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鑄之女陶斯亮在2015年第2期《炎黃春秋》刊發《我與中央統戰部六局》，文中寫道：2005年1月的一天，我最後一次去看紫陽叔叔。見他明顯消瘦，特別是兩隻手近乎乾枯。他掛著氧氣，坐著說話似還有底氣，頭腦也極清楚，只是離不了氧氣，也不能站立活動，一站起來血氧飽和度就會從90%掉到80%。至於家，清貧至極。房廊門窗已是油漆斑駁，室內沒一件鮮亮的擺設，仍用著公家配置的家具，早已陳舊不堪。在伸手可及的飲水機龍頭上，系一根繩到門把手，那是紫陽叔叔為小狗進出設置的。他的忠實夥伴，小狗「拉肯」已死，現在是一條西施犬在守護他。梁阿姨在另一間房獨坐。她的雙眼已失明，什麼都不能看，天天孤零零地坐著，消磨著時光。看到這個破敗不堪的家真讓人沉重，鼻子發酸。
2005年1月16日，趙紫陽全天昏迷，情況持續惡化，次日早7時1分，趙心臟停止跳動。圖為1982年12月27日，趙紫陽在埃及開羅
1987年，我的醫生生涯正如日中天，當了20年醫生的我眼看要修成正果，突然間一切全變了，一直栽培我的院長在手術台上突發腦血管意外，我的航船失去了動力。不甘心混日子的我決心放棄心愛的專業，轉業到中央統戰部一局當了一名處級調研員。
知識分子獨特的訴求與發聲
上世紀80年代末已是「眾聲囂囂」，知識分子總體上支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方針，雖然也有種種不滿，但是對國家還是充滿希望。正如一位知識分子說的：「我們這一代人有牢騷，對政府有意見，但乃是屈子之騷，焦大之罵，是為了楚國和賈府啊！」
當時最突出的是知識分子待遇問題，所謂「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是那個時候最流行的調侃。對這一現象，我曾有過這樣一段概述：「我國有知識分子2,500多萬，其中科技專業人員只有868萬（均為當時數字），占全國總人數的0.78%，而全國卻有文盲2億多，中國的知識分子本應很寶貴。然而事實不然，一組數據表明，勞力密集型行業職工平均工資高出知識密集型行業職工平均工資49元。從增長率看，工人工資平均增長率是15.5%，而工程技術人員工資平均增長率僅為11.5%。這種倒掛現象在全世界都絕無僅有。同為開發中國家，印度知識分子平均工資是工人工資的5～6倍，這符合規律。連趙紫陽同志也認識到體腦倒掛問題，並說此問題不解決長期吃虧的是我們。」後來鄧小平對老布希說了這樣一句話：「現在看來改革的一大失誤是沒有重視教育和知識分子待遇低下。」承認這一現實是需要大智慧的。
在我們舉辦的座談會上，知識界最強烈的呼聲是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改善知識分子待遇。有位院士說：只希望在書店看到一本「我要求不高，好書，能夠立即掏錢買下來。」我在北大見到張岱年、季羨林、周一良等學界泰斗，對他們簡陋的著裝好生驚訝。北大老同學向新生這樣介紹：「在校園裡你看誰穿的最破誰就是頂級教授。」
1988年，在1214期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上刊發了一篇文章《但為教師求一屋》，描述了北京37中教師劉××住房的悲慘景象：夫婦二人均是師院畢業的中學教師，在一間只有8平方米的低矮霉臭的小屋裡居住了17年，兒子身高1.7米，但床只有1.4米，睡覺只得長期弓成蝦米狀。閻明復部長看後很動情，立即批示「請知識分子處商市委統戰部，先解決劉老師的住房困難，解決一戶，安定一大片」。（寫這個批示時，黨外知識分子局尚未成立，所以批到一局的知識分子處）後來我們找北京市給解決了。
