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五大前夕，曾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的吳國光在1997年第1期《當代中國研究》撰文《中共十五大前瞻分析》披露，六四事件時，李鵬對江澤民入主中南海不大服氣，以至鄧小平親自出面，與李鵬單獨晤談軟硬兼施才擺平。
十三屆五中全會鄧小平與中共主要領導人合影，左起李瑞環、宋平、萬里、喬石、李鵬、鄧小平、江澤民、薄一波、姚依林、楊尚昆
一、政治路線、修改黨章與人事變動：十五大的三項議程
二、確定鄧後的政治方向：從鄧小平理論到江澤民時代？
三、「江核心」保衛戰：權力重新分配的軸心
引言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已經預定於一九九七年下半年在北京舉行。這次大會無疑將確定中國在鄧小平之後的政治方向，並將重新構建高層政治權力。有的論者甚至認為，這次代表大會將開始一個「江澤民時代」。其實，中共十五大特別引人注目，與其說是因為它將開啟一個新的時代，不如說是因為它在舊時代結束之際充滿了不確定性：沒有了超級政治強人的主導，高層權力將如何分配?沒有了鄧小平，中國共產黨將往何處去?鄧小平時代人亡政息，中國將往何處去?雖然北京一再宣傳目前的中共領導核心是如何穩定和如何有權威，但是，中共十五大之前的中國政治舞台，很明顯充滿了變數。一方面，社會矛盾在積累，對外關係也有麻煩，香港的回歸則會給這個舞台增加一批全新的演員;另一方面，鄧小平時代的大幕終於緩緩落下，劇情的發展似乎告一段落，高層權力面臨重新結構，誰知道下一幕會是什麼樣子呢?
本文將對中共十五大作出前瞻性的分析，並重點回答三個問題：
第一，中共十五大可能確定一條什麼樣的政治路線?
第二，中共十五大上的人事變動可能包括什麼內容?
第三，圍繞這樣兩個問題，十五大前後的中共高層權力鬥爭會是什麼狀況?
為此，下面的各節將首先研判中共十五大的議程，接著透視新的政治路線形成的跡象，然後轉而討論人事問題和權力架構，特別是討論江澤民的地位是不是已經完全鞏固，有什麼挑戰者可能威脅江澤民。在檢視上述權力鬥爭的發展脈絡之後，我們轉而透視社會矛盾，觀察社會層面的矛盾和高層的權力鬥爭之間的互動。
一、政治路線、修改黨章與人事變動：十五大的三項議程
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全國代表大會是全黨的最高權力機關，一般應該五年舉行一次。在毛澤東的年代，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常常不能如期舉行。從毛澤東第一次主導中共的全國代表大會，即一九四五年的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起，到一九五六年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中間相隔了十年。八大在中共歷史上是一次正規化和制度化程度甚高的全國代表大會，但是卻沒有完全貫徹毛的意志。雖然八大決定實行年會制，即每年召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但是很快毛就推翻了八大決議，直到一九六九年才召開九大，其間相隔十二年。毛在臨終之前還主導了中共十大(一九七四年)。此後，華國鋒在一九七七年提前召開十一大，試圖為華國鋒時代的來臨奠定基礎。不過，這並沒有能夠阻止一個重大變化：一九七八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主導了中國政局。
