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運已經過去27年，槍聲後出生的年輕人也在「奔三」的路上。將近30年間，他們有過什麼樣的政治體驗？美國之音採訪了兩位1990年出生的青年，他們都生在北京，又都曾出國留學。在天安門的記憶被大陸消聲的年代，六四與他們有什麼關係？
根據被採訪者的要求，文中名字為化名。
與政治擦肩而過
1990年6月，楊一川在北京西城區出生。前一年的夏天，他的父親正在參與天安門學運，但不是以示威者的身份。
當時他的父親從一所警察院校畢業不久，留校工作。89年初，學院領導下了死命令，要求加強保衛，不許警校學生參與遊行。他父親曾與一些教職員工手挽手擋在校門口，不讓學生上街。他父親的大學室友也在學校工作，但同情學生，想去廣場，被他父親攔腰抱住，甚至反鎖了辦公室的門。
而父親的這些經歷，楊一川直到18歲才知道。
與很多同齡人一樣，楊一川從小沒有感受過什麼政治氛圍，他喜歡看日本動漫，最喜歡灌籃高手和名偵探柯南。他童年時期為數不多的「國家」記憶就是香港回歸和電視上偶爾播放的抗日劇。
他就讀的中學距離天安門廣場只有兩公里，但對於在他出生前一年那裡發生了什麼，他只是模模糊糊記得父母可能在飯桌上說起過，並沒有太多印象。
楊一川小學畢業的暑假曾經和母親去美國旅遊，他記得去紐約的唐人街前，導遊專門囑咐他們可能會遇到法輪功和民運「分子」，他記得有人向他們發宣傳材料，被他母親不耐煩地拒絕。
2007年，楊一川上高二，爸媽決定讓他以後去美國讀大學。他的學校有「國際部」，每年8萬餘人民幣學費是普通公立高中的100倍。
不過他說，相比一些私立貴族學校動輒20多萬的費用，他們學校的國際部還是「值很多」。
2007年6月，17歲的楊一川飛去香港參加SAT考試——SAT是美國大學錄取的參考指標，在大陸不設考場，近幾年每年都有上萬大陸考生赴香港、新加坡等地考試。
當時剛好趕上香港民眾在維多利亞公園集會紀念六四18周年，但是剛考完試的他和朋友在銅鑼灣購物後，又直奔蘭桂坊酒吧慶祝。這場紀念活動就被這群大陸少年「無視掉了」。
香港街上那些「拉橫幅、舉牌子」的社會團體，讓從小沒有經歷過遊行示威的楊一川覺得陌生，進而牴觸。他覺得，這樣表達政治訴求是「混亂的」、「沒有用的」。
與他一起去考試的朋友劉博宇倒是去了維園。
和楊一川一樣，劉博宇也在北京人。他的姥爺是個老軍人，副軍級幹部。他小時候的寒暑假都是在北京周邊一個軍隊大院裡度過的。
與楊一川不一樣，政治是劉博宇家的餐桌話題。他說，他小時候愛聽大人聊「高層八卦」，偷看過姥爺的內參，也看過父親從香港帶回來的政治書籍。
他與楊一川同校，不過他高一就決定出國留學。在香港考完試後，他和楊一川還有其他另外幾個同學一起去了銅鑼灣。楊一川陪女朋友去「莎莎」購物的時候，他一個人去了銅鑼灣書店。
「當時覺得挺有意思的，從小就偷看他們出的書，現在終於看到書店長什麼樣了。」創辦於1994年的香港銅鑼灣書店，以「政治禁書」在大陸遊客中聞名。
從銅鑼灣書店出來，劉博宇又去了維園。他說，那次「圍觀」紀念六四的集會後，他開始覺得示威不一定等同於「無序」。
「當時人很多，但是非常有秩序。有家長帶著小朋友一起唱歌、喊口號，是很和平的一種表達。」
他印象最深的一點是，活動結束後人們自覺清理了現場的垃圾。
此前，在北京長大的他對於「示威」的印象只有抵制日貨時一些人打砸日本汽車和廣告牌，而香港的六四集會讓他第一次把示威和「文明」聯繫在一起。
不過，那次去香港考試的一行六、七人中，劉博宇是唯一去了維園的。其他幾個大陸少年都有意無意與政治擦肩而過。
因為奧運了解六四
2008年3月，當多數同齡人正被高考衝刺折磨時，楊一川被美國東部一所私立大學錄取。
他本來想去西藏旅遊，但這個計劃因為「314」藏人示威而泡湯。他說，「當時也不會細想他們為什麼示威，就是覺得戒嚴了，沒法去玩了，挺煩的。」
去不了西藏，他報名當了北京奧運志願者，結果這卻給他模糊的「六四記憶」帶來了意外收穫。