當時別說是普通教師，就是知名人士生活條件也都很差。如著明音樂教授沈湘，三代人擠在兩間小屋裡，連鋼琴都放不下。更悽慘的還是1982年從香港回京定居的知名老編輯經明士，他終身未娶、孑然一身，又被親戚拋棄，住在一座破敗的高層建築里，大門對著垃圾桶，又髒又臭，非人所居。大名鼎鼎的紅學家周汝昌住在一個大雜院裡，家裡破破爛爛，讓人看了唏噓不已。
知識分子第二個不滿是教育問題。當時教育經費嚴重不足（直到2012年教育經費在GDP中比例才首次超過4%這一國際最低標準），百歲老人雷潔瓊曾怒斥1987年教育經費被挪用。國家對教育的不重視，造成大批兒童輟學，上大學更難，「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正是對當時進大學的寫照。由於教師收入低，隊伍不穩定，人才大量流失，讀書無用論甚囂塵上。令人感動的是，有識之士憂慮民族興亡甚於自身的貧困，北京三中的聶老師含淚說：但最讓我「儘管我們是知識分子裡的乞丐，痛心的還不是待遇問題，而是教師素質下降，這關係到民族的命運。」時任北大校長的丁石孫在《中國青年報》上也痛切直言：不重視教育的人將成為千古罪人！一石激起千層浪，北大學生高呼：「丁校長好樣的！」我們支持你！轟動一「丁校長，」時的報導文學《神聖憂思錄》和《國殤》，振聾發聵地反映了當時中國教育的狀況。
腐敗也是知識分子熱議的話題。當時還沒有現在這樣的從黨、政、軍到社會的全面徹底的腐敗，而主要是「雙軌制」催生出的「官倒」現象。官倒本質上是「權倒」，他們倒賣土地、項目、批文、礦產……幾乎無所不「倒」，極大地破壞了國家的經濟秩序。
1987年我去部里時，正值「反自由化」運動在中國知識分子內心造成了一個沉悶的低氣壓狀態。1986年底的學潮只是暫時平息，1987年元月開除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黨籍，這股浪頭最終導致了胡耀邦被迫辭職。這一系列政治事件都讓知識分子感到陣陣寒意。他們的情緒在我面前袒露無遺。
在六局我只是個過客，但這兩年聯繫黨外知識分子的工作經歷，卻讓我全過程地觀察了海上熱帶小氣旋是怎樣發展成12級颱風的。
截然不同的兩位副部長
上世紀80年代末，由於胡耀邦總書記下台，激起了社會上，特別是知識分子群體的逐步高漲的不滿情緒，同時，一些不切實際的、過激的言論如潮水般洶湧而來。無疑，統戰部被推到了風口浪尖。1989年4月的一天，閻明復部長召見一局的鄭洪溪、孫楠兩位局長，研究室的任濤主任，還有六局的我，研究應對當時複雜形勢的對策。閻部長先傳達了中央常委胡啟立與加籍華人、清華大學教授彭培根的談話，彭提出中央領導層應與方勵之對話。閻說我們對不同政見者應該有個清晰的指導方針，讓我們幾個局室搞一個方案出來。他讓我們打消顧慮，大膽去想，有問題他負責。這個活兒具體派給了一局的王彥君和六局的沈沖。次日就拿出了初稿，標題是《對處理黨外知識分子朋友中的不同政見者的幾點建議》，我認為寫得不錯，對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做了具體分析，提出了區別對待的方法。
但主管副部長看後很不滿意，尤其對「重要的原因還是我們以往知識分子政策失誤」一句批得很重，認為我們太右，堅持讓推倒重來。這位主管副部長是老統戰，忠誠是毋庸置疑的。他堅持認為當前仍應遵從黨的一貫方針，即「依靠左派打擊右派團結中間派」，因此對右翼的自由知識分子有本能的反感。有次開座談會，我請了文革史專家高皋參會，這位主管副部長質問我為什麼邀請高皋這樣的人來統戰部？我急了，說：「知識分子反感被稱為統戰對象，每次開都要我們三請四請的，現在他們肯來，是由於覺得在統戰部可以說些真話，他們的意見有渠道反映上去。」後來主管副部長在一次會上說：「陶斯亮對統戰理論的理解，猛聽上去有點道理，實際上是違背黨的一貫方針政策的。」
