生信息員告密的成果，不可能是學生跟老師正面爭論的結果。想想，告密隨時都在，碩果隨處可見。
但十幾個人的小課，就安全嗎?
即使只有一個人。
即使沒有人。隔牆有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