當時奧運火炬在海外傳遞過程中遭遇抗議，其中殘疾人火炬手楊晶在巴黎保護聖火的畫面被CCTV反覆播放。楊一川記得自己「挺憤怒的」，覺得「西方針對我們」。
後來，楊一川參加了北京奧組委組織的志願者培訓，培訓會上專門講到如何識別和防範各類「反華團體」，培訓現場不讓照相、不讓錄音，也沒有下發任何材料。
楊一川記得一個負責人專門做了PPT幻燈片，講了藏獨、疆獨、法輪功、六四，還給他們看了流亡藏人的雪山獅子旗和代表穆斯林信仰的星月旗。
他有點震驚，在北京生活了18年的他第一次意識到中國有這麼多「敵人」和社會問題。他說，他和幾個朋友都「有點懵了，我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回家之後，他用谷歌挨個搜索了這些「敵人」。當時谷歌尚未離開中國，而且中國為了在奧運期間展示開放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開放了網禁。
楊一川回憶，那幾天他窩在家裡上網，看了不少關於六四的視頻。他記得那個廣為流傳的「坦克人」經典畫面：一個單薄的年輕人，雙臂張開，試圖擋住前進的坦克；坦克幾次轉向，他又幾次阻擋，最後坦克停了下來。
YouTube上坦克人的視頻有兩個版本，畫面一樣，但解說詞不一樣。一個是外國電視台的報導，說英文的主持人讚揚這位年輕人勇敢阻擋強權政府的坦克，楊一川把這個概括為「非常西方的版本」。
另一個版本來自CCTV，解說詞稱坦克人為「螳臂當車的歹徒」。視頻中，男主播用高亢的聲音說：「就在美國的宣傳機器一面大肆污衊中國的軍隊血洗了天安門廣場的時候，一面又狂熱地把這個阻攔坦克的匪徒吹捧為英勇無畏的英雄。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看出，如果我們的鐵騎繼續前進，這個螳臂當車的歹徒難道能夠阻擋得了嗎！」
CCTV的報導說，這個畫面說明中國軍隊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
他覺得兩個版本似乎都有道理。
有一天他和父母說起志願者培訓，裝作無意問及六四，父親對他突如其來的問題有些遲疑。後來，父親給他講了當年在警校里阻攔學生和同事上街的經歷。
他說，對於六四，他父親就是覺得學生單純、受了「外部勢力」蠱惑，政府為了國家穩定必須鎮壓。他認為父親這種看法在國內有一些代表性。至於「正確」與否，他不想評論。
他父親說，當年被他攔下的同事，現在還在公安系統里工作，即將升副廳級。
「我爸說，那個叔叔很感謝他，要不是他把辦公室鎖了，那個人上了街，以後就完了。」
他曾追問父親，政府是不是真的向學生開槍了。父親沒有回答他，顯得有點不耐煩，並囑咐他「出了國千萬不要摻和這些事」。
留學，「自由」的封閉世界
2008年8月，楊一川帶著父親「不摻和政治」的囑託，到美國東北部一所私立大學讀書。從入校起，他就決定學經濟學和數學，以後去投行工作。
他承認，留學的經濟成本和周圍的同輩壓力對他影響很大。一年7、8萬美元的費用使得除金融和科技之外的職業都顯得不切實際。
楊一川說，雖然出了「防火牆」，可以自由地獲取信息，但他也不會特意去了解什麼。
他說，從小父母就不鼓勵他關心政治，家裡有一些「香港帶回來」的政治雜誌，但父母不讓他看，「反正就是好好學習，不要管別的。」
不過，在大二那年，他再次與六四「不期而遇」。
他的大學要求所有學生在畢業前必須修一門歷史課，不限地域和時期。他選擇了中國現代史，一是因為覺得「高中時候都學過，好拿分」，另一方面也想看看外國人是如何講述中國歷史的。
講到1980年代，教授專門用兩節課的時間播放了美國導演韓倞（Carma Hinton）和戈登（Richard Gordon）夫婦製作的紀錄片《天安門》。
楊一川說，他非常認真地看完了，覺得很震撼。特別是看到軍隊開槍的畫面，他像幾年前在奧運志願者培訓會上一樣，再次感到頭皮發麻。
上完那個學期的歷史課之後，他覺得自己對六四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他認為學生反腐敗的訴求非常合理，認為政府派軍隊進城是「決策失誤」，覺得六四是鄧小平「人生污點」。