幾天後，常務副部長李定叫我去他辦公室，對我們按主管副部長意圖修改的關於「敏感人物」的做法第二稿很不滿意，說我們還是舊觀念，本質上把這些人當「臭老九」，視為圈外人，而我們統戰工作就是要把圈外人拉到圈裡來。他又認為我們太「左」。
兩位副部長的意見相去甚遠，讓我很為難，但心裡還是認可李定的。李定是統戰理論家，有修養有水平，很受閻部長倚重。1989年，他主動承擔了部里幹部行動的一切責任，是第一個被免職的部級幹部。這是後話。
李定對我們的批評我們是服氣的，後來我寫了一篇《敏感人物之我見》交差了事。該文核心要點是：1.提出對「不同政見者」的定義，要慎用這頂帽子。2.對方勵之這樣的不同政見者在處理原則上以法律為度。3.對絕大多數黨外知識分子以愛國為界。4.對旗幟性人物要重點做工作，要下大功夫。
「京豐賓館會議」覓精英
六局是由一局的黨外知識分子處演變而來，所以一成立就已經有了一支相當可觀的朋友隊伍，有些是國寶級的大知識分子，如梁漱溟、程思遠、吳祖光、蕭軍、沈湘等。還有一批是在各自專業出類拔萃的中青年知識分子，如許嘉璐、梁從誡、劉西拉、王立平、韓美林、梁曉聲、傅敏、鄭也夫、何新、劉世定、章立凡、林毅夫、黃方毅、陳兆綱等。我們還與一些「異見人士」或「敏感人物」有所接觸，如方勵之、金觀濤、溫元凱、許良英等。
除了邀請這些朋友開會議政，在內部刊物上反映他們的訴求，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外，逢年過節我們還要備些薄禮登門慰問。印象最深的是梁漱溟貼在門上的一張小字條，上面用毛筆工工整整寫著一行字：「各位訪客，因本人年事已高，請將談話時間限制在兩小時。」我看了直樂，九旬老人接待訪者如此寬鬆，還要張貼告示，足見老人是多麼較真的一個人。就因他這種倔強的、對是非曲直死磕到底的性格，使他吃盡苦頭，也贏得了人們的崇敬。
當時，我們局的朋友的特點是大（大學者）、老（老知識分子）、名（知名人士），感到缺乏年輕的新鮮血液。很巧，時機很快就來了。
1989年2月，由全國青聯、青年經濟學會及體改所聯合舉辦了一個「十年改革中青年理論與實踐研討會」。我當時還是全國青聯常委，故受邀參會。李定副部長布置給我一項任務，到會上物色一批有議政能力、社會影響力較大的青年精英，以擴大六局的朋友隊伍。
會議在京豐賓館舉行，故而也稱京豐賓館會議。這個旨在總結十年改革開放經驗的會議，議題之深、陣容之強，可說是萬眾矚目。參會人數超過400人，匯集了從中央到地方，從體制內到體制外，從蜚聲中外到初出茅廬的各路精英。還包括了諸如嚴家其、包遵信、戴晴、溫元凱等有爭議甚至參加過「31人簽名」的一些學者。黨內的中青年幹部李克強、俞正聲、王岐山、李源潮以及劉延東作為會議組織者（也可視為日後冉冉上升的政治精英）也悉數到會。趙紫陽派他的秘書李湘魯，兒子趙二軍也「潛伏」於會，認真旁聽。可見這個會是多麼的風光，它本可以與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相媲美，然而後來在各界準備隆重紀念莫干山會議30周年之時，京豐賓館會議仿佛被人遺忘了，上網查，只有一篇紀念它25周年的文章，出自新華社記者仲大軍之手。
