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局的反腐得到大部分底層民眾的支持，而反腐觸及到的反習勢力及利益階層則不斷炒作各種說法唱衰反腐。目前，隨著2016年中紀委喊出「打虎節奏不減」的口號，這些反對者的論調已經由「反腐終結論」、「反腐過頭論」、「反腐自黑論」等變成了「反腐影響經濟發展」。對此，著名學者周其仁論證了「反腐有利經濟」，同時還放言：「中國不缺幹部，你不干就別幹了！」不過有分析認為，中共行將就木，通過反腐自我挽救徒勞無功。
近來，輿論場中關於反腐的「奇葩」論調也有所轉向，「反腐影響經濟發展」的聲音開始抬頭。官方從年初開始，在各種場合對類似的說法進行批駁，不少國家級官媒和地方官媒也在最近紛紛刊文跟進。在剛剛結束不久的中國兩會上，山西、四川兩地的一把手甚至親自上陣，用各種數據、事例來說明「反腐是對經濟有利的」。
有觀察者指出，官方在這麼長的時間跨度內反覆進行輿論引導，恰恰說明宣傳效果並不理想，「反腐影響經濟」的說法依然有市場。很多人只看到了不少官員在反腐高壓下一味「求穩」，以前能辦的事情反而在「多一事不如不出事」的心態下變的難辦了，特別是各地一些涉及經濟的事務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停滯。至於官方宣傳的反腐對經濟發展的益處，很多人只是有個朦朧的概念，內心並不十分清楚。
周其仁：反腐降低「體製成本」
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看來，反腐不但不影響經濟，還能大力促進經濟發展的關鍵道理，在於降低了「體製成本」。
近日他在一個公開場合表示，中國是一個政府主導的經濟環境，行政權力「過多的在市場裡做事情」，就會產生腐敗。用權力交換審批、用權力交換租金，各地政府那些豪華的大樓、奢華的吃喝、高昂的三公經費，都是企業的「體製成本」，最後都由企業來買單。
周其仁認為，一個社會解決任何問題總要付出一定代價，一些官員離開原來的工作模式「不會幹了」，但遏制腐敗最大的作用是能讓中國很多企業家得到「解放」。
他通過自身的調研經歷指出，中國的企業家們往往不得不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陪官」，而不是研究顧客、研究市場、研究新技術開發。應該說，如果不在短時間內解決這個問題，中國很難走出當前的經濟困境。不通過反腐將「風氣為之一振」，不把這種「體製成本」降下來，會嚴重損害中國經濟發展的競爭力。
至於一些官員在反腐高壓下不作為，周其仁提供的解決方案直截了當：「中國不會缺幹部，只要能形成一套新的規則，我看還是有大把的人能幹的很好。所以你不干，就把你手裡的權力去掉，你就別幹了。」
反腐動搖中共「執政基石」，自我挽救徒勞無功
分析認為，整肅腐敗是中共自我挽救的途徑，但是在實施過程中也造成的負面效果也已凸顯出來。
目前受指摘最多的是嚴明紀律造成的集體性「不作為」現象，被認為是中國經濟難見起色的一大原因。
分析這種集體「不作為」的原因，一方面在於中共「無官不貪」，高壓反腐使得人人自危，只圖自保，無心「作為」；另一方面，作為習近平當局「定向反腐」的主要目標——數量巨大的江派背景官員拉幫結派，消極抵抗。
與「不作為」一樣危害政府工作的是，在反腐過程中，大批官員的頻繁落馬和調動，造成各地政府行為的不連續性，引發各方面工作的停滯，甚至前功盡棄、徒勞無功。同時，前任「遺留問題」，繼任「不買舊帳」的惡性循環進一步加劇，導致當局的社會管理中亂象叢生，中國訪民數量激增、官民矛盾更為深重。
更加危險的是，江派勢力的核心人物，利用手中的權力、資金以及各種社會資源，給中共當局製造各種事端，拼死頑抗，給中國社會帶來深重災難，也讓中共政權陷入一次次危機。
過去兩年來出現的各種事件，包括薄周政變奪權、各地暴恐事件、馬航失聯、天津大爆炸、2015大股災、海內外媒體對習近平陣營的抹黑宣傳、官方說法和行為的「分裂症」，背後都有江派勢力操控的陰影，讓習近平當局疲於應付，也讓中國民眾對中共統治癒來愈喪失信心。
另一個外界不易感知而中共體制之內卻深有體會的一點是，反腐畢竟是一種「室內操戈」之舉，這會造成中共內部不滿情緒和緊張關係，甚至互相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並進而影響中共「黨內團結」。「黨內團結」是中共極為看重的一項政治傳統，因為它將影響到中共自身的凝聚力、執行力，乃至戰鬥力和執政地位。
比如，中國許多地方官場內部互相揭發舉報攻擊現象「慘烈」，敵對雙方在反腐與阻擊反腐過程中造成的席捲全國的暗殺、被自殺潮，造成中共官場混亂失控局面，這不是短時間內能夠解決的，也會對中共整體造成巨大殺傷。
由此論之，中共的反腐行動確實遭遇到障礙、陷入了矛盾。一方面，腐敗蛀蝕中共根基，反腐勢在必行；另一方面，反腐又會動搖到「經濟發展」和「黨內團結」，也同樣關係到中共執政基石。
中共當前的處境，在某種程度上驗證了中國民間「反腐亡黨，不反亡國」的預言。
中共面臨的重重危機，是其獨裁暴政造成的惡果長期積累惡化的總爆發，靠其體制本身已經無從解決。
阿波羅網於飛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