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成立不久，原來在上海、武漢各地的文化藝術界人士，開始紛紛來到抗日革命根據地延安，江青這時也已經到了延安。江青到魯藝後常常是和院長、老師們在一起，不常和學生們接近。在《流寇隊長》中，她扮演的是農村的一個暗娼，綽號「大紅鞋」，很風騷，勾引那個流寇大隊長。後來，康生請了毛澤東一起看江青出演的《打漁殺家》。他們坐在前排，康生頻頻鼓掌叫好。演出完畢時毛澤東和康生到後台接見演員，當然特別接見了江青。過後不久，江青就在魯藝消失了，再也不見她到魯藝來了。接著流傳著各種新聞，最引人注意的是，江青在楊家嶺和毛澤東住在一起了。
毛澤東與江青早年合影
那是1947年3月，國共和談完全破裂，董必武同志率領南京和上海中共代表團辦事處的所有人員，最後一批返回延安。毛澤東主席在延安已處於被重重圍困的極度困難的環境中，還請這批在「國統區」堅持到最後的同志吃了一頓飯，江青也在座，她穿著一身灰布軍服，對大家都和和氣氣的。看見我也在座，還來慰問了幾句。把時間再往前推移。1938年初，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成立不久，原來在上海、武漢各地的文化藝術界人士，開始紛紛來到抗日革命根據地延安，江青這時也已經到了延安。為了紀念抗戰一周年，這批人聚集在一起，由王震之等執筆寫了一個多幕話劇《流寇隊長》。主演的有崔嵬、孫維世、江青等。我那時是魯藝的學生，在這次演出中我管服裝兼跑龍套。就在那時候，我認識了江青。也就在那時候，我開始風聞有關她30年代在上海的歷史。據江青自己介紹，她到延安之初，先是在黨校學習，以後因為組織分配，才到了魯藝，是女生學習輔導員，介乎學生與教師之間。
我在魯藝第一期學生中，年紀是最小的，江青到魯藝後常常是和院長、老師們在一起，不常和學生們接近。在《流寇隊長》中，她扮演的是農村的一個暗娼，綽號「大紅鞋」，很風騷，勾引那個流寇大隊長。據說是她自己特別挑演這個角色的。雖說她已到了延安，還是有點明星派頭。記得首場演出時，幕間她要換一次服裝。我在舞台一角管著服裝，忽聽江青大聲叫喚：「我下一場的衣服呢？誰在管服裝，快拿來。」我聽她一聲叫喊，立刻把她該換的一件大紅棉襖送到她面前，並幫著她更換。這時她倒笑嘻嘻地說：「原來是你呀，真像個小東西。」這以後她見到我常常有說有笑，還說要幫助我念台詞、教我表演什麼的。以後江青又覺得在延安演話劇沒意思，因為許多老革命、老幹部並不喜歡看話劇，而喜歡看京劇，她就想改行演京劇。本來她從未認真演過京戲，只會哼哼兩句，這時她下了決心要演。她開玩笑說要拜阿甲為師，後來也真是阿甲他們教會她演京戲的。到了1938年過年前，阿甲他們幾個會唱會演會拉琴的，預備演一場京戲《打漁殺家》，這齣傳統京劇劇目稍加修改還有點革命的意思。江青參加了這次演出，演桂英兒，阿甲為襯托她，扮演老肖恩。在延安這也算首次演出革命京戲。彩排那天，康生來看戲，這也是少有的事，可能他早與江青認識，看完以後便大加讚揚，並聲稱毛澤東主席特別喜歡看京戲，等正式演出時，他要請毛澤東來看，江青十分高興。
平常江青偶爾和我閒談，她是很崇拜英雄人物的。她曾說過一句話，給我留下極深刻的記憶：英雄人物創造歷史，她如果不能成為英雄，也要成為英雄的終生伴侶。也許她曾想過，自己不能成為偉大的英雄人物，也可以跟著英雄的丈夫偉大起來吧。
《打漁殺家》正式演出時，康生果然請了毛澤東主席一起來看戲。他們坐在前排，康生頻頻鼓掌叫好。演出完畢時毛澤東和康生到後台接見演員，當然特別接見了江青。
過後不久，江青就在魯藝消失了，再也不見她到魯藝來了。接著流傳著各種新聞，最引人注意的是，江青在楊家嶺和毛澤東住在一起了。在魯藝，這種傳聞並沒有引起多大的波動。因為在魯藝，不少從上海來的同志對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事情都知道一些，也就不覺得奇怪了。
大概是6月的一個星期天，延安的天湛藍的，晴空萬里，我覺得只有在延安才能看到這樣美麗的藍天。我洗完衣服，在窯洞前靠在兩張木板凳上，一邊看書一邊曬太陽，這是讓人最舒暢的享受了。忽然聽見山下喊我的聲音，接著跑上來一位小戰士，要我到楊家嶺去一趟，說是到了那裡就知道了，我只好跟著去了。楊家嶺是當時中央領導住的地方，我從來沒有去過。來到一個窯洞門前，小戰士喊了報告，就把我引進去了。原來是江青在裡邊，她坐在一張木桌前，讓我也在一條板凳上坐下，顯得滿親熱地問這問那。說是幾個月不到我們那兒了，大家對她有什麼說法，其他幾個學校又說她些什麼。我告訴她，沒聽見什麼特別的，只是老見不到她了，大家有些奇怪而已。
她突然地站起來說：今天你在這裡吃午飯吧，請你吃炒土豆絲（這在當時的延安是好菜了，學生是吃不到的），還讓你見見主席。說完走出窯洞，把我一個人留在那裡。這時我才抬頭張望。窯洞裡像其他人家一樣，僅有一張木桌和兩條板凳。土炕上鋪了較大的褥子，還有一條軍被和軍毯。地上有個沒有生火的炭盤，還有個瓦罐和水壺。我覺得已經坐了好長時間，心裡總不那麼安穩，又不敢出聲。我輕輕走到窯洞外，這一片平坦坦的泥土地里也看不見個人影。心裡好生奇怪，怎麼連個警衛戰士都沒見到呢，江青也不知跑到哪兒去了。當時我心想：我聽過毛主席作報告，但和他從不相識也從沒有說過一句話，那麼大的領導我還真有點怕。江青不回來可能有別的事去了。這麼一想，我就按照原路下了山，過了河，回到我自己的天地里去了。
打那以後，還見過一次江青。當時她有點生氣，說我沒出息，上不得台面。那不辭而別的事也就過去了。從此，我們好些年都沒有見過面。直至1939年我離開延安，分派到重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