在鄧小平時代，中共基本上按照五年一次的規定如期舉行全國代表大會，分別在一九八二年、八七年和九二年舉行了十二大、十三大和十四大。不過，在十二大和十三大之間，為了加快領導層年輕化的速度，中共還在一九八五年舉行了一次全國代表會議，改選中央委員會及其領導機構。在籌備十三大的時候，也曾有意在十四大之前舉行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同樣是為了加快更新中央委員會及其領導機構的組成。不過，也許由於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而發生了整個最高領導層的變動，後來沒有把這一設想中的全國代表會議納入實際政治日程。
從歷史上看，中共的全國代表大會一般有三項主要議程：一是制定黨的路線，主要是通過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政治報告和大會對之的討論審議而實現;二是產生黨的中央領導機構，主要是選舉產生黨的中央委員會;三是修改黨的章程，通常有全面修改和部份修改兩種方式，在毛時代還會特意安排修改黨章的報告以解釋、說明修改意圖。一九八五年的全國代表會議，不叫「大會」而叫「會議」，主要區別即在於：其議程僅僅是產生黨的中央領導機構，而並不審議黨的路線和章程。中共七大和八大的議程都比較繁複一些，在政治路線之外還包括了對一些諸如軍事工作、經濟工作等具體事務的報告和討論。但是，這都不是主要議程，在後來的代表大會都被涵蓋在有關政治路線的議程之中了。
根據目前情況，大體可以斷定，中共十五大應該也不外乎上述三項主要議程。其中修改黨章一項，就整個鄧小平時代來看，在黨代會議程上的重要性有所降低。在毛時代，特別是在毛統治的後期，政治路線頻繁更動，因此幾乎每次黨代會都要依據新的政治路線來修改黨章。到了鄧時代，基本方針確定之後，就沒有大的改動。因此，在十二大上大修了黨章之後，十三大和十四大都沒有再對黨章進行全面修改，而是僅僅修改了一些具體條文，特別是修改了那些與組織制度和權力架構相關的條文。總的說，修改黨章這項議程，不過是其他兩項議程成果的表現，是一個合法化的手續而已。
這一次，修改黨章在議程上會不會占一個比較重要的地位呢?這要看黨的路線和權力架構會不會出現重大變化。在黨的路線出現重大變化的情況下，黨章可能全面修改，也可能就修改黨章專門作出報告;而如果黨的高層權力架構出現重要變化，比方說流傳中的恢復黨主席制，這都是可以通過部份修改黨章條文來處理，應該不會專門就此作出報告。後面的分析將指出：估計中共十五大不會對政治路線作出重大修改，而權力架構的改變則可以通過技術性處理而實現。因此，在中共十五大上，黨章修改的議程將仍然不會占很重要的位置。
所以，中共十五大最重要的議程，將是兩項：第一，審視鄧小平時代的政治路線，確定新的跨世紀路線與方針;第二，產生新的中央委員會及其領導機構，並確定九八年初第九屆全國人大上將要產生的新的政府人事組成，從而重新分配政治權力。這兩方面，就是整個中共十五大的意義所在。
二、確定鄧後的政治方向：從鄧小平理論到江澤民時代？
中共十五大是一個沒有鄧小平的大會，因而將為鄧小平時代在中國的終結蓋上最後的正式標記。既然鄧小平時代結束了，那麼，第一，是不是一個新的時代就隨之開始了呢?如果是，那麼，第二，這個新的時代具有什麼新的內容和特徵呢?進一步，第三，這些新的時代內容需要中國共產黨採取什麼樣的新路線和新方針呢?更進一步，第四，什麼樣的領導陣容才能貫徹新的路線和方針從而適應新的時代呢?相信中共十五大就將圍繞這四個要害問題展開，並將最終回答這四個問題。第二和第三個問題，集中到一點，就是中共領導層在鄧後尋找路向的問題;第四個問題，其實就是高層權力重新分配的問題。合起來，可以回答第一個問題：十五大究竟僅僅是結束一個舊時代呢，還是會開始鄧後的新時代?