會後我向部里提交了書面報告，對會議有讚賞也有批評。首先，我肯定了整個會議民主空氣濃厚，暢所欲言，與人大、政協「兩會」的沉悶氣氛形成鮮明對比。整個會議的熱點是政治體制改革，雖然討論議題有好幾個，但與會者都擁到政體改革這一組，致使經濟改革、文化建設，甚至連通貨膨脹等熱門話題都受到冷落。這是會議組織者未料到的情況，這反映了在經改步履維艱的情況下，知識分子希冀從政體改革中找到出路的心態。而會議的最大缺陷也恰恰在於此，兩三百人討論政治體制改革，理論上顯得單薄，更拿不出方案來，種種看法均難達到共識。相比之下，對新權威主義的辯論要透徹一些。許多有見識的青年精英對這種無理論準備，無隊伍架構的狀況很焦急。雖然京豐賓館會議沒有完全達到預期效果，但就政治體制改革而言卻是啼聲初試。
在會上，周其仁有段受到熱烈歡迎的講話：「現在為政治體制改革焦頭爛額的人太少了，而輕飄的人又實在太多了，我們許多號稱精英的人似乎還不屑於做紮實研究的事情。但是如果我們不改變這種根本性的弱點，那麼人民將來只好與『精英』們告別。」
而我的收穫是完成了李定布置的任務。青年經濟學會秘書長給我開列了一份推薦名單，他們是周其仁、鄧正來、李盛平、孫立平、陳越光、周舵、黎鳴、謝百三。我如獲至寶，回部後登記造冊，列為六局的新朋友。
很快我們就領教了這些精英的口才、學識和思辨能力。記得周舵第一次來統戰部，是何等的少年意氣啊！他不屑地對我說：「你們那一代人是迂腐僵化的一代！」噎得我半天說不出話來。可嘆的是，也正因為六局的緣故，他們中一些人的命運從此改變，有的甚至遭了大難。而最令我痛心的，他們幾乎都被追究與統戰部特別是六局的關係。25年了，作為六局當時的負責人，我始終懷著深深的歉疚。今天我要說句公道話，他們來統戰部是符合組織程序的，是我們請進來的。他們只是憂國憂民，一腔熱血，他們起初的動機只是為了幫助我們了解真實的情況。
25年過去了，社會上出了不少時尚的青年「新星」，可惜他們只是部分人心中的偶像，而不是國之精英，從這點講，周其仁在京豐賓館的那段講話的指向性並未過期。上世紀80年代精英的特點很鮮明，他們清貧但富有理想和使命感，他們了解民情國情，強烈地想改變這個社會，目的很單純。他們的學風踏實、不浮躁，這些人對國家政策制定和對民眾啟蒙的作用，至今尚無人能企及。當然，在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研究上，現在的研究和著述要比那時系統、完整、深刻得多。
向總書記反映情況
文革前在廣東，趙紫陽與我父親陶鑄共事15年，他那時年輕瀟灑，我管他叫紫陽叔叔。那時他雖是中國最年輕的省委書記，但工作經驗卻很豐富，有一套自己的見地。他工作作風紮實，注重調查研究，每年大部分時間都在基層跑。父親每當談起他和王任重時，那種欣賞之情毫無掩飾地溢於臉上。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父親還認為是自己連累了紫陽叔叔，還在為「我雖不曾殺伯仁，伯仁卻為我而死」而痛心不已。我也當面聽過紫陽在廣東時期的老同事杜瑞芝說過「趙紫陽絕頂聰明，我們當中沒有哪個能超過他」。
雖然父親與紫陽是工作上的好搭檔，但「君子之交淡如水」，作為私人關係，兩家鮮有來往。倒是他來北京後，由於我家就住在中南海邊上，子女間走動多了才成了朋友，我也時常去海里看望他。但自從到六局後，我再跨進他的門檻就「別有用心」了。
1987年夏，我進部里剛3個月，就去探望了他。當時我剛於6月份參加了由企業家雜誌社、新觀察雜誌社和世界經濟導報社召開的「深化改革座談會」，會上提出深化改革要從理論突破入手，並第一次碰觸了「所有制改革」這一禁區，時任總理的趙紫陽竟也關注了這次會議，並認為深化改革座談會上所提出的那些觀點沒有什麼問題。