被點燃政治熱情的楊一川一度想放棄數學專業，改讀經濟和歷史。
他還聯繫上了劉博宇，說想一起建一個做中國研究的學術組織。劉博宇也在美國東部上大學，學的是哲學專業，在成群的學理、工、商的中國留學生中顯得有些「突兀」。
楊一川說，他知道劉博宇喜歡政治，就想一起建一個組織，辦論壇、出刊物，「像哈佛中國論壇那種」。
哈佛中國論壇成立於1998年，每年舉辦一次關於中國的峰會，在留學生中很有名。
不過當時楊一川和劉博宇的「野心」還不止於此，「我們聊過之後覺得哈佛中國論壇有點太商業化了，請的人都是徐小平這種商界的人，」劉博宇說，他們想做政治類的，請學者來談中國政治改革。
然而楊一川的父母怎麼都不同意。他父親更是在電話里大罵他「不務正業」，甚至覺得他的歷史教授可能是「間諜」，是故意來策反中國留學生的。
劉博宇說，楊一川一開始和父母抗爭過，說一定要把這個組織做起來。但後來，劉博宇幾次給他發郵件，他都不置可否，這個主意也就不了了之了。
楊一川則說，父母的壓力只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還是他自己不夠堅定。
現在回憶起來，他覺得是六四紀錄片給了他對政治的「三分鐘熱度」。冷靜下來，他覺得自己的專長還是在商業，也不想站在政府的對立面上。
得出這些結論後，他告訴自己，對六四的探索應該到此為止了。
他說，他和他的同學一般都是跟其他大陸留學生一起玩，最多會接觸一下當地的華人教會，連與香港和台灣同學的接觸都很少。
這些大陸留學生大多家庭殷實，父母不乏高官和成功商人。他說，對與中共官方不一致的團體，他的同學們都是非常迴避的。
楊一川的父母在政府任職，父親的仕途尤其順利。體制內、北京戶口、重點學校、留學，這些被常人歸為「特權」的優勢，於楊一川而言都是父母和他自己「努力得來的」，他並不覺得自己享受了什麼特權。
他在成長中從未親歷過不公平，或者，他一直站在傾斜的天平的上面那端。
與幾年前去香港考SAT時一樣，他仍然對示威遊行感到牴觸，仍然認為自下而上的抗爭在中國的政治語境中並無用處。
2011年暑假，即將上大四的楊一川在紐約一家證券公司做實習交易員。8月，六四民運領袖王丹曾來紐約演講。楊一川有朋友在Facebook邀請他去「圍觀」，他記得自己點了「going」，但後來工作一忙就忘了。
他說，和劉博宇「組團失敗」後，他就不再關注六四，也不再關注除專業課、商業社團和找工作以外的任何事。
「香港多面，與我無關」
2013年，楊一川到香港一家投行工作。
近年來，香港陸續發生了五區公投、占中運動、魚蛋革命等社會運動，去年底還發生銅鑼灣書店書商被北京當局「擄」回大陸的事件。一時間，香港在大陸官方眼中從東方明珠變成了「臭港」。
大陸的宣傳機器把香港描繪成被寵壞的孩子，個別港人歧視大陸的言論被媒體滾動播放，香港導遊和居民與大陸遊客起衝突的事件也屢屢見報。
而與此同時，理性的政治訴求卻被嚴格管控。遊行和演講現場的原聲通常會被消音，「反對派」的文章從大陸網絡上被刪除。
而投行巨大的工作壓力讓楊一川無暇關注這些事。從周一到周五，楊一川大部分時間都呆在有門禁的辦公室里，周末也經常要加班，「說實話窗戶外面在幹嘛我都無所謂。」
楊一川覺得香港確實是華人社會中較為「多面」的地方，不同人都可以為自己的想法發聲，但同時他認為這種「多面」與他無關。
他覺得自己時間有限，僅是香港的「商業文化」這一面，就已經讓他筋疲力盡。
他聽說了香港六四紀念館可能要搬遷的事，但是常常加班到凌晨一兩點的他，有空閒時間只想好好補個覺，連和父母視頻都是奢侈。
說到未來的計劃，他想在香港投行賺幾年錢，就回到大陸去找一家基金公司工作，他覺得自己不可能在香港呆一輩子，而且父母以後也需要他陪伴。
他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共官方對六四會「有新的說法」，但並不覺得自己需要參與其中去「推動」什麼。