中共十四屆六中全會後，北京方面就有人斷言，所謂的「江澤民時代」已經拉開了帷幕，他們並認為，中共十五大將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啟，而這個新時代就是所謂「江澤民時代」。那麼，中國政局是不是已經開始了或者將要開始一個「江澤民時代」?中共十五大會不會是這個「江澤民時代」的開端?決定答案的一個重要因素，其實倒是這樣一個問題：究竟所謂的「江澤民時代」可能是個什麼樣的「時代」?換句話說，江澤民採取什麼樣的路線和政策，對於能不能開啟一個「江澤民時代」，至關重要。
我們知道，中共建政以來，如果以個人名義指稱，不外乎經歷了「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毛澤東有他系統的治國思想，對那思想是褒是貶則是另外一個問題。鄧小平並沒有系統的思想，只有一句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鄧小平時代的路線卻很清楚、很堅定，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政治高壓下推動經濟市場化。中間有一個華國鋒，他的方針看起來似乎是清楚的，就是凡事按毛澤東的老辦法去辦。這其實並不清楚，因為老辦法總會遇到新問題。結果，華國鋒當權時間短暫，很難當得一代之名。面對鄧後時代，江澤民準備採取什麼樣的路線和方針呢?可以斷言，如果他的路線和方針能夠解決問題，則「江澤民時代」就會來臨;否則，根本談不上「江澤民時代」。
從上面的政治遺產看，江澤民的路線選擇至少有三種。一種選擇，是「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主義」。簡單地說，就是放棄鄧小平的經濟市場化政策，重新回到「你窮我也窮」的平均主義，再次試圖建立以領袖個人崇拜為特點的共產黨全面高度集權，並以強勢意識形態控制來迫使人們接受這種集權與貧窮。經過二十年改革，中共黨內主張這條路線的力量已經不大了，剩下的代表人物如鄧力群等雖然還有影響，但是也在逐漸退出政治舞台。不過，鄧小平式經濟改革所產生的負面效應，特別是官員腐敗、分配不公等問題的惡化，卻有可能為這條路線的還魂提供社會和群眾基礎。同時，鄧小平在意識形態上所採取的迴避態度，使鄧小平路線缺少理論上的合法性，使改革基本上沒有觸動傳統的共產主義政治文化，從而為左派路線以各種面目再次出現留下了足夠的營養和空間。在這個意義上，江澤民可以選擇「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主義」，以實現個人集權和穩固中共政權。
不過，毛澤東路線的一大特點，或者說實現毛澤東路線的一個重要條件，應該是毛澤東本人這樣的「克里斯瑪」(charisma)人物的存在。這是江澤民以及鄧小平之後其他中共高層政治人物在政治上所不具備的。而沒有這樣的「克里斯瑪」，不可能控制中共黨內在改革過程中成長起來的廣大幹部階層，更不可能控制廣大群眾。因此，雖然毛主義有它生存的空間，但要成為中共的主導政治路線，還是可能性甚低。
中共十五大的第二種路線選擇，是「打倒鄧小平的鄧小平主義」。這就是說，對鄧小平的政治遺產，採取當年鄧小平對待毛澤東政治遺產的辦法。鄧小平主義不是講實事求是嗎?真要實事求是，鄧小平的許多做法也就應該重新審視了。比如說，要不要至少搞一點兒漸進的政治改革?甚至，要不要重新評價「六四」?概括地說，這條路線將繼續堅持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同時推進鄧小平不願意實行的政治改革，通過部份地否定鄧小平而堅持鄧小平那種「經濟建設為中心，政治尋求穩定」的政治路線。這是政治收益很大的一條路線。但是，相應地，這條路線的政治風險也很大。從目前中共高層在政治上的脆弱和謹慎態度來看，中共十五大採取這一路線的可能性也是很低的。