我還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事踏過總書記的門檻。我調到黨外知識分子處後不久，便到北京人藝搞調研，見到了我仰慕已久的大藝術家于是之、藍天野、林連昆、顧威……。讓我驚訝的是他們比普通人更普通，簡直就像胡同里的大爺大叔。實際上他們也確實清貧，但他們最強烈的訴求卻是解決職稱問題，這關係到社會對他們的認可。有一次去看紫陽叔叔，我反映了國寶藝術家們的狀況，還開玩笑地說：「人家人藝對你有意見啦！說你老不去看他們的戲，當年周總理、陳老總等中央領導經常去看他們的戲。」「我很喜歡看人藝的戲，趙說：我喜歡話劇。但現在不比五六十年代，看一次戲麻煩事很多，你拿些錄影來看看。」
於是我向人藝要了5盒錄影帶，有《小井胡同》《紅白喜事》《左鄰右舍》《吉慶有餘》《遛早的人們》，後來又送過《狗兒爺涅》。紫陽叔叔還真看了這些錄影，他說他比較喜歡《小井胡同》，而「狗兒爺」太慘了些。
後來北京市文聯書記告訴我，文化部、中央職稱辦和市職稱辦均下到人藝了解情況，給出的意見是不受框框約束、實事求是地評，並且人藝的高級職稱名額不得低於文化部直屬的藝術團體。
黨的十三大後不久，我去看他，也不知天高地厚，張口就說：我認為你還是適合「紫陽叔叔，當總理，不適合當總書記。」他饒有興趣地問我持這樣看法的人多不多。我說：「至少我媽媽是這麼認為的，她說你擅長經濟，懂基層，有實際工作經驗，更適合當總理。紫陽輕輕嘆口氣：「「我也是這麼認為的，我婉拒了幾次，可是不行啊！」
他還問我群眾是否認為我們這個黨很腐敗了？我說知識分子中很大一部分人這麼認為。他又問：「群眾究竟希望體制改革改成什麼樣子？」這個問題我沒回答清楚，因為那時誰也想像不出彼岸是什麼樣。他又問我閻明復對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什麼態度。我知道這個問題敏感，於是含糊地說「他很慎重，比較穩」。
1988年下半年，社會上和知識分子當中，流傳著針對趙的很多謠言，主要是說趙的孩子搞「官倒」，還說趙的總書記位子也將不保。船到深海卻要臨陣換船長，我預感到情況不妙。10月的一天，我與我先生理由去看望紫陽叔叔，向他反映了社會上對他的兒子們的流言。他說：「本來我還有點兒信，責令他們不得參與任何與商品沾邊的活動，但你今天說起大軍，我反而放心了。」大軍是趙的5個子女中最老實的，事後了解所謂大軍犯事也根本不是那麼回事。
我趁機說起了知識分子與黨的關係緊張、腦體倒掛現象、知識分子政策失誤，以及知識分子本身敏感而又脆弱的特徵。「當前改善與知識分子的關係從抓教育入手最為有效。」我說。但他感興趣的是「這次的『反自由化』很溫和，大多數人都沒受到傷害，知識分子為什麼還會反應這樣大」。理由說開除劉賓雁等人的黨籍對知識分子衝擊很大，他極力為劉賓雁做了辯護。我也說文人往往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毛病，別太在意他們說什麼，否則自尋煩惱。趙說：「你們還要考慮黨內及一些做實際工作的同志的承受力，不處理這些人，另一方面的人就會認為黨太軟弱無能。但現在無論如何有一點是好的，人們敢於講話了。」
又聊到經濟問題，這是趙最擅長的，他說：資本主義國家到現在也沒有擺脫周期性衰退，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擺脫經濟過熱不斷調整這條規律。我國5年一調整，1958年大躍進，1963年調整；1966年文化大革命，我當總理後，1981年調整；1983年很好，但1984年又調整；1987年又面臨過熱，但感到形勢還不錯，因此計劃內的不做改動，主要壓縮計劃外的這一塊。現在看，計劃內的基本控制住了，但計劃外的，整個社會的基建規模和消費膨脹。今年年初，想索性把價格放開，現在看，欠妥。調整和價格改革是兩回事，可現在撞到一起了。外國人問我是哪一派，我說我不是學者固守自己的學派，我是領導人，就得博採眾家之長，今天用這個派，明天取那個派。現在各種物資大戰，哄抬物價，國家一統起來就好了。