此外還有第三種選擇，就是「比華國鋒高明的華國鋒主義」。所謂「華國鋒主義」，就是繼承前任，不過這回不是繼承毛澤東而是繼承鄧小平;「比華國鋒高明」，就是不象華國鋒那樣拘泥於前任，而是善於修補調適、左右平衡。其實，說白了，如果不從鄧小平前進一步，要修補鄧小平路線就只能從借鑑毛澤東的角度來修補了。於是，政治還是高壓，不過多加一點兒意識形態，多樹幾個有點兒溫暖的模範典型;經濟還是開放，不過多照顧一點兒落後地區，多打幾個太礙眼的腐敗官僚。總之，能穩定就成。這就很有點兒象當年蘇聯的「勃列日涅夫時代」：穩定第一，而當局也居然頗有幾分不計代價維持穩定的能力。這幾年看下來，江澤民確實要比華國鋒手段高明許多，他要開啟這樣的一個「江澤民時代」，至少還是可以在一段時間內做得到的。至於這段時間是多長，要看社會矛盾等其他因素的發展。不過，可以斷言的是，這樣的時代在今天的中國是不可能象當年勃列日涅夫在蘇聯那樣，一直延續十七、八年的。
當然，上述分析有兩個前提：一個是社會矛盾在中共十五大之前沒有爆發;另一個前提是，在中共十五大上，目前的中共所謂「第三代領導集體」沒有重大改變。那麼，進一步的問題就是：這兩個前提在中共十五大前後的中國現實政治中會不會成立?換句話說，一個是高層權力的重新分配問題，要點是：十五大上江澤民地位是否穩固?另一個是廣泛的社會政治矛盾問題，要害在於，十五大前中國會否突然爆發一定規模的社會動盪?現在就讓我們轉而研究這兩個問題。
三、「江核心」保衛戰：權力重新分配的軸心
毛澤東有一句名言：「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其實，這話也可以反過來說：幹部一旦確定，政治路線也就被決定了。也許，經我這樣修改之後的「毛澤東思想」，更能揭示政治遊戲的本質。權力的分配，從來都是政治的中心問題。如前所述，十五大的「重頭戲」，就是產生新的中央委員會及其領導機構，重新組建高層領導格局。那麼，這次大會在權力分配上可能會出現什麼狀況呢?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現有權力格局會發生重大改變嗎?
與那種把江澤民地位作為既定前提的分析不同，這裡的軸心問題顯然還是江澤民的地位是否穩固。當然，與幾年前相比，江澤民的地位今天已經大大穩固了。但是，面臨中共十五大的權力重新分配，尚無法斷言江澤民已經全盤掌握了這次大會和這次權力分配的主導權，而只能說他有比較大的機會，正在爭取儘量大的勝算。只有在中共十五大之後，而不是在此之前，才可能斷言江澤民的地位是否真正鞏固。而從現在起半年左右的時間，恰恰正是檢驗江澤民地位是否穩固的最為嚴峻的時期。所以，中共十五大的權力分配，並非是由江澤民一手掌控的「江核心封官圖」，而勿寧說是一場決定江澤民本身地位的「江核心保衛戰」。
以下，我們從五個方面來研究這一問題：第一，誰能主導中共十五大的權力分配?第二，江澤民在做什麼樣的努力?第三，有什麼力量可能挑戰江澤民?第四，有沒有出現反江澤民聯盟的可能?第五，李鵬的出路會產生什麼政治後果?
誰來主導權力分配？
五年一次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是中國權力分配的最為重要的正式場合;大會上產生的人事安排，則是中國最為重要、規模最大的一次權力分配。這次十五大，不僅將重新產生黨的中央委員會，而且將在緊接大會之後的十五屆一中全會上決定黨的最高領導人;這次大會的人事布局，不僅關乎黨的各首腦機構，而且必須同時決定次年換屆的政府人事。
這樣重要和大規模的權力分配，以往都是在強力政治人物的主導下運作的。前有毛澤東，後有鄧小平，都曾經一言九鼎，決定中共的最高權力分配。而這次十五大的一個特別之處就在於，目前還看不到有這樣的政治強人能夠主導這一輪權力分配。這就產生兩個問題：第一，在十五大之前還不到一年的這段時間裡，會不會產生出一位政治強人，有足夠能力主導十五大的人事安排?第二，如果沒有這樣的主導人物，中共十五大會以什麼樣的方式來重新分配高層權力?
一個明顯的質疑是：難道不是江澤民在主導十五大的權力分配嗎?要弄清這個問題，先必須明確兩點，第一，所謂的「主導」，是指能夠作主，能夠貫徹自己的意圖;第二，我們談論的只是最高層的人事安排。在最高層人事問題上，有沒有人能夠在十五大上基本貫徹自己的意圖?我認為，雖然江澤民正在強化自己的政治能力，他在一般人事安排上的影響力近兩年來有明顯增加，但他目前還不具備主導最高層人事安排的能力。有傳言說，去年夏天的北戴河會議，因為在高層人事問題上不能達成共識，所以只好暫時放棄這一議程。即使這個傳言不盡屬實，十四屆六中全會卻也透露了一點玄機，這次會議並沒有象外界所預料的那樣出現任何重要人事變動。種種跡象都在表明，迄今為止，中共高層在有關十五大的高層人事問題上，尚未形成共識。與這種正式決策過程遲遲沒有登場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非正式政治領域卻暗潮洶湧，不同的高層政治人物和派系都早已經開始熱身，在為十五大的權力重新分配而搶占有利地形。結論很簡單：這說明江澤民到目前為止還不能主導十五大的高層權力分配。
江澤民的輿論先行和人事「搶灘」
但以上結論並非意味著，江澤民沒有努力爭取這樣的主導地位。從輿論上看，江澤民已經占儘先機，試圖在十五大前形成明顯的優勢，以主導十五大的路線確定和權力分配。可以說，通過輿論控制以掌握十五大的政治主導權，正是江澤民在目前階段上主要的政治戰略之一。過去一段時期以來，圍繞江澤民的宣傳造勢這麼集中，政府對輿論的控制和利用這麼強勢，可以說是「文革」以來所罕見。這一方面固然可以防止出現所謂錯誤的輿論導向，以造成社會不安甚至動盪，那會給江澤民增添意外的政治麻煩;而另一方面還可以形成所謂「馬太效應」，顯示自己的優勢地位，利用台灣政治中常說的那種「西瓜靠大邊」的心理，最大幅度地吸引更多的力量支持自己。
此外，這種手法也有可能幫助主政者在外事上比較順利地推行自己的意圖。因為海外對北京政局的了解，往往是透過中國政府的輿論宣傳;誰主導了輿論，海外就往往認為誰主導了全局。一九九六年以來，江澤民的重要政治麻煩，都是出在外邊，包括對台、對美和對日關係。在十五大之前，還有香港回歸這件大事。除去其他複雜的因素不說，外邊不相信江澤民具有主導地位，因此缺少與之合作的意願，也是產生麻煩的原因之一。李登輝明確這麼說，美國總統柯林頓也是這麼想。通過對江澤民個人的強勢宣傳，能不能改善一點狀況呢?看來有效果。柯林頓與江澤民最近達成明後年互訪的意向，就應該是把江澤民地位穩固這個因素計算在內的。
在「輿論先行以主導十五大」的戰略之外，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政權主流力量，也同時在人事上逐步開始採取動作。這些動作的要義在於，在缺少高屋建瓴優勢的情況下，為了爭取未來高層權力分配的主導權，而著眼搶占灘頭陣地，即搶占那些可以從此穩步擴大權力地盤的起點地界。
北京和上海，就是中國權力戰場上的這樣兩個「灘頭陣地」。不久前，中共中央調福建省委書記賈慶林入京擔任北京市最高領導，同時，上海市高層人事有所調整，形成了陸續向中央輸送領導幹部的態勢。無疑，在未來的十五大上，北京和上海這兩個地方的主要領導人，都會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眾所周知，政治局是中共的權力中樞。要主導中國政局，一個最基本、最能靠得住的「功課」，應該就是，一個席位一個席位地擴大自己在政治局的勢力。看來，在政治局常委一級的人事不易擺平的情況下，江澤民和他的政治盟友目前正把工夫下在這一門「功課」上。
中共十四大產生的中央政治局，包括兩名候補委員，共有成員二十二名。過去四年中，去世一名(天津的譚紹文)，增補一名(上海的黃菊)，撤銷資格一名(北京的陳希同)，總數還有二十一人。其中，十五大上肯定要出局的，應該首推楊白冰、鄒家華和王漢斌。楊在十四大上即已失勢，年齡更屆七十六、七;鄒和王的年齡，今年也分別是七十一和七十二了。另外三位七十歲以上者，都是常委，即劉華清、喬石和江澤民。他們的動向，關係全局，就不是這麼簡單了。如果沒有權力鬥爭上的大變數，則劉應該會退出一線了，江和喬則將連任。這樣一來，現任政治局委員中續任者將有十七位，比例是很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