趙有時也主動通過小兒子五軍叫我去中南海，直截了當地問些問題，如中小學教師對增加10%工資有何反映？知識分子對允許自謀出路政策有何反映？我也直率地回答：反映是這些措施解決不了什麼問題。他讓我如實回答嚴家其究竟有什麼言論時，我為嚴君做了辯護，我說：「我了解嚴家其，他人非常單純，書生氣，他只是對改革有些擔心。他認為真正行之有效的措施應該是簡單的，而現在有些理論搞得太複雜了，連他都看不懂了。」趙聽後說，這些人其實也沒什麼，讓外面輿論給弄嚴重了。至於後來的變化，我掐算不出來兩年後的事。
回憶那段經歷，我至今都希望當時那些見面確實為最高層了解知識分子的真實情況，從而善待知識分子起了正面的作用。
尾聲
2005年1月的一天，我最後一次去看紫陽叔叔。見他明顯消瘦，特別是兩隻手近乎乾枯。他掛著氧氣，坐著說話似還有底氣，頭腦也極清楚，只是離不了氧氣，也不能站立活動，一站起來血氧飽和度就會從90%掉到80%。
至於家，清貧至極。房廊門窗已是油漆斑駁，室內沒一件鮮亮的擺設，仍用著公家配置的家具，早已陳舊不堪。在伸手可及的飲水機龍頭上，系一根繩到門把手，那是紫陽叔叔為小狗進出設置的。他的忠實夥伴，小狗「拉肯」已死，現在是一條西施犬在守護他。
梁阿姨在另一間房獨坐。她的雙眼已失明，什麼都不能看，天天孤零零地坐著，消磨著時光。
看到這個破敗不堪的家真讓人沉重，鼻子發酸。
要告別了，萬沒想到紫陽叔叔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竟然是：「你批評我對知識分子不夠關心，不如耀邦關心，我都記著哪！」曾經的總書記，位高權重，一生波瀾壯闊，在我們都知道已是最後的見面時，卻說出這樣一句略帶孩子氣的話，讓我特別的震動，這才是人性啊！越是接近生命的終點，人性越是濃烈到極致，而極致就是回歸本真。
閻明復是個很有個人風格的統戰部部長，這個被我母親認為是最「天真」的人，對誰都以誠相待，以情感人，即使是嚴厲地指出民主黨派的某些不妥做法時，也都帶著真摯的感情色彩，所以深受民主黨派和海外朋友的信賴和尊敬。但在統戰部內部看法就不一致，有人在對黨的統戰方針和策略這樣的問題上不認同他，甚至反對他。我認為這只是認識上的問題。有幾位這樣的部領導讓我非常敬佩，因為他們為人正派，辦事公道。分管幹部人事工作的副部長武連元就是這樣的人，他曾長期從事核工業工作，有著工科生特有的嚴謹、理性和務實，他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會盡全力去保護你的政治生命。1991年初的一天，武部長叫我去他辦公室，對我說：有些人認為，「部領導開會，你沒解決好『誰統誰』的問題，不適合再留在統戰部工作，你要做好心理準備。我回答說：「「謝謝武部長一直以來對我的信任，我選擇主動離開。」
就這樣，1991年過年後，我一個猛子就扎進了中國社會的汪洋大海中，游弋於中國最有權勢的人群——中國市長，以及中國最弱勢群體——貧困殘疾人之間。這給了我一個多角度看待中國的立場。《中國慈善家》雜誌將我與彭麗媛、王建林、馬雲、徐永光、馬蔚然等10人，評為「2014年中國社會推動者」。實在慚愧至極！我何德何能，竟能與這些光彩熠熠的名字排列在一起？我女兒說：就你沒「人家都用真金白銀去推動社會，錢！」我想這是對我20多年從事公益事業所付出的心血的認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